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細節非常複雜，但是描述1500～1648年歐洲政治發展的主要線索並不困難。與中世紀盛行的管轄權重疊而引起錯綜複雜的情況相比，權力傾向於集中在比較少的中心。歐洲地理終於被劃分為一系列比較鞏固的國家，每個國家由一個中央集權的、通常是君主制的政府控制。在最成功的例子中，鞏固的規模是民族範圍的：法國、西班牙、英國和瑞典。在中歐，較小的單位攫取了主權：城市國家、封建王公的國家、教會國家。但是即使在這裡，每個單獨的國家都把權威和權力集中於一個中心，就像較大的民族國家所做的那樣。在東歐，類型變得更弱小，因為在有些情況下，那裡的貴族和城市特權仍然包含在民族國家君主制之中。例如，波蘭和匈牙利都是如此。另外的例子，如俄羅斯和土耳其，政治中央集權超越了單個民族的局限，不同語言和宗教的民族都臣服於單一的帝國統治之下。
在每個成功的國家版圖之內，政府權力迅速擴大。以前嚴格限於地方的事務現在變成了中央政府代表管轄之內的事情了。國王和王公貴族也取得了教會管理和庇護方面的權威，即使在天主教和繼續承認教皇對教會領導權的國家。貴族的權利和豁免權、城市和鄉村的自治權都遭到了急劇削弱。以個人身份為基礎的各種地方權威在以遙遠的君主之名的官員面前瓦解了，官員的權力依賴國王或王公貴族的任命。
政治鞏固的過程可以多種不同角度看。在某種意義上，它運用了阿爾卑斯山以北政府統治的所有技巧，這些技巧首先在意大利的城市國家產生出來。例如，貴族與市民階級組成單一國家的形式就在佛羅倫薩等意大利城市開了先河，這比法國和英國國王開始朝著這個方向邁進早了大約200年。1500年前，利用職業常備軍支持統治者的意志在意大利也是平常之事，但是法國和西班牙在此之後才變得可行。當然，在重大事件上，與意大利所知道的情況相比，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國家建設以大得多的領土規模進行。隨著這種領土擴大，歐洲大國政府的有效權力也大大擴充了，國家之間政治的整體規模也相應地擴大了。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中世紀政治生活中複雜的管轄權重疊現象與其說是被滲透到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意大利政治實踐所瓦解，倒不如說是被與宗教改革有關的暴力和激情所瓦解。的確，改革教會並使之成為神聖場所的努力很快便對政治產生了廣泛影響。為了使人類生活符合《聖經》揭示的上帝旨意而做出的持續而嚴肅的努力，改變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教義差異所導致的大規模暴力活動很快爆發了，在一個多世紀裡，歐洲被以基督教真理名義進行的戰爭所折磨，雖然根本不符合它的準則。
在各種暴力活動和血腥屠殺中，世俗政權不斷地向前推進權力。在已經成為新教的大國中，政府接收了以前教會人員佔有的大多數財產，取得了任命或至少批准任命高級神職人員的權力。幾乎同樣的命運也降臨於那些仍然效忠教皇的國家的教會頭上。例如，土地和其他沒有被直接沒收的財產並不能阻止西班牙、法國、奧地利的天主教國家的統治者任命高級神職人員，向自己領地內的教會土地徵稅。
從第三個角度來看，政治權力穩固地操縱在較少數中心的事實，反映了軍事技術的迅速發展。由於武器變得越來越複雜，對地方貴族來說，實施有組織的暴力活動變得極其昂貴，對於普通的權威來說，它又幾乎是不可能的複雜。中世紀的騎士，一旦他取得了一匹戰馬、一幅盔甲、受過軍事訓練，那麼他幾乎就是自給自足的，或者更準確地說，無論他到哪裡，他都能不太費力地找到自己想要的食物，對裝備進行小修理。如果受到優勢力量的威脅，他可以撤退到城堡的圍牆裡面；如果城堡被圍攻，那麼他還能足夠安全地等待敵人退卻。但是當大炮和使用長矛、步槍的步兵首先把騎士從城堡裡趕出來，接著又把他們趕出了戰場時（1350～1550年），軍事組織就變得非常複雜了。火藥和炮彈的供應、重炮的運輸、軍隊的紀律、維持軍隊所需要的各種開支的金錢，都不在大多數地方權威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正如已經證明的那樣，任何統治廣袤領土的君主都無法有效地在整個歐洲徵募軍隊。
