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的自我轉型和擴張是1000～1500年間世界歷史中最急劇而顯著的變化。第二個變化，對未來更重要的變化是文明世界的兩端西北歐和日本興起了兩個新文明。
二者都與相臨的更古老而且更複雜的文明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繫：日本與中國、西歐與拜占庭。日本和歐洲都表現了鮮明的尚武精神，且這種尚武精神以其他文明民族所未知的方式深入社會各個階層。這賦予他們面對更優雅的鄰居時一定程度的強大力量，使歐洲人和日本人向這些鄰居借鑒他們認為好的東西時，不需要放棄自己的優越感和文化特性。異常的靈活性和增長能力見成效了，大約到1500年，中世紀歐洲和日本的文化和文明風格的許多方面都達到了堪與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相媲美的水平。
中世紀歐洲
到1000年，西北歐的居民擁有人數比較多的騎士階層，他們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軍事力量都具有單騎決鬥的優勢。以重犁為基礎的莊園農業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充足的經濟支撐。另一個優勢是通過砍伐隨處可見的林地，農業隨時可以擴大。最後，精力充沛和精明能幹的城市居民、繼承了古代精妙神學教義的教會，隨時準備組織和推動經濟和文化生活的進步。
拉丁基督教世界各條邊界的地理擴張最戲劇性地證明了西歐情況的改善。斯堪的納維亞人和西部凱爾特人被有效地融入歐洲社會是一個歷經幾個世紀的過程，但是挪威和冰島（1000年）皈依基督教以及盎格魯-撒克遜騎士入侵威爾士和愛爾蘭（1171年）使最終結果非常明確。在東部，日耳曼騎士征服了易北河以東的廣大領土，並在那裡進行殖民活動；其他人則利用船隻航行於波羅的海沿岸，征服了普魯士、立窩尼亞（現代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但是滲透並征服俄羅斯內陸（1241～1244年）的企圖失敗了。波蘭和匈牙利只有通過模仿日耳曼騎士的武器裝備、輸入日耳曼（和猶太）市民以提供基本的手工業者和商業服務，才能抵禦日耳曼的壓力。當然，在此過程中，這些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前哨比以前更牢固地融入了西歐社會。
拉丁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前哨是南部和東部，因為那裡的穆斯林和拜占庭為歐洲文明貢獻了比蠻族人的膽量和落後更多的東西。諾曼人對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征服（1059～1091年）把以前的拜占庭領土置於教皇和「法蘭克人」的統治之下[1]。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長期推進也逐漸逼退了穆斯林的邊界，直到1492年摩爾人在直布羅陀海峽歐洲一邊的最後一個據點格拉納達被收復。這些征服比壯觀的十字軍開赴聖地、愛琴海、北非和埃及要持久得多，儘管十字軍導致歐洲第一批海外帝國的建立。但是，這些帝國在許多世紀裡經歷了盛衰變化，直到其中最後一個威尼斯共和國於1797年隨著威尼斯被拿破侖·波拿巴的征服而滅亡為止。
海外地理擴張伴隨著內部大量鞏固工作同時進行。鞏固活動在各個方面持續下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仍然不足以長期固定歐洲的制度和文化模式。歐洲（較近的西歐）文明異常的變動性的確是它最突出的特點。動盪的歐洲一旦產生有潛力的「經典」生活方式，正如中世紀第一次發生的那樣，那麼特定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的重大苦難就立即被放棄了。經歷一段困難時期後，另一個有潛力的「經典」模式就出現了，但也僅僅經歷了同樣的命運。世界上沒有其他文明以這種方式經歷如此迅速而反覆的變化，雖然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日本文化歷史的突然轉向和變化比歐洲經歷的任何事情都更急劇和突然。差異在於日本歷史的重大變化是為了應對其他國家創立的局面，而歐洲人主要是為了應付他們自己製造的尷尬和機遇。
