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前的書稿，是張文德教授積數年之力寫成的關於明與帖木兒王朝關係史的學術專著。
明與帖木兒帝國幾乎同時興起於故元的廢墟之上。1368年明軍攻入大都，元祚既滅。明西境抵今新疆哈密。雄踞東亞的明帝國在西域所面對的是，故元貴族裂土割據而形成如下幾支勢力：
一、在以阿母河（今阿姆河）與忽闡河（今錫爾河）之間為中心的綠洲農耕區，即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後裔建立的察合台汗國西部，為突厥化與伊斯蘭化的蒙古巴魯剌思氏貴族帖木兒所建立的帖木兒王朝，明人稱其創建者帖木兒為「故元駙馬」。帖木兒西滅伊利汗國，北攻欽察汗國，成為除明帝國之外蒙元王朝政治遺產的最大繼承者。二、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後裔在今伏爾加河、頓河流域建立的欽察汗國在帖木兒的沉重打擊之下已趨向衰落。三、在中亞東部，存在著兩股較大的勢力：其一為故元外剌部，即斡亦剌惕，明人稱為瓦剌。此部元末脫離成吉思汗家族控制，從蒙古高原西北部遷至天山以北草原，與退入漠北的元帝后裔爭雄於蒙古高原。其盛時力量伸及大漠南北，威脅明朝。其二為東察合台汗國。大致在蒙古巴魯剌思氏貴族帖木兒控制察合台汗國西部的同時，居於今新疆阿克蘇地區的蒙古朵豁剌惕氏貴族扶立察合台後裔，控制了察合台汗國的東部，明人稱為「別十八里」、「亦裡八里」或「養夷」，回回人先後稱為「向陽地」、「小不花剌」等，上述幾支勢力中，最為強大的是帖木兒王朝。
明朝的對外交往，分海路和陸路兩條渠道。海路因成祖、宣德朝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壯舉，特別是近年世界各國紀念鄭和首航600週年的活動而為世人所矚目。但明代與西域的陸路交通並未因鄭和遠航而萎縮。其實明初朝廷因與故元勢力鬥爭的需要，對西域鄰國更為重視。治明對外關係史者，不能不瞭解帖木兒王朝。有關帖木兒王朝的史料主要是以波斯文寫成的，這是西方學者的傳統研究重點。其重要者有：
匿只木丁·沙米的《勝利之書》。（註：匿隻馬丁·沙米：《帖木兒駙馬武功記》德黑蘭波斯文刊本（Nizām al-Dīn Shāmī，Zafarnāma，tārīkh-i futūhāt-i Temūr Gūrkānī，Tehran，1987-1985）。）作者是報達城（今巴格達）人，1401—1402年（804，伊斯蘭太陰曆紀年，即通常所稱之回歷陰曆。以下不再重複註明），帖木兒召見他，供給他材料，命他用普通人能夠看懂的文筆修史。沙米在書中說，成吉思汗的祖先合不勒汗與帖木兒的祖先合出裡（Qačuli）是兄弟，他們之間訂立了蓋有「紅塔木花」（紅印）的契約——合不勒汗的子孫得世居汗位，合出裡的後裔則世居相位。後來成吉思汗與合出裡的後裔哈剌察兒之間，都哇與哈剌察兒之孫也連吉兒（IIengir）之間都重新確認了這一契約，但契約文本在阿里算端在位的混亂年代中遺失。這個所謂「契約」，顯然是沙米為抬高帖木兒家族的地位而杜撰出來的。但上述缺陷並不影響其著作對研究帖木兒朝歷史的重要性。
除沙米之外，捨剌甫丁·阿里·牙子底也寫了一部同名的著作《武功記》。（註：捨剌甫丁·阿里·牙子底：《武功記》，烏隆巴耶夫塔什干，1972年（Sharaf al-Dīn』AlīYazdī，Zafarnāma，ed.by A.Urunbaev，Tashkent，1972）；牙子底：《武功記》卷1，德黑蘭1957年重印加爾各答1885年伊拉赫達德刊本（Sharafudddin』Ali Yazdi，Zafar-nama，tome I，ed.M.IIahdad，Calcutta 1885/ed Muhammad』Abasi，Teheran 1336s）。）作者為帖木兒之子沙哈魯（Shahrukh，意為「王冠」）的隨從。1428—1429年（832），東察合台汗國羽奴思汗被兀魯伯俘獲後，就同捨剌甫丁待在一起。書成於1424—1425年（828），其中許多部分取材於匿只木丁的同名著作，對察合台汗國史記載得較為簡略。此書曾於1918年和1957年在德黑蘭出版，1972年又有烏隆巴耶夫（A.Urunbaev）塔什干勘本。目前尚無漢譯本。
《潔淨園》（註：迷裡·哈旺忒：《潔淨園》，德黑蘭1960—1961年波斯文刊本（Mīrkhwānd〔Muhammad b.Sayyid Burhāal-Dīn Khwānd Shāh〕，Rawdat al-Safā，Tehran，1960-1961）。），作者是帖木兒朝貴族迷裡·哈旺忒（Mir Khawand，意為「異密統治者」），原籍不花剌，父輩移居巴裡黑，本人長於哈烈城（Herat，元代之也裡城，今阿富汗赫拉特），逝於1498年（回歷903），書成於帖木兒朝末年。《潔淨園》分為7卷，最初1848年和1852年分別在印度孟買和德黑蘭石印出版，1891—1894年倫敦出版了5卷本，目前使用較廣的是德黑蘭1960—1961年刊本。《潔淨園》有多種摘錄本和歐洲文字摘譯本，尚無漢譯本。
