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裡，綽號「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就為戲劇性的海洋發現航行創造了條件，這些航行為歐洲人打開了全球可居住地區的大門。他所做的就是把能夠得到的最好理論知識與水手和造船技巧的傳統規則聯繫起來，以便擴大他的船隻適航的範圍。亨利王子希望繞過非洲，與半神話傳說中的基督教徒「教士約翰」聯合起來，從側翼包圍並最終制服伊斯蘭教王國。來自奴隸貿易和其他非洲沿岸掠奪而來的商品利潤有助於支持這個事業，但是這不是關鍵的動機。
導航仍然是不精確的，因為直到滿意的航行計時器發明（1760年）為止，精確確定地球經度（東—西）的方法還未知。緯度（南—北）可以通過找到正午太陽與地平線之間的角度而測量出來。由於擁有一年中每天已知緯度的太陽誤差表，所以赤道南北30英里之內一名海船船長能夠確定自己的位置，即使利用比較簡陋的觀察儀器。訣竅在於編製準確的表格。亨利王子把這個任務交給一批特選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經過長期計算，他們為葡萄牙的航海船長們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通過推測向東或向西航行的距離，探險家能夠繪製非洲沿岸的航海圖，使後來的航海家能夠在深海中航行更遠的距離，而且船隻按照精確緯度朝著預定的著陸點航行。例如，1497年，瓦斯科·達·伽馬在不見陸地的情況下航行了97天，但是仍然準確地航行到了好望角，儘管自從9年前巴托羅繆·迪亞斯首次到過後，再也沒有歐洲人光顧過好望角。
達·伽馬的方法與早期所有歐洲海洋航行水手使用的方法相同。他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緯度，這次是好望角，因為迪亞斯在探險航行中已經測量並記錄了它。通過向大西洋深處航行，那裡沒有來自魚群的危險，但多風且風力更強大，達·伽馬安全地到達他意向中的著陸點的緯度，比他沿著海岸航行快捷得多。然後，他調轉船頭向東，直到預想的海岸出現於視線之中。只要船長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緯度，通過離開海岸向北或向南航行到適當之處，然後調轉船頭，沿著適當的緯度線向東或向西航行，直到看見陸地，準確地導入港口，他就非常容易找到目的地。
歐洲的造船業取得了同樣重要的進步。葡萄牙佔據了領先地位，增加了桅桿數量，至少較大的中央桅桿上安裝了不止一片船帆。這使水手能夠調整船帆，以適應不同的風向和海浪，使船隻更靈活機動，更適於航海。反過來，這促進了更大型船隻的建造；但是大型的船隻要求更結實的船體。因此，到1500年，強大的龍骨、厚重的船肋材料、雙層橡木船板，使歐洲船只能夠承受船載大炮的沉重後坐力。船體結構較輕的船隻，如那些更適於在印度洋等比較平靜水域航行的船隻，就不能在船身動搖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武器射擊。
歐洲造船業的這些發展使海上作戰的通常方式完全過時了。在抵抗200碼之遙發射炮彈就能擊毀敵艦，也能夠靈活機動置敵船於炮彈射程範圍之內的船隻時，船體撞擊並登上甲板搏鬥這種早期的標準戰術很少能夠發揮作用。因此，當哥倫布、瓦斯科·達·伽馬、麥哲倫和許多名聲不大但膽子不小的船長為歐洲航海開闢全球海洋時，與其他地區建造的、適於風暴較小水域航行的船隻相比，他們為了北大西洋水域航行而建造的船隻佔有決定性的技術優勢。中國和日本的平底帆船是唯一的競爭對手，但是它們通常沒有可與歐洲船隻相媲美的重炮。遠東相對缺少鑄造大炮的金屬，而比較粗陋但規模大得多的冶金業，使歐洲人能夠比遠東造船者通常能承擔更昂貴的裝備。
這些技術因素有助於解釋歐洲人最初沿著海路擴張之迅速。1499年瓦斯科·達·伽馬完成了首次繞過好望角往返印度的航行。10年後，葡萄牙在阿拉伯海的第烏港打敗了人數佔優的穆斯林艦隊，從而鞏固了他們在印度洋的海軍優勢。他們還立即在果阿（1510年）、馬六甲（1511年）和霍爾木茲（1515年）等戰略要塞建立了海軍基地。1511～1512年，葡萄牙發動了對「香料群島」的遠征，1513年一名葡萄牙商人到達廣東。32年後，葡萄牙打開了對日本傳教和貿易的大門（1545年），1557年，一個永久性的定居點在中國南部沿海的澳門建立起來。葡萄牙在這裡的擴張把它的競爭對手西班牙帝國遠遠甩在後面，西班牙則於1571年經過墨西哥佔據了菲律賓。
