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遊牧民族與農耕世界的緊密聯繫是公元1000年前的幾個世紀裡的突出特點。在接下來的500年裡，這引起了一系列入侵和征服，這些征服活動把突厥和蒙古統治者帶到了中國、中東、印度和東歐。農耕世界裡的受害者和臣民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應。
穆斯林以深遠而特別成功的方式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和文明的重點以及內部平衡。事實上，穆斯林把草原民族的軍事能量據為己用。突厥和（不太重要的）蒙古新皈依者猶如伊斯蘭教的一片鋒利刀刃，使它成為整個印度和東歐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與此同時，商人和四處漫遊的聖人把穆罕默德的宗教帶到東南亞、東非和西非，甚至滲透到中國西部一些省份。
從蒙古征服者引人注目的新奇事物中，中國人沒有發現任何值得崇敬的東西，在最初比較順利的階段，他們振作精神，力圖拋棄一直被認為是外來的東西，擺脫蠻族的枷鎖。因此，蒙古統治（元朝，1260～1368年）留下的痕跡非常少，除非把明朝（1368～1644年）加大決心重視傳統和真正的中國文化的措施，也歸結為他們對蒙古統治的回應。
絕大多數發現自己處於伊斯蘭教化突厥人統治下的印度人和東正教徒仍然忠誠於各自的宗教傳統。但是，長期的地理範圍重疊導致不同宗教團體之間發生大量的互相滲透，儘管官方在邊界兩側派遣宗教守衛者，以保持神學真理的純潔性。
突厥人的滲透
在更詳細考察農耕世界的回應之前，概括世界歷史事件的進程是有益的。公元1000年，突厥各部分佈於亞歐草原中部從阿爾泰山到南俄的廣大地區。在伊朗東部，穆斯林城市和農耕者與突厥遊牧民之間的互相滲透早已發生，許多突厥部落通常隨意或表面上接受了伊斯蘭教。公元850或900年後，許多世紀以來控制草原的伊朗貴族不再有效控制了。其原因不清楚，但似乎可能是許多貴族遷移到城市，享受比祖先所知更豐富的文化，並且在此過程中，喪失了他們對戰爭和摔跤的愛好，把這些都留給了突厥僱傭兵，這些突厥僱傭兵很快便發現自己處於控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穆斯林腹地以勒索贖金的有利地位。
因此，當突厥僱傭兵和部落民眾開始到處支配伊斯蘭教的政治生活時（公元900年後），新來者已經掌握了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文化。但是突厥人仍然保留了他們自己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還保留了反對其他伊斯蘭教社會的軍事互助。他們的統治是混亂的。促使部落組織解體的軍事冒險與不穩定的氏族首領之間互相競爭，在農耕世界環境生活幾年後，部落首領的親信就經常不守部落紀律。這種地位不穩固的統治者之間的鬥爭和聯盟都是異常脆弱的，在伊斯蘭教世界腹地引起了無盡的政治變化。
但是，新來者極大地拓展了穆斯林的邊界。公元1000年，深深地滲透到印度的活動，導致伽茲尼的穆罕默德發動大規模襲擊。在三個世紀裡，只有次大陸南部避免了被穆斯林征服的命運；1565年，當維賈亞納加爾的帝國落入幾個穆斯林王子之手時，南部也屈服了。突厥人反對基督教徒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曼茲克特戰役（1071年）之後，拜占庭對小亞細亞內陸的控制權喪失給了塞爾柱突厥人。與此同時，其他突厥部落（欽察人）突入今天的烏克蘭地區，切斷了拜占庭與新近基督教化的俄羅斯之間便利的聯繫通道。這些沉重打擊促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6～1099年）；儘管第一次十字軍取得了迅速成功，但是這次和後來各次十字軍都沒有阻擋突厥人的推進。