從海洋向商業開放之初就開始的地理逆轉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歐洲和日本歷史近來的不穩定，這種逆轉使文明世界裡從前遙遠而孤立的偏遠地區變得向各種外來海洋影響開放。根深蒂固的差異不僅導致這兩種文明內部出現兩極分化和緊張關係，而且有助於解釋所發生的事件。
歐洲的經濟穩定活動
從大約10世紀初期到14世紀中期，西北歐迅速地開展了清除森林、建立新村莊、在舊耕地周圍擴充新耕地等活動。接著，至少歐洲大陸部分地區，黑死病（1347～1351年）的肆虐，加上不明原因的市場、地租和稅收變化，阻礙甚至逆轉了農業發展。到那時為止，歐洲幾乎所有易開墾的土地都被耕種了。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需要新作物、挖掘溝渠、排干沼澤，或者其他暫時還未出現的昂貴的技術革新。
城市生活呈現出大致相同的變化曲線。1000～1300年間出現了非常迅速的上升趨勢。此後，增長緩慢了，或者完全停止了，除了個別地區外，如德意志的波羅的海沿岸或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積極地開發了波羅的海和由日耳曼和法蘭克騎士建立的利凡特「帝國」的新商業領域，城市發展持續到公元1400年之後。此後，商業技術的重大革新更多地集中於德意志中部和低地國家，採礦和鯡魚捕撈給這兩個地區的大規模資本主義企業越來越多的刺激。
歐洲商業最突出的特點是初級和大眾商品的重要性。消費相當廣泛的商品，如毛呢、穀物、鯡魚、鐵器等都進入跨地區性貿易商品之列。奢侈品和為富人設計製造的精美商品只佔歐洲商業大河中的一小部分。在大多數文明地區，運輸費用昂貴，長途貿易局限於相對大眾商品價值高得多的商品。歐洲人能夠承擔運輸價值低廉商品到遠方市場的費用，因為侵入巖形成的海岸線和流程長、水流緩的河流使水路運輸可以到達歐洲大多數鄉村地區。船運自然比陸地運輸的價格低廉得多，在缺乏良好道路的時代，陸地運輸不得不由牲口拖曳貨車來進行。
印度和中東都沒有歐洲那樣密佈的水路運輸網，但是中國的大運河和河流、日本曲折的海岸線都提供了像「遠西」一樣優越的水路運輸條件。但是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看到的，中國的社會結構受官僚和地主支配，阻礙了造船和貿易的自由發展。至於日本，他們直到1300年後才大規模地發展海外貿易。17世紀初，經過一段英雄般的航海繁榮之後，像中國一樣，日本政府也禁止所有的航海事業。因此，只有在歐洲，富有進取心的商人階層在一個有利的地理環境中發展了海上運輸的技術潛力，而不會受到反對的官員的阻撓。
因此，大約從1000年起，歐洲人處於利用天然水路把大眾日常消費品運輸到市場的有利地位。當然，在多風暴和被洋流困擾的西北歐水域變得非常安全之前，造船和航海技術還有待改進。船舶駕駛的關鍵技術在維京人時代就已經改進了，例如，效率高得多的船尾舵補充了船尾槳。從此造船業發展和繁榮起來，後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描述的經濟專業化優勢在中世紀歐洲自然增長了。貿易和商業幾乎影響到社會的每個階層，因為農民和市民以及地主都能從小商販、手工業者或店主手裡買得起一些工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換句話說，市場關係比附著於土地上的亞洲更深入地滲透到歐洲社會肌體之中。歐洲手工業生產相應地也比其他地方更適合粗陋水平和廉價市場的要求。
政治鞏固