至於亞洲文明，1500年歐洲佔據的海上優勢的確沒有產生什麼不同。例如，從中華帝國政府角度來看，海上貿易是否落入任何新的蠻夷之手，這無關緊要。對北京來說，東南亞的穆斯林、日本的倭寇和「鷹鉤鼻子」歐洲「南海蠻夷」都是一樣的。在印度，統治者很少關心商業事務，第烏（1509年）慘敗後，他們也沒有團結起來反對葡萄牙人。而穆斯林的貿易船隻僅僅是逃避葡萄牙人巡邏船隻的追緝，由於遠離母國，所以葡萄牙人的巡邏力量一直是不足的。輕快的小型船隻很快幾乎又能像以前一樣從事貿易。對穆斯林商人和船主來說，偶爾被葡萄牙捕獲船隻僅僅是不便而已。
但是在美洲，對印第安人的高級文化來說，西班牙征服者來到墨西哥（1519～1521年）和秘魯（1531～1535年），帶來了急劇而無可挽救的災難。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的完全崩潰為建立一個領土廣袤的帝國鋪平了道路，這個帝國由西班牙人統治，它既虔誠地拯救印第安人的靈魂，又專注地出口來自美洲礦山的白銀和黃金。美洲印第安人非常溫順地屈服於西班牙的統治。以前的宗教和文化理想只倖存於西班牙勢力和基督教傳教士無法滲透的村社、熱帶雨林偏遠地區、山區和沙漠。因此，語言是西班牙語，宗教是天主教，但建立在成千上萬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的美洲印第安人基礎上的一種新社會在新大陸出現了。
歐洲新興海上優勢在舊大陸沒有可以相比的後果。但是，世界海洋大門為歐洲船隻打開，產生了影響了每一個文明社會的三大後果，也使許多蠻族和原始民族的生活條件發生了變化。這三大後果是：（1）來自美洲的大量金銀引起的價格革命，（2）美洲農作物的傳播，和（3）疾病的傳播。每種後果都值得稍加詳細闡述。
價格革命
價格革命首先而且最急劇地影響了西班牙，但是稍微滯後一點兒並且以幾乎沒有削弱的力量影響歐洲其他地區。東地中海的奧斯曼帝國也受到了它的影響，甚至遙遠的中國也受到影響，墨西哥白銀為中國提供了比以前充足得多的鑄幣原料。至於對印度的影響，我們一無所知。價格革命對土耳其和中國經濟和社會產生的影響，相關研究暫時空白，可能它們不如在歐洲那麼重要，歐洲首先而且最強烈地受到影響，因為金銀首先到達歐洲——特別是西班牙——的港口。縝密研究的結果表明，在一個世紀之內，西班牙的物價上漲了四倍多。歐洲其他地區價格上漲雖然緩和一些，但是各地的變化也足以深刻地打亂傳統的經濟關係。依靠固定收入的人遭受了貨幣購買力下降的損失，而那些投身商業的人常常發家致富了，因為他們的商品價格一直上漲。
在一個如歐洲1500～1600年發生的急劇變化的時代裡，由傳統社會-經濟關係確立的日常生活的確定性都被打碎了。政府普遍感到習慣性的財源已經入不敷出了，被迫尋找新的手段籌集收入。即使最寒酸的手工業者或在市場上出售幾個雞蛋的貧窮農民都感受到價格革命的壓力。當然沒有人明白白銀輸入增加與價格上漲之間的關係。但是當各個社會都受到影響時，有的走向繁榮，有的被剝奪了，每個人——富人或窮人——都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大多數人斷定，比以前更大的貪婪和更多的邪惡將會在世界上肆虐。這種看法使宗教和政治爭端達到最劇烈的程度，從而使這個時代成為歐洲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動盪時期。
美洲農作物
從植物學上看，美洲的作物完全不同於舊大陸熟悉的作物。其中有些作物是歐洲、亞洲和非洲農民以前所知作物的極其有價值的補充。例如，美洲作物玉米迅速傳播到中國西南部、非洲和歐洲東南部。在中國，馬鈴薯的重要性遠不如植物學上與它無關的甘薯，甘薯大量種植在不能種植水稻的山坡和以前的荒地上。在歐洲，這種關係正好相反，因為更寒冷的氣候適合起源於安第斯高原的作物，而歐洲夏季的溫度還不足以使甘薯成熟。
吸收美洲農作物，增加了當地食物供應，通常導致人口相應增長。這在中國南方肯定出現了。美洲作物也使得非洲人口急劇倍增，特別是西非，那裡是17、18世紀在新大陸勞作的數百萬奴隸的來源。
美洲農作物傳播的詳細情況還沒有被很好地研究過，新作物的重大影響很可能是1650年之後而不是之前出現。歐洲肯定是這樣，目不識丁的被傳統束縛的農民花費了一定時間才發現新作物的優勢，學會種植新作物的方法。
疾病的傳播