相反，當第四次十字軍攻打並佔領君士坦丁堡（1204年）時，拜占庭帝國的虛弱昭然若揭。部分恢復——1261年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現了一位希臘皇帝——一方面不足以控制意大利商業擴張的力量，另一方面，不足以抵禦突厥人的軍事進攻。奧斯曼土耳其人取得了最後的勝利。1354年，他們越過達達尼爾海峽，在歐洲取得了第一個立足點，並佔領了加利波利半島。1389年，他們在科索沃打敗塞爾維亞人，在巴爾幹贏得了軍事優勢。但是直到1453年，他們才征服君士坦丁堡，並把它變成他們的帝國都城，拜占庭勢力的最後一抹痕跡從地球上被擦除了。
蒙古的征服
突厥人入侵印度和歐洲的大浪潮在13世紀被來自蒙古的風暴打斷。偉大的蒙古帝國創立者是成吉思汗（統治時間為1206～1227年）。年輕時代他差點兒命喪敵手，成吉思汗成功地在草原各民族中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軍事聯盟。然後他在各條戰線上都成功地發動了入侵——向南到達中國，向西打敗了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還打敗了俄羅斯的基督教徒。到他去世時，他的帝國在他四個兒子之間瓜分。他們把成吉思汗時代的大規模侵略轉化為稍微穩定的政治統治形式。帝國各個互相分離的部分有時還能維持有效合作。按照蒙古人的習慣，領導權由成吉思汗的幼子及其兒子繼承。他們統治蒙古和中國，指揮幾乎整個蒙古大軍。
成吉思汗時代，蒙古部落是異教的薩滿教徒。他們對待人類犧牲品猶如對待牲畜——視情況便利而決定照管還是殺戮。但是一旦定居在農耕民族中間，蒙古人像以前其他遊牧民族征服者所做的一樣：他們很快便採用了被征服的臣民的文明。在帝國西部，這意味著接受伊斯蘭教。在中國，事情有些不同，因為蒙古皇帝不能容忍作為他們權力依賴的軍事力量融入中國民眾之中。使自己避開中國人的努力導致蒙古寧願接受西藏的喇嘛教作為比較偏好的國教，雖然一種信仰大雜燴——基督徒、穆斯林、薩滿教徒和其他等——局面繼續出現在宮廷裡。但是在當地人的回應面前，對與中國不保持距離的懲罰法令顯得很脆弱，這種回應把明朝在成吉思汗發動入侵一個半世紀之後就帶到了權力寶座。
因此，蒙古統治只是中國漫長歷史中的一段插曲。在中東和俄羅斯，情況幾乎如出一轍，因為最初反對穆斯林政策後，蒙古人不僅接受了伊斯蘭教（俄羅斯，1257年；波斯，1295年），而且迅速與已經在草原中部、西部占支配地位的突厥人同化。蒙古人口太少，他們的文化太原始，以致不可能產生任何其他結果。因此，14、15世紀，伊斯蘭教化的突厥武士在自稱成吉思汗後裔的將領率領下，再次迫切要求反對基督教和印度教。當時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已經從13世紀異教蒙古征服帶來的衰退中恢復過來了。但是巴格達和使伊拉克成為肥沃土地的灌溉系統仍然沒有恢復。蒙古征服造成的破壞太大了。因此，以前哈里發的都城仍然一片廢墟，直到20世紀。
奧斯曼帝國
在突厥新一輪入侵形成的國家中，奧斯曼帝國是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它最初是小亞細亞西北邊境的一個小公國。穆斯林世界各地的突厥武士爭相為奧斯曼蘇丹服役，因為他侵襲基督教領土的活動使宗教價值與英雄式的暴力活動統一起來了，在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區都無法實現這一點。在這些情況下，領土擴張非常迅速，特別是1354年後，突厥人越過海峽首次在歐洲建立了永久性據點。現在蘇丹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取得親信的忠誠和服從，這些親信被指派在被征服的封建土地上擔任職務。奧斯曼統治者通過把王室奴僕擴充為常備軍來解決這個問題，從而組建了著名的「堅尼薩利」（Janissary，意思是「新軍」）。它的全體官兵在法律上都被劃為奴隸。這些經過特別訓練和選拔出來的成員就這樣被國王派遣到各省擔任總督，當國王徵調地方上的穆斯林地主和武士作戰時，他們就負責指揮這些地方武裝。由於這些特別的奴隸指揮官得到新軍和蘇丹的支持，所以他們的命令通常都得到執行。奧斯曼國家因而擁有一支高效的常備軍，同時還擁有由突厥武士組成的服從命令的封建軍隊。