對越來越複雜的陸地武器的依賴也將政府與生產複雜裝置的資源捆綁在一起，即依靠手工業店舖和作坊、採礦和冶金企業、資本家、銀行家，一般說來，就是依靠社會中的城市人口，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生產武器，在適當的時間裡把武器分門別類地運送到指定地點。因此，真正強大的國家是那些領土上出現了足夠的城市發展，能夠支撐新型軍事技術複雜需要的國家。例如，領土廣袤的國家波蘭由於沒有出現這種城市發展，所以不能利用他們的領土面積變成相應強大的國家。
這三個觀點中的任何一個都肯定是有效的。它們在一個半世紀裡的相互影響，在許多面臨新的不相關選擇的個人的不可預測行為中發揮作用，使這個時期的政治史帶有異常緊張和混亂的特點。
當時，國王和諸侯政府與地方性和普遍性競爭對手之間爭奪主權的鬥爭結果還不明朗。例如，在歐洲東部和北部某些地區，貴族和氏族首領保持甚至擴大了他們的自治權利。這是以加爾文教會和國家改革的名義進行的，如匈牙利和蘇格蘭，或者以恢復或復興天主教的名義進行的，如波蘭和立陶宛。
在荷蘭各省和英國，同樣的政治發展因為非常不同的原因而開始進行，因為市民和商業化的農民瓦解了王權，他們在加爾文的教義中找到了蔑視中央政權正當性的合法先例。
荷蘭反對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叛亂開始於1568年，到1609年結束大規模戰役的停戰協議簽訂時，叛亂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反對西班牙的戰爭緊急狀況下，叛亂各省組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聯盟存在到戰爭之後，儘管城市與鄉村經常發生摩擦，但是足以使荷蘭變成世界上的一流強國。
在此後一代裡，英國內戰（1642～1648年）也走向反對君主專制的趨勢。正是現代議會的反對，有效的國王官僚制度才獲得勝利。就像宗教改革本身一樣，議會的事業是極其反動的，因為它既依賴英國人（《大憲章》及相關文件）傳統自由權利的重申，又依賴一個聖徒政府之後的無情的清教徒的努力。但是像其他成功的革命一樣，掌握權力的清教徒被迫背叛他們的計劃。處死國王查理一世（1649年）後，英國的自由權利和聖徒政府就在克倫威爾（卒於1658年）的統治下墮落成赤裸裸的軍事獨裁。他恢復議會政府的最迫切努力遇到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大多數英國人拋棄了鼓舞克倫威爾軍隊鬥志的清教理想。克倫威爾死後，國王查理二世復辟（1660年），他並不企圖建立像查理一世那樣的王權。主權仍然掌握在議會手中；英國議會力圖平衡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利益，以便中央政府能夠合理地應對不斷變化的形勢。
但是，無論英國君主立憲制和荷蘭聯邦制對後世具有多麼重要的先驅意義，但它們是例外，根本不是這個時代的典型。通過給予頑固的地方主義和地主、市民表達政治願望的機會，英國和荷蘭政府似乎正在為過去的事業進行辯護。與其他國家相比，它們的安全更多依賴海軍而不是陸軍，只有這個事實才能解釋這兩個鬧獨立的國家如何能夠發揮大國的作用，而又沒有臣服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在其他國家，這種中央集權官僚制度是軍事力量的代價或者政治殘餘的行為。
國際政治
1500～1648年間歐洲政治最壯觀的一面不是某些中央權威的代議制正在不斷削弱地方管轄權。但是，依靠無數地方性小爭端和決定，中央行政集權化的重要過程已經開啟了。更為急劇的是政治衝突規模的另一端，這種衝突使拉丁基督教世界兩大普遍性組織——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陷入反對西歐和中歐正在興起的領土主權國家的活動之中。顯然，至少在理論上，文藝復興的理性主義、宗教改革努力理解並實施把人類從不確定性和謬誤中拯救出來的真理，可能都被用於支持單一的領土廣袤的國家和單一的教會——如果任何單一主權能夠利用越來越複雜的戰爭技術、組織強大力量打敗所有的政治對手、鎮壓異端的話。