整個中世紀，各種重疊的管轄權互相爭奪統治權。羅馬教皇與帝國的繼承人和查理曼的後繼者都聲稱對整個基督教世界——實際意思是只有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普遍領導權。民族國家的君主、封建王公、各級地方封建領主、城市（在歐洲邊緣地區）甚至氏族和自由村莊，都互相爭奪權威、權利、豁免權、管轄權等。
我們把1000～1500年歐洲政治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皇帝（即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他的頭銜起源於查理曼的篡位）得到大多數德意志和部分意大利主教的支持，力圖把所有地方性的統治者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實際上，法國、英格蘭、西班牙、蘇格蘭、斯堪的納維亞、波蘭和匈牙利等王國一直自行其是。為了統治德意志和意大利，歷代皇帝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從1059年開始的第二階段，羅馬教廷帶頭尋求教會的純潔和改革運動。這次改革剝奪了皇帝任命德意志和意大利（部分地區）主教的習慣權力。長期的鬥爭開始了，在鬥爭過程中，教皇與意大利南部新興的諾曼王國、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城市結成聯盟，以便找到所需要的軍事力量，抵禦一連串憤怒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從北部發動的入侵。但是，到1254年，帝國權力徹底崩潰了，剩下羅馬教廷作為唯一聲稱擁有拉丁基督教世界普遍統治權的一方。
教皇的權威很快便與法國和英國的民族君主制發生了衝突，以前英法通常只是鬆散地結盟，作為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聲稱擁有基督教世界最高領導權的不確定形式。1303年，當法國國王的部下綁架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時，既沒有遇到教會的反對，也沒有遇到世俗政權的報復，新的權力平衡得到了明顯的證明。不久，教皇和西歐各國的國王進行了討價還價，結果教皇放棄了不經國王協商就可以任命主教的權力，作為回報，國王同意教皇代表可以向本國教士徵收特別的捐稅。實際上，國王和教皇共同合作，削弱地方的管轄權和獨立性，特別是雙方都希望削弱教俗貴族的權力和勢力。
但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事情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面積狹小的意大利城市國家和各種王公的權限取得了主權國家的許多屬性。1273年，經過長期大空位之後，哈布斯堡家族的魯道夫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從此，直到1806年皇位被廢除為止，除了少數例外，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員連續佔據皇帝的寶座。他們的權力與其說依靠帝國的頭銜，倒不如說依靠位於德意志東南部的奧地利的世襲領地。
帝國有氣無力地復興後不久，它的獲勝對手羅馬教廷遭受了嚴重的挫折。教皇克裡門特五世及其後繼者把教廷設立在法國南部小城阿維尼翁（1307年），因此，變成法國國王的親密盟友，有時甚至是其代表。扭轉這種局面的努力卻導致阿維尼翁和羅馬兩個敵對教廷的建立（1378～1417年）。只有通過全體主教會議才能恢復統一，該會議由皇帝西吉斯蒙德（1414～1417年在位）召集，在瑞士的康斯坦茨城舉行。類似的普遍教皇君主制再也不能在這種經歷中倖存下來。
