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們提到，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文字十分流利，表述地道，顯然出自母語為波斯語的人手筆。同時這份國書的波斯文譯本嚴格遵循漢文詔書格式，特別是譯文中出現漢文詞彙8個，很值得注意。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帖木兒駙馬」這個詞，理應譯為Temur Kurgen，即「帖木兒·曲烈干」。但波斯文本在翻譯「駙馬」這個詞時，卻徑直使用漢語詞彙，把漢字「駙馬」音譯為fūmā，也就是用了一個波斯人不懂的詞。這說明波斯文本的翻譯者可能不知道kurgen（駙馬、女婿）這個詞，只能用漢字音譯來表達。要弄清這個現象的原因，就不能不簡述一下明代官方波斯語翻譯的情況。
1368年，明軍攻入大都，收得元廷藏書檔案若干萬卷，席捲運至南京。洪武十五年（1382）秋，明太祖理政之暇，命儒臣選故元圖書講解時發現，運至南京的元廷藏書中有「西域圖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元代和明初有些漢人文士瞭解「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為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未備」。但元時回回秘籍束於官府，漢人但聞其名而終不得一見。元亡後明太祖和他的臣子們有幸得見其書，確實很急於瞭解回回科學的獨到之處。明太祖召見仕於明廷的回回人海答兒等，出所藏圖書，要求他擇其中「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弟譯之」。使這些「遠出夷裔，在元世百有餘年，晦而弗顯」的著作能夠「為中國之用，備一家之言」。
在翻譯時，明太祖對海答兒等人明確指示：「爾西域人素習本音，兼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輯成文焉。惟直其述，毋澡繪。」（註：闊識牙耳（Kušyar，11世紀初葉阿拉伯科學家）著，海答兒、阿答兀丁、馬沙亦黑、馬哈麻等人譯：《回回天文書》，涵芬樓秘籍第3集，洪武十六年刻本影印本。）由此可見，洪武年中為政府翻譯西域文獻的主要是回回人。自元初至洪武回回人入居漢地雖然已經一百多年，他們中的知識分子仍然沿習西域「本音」，即波斯文，即使兼通漢語，漢文也程度不高，不能執筆寫作。所以在翻譯時採用回—漢合作方式，由回回譯員閱讀原文口授其義，與之合作的漢族文人筆錄，有如佛經翻譯初期的狀況。
就在帖木兒之孫哈里送還傅安的那一年，即永樂五年（1407），明政府為培養與周邊各族打交道的人才，設立了四夷館。《明實錄》記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貢、言語文字不通。命禮部選國子監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學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仍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於長安左門外處之。」（註：《明太宗實錄》卷48。）這就是說，永樂五年四夷館初設時，地點在南京長安左門之外，當時的生員38名均選自國子監。其在學期間的待遇是每人每月一石大米。其考試時間與開科取士時間一致。
明代《大學衍義補》對此也有記載，曰：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文皇帝（按明成祖）始為八館，曰西天、曰韃靼、回回……。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取聯名於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註：《大學衍義補》卷145。）。
唐以前雖然已有的研習番文之風，但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翻譯佛經。為溝通非漢族當權者與普通百姓之間關係而設立學校，教授外族語言文字的事業始於金代而盛於元代。只有在明代，才有以溝通「華夷之情」為目標的官辦番語教學機構——四夷館。所以說，明成祖在永樂五年設立的四夷館，從現代意義上說就是一所「亞洲研究院」。四夷館隸屬最高學術機關翰林院，其生員當初皆以舉人為之。學成後要舉行考試。考試的內容是「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成績優良者，「得聯名於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使之繼續譯書。後來為培養專攻番語的人才，生員改從「俊民」，即聰慧者中選取。學習期滿，集六部大臣會考，通過者授以「冠帶」，經過三年實習期後，才授以官職。
四夷館初設時，這所「亞洲研究院」中有八個館，即今天意義上的系，它們分別是韃靼、回回、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緬甸。其中西番、西天兩館分別教授吐蕃、印度文字，百夷、緬甸分別教授雲南及其境外緬甸文字，韃靼、女真兩館教授北亞地區語言文字，而負責培養與內陸亞洲地區交往人才的為回回、高昌兩館。
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語的機構是回回館。設回回館教習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同西域、穆斯林諸部、諸國打交道。至於初設四夷館時回回館的教師來源，史無明文。不過我們從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命譯波斯文圖書的海答兒、阿答兀丁、馬沙亦黑、馬哈麻等人均為回回人判斷，回回館的教師有可能是一些當時尚通曉本族語言文字的回回人，甚至可能就是海答兒這些人或與之有關的人員。從習者既從國子監生中選出，則多應為漢人。今天保留下來的《回回館雜字》和《回回館譯語》等以漢字注波斯語等「四夷語」音，也說明這一點。
回回館除了負擔教授回回語文（即波斯語）、編寫教材和字書（即波—漢雙語字典）之外，還要為明政府擔任通事，翻譯與西域諸部、諸國有關的外交公文，包括明政府出使西域的官方團所攜帶的國書，和西域諸國、諸部入明朝貢和事務往來時所呈交的番文國書、公文的漢譯回、回譯漢工作。保存在波斯文史籍《兩顆福星之升起》中的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應當就是剛成立不久的回回館譯員們的作品。
在遺留至今的回回館文獻中，有一批稱為「回回館來文」的波斯文—漢文雙語對譯「外交公文」，多是西域各地統治者向明朝進貢、討封和求賞的表文。這些公文與上述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本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使用許多漢語詞彙，說明它們的波斯文翻譯工作都是在漢地本土完成的。明代漢地為官方承擔波斯文教育、翻譯工作的只有回回館。當然這批「回回館來文」與上引明成祖國書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處。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本語法正確，文筆流暢，表明了翻譯者波斯文水平相當高，而「回回館來文」語病嚴重，語法不通，多數是按漢語詞序把波斯詞一個一個往上堆砌，它們應當是明中期以後的回回館譯員的作品。日本學者本田實信在研究回回館時，收集了二十餘篇「回回館來文」（註：本田實信：《〈回回館譯語〉就》，《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1，1963年。），但他未注意這份白阿兒忻台所攜往也裡的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的國書。隨同白阿兒忻台回訪明朝的沙哈魯國王的使臣馬哈麻所攜波斯文國書，肯定也由回回館譯員譯成了漢文，惜其漢譯今已無存。
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十一年（1411），明成祖命「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戶部主事李暹、指揮藍金哈護送哈烈等處使臣還」。（註：《明太宗實錄》冊13，第1706頁。關於與陳誠同行使西域諸人的考訂，見王繼光：《陳誠及其〈西域行程記〉與〈西域番國志〉研究》。）李達、陳誠等人所護送歸國的哈烈使臣，就是上面提到的與白阿兒忻台一同東行、攜沙哈魯國王國書入明的馬哈麻·巴哈石。澄清白阿兒忻台的二次出使的經過，對深入研究陳誠出使西域是有重要意義的。
〔原文載《中亞學刊》，第六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