這種事情一件也沒有發生。但是1519年當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在已有龐大世襲領地上又增加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和實力時，普遍性的君主制似乎明顯地取得了勝利。因為通過幸運的聯姻，查理五世不僅繼承了其家族在奧地利及其附近的德意志領地，而且繼承了龐大的勃艮第遺產，這是位於法國與德意志之間向低地國家南部延伸的一塊不規則的狹長領土。此外，1516年他還繼承了西班牙王位。不久，他就因為西班牙王位而使領地增加了龐大的新興美洲帝國，早在歐洲人對科爾特斯（1521年）和皮薩羅（1535年）先後打開新大陸財富之門而目瞪口呆之前，這個美洲帝國就已經出現了。這彷彿還不夠，1526年，當他姐夫匈牙利國王從莫哈赤（Mohacs）戰役災難中僥倖逃脫土耳其人之手後去世、沒有留下男性後嗣時，被查理委託管理奧地利領地的弟弟繼承了波希米亞和匈牙利的王位。
然而，查理的敵人與他的臣民一樣多，他的臣民從未團結一心從事任何長期的共同事業。因此，結果首先是停滯，然後是帝國權力的衰落，即使德意志境內也是如此。但是從查理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519年）到他的後裔不情願地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1648年）中承認德意志各地諸侯的主權，是漫長而劇烈動盪的歷史。
法國國王和土耳其蘇丹是哈布斯堡帝國權力的最堅決反對者（儘管1536年他們之間的盟約很少在戰場上發揮作用，但該盟約一直是法國「最虔誠的基督教國王」的污點）。此外，查理與羅馬教廷發生激烈衝突，他的士兵於1527年攻佔了羅馬城。但是從16世紀60年代起，西班牙軍隊和西班牙的虔誠基督徒入侵意大利，佔領了羅馬教廷，鼓舞了「反宗教改革」，教皇開始與哈布斯堡家族合作。帝國與教廷的聯盟能夠使曾經短暫地信奉新教的奧地利、匈牙利和波蘭的幾乎所有居民重新皈依天主教。
然而在德意志，宗教改革極大地增強了地方諸侯反對帝國鞏固權力的力量。經過最初的猶豫不決後，查理五世宣稱堅決反對馬丁·路德及其信徒；但是他忙於應付主要在意大利和地中海進行的與法國和土耳其的戰爭，所以他從來沒能騰出手來全力對付路德派。1555年通過與路德派諸侯簽訂和約，保證他們捍衛路德派崇拜儀式和教義的權利，他承認了自己無力恢復德意志的宗教統一的現實。次年，查理宣佈退位，把西班牙及其帝國、勃艮第領地交給他的兒子菲利普，但是把奧地利和帝國皇帝的頭銜授予了他的弟弟費迪南。
這種世襲領地的分裂最終也未能使各個部分的統治得到鞏固。德意志仍然四分五裂，各地諸侯對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國野心保持著高度防範。費迪南及其後繼者長期追求一種謹慎政策，而菲利普二世統治下的西班牙雖然實力更強大，但是首先為鞏固、接著為控制低地國家而進行徒勞的鬥爭。荷蘭叛亂（1568～1609年）的成功和1588年英國取得對「無敵艦隊」的勝利，都不能阻止西班牙繼續在歐洲統治著勃艮第其他領地、控制意大利大部分地區、在地中海打敗土耳其人、在美洲建立領土廣闊的帝國，甚至一度兼併葡萄牙及其帝國（1580～1640年）。
菲利普二世死後，西班牙的霸權地位才開始動搖。法國被一系列宗教戰爭所折磨，這些宗教戰爭同情新教徒，反對王權，但在亨利四世統治下（1589～1610年），法國再次成為強大的統一國家。與此同時，手工業生產的停滯甚至倒退，削弱了西班牙裝備維持帝國地位所需的陸軍和海軍的能力。因此，哈布斯堡家族和天主教會在歐洲的領導地位轉移到該家族自查理五世的弟弟費迪南傳下來的奧地利分支。他的同名兒子費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比其祖輩更加精力充沛和殘酷無情。他以恢復天主教為名，任命官員，取代地方自治權和豁免權。結果把波希米亞的一場叛亂（1618年）醞釀成為30年激烈的戰爭，震撼了幾乎整個歐洲。基督教的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分歧助長了衝突，但諸侯與帝國主權之爭同樣處於白熱化狀態。當費迪南的軍隊似乎要取得勝利時，丹麥、瑞典和法國先後出兵干預哈布斯堡家族的帝業。隨著《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德意志各地的毀滅性破壞結束了，和約承認德意志各個諸侯的主權，保證了帝國的空殼。此後200多年裡，德意志仍然被眾多地方統治者瓜分，他們的宮廷和政府都模仿大國，但是無法真正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崛起的大國——法國相抗衡。