蘇丹的奴隸家族成員達到數千人。首先，戰俘提供了大多數人力需求，通過從商業奴隸販子手中購買奴隸作為補充。但是這種徵兵方法常顯得不足。因此，突厥蘇丹依靠從遙遠的巴爾幹鄉村招募粗魯的士兵。因此，出身於塞爾維亞、希臘，或巴爾幹半島西部山區的阿爾巴尼亞鄉村農民，為奧斯曼帝國提供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行政管理人員。
沒有其他任何穆斯林國家建立了如此突出而高效的內部組織機構，也沒有任何一個穆斯林國家像奧斯曼帝國那樣將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們現在將稍微詳細地考察各大文明地區對突厥和/或蒙古統治做出的回應。
伊斯蘭教——蘇菲派運動
早在蒙古人攻佔巴格達（1258年）、結束哈里發的統治並聲稱所有穆斯林都處於蒙古統治下之前很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就已經成了突厥僱傭兵將領的傀儡。在這種情況下，古典伊斯蘭教所依賴的原則和諾言已經失去了可行性。如果殘忍的欺騙和不虔信者在權力寶座上厚顏無恥地炫耀自己，那麼按照真主向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揭示的意志和命令創建一個社會的全部努力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嗎？私人部分仍然保留著，神聖律法的學者像以前一樣，繼續按照他們細心搜羅和研究的先例，就不同的事情給予建議，指導人們的行為。但是所有這些努力仍然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因為神聖律法再也不能通過想像而延伸到使政治混亂合法化，而穆斯林世界幾乎到處都存在這種政治混亂。
這種邏輯上的缺陷和越來越枯燥的追求聖潔方法不能維持曾經鼓舞最初幾個世紀穆斯林的真正宗教信仰狂熱。相反，追求聖潔的人越來越陷入神秘主義。各種聖人——或者如他們稱之為「蘇菲」——培養了真主被美化的想像。他們堅守各種不同的紀律。信徒們聚集在一個全面聖潔的人周圍，有時發現一個可能消失了幾個世紀、傳遍穆斯林世界的苦修僧團。在其他情況下，這種聯誼會再次解散，沒有留下任何蹤跡。但是模糊的組織形式並不能模糊對真主的想像，當成千上萬人親身經歷過這種想像時，它給予蘇菲派運動一種感情力量和「官方的」伊斯蘭教已經失去的活力。
當第一步是尊敬並效仿蘇菲派親密地與真主走在一起的聖人時，皈依伊斯蘭教就變得相對容易。在變成穆斯林之前，人們再也不需要接受煩瑣的法典，私人生活也不會發生什麼急劇的改變。相反，按照神聖律法重新安排私人生活是蘇菲派神秘主義者首先引入穆斯林中的。小亞細亞被成功變成穆斯林地區，地理範圍廣泛得多的草原西部和中部皈依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派大量滲入印度，東非和西非的大部分地區被併入穆斯林世界，幾乎所有留在敘利亞和埃及內陸地區的基督徒都皈依了伊斯蘭教，這些都是由於蘇菲派神秘主義者傳播穆罕默德教義的新動力。