《貴顯世系》（註：《貴顯世系》（Mu』izz al-Ansab fi Shajarat Salatin Mughul），1993年筆者利用赴倫敦研究之機，從大英圖書館中複製攜回。），作者佚名。抄本藏巴黎國民圖書館和倫敦大英圖書館。作者奉沙哈魯之命，撰修成吉思汗家族和帖木兒朝世系。書中收錄上述兩朝君主、嬪妃及重臣姓名。至今尚無任何刊本，也無任何其他文字的譯本。此文獻國內圖書館缺藏。
《木陰曆史選》（註：木亦努丁·納坦只：《木陰曆史選》，德黑蘭1957年歐班夫人波斯文校勘本（Mu』in al-Din Natanzi，Muntakhab al-Tawarikh-i Mu』ini，Extraits du Muntakhab al-Tavarikh-i Mu』ini〔anonyme d』Iskandar〕，ed.par J.Aubin，Tehran，1957）；阿基姆什金俄文摘譯，載《吉裡吉思人及其地歷史資料》，卷1，莫斯科，1937年（A，.，，1，，1973）。），此書除了利用木思脫菲和拉施都丁的記載外，作者比其他學者更多地使用了傳說資料。歐班夫人（J.Aubin）1957年在德黑蘭出版該書的節錄本，並定名為《史選》（Muntakhab）。目前史學界常用的就是這個本子，筆者已從國外複製攜回。尚無任何西方文字譯本，亦無漢譯本。
《旅行者之友》（Habib al-Siyar）（註：宏達迷兒：《旅行者之友》，巴黎1853年波斯文節刊及法文節譯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母河北地區的蒙古汗史》（Khwāndamīr，Habīb al-Siyar，Histonire des khans M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la Transoxiane，extradite du Habib Essiier de Khondemir，traduite du Persan et accompabne de notes，par M.C.Defremery，Paris，1853）。），作者是《潔淨園》的作者迷裡·哈旺忒之孫宏達迷兒，寫於1523年至1534—1535年（929—941）。此書有1954年胡馬義（J.Huma』i）德黑蘭刊本。全書尚無任何歐洲文字譯本，亦無漢譯本。書中有關中亞的部分，已由德福雷麥裡節錄出來，並譯為法文，於1852年在《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c）上刊出（註：卷19，第58—93、216—288頁；卷20，第370—406頁。），1853年巴黎又有單行本問世，它是研究察合台汗國後期歷史的重要史料。內蒙古大學有藏，南京大學有複印本。目前尚無漢譯本。
《拉希德史》，作者是明代葉爾羌汗國統治者米兒咱·海答兒，書成於1541—1546年。有察合台文譯本。目前最流行的，是英國人羅斯的英譯本。（註：米兒咱·海答兒：《拉希德史》，羅斯的英譯本：《中亞蒙古人史》（Mirza Muhammad Haidar-i Dughlat，Tarikh-i Rashidi，E.Denison Ross，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Dughlat，London&New York，1972）。）1985—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根據英譯本重譯的漢譯本《中亞蒙兀兒史》（上、下冊）。（註：漢譯本《中亞蒙兀兒史》，二卷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986年。蒙兀兒這個譯法最初是洪鈞開始使用的，他沒有考慮古代漢語的讀音，極不科學，吾師韓儒林曾詳論之，見《蒙古的名稱》，載《穹廬集》，第148頁。故此名不宜再用。）