歐洲的殖民活動和貿易
所以，1500～1648年間歐洲政治、軍事和宗教歷史的後果幾乎像這些事件本身一樣混亂。多個主權仍然分裂著歐洲大地，它們的關係複雜而多變。教皇在歐洲大多數地區的權力仍然是真實的；西班牙保住了美洲和歐洲帝國的大多數領土；甚至在鞏固和加強對奧地利、波希米亞和匈牙利世襲領地的中央行政控制方面，哈布斯堡家族奧地利分支的帝國權力都找到了充足機會。因此，1648年出現的法國優勢地位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歐洲大陸本身。當人們考慮海軍力量和海外帝國時，法國的優勢就消失了，因為英國和荷蘭已經變成了優於法國的海上強國。它們利用船隻蠶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國，派遣商人到印度洋，派遣殖民者到達美洲。
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相繼建立（1600、1601年）為這兩個國家在印度和遠東的殖民活動提供了持久而有效的商業組織。最初是荷蘭人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功。從1594年首次冒險起，在短短50年裡，他們就從馬六甲和錫蘭驅逐了葡萄牙人，在爪哇確立了自己的權力，因此，變成香料貿易的主人。英國在印度西海岸的早期殖民據點則比較弱小。
但是在美洲，平衡朝相反方向逆轉，因為英國的弗吉尼亞（1607年建立）和馬薩諸塞（1620年建立）殖民地很快超過了荷蘭的紐約（1626年建立）殖民地。法國在加拿大的殖民活動幾乎同時始於魁北克（1626年）。但是17世紀跨越大西洋最有利可圖的歐洲冒險都是衝著加勒比海的較小島嶼，那裡的蔗糖種植園由從非洲販賣來的黑奴勞作，提供了歐洲急需的商品。到17世紀40年代，英國、法國甚至更小程度上的荷蘭的企業家已經在這種貿易中佔據領先地位，取代了最早在巴西和加勒比海沿岸經營甘蔗種植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歐洲殖民和貿易活動非常迅速地擴大，證明歐洲力量對其他不穩定民族和文明的優勢不斷增長。歐洲政治的所有徒勞和混亂、殘酷的武裝衝突、構成這個時期歐洲歷史主題和素材的為神學確定性而進行的殘酷鬥爭不是完全沒有結果的。人們很少能夠完成他們所嚮往的所有事情，但是他們的鬥爭的確極大地增強了歐洲為政治和經濟目的調集財富、人力和發揮創造力的能力。主權的鞏固和政府活動範圍的擴大是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如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那樣的聯合股份公司和其他大型商業企業的興起是另一個重要表現。同樣，在知識和藝術領域，技術進步（如印刷術和望遠鏡）提高有時甚至刺激了對真和美的不計後果的追求，賦予歐洲文化比中世紀相對零碎的世界觀和有限的知識所能允許的更多的多樣性和堅忍性。我們必須考察這些變化。
文藝復興
孿生卻又相互對抗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分別強調了歐洲文化傳統的不同方面。受到復興異教古代知識、技術和優雅風度鼓舞的人們讚美歐洲歷史上的希臘—羅馬時代，而那些渴望根據《聖經》改革宗教的虔誠教徒則從西方文明的猶太—基督教成分中吸取營養。兩個陣營中少數忠誠的人力圖完全否定對方；但這是不正常的，因為這兩個運動之間存在著一場複雜的交叉演出。有些最偉大的宗教改革家也是熟練的古典學者，發現了也適用於《聖經》研究的技巧，這些技巧是異教作家為了編寫正確的經典而發展出來的。同樣，文藝復興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仍然深情地關注宗教和神學問題。即使像馬基雅維利（卒於1527年）那樣的人，他們也沒有公開宣佈放棄基督教信仰。