伊斯蘭教以前是一種城市宗教。的確，神聖律法的一些儀式在孤立的鄉村無法執行。但是當尊敬「聖徒」、在他們的墓前表示敬意、作為觀眾參加使人著迷的苦修儀式等變成走向穆斯林團體成員的第一步時，那麼頭腦簡單的鄉村大眾也能與城市老於世故的人分享宗教信仰。換句話說，作為印度教長期特色的宗教活動和見解的等級劃分和千變萬化滲透到伊斯蘭教中了。的確，中東的神秘主義保留了印度起源的痕跡，也許可以把蘇菲派道路的勝利描繪為伊斯蘭教的印度化。
蘇菲派引起伊斯蘭教高級文化結構內部發生重大變化。它最大的成功，是把早期伊斯蘭教的紳士和宮廷理想作為肉慾之愛的對立面極其微妙地結合起來了。波斯語詩歌變成這種半宗教、半世俗感覺的最高載體。三名偉大的詩人是：蘇菲派的重要創立者魯米（Rumi，卒於1273年）；薩迪（Sadi，卒於1291年）；和哈菲茲（Hafiz，卒於1390年）。他們與一些知識不太淵博的人一起，創立了一種詩歌體裁，很快就變成所有培育穆斯林教養的教育中的一部分。波斯語因此取代阿拉伯語成為穆斯林世界占主導地位的詩歌語言。但是阿拉伯語保留了宗教事務方面的最高權威，而突厥語只用於戰爭和行政管理事務。
在知識領域，蘇菲派的影響就不太愉快，雖然也很大。自稱在宗教幻覺中見到真主的人對僅僅依靠人類推理不太感興趣。國王和成功的將領仍然需要醫生和占星家的服務，因此，這些職業繼續繁榮。隨著伊本·西拿（阿維森納，卒於1037年）撰寫了被廣泛引用的醫學著作《醫典》，比魯尼（al-Biruni，卒於1048年）精心收集整理印度、希臘和穆斯林思想，以便掌握所有的知識，文化系統化的工作就開始了。也許把知識系統化的人太成功了。究竟還有沒有任何醫學博士像伊本·西拿那樣曾經研究過如此綜合的專業手冊？或者，也許通過將注意力集中於神秘主義對現實的滲透，蘇菲派學者剝奪了感覺敏銳的人進一步探究外界科學的任何注意力。無論如何，穆斯林科學在大約1200年之後凋零了。
厭惡和懷疑理性的態度在阿爾伽扎裡（al-Ghazali，卒於1111年）身上找到了系統的發言人，他運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證明通過人類理性認識神學真理的不可能性。正如其名稱所表示的，他的《哲學的毀滅》否定邏輯學是通往真理的工具。但是神秘主義者不能完全脫離談論和撰寫他們的超理性體驗。從這種討論中，對帶有許多理性的、神學—哲學體系特點的神秘主義實體的階段和性質的複雜分析出現了。1200年後這種蘇菲派學術變成僵化的固定形式，正如350年前伊斯蘭教的神聖律法已經發生的那樣。
當這種現象出現時，穆斯林思想家把自己包裹在雙重（相互無法調和）的墳墓之中。如果特別不走運的話，他們這麼做，就像中世紀和現代西歐一些人正開始進行的無窮研究和調查一樣。因此，依靠明顯似是而非的觀點，這種活躍而富有挑戰精神的思想家，如西班牙的穆斯林伊本·路世德（拉丁語名阿威羅伊，卒於1198年）和埃及的猶太人麥孟尼德（Maimonides，卒於1204年），他們都從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受到啟發，此時他們在穆斯林世界幾乎都被遺忘了，但他們對正在興起的巴黎經院哲學卻產生了強大的影響。
總之，我們可以說，蘇菲教派成功地把從希臘繼承而來的理性主義傳統，與從阿拉伯和波斯貴族繼承而來的上流社會傳統，和從穆罕默德繼承而來的宗教傳統，融合成單一的、比阿拔斯王朝時期更緊密的整體。當人們加上以下這個事實：蘇菲派傳教者把伊斯蘭教引入比阿拔斯帝國版圖大兩倍多的地區，這個運動的廣泛和成功就可見一斑，即使那些認為神秘主義沒有什麼吸引力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高雅藝術
蘇菲派運動導致令人印象深刻的、穆斯林獨特風格建築和繪畫的興起。在穆斯林中，建築一直比繪畫更重要，因為宗教本身需要修建清真寺和其他公共建築。但是由於直到現在，幾乎所有重要的伊斯蘭教生活中心都一直人口稠密，建築歷史的詳細情況常常不確切。建築物一直被翻修和改建，有時舊廢墟就埋藏在建築物下，無法進行考古挖掘。但是，在仔細研究已經確定了時間和風格順序的地方，例如在開羅，那麼建築規模、豪華程度、技巧、細節以及總體建築藝術的成功之處等，都隨著我們現在討論的這五個世紀而越來越準確。伊斯蘭教建築師不再像倭馬亞王朝早期那樣依賴希臘或波斯樣式，而是開創了自己的風格，「阿拉伯式」線條裝飾在這種風格中發揮了突出作用。