疾病的傳播無須人類的主動性，而是不顧人類的主觀意圖，在人類當時根本不理解的情況下就發生了。的確，所有細節仍然是模糊的，因為引起瘟疫肆虐的記載，無論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還是在歐洲一些城市中，都是不精確的，以致做出確切的醫學診斷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來說，當船隻開始定期往來於海洋時，它們顯然裝載著貨物和細菌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對人類生命的影響有時是非常嚴重的。例如，歐洲船隻就把大量非洲疾病轉移到新大陸，很可能包括諸如黃熱病和瘧疾，這些通過老鼠傳播的病菌使中南美洲許多地區幾乎人煙滅絕。此外，長期流行於歐洲人中的疾病，當它們散佈到沒有遺傳或獲得免疫力的印第安人中時是災難性的，如天花、麻疹或斑疹傷寒等。也許作為回報，美洲印第安人把梅毒傳播給了舊大陸，雖然梅毒的發源地是否是美洲還不能確定。
撇開這些被忽略的情況，我們可以認識航海船隻攜帶的疾病細菌傳播的總體後果。首先，以前孤立的人口遭受了重大損失。例如，據估計，1500年最終被納入西班牙帝國的美洲各地人口大約為5000萬，到1650年，下降為大約400萬，而且這個數字還包括了西班牙的移民！同樣急劇的人口減少也發生在太平洋群島和其他地方，只要新疾病接觸當地稠密、以前孤立的地區的沒有免疫力的人群身上。
但是，文明地區的人口已經長期遭受各種傳染病的侵襲。的確——也許除了梅毒之外——在舊大陸的文明社會人口中，似乎沒有重大的新疾病找到了大量受害者在等著它的侵襲。相反，以前所知道的流行病逐漸變成了地方性疾病。因此，到1700年，地方性瘟疫不再在抑制人口增長方面起什麼重要作用了。文明社會的人口在現代之所以急劇增長，很可能就與疾病性質和影響範圍的變化有關。現有統計資料顯然表明，1600～1750年，歐洲、中國、印度、中東至少部分地區，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長。到那個時候，海洋航行帶來的流行病後果才被感覺到，美洲作物已經開始大量種植。另一方面，即使在歐洲，1800年前現代科學的醫學對人口的影響很小，在中國或印度，影響就更小了，對現代早期階段的人口增長不能發揮很大的作用。
顯然，通過海洋傳播的新疾病的後果非常有利於歐洲人。他們故鄉的人口沒有受到無可挽回的損失，而且很快就開始以空前的速度增長，而在美洲和其他遙遠的地區，疾病的突然侵襲削弱了當地對歐洲統治的抵抗。即使在舊大陸，中亞地區最後一個成功地抵抗過文明社會軍隊的遊牧民族聯盟的瓦解（1757年）也不是槍炮的作用，而是天花的作用。
歐洲的知識和技術發明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在使歐洲在反對世界其他地區敵對文化過程中處於有利地位方面，歐洲地理大發現也發揮了極大作用。因為歐洲人能夠獲得所有已經定居人類的世界所儲存的新技術和知識，用於豐富和擴充自己的技術和文化。正如他們封建時代的祖先，騎士戰爭技術賦予西歐人短暫的陸上軍事優勢一樣，早期近代的海上優勢也向歐洲水手傳遞了一種安全感，以至於他們認為能夠用天真而自信的好奇心審視他們所遇到的一切，渴望瞭解和發現，隨時準備從其他民族的工具箱裡借鑒任何喜歡的東西。以他們擴大了的世界知識和天才為基礎，歐洲技術發明和天賦的迸發是必然而令人肅然起敬的結果。
沒有任何其他文明以類似歐洲那樣的冒險精神，對海洋航行開闢的新可能性做出反應。把玩外來新奇玩意兒的現象的確出現了，特別是在遠東，但是任何敵視古老的現存傳統、滋擾中國官吏心靈的東西都不能長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反應甚至更加消極。與古代真理相悖的任何東西都被簡單粗暴地排斥和否定，或者壓根兒就被無視。
歐洲的反應卻迥然不同，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代的震撼完全動搖了歐洲社會的根基，破壞了歐洲文明的中世紀結構！地理大發現的刺激及其之後的探險活動，並不是歐洲轉型的唯一原因。歐洲文明內部長期且根深蒂固的緊張關係至少像來自外部的任何事物一樣，也做出了貢獻。因此，考察這些內部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將是下一章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