當然，文藝復興於1350年左右肇始於意大利。由於對強大的羅馬帝國的記憶，所以復興古代對意大利人自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此外，意大利城市孕育了具有世俗思想的平民和把注意力投向塵世事務而非宗教事務的王公貴族贊助人。
1500年左右，意大利文藝復興達到了頂峰。列奧納多·達·芬奇（卒於1519年）通過藝術和對人類、事物的仔細觀察而孜孜地探索自然界的奧秘，加上尼可洛·馬基雅維利根據個人經歷和對古代作家的研究，赤裸裸地分析了政治權力的性質和功用，他們都是意大利文藝復興高潮的代表人物。直到稍後，米開朗琪羅·博那羅蒂（卒於1564年）和尼古拉斯·哥白尼（卒於1543年）——雖然他在波蘭去世，但他從帕都亞大學接受的教育中受到知識的鼓舞——才放棄了對達·芬奇和馬基雅維利作品中明確表現出來的對人類理性的過分信任。米開朗琪羅經受了對每件實際事物持懷疑態度的折磨，甚至對自己的藝術也持懷疑態度；哥白尼的天文學日心說受到新畢達哥拉斯派數字神秘主義的啟發，實際上公開蔑視已有的觀察數據，哥白尼的天文學假定，行星運行的軌道是圓形的而不是橢圓形的。
文藝復興時期美的理想的吸引力在歐洲其他地區並未消失。它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貴族和宮廷圈子裡特別受歡迎；但是只要是城市發展產生了大量中產階級的地方，如在荷蘭、萊茵蘭、英國和法國，平民也很快被當地模仿或超越意大利模式的努力所吸引。其結果是文學和一定程度上的繪畫的民族獨特風格流派的發展。例如，塞萬提斯（卒於1616年）創作的《堂·吉訶德》和洛佩·德·維嘉（Lope de Vega，卒於1635年）創作的戲劇都給予西班牙語言以文學形式。現代法國通過三個完全不同風格的人的著作而取得了它的文學形式：嘲笑自己無法改變的一切現象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卒於1553年）、無情地推行宗教改革並使人類生活神聖化的約翰·加爾文（卒於1564年）、力薦在人類缺點面前適度冷淡的蒙田侯爵（卒於1592年）。英語文學的形成歸功於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作家，尤其是威廉·莎士比亞以及國王詹姆士一世的欽定《聖經》（1611年）。日耳曼語系歐洲的其他大多數語言（荷蘭語、丹麥語、瑞典語）也是作為新教徒把《聖經》翻譯為民族語言的副產品而形成的。
宗教改革
這個時期歐洲文化生活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重申宗教關注，儘管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思想和情感似乎都表現出來的世俗主義殘餘魅力仍然存在。
羅馬天主教會的改革和復興在中世紀歐洲多次發生過。根據它們的性質，這些運動是向合法的教會權威挑戰，而教會一直堅持宣佈這些改革運動為危險的異端。這就是英國的約翰·威克裡夫（卒於1384年）和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卒於1415年）的命運，他們從來沒能吸引大批信徒。1417年通過康斯坦茨宗教會議而恢復的教皇君主國，癒合了教會大分裂，但是這使此後一個世紀裡異端難以興盛。特別是在西班牙，宗教統一和政治忠誠趨於同一了。幾個世紀反對摩爾人（只在1492年才被驅逐出格拉納達）戰爭培育出來的十字軍精神繼續鼓舞著西班牙在歐洲和海外的帝國擴張活動。教會與國家之間獨特的緊密關係形成了。在其他地方，教皇和君主通常在向教士徵稅方面進行合作，但是雙方在其他方面的衝突與合作一樣多。
羅馬教廷自稱擁有對意大利部分地區的主權，有些教皇對半島政治權力的追求超過對其前輩力圖獲得的基督教世界精神領袖地位的追求。在意大利其他地區和德意志，主教和修道院長常常效仿教皇。