虔誠的穆斯林一直鄙棄繪畫藝術，因為人體形象描繪將導致偶像崇拜。但是，波斯興起了一個細密畫派，他們的縮微畫通常用於裝飾偉大的波斯語詩人手稿。鮮艷的顏色、微小的細節和優美的線條裝飾風格等，都使這些繪畫躋身於世界上最複雜和完美的作品之列。其中最好的繪畫作品（都是逸名的）是1400～1600年宮廷畫坊創作的。其他藝術如地毯編織也達到了精美水平，穆斯林世界的統治者被奢華所包圍，這種奢華讓第一次遇到它的粗魯的歐洲入侵者目瞪口呆，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度——印度教的變化
穆斯林征服印度對印度教產生了重大影響。當然，征服者並沒有過分地扭曲印度社會制度而是適應了它，變成了另一個種姓，就像更早的征服者一樣。但是由於伊斯蘭教是一種普遍且傳播性很強的宗教，所以它有組織地抵制印度的種姓制度。穆斯林的教義認為，任何人在全知全能的真主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真主眼裡又都是寶貴的。所以四處奔波宣揚伊斯蘭教的蘇菲派聖人在吸引城市低級種姓印度人皈依穆罕默德的宗教方面大獲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印度社會邊緣地區，特別是在孟加拉東部，印度文明的新來者都更喜歡強調平等的伊斯蘭教，而不是把他們置於種姓制度底層的印度教。此外，穆斯林為了反對傳統印度教神祇而攻擊偶像崇拜的要求卻不容易得到滿足，雖然精妙的哲學體系能夠解釋和證明印度古老崇拜活動的多樣性。
所以印度的伊斯蘭教團體最終還是被分裂為人數較少的統治者、武士、地主——其中許多人出身於突厥，但接受了波斯文化——和人數眾多的窮人、當地各個卑賤的民族，這些當地民族必然帶著自身的許多文化傳統接受伊斯蘭教。因而，印度的伊斯蘭教與中東說阿拉伯語穆斯林的伊斯蘭教差異很大。
在穆斯林統治下，印度教本身發生了三個方面的重要變化。首先，穆斯林入侵者搶掠了神廟，圍繞這些神廟開始明確規定印度教的崇拜活動。穆斯林統治者通常禁止偶像崇拜的建築被重修。因此，只在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廟倖存下來了，保留了它們在印度大地上曾經達到的華麗和精緻。由於從神廟中被驅趕出來了，所以印度教的宗教儀式帶有更公共和大眾的特點，常常在公共廣場舉行，或者組織遊行，穿越城市的街道和鄉村。自稱能夠與濕婆神、毗濕奴神或印度教其他神祇心醉神迷地交流的聖人成為印度教的關鍵形象。由於印度教聖人像蘇菲派神秘主義者那樣真切地看見了神，所以在印度大地上，伊斯蘭教並不必然比印度教享有更多的感情優勢。因此，總體說來，只有印度社會的邊緣地區才被伊斯蘭教所吸引。
第二，少數人發現，伊斯蘭教的知識挑戰來勢迅猛，僅僅通過附屬於印度教神祇和儀式的溫暖感情力量，根本無法應對。敢於冒險的思想家企圖調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剔除兩種宗教中他們覺得虛假的教義，保留互相敵對的兩種宗教裡互相攻訐的文字下面所掩蓋的共同真理的內核。這種宗教改革家中最著名的是卡比爾（卒於1518年）。那納克可能是卡比爾的學生，在類似的融合和「純潔」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傳統的基礎上，卡比爾創立了錫克教。
第三，曾經熱情地被當作笈多時代印度教外衣的梵文基本上被拋棄了。方言印地語和其他語言開始被用於各種宗教目的。梵文衰落成僅由少數學者掌握的稀有語言。而大眾的印度教幾乎喪失了古代梵文基礎。