在轉向關注中世紀歐洲文化鞏固之前，代表制和議會制政府的發展必須先交代一下。這種獨特的政治組織制度有兩個源泉。一方面，教會法認為，主教必須由主教區內的全體教士選舉產生，共同關心的事務必須通過教會領導人會議協商解決，無論是在地方性的宗教會議上還是在全體主教會議上。特別是在14世紀，相互敵對的教皇都聲稱擁有對教會的最高領導權，教會改革家闡述了詳細的觀點，論證利用宗教公會議解決爭端的方法。有些人甚至爭辯說，所有合法權威都應該來自被管轄區域內的人的同意，這些同意由指定或選舉出來的代表表達出來。這種思想隨時可能轉化到世俗政府，這些世俗政府的統治者與其臣民之間的傳統關係為議會發展的第二個來源提供了條件。各級王公貴族不得不一直與其附庸協商，特別是在進行新的重大活動之前。最初，這種協商主要發揮兩種功能：解決貴族隨從之間的爭端，詳細討論是否進行特定的軍事行動。此外，現在還應該加上批准「協助金」，即王公貴族為了某些公共事業而需要的貨幣捐納。
隨著時間的推移，協助金變得越來越重要。許多騎士或騎士領地佔有者（去世的騎士未成年的幼子）向領主交納貨幣，代替應召親自服役。因此，騎士軍役有時被折算成固定的貨幣。這使國王能夠招募一批領取軍餉的作戰人員，就事情的性質來說，他們對國王的服從高於對分佈全國各地的地方領主的服從。
但是一旦貨幣事務變成國王與其附庸之間協商的主題，那麼把城市代表也納入宮廷似乎就是明智的，當然，市民也是最肥沃的現金來源。市民代表通常與貴族地主代表分開，就座於一個單獨的房間或「等級」裡。高級教士也組成一個單獨的等級，因為他們也處於教皇的領導下，與世俗權威具有特別的法律關係。用這種稍微偶然的方式，歐洲每個重要王國的國王或王公就王國境內所有重大利益問題與代表協商就變成了習慣，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稅收問題，還有其他普遍關心的事務，因為代表們很快便發現，直到國王糾正弊政，或者至少承諾這麼做，他們才應該批准新稅收。
通過這種代表制度，歐洲國家內部重大的利益衝突都找到了或多或少有效的表達場所。農民利益的代表很少，城市手工業者也是被遺忘的人群。但是在涉及有產者和納稅人的大多數事務中，他們的聲音還是能夠被聽到的。
因此，歐洲的政治鞏固措施就把社會中的最活躍成分以其他文明國家所沒有的方式捲入了政治過程。統治者、地主和商人之間比較密切的合作因而得到了保障。例如，任何歐洲政府很難像中國明朝皇帝那樣，不顧諸如船主和水手等大規模集團的利益，禁止建造任何航海船隻。公共行政官員雖然有些猶豫不決，但是總體上有效地保護臣民經濟利益的意識已經深深地扎根於歐洲政府的機構之中。從這個意義上看，像貿易和商業一樣，歐洲各國政府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也正是基於同樣原因，它們能夠適應新的經濟企業形式——特別是當革新似乎可能帶來額外的稅收時。
文化鞏固
從歐洲開始復興到1200年的兩個多世紀裡，對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傳統中吸引西歐人的任何東西的渴望，加上勇敢和充滿活力的創造性，為中世紀歐洲文化賦予了新的光芒，這只有古代希臘作為中東文化模式的學徒並最終超越它的時代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學者們組織了系統地把阿拉伯語著作翻譯成拉丁語的工作。大量專業著作和百科全書式的信息，因此被增加到以前絕大部分為宗教著作的拉丁語文化遺產中。其中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譯成拉丁語產生的影響特別大。西歐人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發現了一整套關於普遍事物的理性的、完整的、有說服力的體系，但是，這套體系是異教的。對那些拒絕自願放棄任何知識傳統的人來說，把亞里士多德思想與基督教真理調和起來的任務是極其關鍵的，無論是新來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還是舊的基督教信仰。
歐洲文化的一個層面——總體上來自蠻族世界的遺產，特別是騎士生活方式——也需要融入基督教模式，因為10世紀的野蠻和暴力與基督教的信、望、愛相去甚遠。