在這種追求世俗華麗的宗教背景下，馬丁·路德（卒於1546年）以一個罪人如何獲得拯救的自身痛苦經歷為基礎形成的認識，就像復仇天使的寶劍迸發出來的火花。最初路德只是挑戰出售贖罪券的有效性。這種聲稱能夠從煉獄中拯救人的靈魂的文件的出售，已經被商業精神組織起來，成為修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籌款計劃的一部分。根據傳統經院哲學辯論的習慣，1517年路德在維滕堡教堂大門張貼「95條論綱」，公開否定贖罪券的價值。但它已經不是學術辯論的事情，路德的觀點像野火一樣燃遍德意志各地。公開與教廷權威爭辯的結果促使路德立即更激進而完整地闡述了他的主張。1520年寫作的三本義正詞嚴的小冊子《致德意志民族貴族書》《教會的巴比倫之囚》和《基督徒的自由》，確立了路德派教義的核心。後來，辯論發展成天主教、路德派和其他新教派的許多不同教義形式。這場神學分裂的中心是宗教權威問題。路德把自己的改革建立在《聖經》和上帝免費賜予得救的個人經驗的基礎之上。他還否定教士是罪人與上帝之間必要的中介，勇敢地宣稱每個信徒都是自己的牧師。
印刷術把路德的觀點迅速而廣泛地傳遍德意志各地及其鄰近地區。他的抗議聚集了大批打著教會改革旗號的不滿者，例如，在德意志吸引了許多自認為因被外國人徵稅和剝削而感到苦惱的人；但是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這種表達方式很快就因皇帝查理五世、德意志其他重要統治者拒絕成為路德派信徒而被扼殺了。
因此，新教運動沒有變成德意志的，而是變成全歐洲的，特別是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大本營（1541年）並使它成為活躍的宗教宣傳中心之後。例如，英國於1534年宣佈與教皇斷絕關係，但是英國教會只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新教國家，而且主要受到來自日內瓦的刺激。與此同時，荷蘭人和蘇格蘭人把加爾文教變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教派。相反，在法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天主教信仰。法國新教歷經輝煌的開端後，1600年左右就失去了銳氣。在意大利，新教從未得到廣泛的支持，當被恢復的天主教勢力變得明顯時，它就萎縮了。另一方面，斯堪的納維亞變成了路德派，與幾乎一半德意志人一起。歐洲各地正在開始興起的民族主義在決定各自宗教信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路德派的外衣掩蓋下，社會經濟主張也短暫地表現出來。但是當起義農民把基督教的自由當作免除租稅時，路德就公開激烈地抨擊他們。因此，社會動盪和宗教激進主義在再洗禮派和其他教派中找到了表現場所。這些教派遭到殘酷迫害，只在窮人中倖存下來，而且常常是以秘密或半秘密集團的形式。
1500～1648年間歐洲急劇的社會經濟變化極大地促進了宗教爭論。但是不能錯誤地認為，僅僅因為明確而連貫的世界觀的天然吸引力，對一種絕對可靠的宗教真理的尋求背後就一定積聚了大量能量。心靈平靜需要對不確定性問題給予權威而充分的答案，日常經歷給當時歐洲大多數人帶來了冷酷的不確定性。路德確信自己已經知道了如何獲得上帝的恩典。這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訣之一，因為其他人迫切希望獲得同樣的內在恩典狀態並確保靈魂得救。當一個人取得了確定性時，他自然希望既把得救的真理與他人分享，同時又譴責它掩蓋的所有謬誤。大量湧現的旨在說明這些道理的教義和著作很快就被取自教義問答中的系統教育所補充。教廷的捍衛者立即加強了羅馬天主教會的反宗教改革宣傳。更多的基督教教義知識和更深刻地服膺於被選擇或被繼承的信仰形式瀰漫於整個歐洲。
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之一是，新教內部傾向於分裂為各種派系，甚至教派內部又分裂為更小的教派。宗教改革家從未放棄建立一個包含所有基督徒的單一大公教會的理想。但是《聖經》——他們的唯一宗教權威來源——能夠被作各種解釋。對一個人看起來不言而喻的真理對那些僅僅作為罪人並同樣迫切希望獲得靈魂拯救確定性的另一個人並非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被迫譴責其他人是錯誤教義的傳播者，且常常比做慈善更積極。但是隨著第一代宗教改革家激情的消退，建立教會組織、實施教義統一的努力在大多數歐洲新教地區取得了成功。在英國，這個過程是持久的。都鐸王朝（1534～1603年）漸進的宗教改革不能滿足清教徒的要求。直到奧利弗·克倫威爾（卒於1658年）統治下的聖徒政府完全失敗為止，他們一直沒有放棄按照上帝旨意改造人類生活的努力。