從總體上看，這些變化使印度教更貼近大眾，但也切斷了宮廷與祭司之間的合作。這肯定有助於印度教的復興，但它也使印度文明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因為所有更昂貴的和官方的文化領域都變成了穆斯林的。從總體上看，印度變成了伊斯蘭教世界的一個省，僅此而已。沒有王公貴族的資助，印度文學再也不能發展出堪與聖歌和其他宗教文獻匹敵的世俗文學，結果宗教文獻在印度歷史中佔據了支配（也許不成比例的）地位。
東正教
拉丁（羅馬天主教的）世界與希臘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054年達到了正式而永久的程度，羅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漫罵和絕罰，由此引起的教會分裂持續到今天。爭吵的原因是圍繞「使徒信條」措辭的差異；但是基督教世界兩部分之間的根本差異是根深蒂固的，當西歐開始興起一種新的充滿活力的文明，而希臘東正教沒有真正分享這種文明時，這種差異進一步擴大了。當拉丁西方財富、權力、文化、自信心增長時，東方基督教世界就變成了拉丁世界擴張活力的犧牲品。
東正教世界將小亞細亞和南俄丟失給突厥入侵者的事實前文已經提到（見第218頁）。這種兵分兩路的進攻與西歐發起的類似雙重進攻同時發生。意大利商人從海上來；諾曼武士從拜占庭手中奪取了南部意大利（到1071年）和西西里（到1091年），然後渡過亞得裡亞海，從陸地向君士坦丁堡進攻。通過把強大的「法蘭克人」引向「聖地」，削弱了威脅拜占庭的強敵突厥人的力量，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這樣化解了來自西方的第一次進攻。其結果是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但是後來，希臘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高潮於1204年到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實際上攻佔了君士坦丁堡，並建立了一個短命的利凡特拉丁帝國。
在東正教徒看來，穆斯林突厥人比拉丁基督徒更好些。在損害東正教永恆真理的情況下，拉丁人還強迫東正教徒接受他們的基督教教義。相反，無論出於什麼原因，穆斯林隨時允許基督徒繼續舉行他們習慣的宗教儀式。此外，教會的神學家正式把伊斯蘭教列為基督教的異端，因此，從神學上看，穆斯林的錯誤真的不比拉丁教會的分裂更糟糕。此外，奧斯曼突厥人第一次出現於巴爾幹半島時，與先前的基督教徒比，他們的稅賦的確不太沉重。的確，突厥人遵守「神聖」法律，給予基督教臣民更大的地方自治，這是他們不可能在任何基督教統治者統治下都可以享受到的。因此，如果必須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時，東正教徒每次都偏向於選擇突厥穆斯林，而反對拉丁基督徒。當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時，他們的選擇才告結束。幾乎相同的因素也適用於更北邊的俄羅斯森林地區，那裡的統治者，如亞歷山大·內維斯基（卒於1263年）就英勇地抵抗了拉丁人的征服，但後來卻服服帖帖地臣服於蒙古人。