這些挑戰最初都遇到了不計後果的放任。聖安瑟倫（卒於1109年）和彼得·阿貝拉德（卒於1142年）似乎已經感覺到，如果人們堅決而嚴肅地追求理性，那麼人類理性與基督教信仰必將互相支持。因此，聖安瑟倫發現可以證明基督道成肉身的邏輯必要性，彼得·阿貝拉德開始對基督教作家之間圍繞教義的爭論而展開了批評性研究。與此同時，在法學領域，修道士格拉先（約1140年）從正反兩方面有力地論證了教會法本身的自相矛盾，而歐內烏斯（約卒於1130年）則開始系統地研究羅馬法，以期找到打開嚴重影響歐洲地方性習慣法的普遍混亂大門的鑰匙。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嘗試一下的。
1000年後西歐的復興還可以由被稱為「羅曼式」風格的大型石頭建築的發展證明。西歐建築師顯然放棄了以前佔有一席之地的拜占庭建築風格，而更喜愛殘存的羅馬巴西利卡和早期基督教堂所提供的建築風格。以同樣異常的自信心，蠻族的暴力通過諸如十字軍（1096年開始）等事業而至少部分地被基督教化了，此外，還通過發展騎士理想，要求武裝人員扶助弱者，向婦女獻慇勤，保護「聖母」的教堂等。
約1200～1300年間，中世紀歐洲文化復興的最初熱忱發展出更複雜、動盪但更豐富的內容。基督教信仰、宗教修會、對歷史權威的天真接受，與人類理性、世俗、關鍵能力之間的緊張關係變得尖銳了。但是這些緊張關係以各種各樣的、混亂的方式暫時有效地被緩解了，因此，形成了中世紀文化的一個偉大高潮——13世紀的綜合，從此一群重要的敏感的西方人帶著懷舊的心情回顧這些。
在神學領域，信仰和理性被聖托馬斯·阿奎那（卒於1274年）和大阿爾伯特（卒於1280年）完全調和了。阿奎那的《神學大全》羅列了權威性的觀點，並對許多信仰和倫理道德問題，仔細推導出答案。他的著作很快就被認為是半官方的基督教教義闡述。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和其他一些觀點因此被巧妙地用於提高基督教真理，而且根據信仰與理性絕不可能相互矛盾的總體原則，有些神學真理不能輕易達到無須外界幫助的理性，所以必須通過神聖的啟示才能向人類傳授。但是阿奎那並非沒有批評者。其中最有影響的批評者懷疑其冗長的邏輯證據，他們更喜歡來自神秘體驗的神聖事物的確定性和通過密切觀察而獲得的世俗事務知識，而不喜歡依靠感覺提供的信息。如思想家聖波那文都（卒於1274年）和羅傑·培根（1294年）就代表了鬆散的柏拉圖主義（和方濟各修會）的知識傳統，這種知識傳統有意識地反對敵對的多明我修會的阿奎那和大阿爾伯特的亞里士多德主義。
在行動方面，多樣性和差異性比綜合性更加明顯；但是敵對的趨勢和理想以給予人類衝動廣泛空間的方法而達到平衡。例如，基督教的騎士制度被「浪漫主義的」理想所抗衡，這種理想強調溫文爾雅的（即私通的）愛情和在追求感官享受時敢於冒險的行為準則。或者，散佈於紡織工人和其他手工業者中的異端遇到了方濟各和多明我托缽僧團的宗教虔誠的抵制。與其他修道士不同，托缽僧團就在俗人中間生活和工作，他們布道、照顧病人、幫助窮人和無依無靠者，用另一種方式為基督教理想提供了實踐證明。方濟各修會的創立者聖方濟各（卒於1226年）和多明我修會的創立者聖多明我（卒於1221年）都是這種新基督教感情暴發的最重要領袖。但是這裡也存在困難，因為聖方濟各對聖潔的強烈追求促使他瀕於異端的邊緣。他的一些門徒批評教皇和主教沒有效仿基督和使徒過貧窮生活（像托缽僧團原則上所做的那樣），這就已經滑過了邊緣，儘管他們的聖徒創立者一直勒令不許越雷池一步。經過長期立法後，這些「精神上的」方濟各修士被譴責為異端，儘管（或因為）他們極端虔誠。
13世紀的文學活動表現了各種不同流派的思想和感情，其中部分用拉丁語，部分用各地方言。大眾故事常常粗俗地反對教士，根據《聖經》故事改編的天真虔誠的「神跡劇」演出，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多樣性。當時最偉大的文學家是佛羅倫薩的流亡者但丁（卒於1321年）。他的愛情十四行詩和政治著作，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史詩《神曲》提供了13世紀歐洲生活豐富多彩的最準確畫卷。
