隨白阿兒忻台入明的帖木兒帝國使臣帶來了沙哈魯國王致明廷的國書。這份國書未見於漢文史料記載，但其波斯文原文見於《兩顆福星之升起》。因此欲研究白阿兒忻台之第二次出使，除了明代漢文史料外，不可不利用這份外交文書與前面提到的永樂八年明成祖致沙哈魯國書。明成祖和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本已由邵先生譯為漢文，並作解釋。此處不再贅譯，只討論一些尚待深入的問題。
通讀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文本，可發現其譯文非常流利，顯然是母語操波斯語的人翻譯的。但引人注意的是，此國書有兩個重要特點以區別於波斯本土寫成的文獻。第一，波斯文文本完全按漢文詔書格式書寫，凡遇大明皇帝（Daimīnk Pādšāh-i Ma『azim，波斯語，直譯「偉大的大明皇帝」）、皇天（Khudāwand-i Ta』alī，波斯語，直譯「上天」，出現四次）、太祖高皇帝（Tāy-Zū-yi Pādšāh-i『Ālī）等詞語均另起行頂格書寫。這一點邵先生已經提到，茲不贅。其二是國書的波斯文譯文中使用了一些波斯人難解的漢語詞彙。茲開列如下，以資比較：
1.Daimīnk大明，第1行。「回回館來文」中收集的西域諸地表文抬頭均稱明朝皇帝為Daimīnk Khan（意為「大明汗」），相應漢文為「大明皇帝」。明代漢字「大」還保留古讀，從波斯文從對應音譯Dai可知。「明」字音譯為Mīnk。從元代起，波斯人就習慣於用輔音組合-nk來轉寫漢語中的帶鼻音的陽聲字的韻母，如拉施都丁《史集》中之：čīnksank「丞相」，Tāyānk「大王」，Kūyānk「國王」，Fīnkčiānk「平章」與《完者都史》中之Līnkčī「令旨」等。
2.Kimkhā金花，第12行、第26行。邵先生譯為「織金文綺」。會同館本《回回館雜字》「衣服門」中釋「彩段」為「頃花」（註：《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卷6，第611頁。），日本學者本田實信不識此字（註：本田實信：《〈回回館譯語〉就》，《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1，1963年，第173頁。），其實此「頃花」即金花。明政府給周邊民族首領的賞賜中，常有「采幣」，應當就是這種帶金花的紡織品。此字不見於《高昌館譯語》和《河西譯語》，應是西域回回人對中原帶金花的彩段的專門稱呼。
3.Fūmā駙馬，第19行。原文為pidar-i tu Tīmūr Fūmābioamroi Khudāwand-i ta『alīita『atāwarda，意為「爾父帖木兒駙馬服從皇天之命」。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德福（Gerhard Doerfer）遍檢了大量元明時代寫成的波斯語文獻後編成的《新波斯語中的蒙古語、突厥語因素》（註：Tu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n Neupersischen，Wiesbaden，4卷本，1963—1968年。）中，未收錄fūmā（駙馬）這個詞，可見它在波斯語文獻中很少出現，波斯人也不懂這個詞。據筆者見聞所及，此詞僅在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傳》中，在描述西遼駙馬時出現過。很可能它在西遼至蒙古國初期，隨遼人勢力的西伸曾傳至中亞，並在當地使用了近百年，而後便停止使用。至明初，波斯語中已無此詞（查檢德胡達）。
因此，從fūmā這個詞可知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譯本應出自有漢文化背景、並通波斯語的人之手。由於蒙古的征服和地跨歐亞的蒙元帝國的建立，元明時代西域人普遍用蒙古語Kurgen來稱呼娶皇族女的男子（駙馬）。kurgen在《元朝秘史》中音譯為「古列干」，旁注為「女婿」；《華夷譯語》「人物門」釋「婿」為「古列根」。正統十年（1445）明英宗詔渝沙哈魯之子兀魯伯，稱之為「兀魯伯·曲烈干」（Uluq Beg Gurgan）。張星烺認為「曲烈干」即遼金時代之「菊兒汗」，誤。「曲烈干」意為「駙馬」、「女婿」。
4.Dūčīhūy都指揮，第24行。按原文作Dūčīčūn，其中詞中之-č-為詞中-h-之誤，尾輔音-n為-y之筆誤。都指揮即都指揮使，明代高級軍職。
5.Bay Arkintay白阿兒忻台（人名），第24行，按原文作Bay AzkSan，其詞中輔音-z應為-r，其上多一個音點；詞中輔音-s-應為三個詞中字母-īnt-音點缺失之訛；尾輔音-N當為-y之訛誤。此名邵先生寫為Bai al-Hintai。
6.Sūčū人名，第24—25行，隨同白阿兒忻台出訪的一位千戶。邵先生未能讀出此名。查《明實錄》永樂十一年七月白阿兒忻台歸來後，明政府「升奉使撒馬爾罕等處官」，其中正千戶鎖住等人升為指揮僉事。（註：《明太宗實錄》冊13，第1695頁。）這位「鎖住」應當就是明成祖國書中提到的Sūčū。
7.Dānkčīnk人名，第25行，隨同白阿兒忻台出訪的另一位千戶。在上引《明實錄》永樂十一年七月白阿兒忻台歸來後，明政府「升奉使撒馬爾罕等處官」的記載中，得到提升的「正千戶」是「鎖住等」，可見不止一位千戶隨行。邵先生疑為洪武二十四年（1391）出使別失八里之唐征。Dānkčīnk與「唐征」讀音相合。以曾經出使西域的人員充任白阿兒忻台的隨從是合理的，今從之。
8.Sūn Ghūnčī人名，第25行，隨同白阿兒忻台出訪的一位百戶。邵先生未能讀出此名。在上引《明實錄》永樂十一年七月白阿兒忻台歸來後，明政府「升奉使撒馬爾罕等處官」的記載中，確有一位「試百戶」得到提升，亦姓孫，但名交。（註：《明太宗實錄》冊13，第1695頁。）這位孫交與明成祖國書中的Sūn Ghūnčī的關係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隨同白阿兒忻台東行入明的沙哈魯使臣也來了一封國書。這份國書中提到，沙哈魯的使臣名Muhammad Bakhšī。邵先生將他音譯為「謨罕默德·巴黑失」。Bakhšī源於漢語「博士」，元代蒙古、突厥各部稱老師為巴哈石，即此字。元末以後，西域各部把掌握畏兀兒文（回鶻文）的人也稱為巴哈石。明初在哈烈沙哈魯的宮庭中，有一些巴哈石執掌畏兀兒文書。這位隨同白阿兒忻台出使明朝的Muhammad Bakhšī想必是這一類人物。邵先生在其論文中未對這位哈烈使臣作進一步說明。其實這位哈烈使臣在《明實錄》可以找到其蹤跡。
據《明實錄》記載，就在白阿兒忻台第二次出使西域歸來的那一年，即永樂十一年（1413）七月，明成祖賜「哈烈使臣馬哈麻等宴」。（註：同上書，第1691頁。）這位馬哈麻就是攜沙哈魯國王國書入明的Muhammad Bakhšī。馬哈麻一行是六月到達明朝境內的，同行的有帖木兒帝國各支王族的代表，分別來自撒馬爾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等地。明政府設宴款待事在次月。從上引《明實錄》僅提到馬哈麻一個人的名字看來，明政府顯然把他視為沙哈魯使團的首領，恰與沙哈魯國王的國書內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