帖木兒王朝史研究近20年在國外來取得了不少新進展。美國學者孟茨的論文《帖木兒興起前後的察合台兀魯思——從部落聯盟到征服軍隊的轉變》（註：Beatrice Forbes Manz，「The Ulus Chaghatay before and after Temur』s Rise to Power：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ibal Confederation to Army of Conquest，」Central Asiatic Journal，卷27，第1—2期，1983年，第79—100頁。）討論14世紀中期的察合台汗國史、部落政治的帖木兒的興起、帖木兒權力的鞏固和察合台兀魯思的轉變等3個專題。孟茨還曾發表了幾篇重要的論著《帖木兒統治的管理與權威的代表》（註：Beatrice Forbes Manz，「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in Temur』s Dominions」，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76，pp.191-207.）、《跛子帖木兒及統治權的象徵》（註：Beatrice Forbes Manz，「Mamerlane and the Symbolism of Sovereignty」，in Iranian Studies，21，1-2（1988），pp.105-122.）及《跛子帖木兒的興起與統治》。（註：Beatrice Forbes Manz，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由於這些成果，孟茨成為當代國際上最知名、最活躍的帖木兒王朝早期歷史的研究者。道羅提婭·克拉伍勒斯基的專著《帖木兒王朝的呼羅珊——基於哈肥子·阿卜魯的編年史》，也是一部研究帖木兒王朝史的重要史學著作，其第二部分專門考證了呼羅珊的地名。（註：Dorothea Krawulsky，Horāsān zur Timuridenzeit nach dem Tārīkh-e Hāfez-e Abrū.）日本學者川口琢司於1988年發表的論文《帖木兒和察合台異密們》（註：川口琢司：《帖木兒和察合台阿米兒們》（《Temur·-達》），載《東洋學報》，1988年，卷69。），主要利用帖木兒帝國時代的波斯史籍，著重討論了除了帖木兒和迷裡忽辛之外，9個在中亞形成割據勢力的諸侯家族的情況。而另一位日本學者Ando Shiro以德文發表的博士論文《基於〈貴顯世系〉的帖木兒王朝的阿米兒們——有關14—15世紀中亞的貴族世系研究》（註：Shiro Ando，Timudirdische Emire nach dem Mu』izz al-ansāb-untersuchung zur Stammesaristokratie Zentralasiens im 14.und 15.Jahrhundert，Islamkundiche Untersuchungen，band 153，herausgegeben von Gerd Winkelhame，Freiburg（Breisgau）Univ.，Diss.，1991，Berlin，1992.），是一篇研究帖木兒王朝突厥—蒙古遊牧貴族世系的力作。西方學者近年來有關陳誠出使的研究主要有美國學者莫裡斯·羅沙比，他發表有題為《明代出使內陸亞洲的兩位使節》的文章（註：Morris Rossabi，「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載《通報》（T』oung Pao），1976年。），還把《西域番國志》譯為英語。（註：「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is-yu Fan-kuo Chih」，in Ming Studies，1993 fall.）美國學者菲裡西婭·海科有關陳誠的論文（註：Fi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in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也是一篇成功之作。作者把《西域番國志》中在描述哈烈（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時所記錄的音譯詞彙成功地復原為波斯語，掃除了主要依據漢文史料進行研究的學者在閱讀、校訂史料時所面臨的困難。例如，陳誠所寫帖木兒王朝在其國內「道邊多築土屋，名『朗兒歌』，以為憩往來之人留憩，免祁寒暑雨之患」中的「朗兒歌」，作者將之比附為波斯語langar，譯言「客棧」。由此可知北圖藏抄本中之漢字音譯「朗兒歌」（註：《西域番國志》，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據明抄本景印，葉八。），應為「朗歌兒」之倒誤。（註：在中華書局所刊周連寬《西域番國志》校注本（《中外交通史籍叢刊》，2000年）中，此名已校，見第71頁，並見第80頁注22。）