藝術史表明了魯莽地奔向多樣性的同樣趨勢。13世紀哥特式主教堂以其複雜、精美取得了巨大成功，解決了為基督徒做禮拜需要大型空間的問題。但是哥特式建築風格很快演變為越來越複雜的裝飾，直到紛繁複雜的窗飾模糊了牆面的拱肋、扶壁和柱子的簡潔性。這種華麗堪與後來經院哲學的複雜和偶然的煩瑣相比擬，也可能由於基督教信仰一定程度的薄弱性，故而增加喜悅和奢華的表達，而這正是「精神的」方濟各修士抨擊高級教職人員世俗化的地方。
中世紀文化綜合的全面爭論是1300年後的時代特點。14、15世紀，各種聖潔理想與人類對現實的滿足之間的衝突，沒有發現任何真正滿意的解決方法。在此期間，意大利的發展與阿爾卑斯山以北歐洲的輿論導向出現了重大分歧。意大利變成有意識地復興古典文化的中心，實際上是復興羅馬文化而不是希臘文化。許多受過教育的意大利人發現，研究異教拉丁詩人和西塞羅不僅提供了優美文學的樣板，而且為人們應該如何生活和行動等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那些鼓吹這些觀點的人驕傲地自稱人文主義者，他們很少公開與基督教決裂。實際上，人文主義文學藝術價值觀常常得到富有的教會人員的欣賞，教會人員是文藝復興運動最重要的贊助人之一。
在意大利城市的環境中，一種新的藝術風格誕生了。像人文主義者的西塞羅風格拉丁文一樣，它也是小心翼翼地模仿古代樣板。建築方面，圓柱、壁柱、圓拱構成了「文藝復興」風格起源的因素。繪畫方面，只有少數古代作品樣板能夠得到，可能因此發展出更深刻的原創性。大約從1430年起空間和線條透視法賦予意大利畫家系統、非常理性、有視覺衝擊力的技巧，在一個虛擬的空間裡排列物體。其結果是創立了一種強烈而獨特的繪畫風格，1500年後不久，這種風格走向成熟。直到19世紀末，它一直是歐洲繪畫的基本風格。
在阿爾卑斯山以北，這種成功而冒險的新人文主義宣言和自然主義的興趣則沒有被表現出來。相反，歐洲文化傳統中各種不協調因素之間的某種僵化起了阻礙作用。當僱傭軍在法國富庶地區大肆搶掠財產焚燒房屋時，華麗的宮廷騎士精神與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年）的殘酷現實是多麼不協調。大眾的不滿情緒在農民起義和諸如英國的羅拉德派和波希米亞的胡斯派新異端運動中得到了宣洩。
歐洲文化的中世紀結構顯然陷入了困境，但是對它的最終批判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而且只能由重大歷史事件才能決定性地發起，如海洋向歐洲船隻開放，和幾乎與此同時發生的宗教改革。但是，關於現代歐洲起源的問題將留在本書第三部分討論。
日本
日本早熟的宮廷文化沒有完全消失，即使當帝國權力變得只不過是影子的時候。但是作為日本社會穿過北部群島擴張先鋒的邊界貴族並不分享或崇敬第一個宮廷從中國唐朝全盤輸入的優雅而反軍國主義的文化。相反，他們發展了一套行為準則和武士道，強調作戰勇敢、忠於選定的主人、每個武士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尊嚴，無論多麼貧窮或多麼絕望。武士（日本武士被稱為samurai）道變得嚴格而有約束力，甚至變成了成文法令。它起源於成功的軍隊紀律和精神，這是個別軍官為了自己或部下擴充勢力而招募的軍隊。當然，一支成功的軍隊佔有一片領地，從領地居民那裡徵收捐稅。世襲佔有變得普遍了，但是為了保持已經贏得的一切果實，還需要持續的警覺和隨時準備在戰場上證明個人或集體勇氣。經常性的地方戰爭是其結果，因為不同戰鬥隊伍的成員之間的任何爭論都只能依靠刀劍來解決，也正因此，一支戰鬥隊伍內部也不是一直可以用和平方法解決成員之間的分歧。
因此，日本的封建主義非常類似於中世紀早期歐洲的封建主義。甚至日本保存下來的不起作用的帝國最高宗主權也類似於歐洲人模糊的帝國觀念。當然二者之間有重要的細節差異。例如，日本武士組成宗族（真實的和假想的），而歐洲的騎士被契約關係——臣服禮和效忠禮——而不是被家族關係所束縛。此外，維持日本作戰階層的農業生產方式也完全不同於歐洲。像中國一樣，依靠手工勞動的精耕細作在日本盛行，稻田在這種耕作方式中佔有中心地位。相應地，數量龐大的農民階級構成了整個日本社會非常貧窮但勤勞的大眾基礎，因為日本平均每個家庭生產的餘糧比歐洲農民要少。