但是在屈服於奧斯曼突厥人之前，希臘基督徒進行了相當有活力的希臘文化復興活動。對古典希臘和異教羅馬的記憶並沒有完全消失，但是大約公元1000年後，拜占庭藝術家和文學家開始空前地珍視異教文化歷史的成就。由古代希臘人創立的古典模型藝術複製品和以各種方式創作的文學作品都被仔細地再現出來，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皇帝阿歷克斯（1081～1118年在位）的女兒安娜·康妮娜用韻文撰寫的歷史著作《阿歷克謝》（lexiad）就是這種努力的最傑出成果之一。非常不同的是，邊疆地區粗獷的敘述抗擊穆斯林戰爭英雄的事跡的民謠，為史詩《第根尼斯之歌》（Digenes Akritas）提供了素材，第根尼斯的英勇精神比拜占庭上層階級有些矯揉造作的學術更強烈地迎合了現代人的胃口。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突然扼殺了拜占庭的各種世俗文學；但是希臘文化復興的餘音在意大利還能聽到，為大約兩個世紀後、更富有成果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提供了重要刺激。
在宗教（基督教會）方面，突厥人在歐洲立足後，希臘東正教會內部發生了一個有趣的變化。一個神秘幻覺的修士派，西塞切斯特（Hesychasts）推翻了以前控制牧首和教會其他高級職位的「政客」。從此，主教和其他高級教職人員就主要來自修道院，這是拉丁基督教會沒有效仿的做法。當突厥人控制巴爾幹大部分內陸地區時，修士派的勝利——受到親眼見到上帝的鼓舞——把大眾的、感情的力量注入了東正教團體。因此，在小亞細亞已經非常普遍發生的、在海峽對岸的歐洲地區也已經開始發生的皈依伊斯蘭教活動幾乎突然結束了，這確保了巴爾幹大多數地區的基督教得以倖存。
在蒙古人統治期間（1240～1480年），東正教的北部分支，即神聖的俄羅斯出現了緩慢但非常明顯的發展。農業已經從人口最初聚集的河流兩岸蔓延到森林地區。許多土地逐漸被開墾成農田。這就使人口相對眾多但極端貧窮的小農階層得以形成，儘管土地貧瘠，氣候惡劣。
從政治上看，蒙古人滿足於包稅制，首先由中亞商人集體承包，後來由俄羅斯當地的王公，其中莫斯科大公變成了總包稅人。作為嚴苛但距離遙遠的主子的代理人，莫斯科大公建立了徵稅管理機構。其結果是1480年，當伊凡三世宣佈廢除蒙古的最高宗主權時，他已經控制了一套現成的行政機構。莫斯科從此變成了唯一的獨立的東正教大國。俄羅斯教會人員很快發展出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的觀念，繼承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則是繼承了台伯河畔的第一羅馬，因為只有在俄羅斯，東正教保持了純潔而不受玷污。從此以後，在俄羅斯公共生活中，俄羅斯是唯一被選擇出來完成捍衛世界上真正宗教信仰特殊使命的觀念就從未停止發揮作用，即使1917年共產主義革命之後也未見這種觀念衰弱。
中國——傳統的勝利
正如前文解釋過的，中國文明表面上受蒙古統治的影響非常小。當新儒學最偉大的哲學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時，新儒學在南宋時期得到全面發展。但是朱熹及其門徒沒有像孔子及其門徒那樣，忠實地維持古代的思想。因此，革新從不被大張旗鼓地允許，無論思想還是藝術，也無論態度還是政府管理。
但是由於11、12世紀促進經濟發展的某些成就，所以西歐直到18世紀才最終超過中國。例如，中國建立了大規模的冶鐵業，利用焦炭做燃料，比歐洲大約早700年。與此同時，地區性的專業化生產為擴大國內貿易奠定了基礎；從中國南部各個港口開出的大多數海上運輸船隻開始以空前規模發展海外貿易。
當然，儒家原則上視商人為寄生蟲。因此，當一個人經商致富時，他就禁不住購買土地，以變得受人尊敬。也許因為這個緣故，真正的大規模私人商業和工業企業從未在中國興起；也許可以稱之為原初工業革命（proto-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開端最終沒有改變中國古老的社會形態。