雖然西方學者對帖木兒王朝的歷史研究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但他們並不熟悉有關它與明朝往來的漢文史料。即便是懂漢文、且在研究明與帖木兒王朝史上有建樹的學者，一般所能使用的漢文史料，也主要局限於有關陳誠西使的資料幾部相對較為集中的文獻。對漢文史料進行系統性爬梳和文獻學研究，在境外基本尚未開始。而記載明與西域陸路往來的漢文文獻勘稱豐富。其中相對集中者有：除陳誠《西使記》之外，尚有《明實錄》的相應部分、鄭曉《皇明四夷考》、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羅曰褧《鹹賓錄》、茅瑞徵《皇明象胥錄》、王宗載《四夷館考》、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楊一葵《裔乘》，查繼佐《罪惟錄》、程百二《方輿勝略》及清初所修《明史·西域傳》。查檢過上述資料的學者都發現，各書內容互相重複之處甚多，孰為源，孰為流，從未有學者專門加以討論。
張文德1997年入南京大學歷史系進修西域史，次年考取博士研究生，開始攻讀博士學位。
考慮到國內外的研究現狀和自身的條件，根據自己的知識積累與學術興趣，張文德在中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優長之處，以漢文史料為中心，決定以理清明代漢文史料中有關西域記載的源流問題為主要關注方向。張文德在經過大量閱讀之後，逐漸將自己的興趣集中於明與帖木兒王朝交往的漢文史料問題上，深入系統地進行探討，在明與帖木兒王朝關係史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實踐證明，他的選擇應當說是一條正確的途徑。
除案前這部專著外，張文德還著有《中亞蘇非主義史》（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及數十篇論文，其中重要者有《論伊斯蘭教對中亞帖木兒王朝的影響》、《王宗載及其〈四夷館考〉》、《中亞帖木兒王朝的來華使臣》等。其研究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學術界也產生影響。德國學者廉亞明（Rslph Kauz）在撰寫學術專著《明與帖木兒王朝的政治與商業往來——中古時代晚期的中國、伊朗與中亞》時（註：Ralph Kauz，Politik und Handel zwischen Ming und Timuriden-China，Iran un Zentralasien im Spatmittelater，Reichert verlag，Wiesbaden，2005.參見第288頁。），就參考了張文德的論文《〈明史·西域傳〉黑婁考》（註：載《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25—33頁。）、《〈明史·西域傳·撒馬兒罕〉辨誤》（註：載《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94—96頁。）、《〈明史·西傳·失剌思〉考》（註：載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56—267頁。）及其博士論文《明與帖木兒朝交往史研究——以漢文史料為中心》等。
當前學風普遍浮躁，有相當—部分人過於追求「短平快」。近見《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刊有復旦大學劉卓所撰《哈烈國與明朝關係述略》。該文無論從史料範圍，還是前人研究的搜求上看，都是一篇急就章。其實《西域研究》曾經刊出過張文德幾篇同一領域頗有新見的論文。同一份學刊在短短幾年出現的這樣的差別使人很難理解。相形之下，張文德靜心讀書，認真思考，使人感受到學術後繼有望。
張文德的短處在於對伊斯蘭史料的掌握不足，這也是我國伊斯蘭時代內陸亞洲研究與西方發達同家的主要差距。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本專著是我國近年來在伊斯蘭時代內陸亞洲史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它的出版定會促進國內外這一領域研究的發展。我也相信張文德教授今後會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2006年7月10日於南京大學
〔學張文德：《明與帖木兒王朝關係史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