大約在1300年以後，日本社會中的第三種成分開始取得更突出的地位——那就是聰明的市民和水手。對中國的先進航海技術的重大改進使日本社會能夠出現這種發展。指南針、可調節的船板、龍骨、布帆而不是狹小的竹製船篷、造船規模和力量的增加，都是從中國傳播到日本的。這使日本的船隻沿海航行變得切實可行，甚至跨海航行到達中國、東南亞、比較近的太平洋各島嶼。捕魚業很快發展成為重要的產業。然後，當中國在15世紀30年代退出海洋時，日本迅速在西南太平洋地區佔據了海洋優勢。
在這些情況下，海盜活動和海上搶掠為那些缺乏足夠的土地或在地方鬥爭中失勢的貧窮武士提供了一種非常誘人的生涯。因此，日本海盜很快便蹂躪了中國沿海。他們把大量搶劫的財物帶回故鄉的港口，這些港口的城市生活變得比以前更重要了，部分地就是建立在這些豐厚戰利品的基礎之上。商人和武士互相緊密依賴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好戰的、自立的中產階級，它在文明世界的唯一同類就在歐洲，歐洲的海盜也有助於市民風氣的形成。
日本城市興起也意味著新的社會環境出現，中國禮儀和日本現實兩極之間都能表現自我。市民迅速創造了比粗魯武士尚武理想優雅得多的日本高級文化。根據武士宗族和戰爭隊伍的戰爭故事改編而成的戲劇就是這種互動的產物。日本繪畫風格的發展是另一方面，它與中國風格有關，但又不同於中國風格。武士行為把這種優雅提煉為茶道，絲綢服裝的運用是第三個方面。
日本的宗教歷史反映了和中國同樣的本地化獨立發展的趨勢。佛教的禪宗最初從中國引進，但是在日本土地上，禪宗以一種完全不同於中國先例的方式與武士道結合起來。年長或戰敗的武士常常遁入禪宗寺廟，他們在那裡找到了頓悟的形而上學教義，作為其冷血的軍國主義世俗生活的彌補。大約從1200年起，佛教淨土宗開始在日本佔據突出地位。這支佛教派別吸引了更廣泛的大眾。它根據宗教集會來組織，公開批判作為普通人與救世主之間中介的僧侶。禪宗和淨土宗偶然也會訴諸暴力行為。禪宗寺廟的確常常是大地主，因此，覺得自己不得不像武士宗族那樣捍衛它們的財產。另一方面，淨土宗激發了許多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些起義爆發於1400年後，但是都沒有取得長期成功。
15世紀，對自稱天照大神後裔的天皇家族崇拜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種崇拜以前幾乎完全局限於天皇的宮廷和家族，而且與中國的祖先崇拜形式完全同化。但是1400年後，天照大神的主要神廟祭司開始對傳統神話進行更詳細的闡述。因此，這種崇拜取得了形而上學的神學意義，可與佛教教義相比。這種被改變後的崇拜，或稱「神道教」，能夠而且的確對正在形成的日本民族認同和獨特性的意識具有吸引力，他們成功的海上搶劫及其引發的與外部世界的聯繫擴大極大地刺激了這種意識。
因此，到1500年，日本社會和文化的複雜性、強大、融合性已經可與舊大陸任何其他文明共同體相媲美。但是相對狹小而孤立的地理位置和相對強大的日本文化承載者的種族同一性，束縛了這個新興文明的全面發展。或者人們更應該說，日本文明傳播到日本列島之外並吸引其他民族（如菲律賓人和愛斯基摩人）進入它的影響範圍之前，競爭的航海文明，即伊斯蘭教文明和歐洲文明就已經佔據了優勢地位，有效地把日本文明限定於一定範圍，使它不能以從前地理位置優越的新文明那樣的方式傳播到其他民族之中。但是，日本及時取得了文明開化的地位，在現代保持了全面的文化和政治獨立，而非洲、澳大利亞和美洲不發達民族的文化發展卻不能做到這些，我們將在下一章簡要地提到這些。
[1]拜占庭人和穆斯林將所有拉丁基督教徒都稱為「法蘭克人」。作為一個文化標記，這個術語有利於淡化他們與其東部和南部鄰居之間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