官方對經濟活動的控制是阻礙社會真正發生深刻轉型的另一個因素。即使當官方支持一種新式企業時，從長期來看，其效果也不佳。因此，當政府下令停止武器生產的時候，宋朝已經發展起來的冶鐵業似乎也終結了。官方先鼓勵後壓制某種產業的更極端例子是海外貿易和探險活動。明朝（1368～1644年）早期，海上長途航行受政府支持，結果是非常壯觀的。1405～1433年間，太監鄭和進行了一系列航行印度洋的探險活動，在此過程中，帝國船隊到達南海所有具有戰略意義的門戶——馬六甲、錫蘭、卡利庫特，甚至位於波斯灣入口的霍爾木茲——並暫時建立了中國對其中大多數地方的控制。但是此後，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探險活動，禁止中國臣民建造適於海上航行的船隻或離開陸地。宮廷黨派之爭可能與這個決策有一定的關係，它對未來亞洲商業和帝國實力平衡具有重大意義。但是生活在靠近危險的蒙古邊境的北京明朝統治者認為，當政府需要竭盡全力抵禦遊牧民族的時候，帝國的資源不能浪費於這種與之無關的事業。
有意識地放棄在南海發揮積極作用的這個決策導致中國海外殖民地急劇衰落。這些海域的控制權轉移到日本和馬來亞的海盜手中，他們很快就使中國沿海平民船隻的航行變得不安全。他們沿著中國許多水路滲透到內陸地區，甚至成功地阻斷了大運河的運輸。
官員可以用這種方式踐踏商人和水手利益的事實表明，中國官僚制度是經濟和社會事務中的決定性力量。這種力量基本上被維持，因為大多數官員出身於地主-鄉紳階級，而地主-鄉紳階級的利益在於長期捍衛儒家傳統，他們就能輕易地保持對中國社會的全盤支配地位，即使在新的商業財富迅速增長的幾個世紀裡也是如此。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因為直到11～12世紀，農業財富與工商業活動的增長一樣快，甚至更快。這種農業進步的秘密是各種新水稻的引進（公元1000年左右），這些水稻成熟期短，在灌溉條件比較好的土地上，一年可以種植兩季。更為重要的是，早熟水稻能夠成功地在丘陵地區種植，儘管那裡的梯田一年只有春季才能得到短暫的雨水灌溉。中國整體農業產量因此大大提高，特別是在以前就適合水稻種植的南方丘陵地區。因此，當貿易和商業繁榮時，地主鄉紳階級也走向繁榮。他們的人數和社會地位的增長可能與商人和手工業者的重要性大致相當。隨著曾經部分地保護商人利益（馬可·波羅見證）的蒙古統治者被推翻，繼之而起的由漢族建立的明王朝，最初組織但接著便正式扼殺了中國的海外貿易。
縉紳階級的社會支配地位意味著即使諸如火藥（中國史料記載說，大約從公元1100年起）、印刷術（756年發明）、指南針（12世紀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認為有可能引起社會動盪的技術發明都被控制，僅僅用於加強維持現有社會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術擴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沒有像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那麼急劇地用於將非正統的新思想帶給大眾。同樣，火藥使鎮壓地方軍閥比以前更容易，從明朝完全驅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國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維持了對全國（除了少數短暫中斷外）的中央集權統治。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傳統了。
總之，中國的文化和制度達到了內部完善和平衡，任何整體社會崩潰也只能表面地、暫時地在中國學術傳統的載體打上烙印，何況這種整體社會崩潰直到20世紀才發生。19世紀歐洲人渴望接受的穩定神話是由以下事實為基礎虛構的：忽視了中國社會更早的時代和許多方面，實際上中國社會一直在變化，即使當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