羅馬天主教會緩慢地應對新教的挑戰。最初，許多人希望二者可以調和。虔誠而且受過教育的天主教徒最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對付新教運動，他們常常擔心通過反擊路德派教徒而加深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但是追求武裝新教徒頭腦的神學確定性的激情也能被用於天主教的事業。聖伊格納修·羅耀拉（卒於1556年）就是這樣做的。經歷了像路德那樣痛苦的個人皈依後，羅耀拉開始作為教皇的戰士宣傳基督教真理。他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然後把他們組成「耶穌會」，耶穌會迅速變成歐洲和海外捍衛和宣揚天主教的最有效工具。耶穌會成立初期，恰逢特倫特宗教會議（1545～1563年）召開。經過漫長的三次中斷後，特倫特宗教會議成功地頒布了許多有效的改革法令，在堅決反對新教的意義上確立了一些有爭論的教義。
從此，教會改革要求的最初模糊性消退了，歐洲各地的人們面對一個組織比較精良、統一、被改革了的天主教會與同樣堅強但組織不太嚴密的加爾文教運動進行殊死搏鬥的壯觀景象，而路德派和保守的英國教會人士則對兩種領導者都採取基本否定的態度。教皇和皇帝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中的失敗及幾乎與此同時的英國清教徒革命（1640～1660年）失敗，最終促使許多人放棄了宗教爭論，在這兩場衝突中，宗教爭論常常成為骯髒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遮羞布。
科學的發展
事實上，宗教改革期間，少數但重要的人物沒有讓追求神學確定性掩蓋對其他更世俗事務的關注。例如，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一生幾乎經歷了宗教衝突的高潮，但是他更喜歡獻身於物理學和天文學研究。他以望遠鏡觀察和數學推理為基礎而為哥白尼天文學所作的辯護，他為了把仔細記錄的天文觀察數據給予數學表達而進行的創造性努力等，開創了物理學和天文學至今仍未窮盡的探索途徑。勒內·笛卡兒（卒於1650年）是另一個代表人物，他故意避開神學爭論而著手創立嚴密的數學哲學，這種數學哲學以極其公正的態度、以理性為基礎，為形而上學和其他各種自路德以來甚至在路德之前人們就激烈爭論的問題提供了答案。
其他知識傳統也很活躍且富有成果。帕拉塞爾蘇斯（卒於1541年）、安德烈·維薩留斯（卒於1564年）和威廉·哈維（卒於1657年），以神秘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為基礎，以精確觀察人體結構為基礎一樣，在醫學方面向蓋倫的權威成功地發起了挑戰。與此同時，一位迷信的神秘主義者約翰·開普勒（卒於1630年）徒勞地力圖發現行星運行軌道之間的和諧比例關係，但是經過大量複雜計算後，他的確發現了一種數學方程式，這種方程式能夠精確地描繪各個行星在自己的軌道上所作的橢圓形運動，因此，偶然地糾正了哥白尼的錯誤，也為哥白尼假設掃除了一個最重要的障礙。另一種傳統——樂觀和經驗主義，代表人物是弗蘭西斯·培根（卒於1620年），他認為仔細觀察和系統地收集信息就可以使人類瞭解大自然的奧秘，而無須借助宗教啟示或數學推理。
許多新儀器的發明，特別是望遠鏡（約1608年）和顯微鏡（約1590年）、鐘擺（約1656年）、溫度計（約1654年）、氣壓計（約1643年）等，為少數自然哲學家的觀察和實驗提供了比以前更精確的工具。加上從海外大量流入歐洲的各種信息，都為那些更喜歡這種研究而不是神學辯論的人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因此，當（1648年後）敵對的宗教陣營最終被善於思考的人廣泛地認為是恥辱時，自然哲學家準備並首先提供了一種世界觀，雖然這種世界觀也許不完整，但其吸引力並不亞於吸引以前許多代人注意力的、互相敵對的神學。
然而如果人們認為科學取代了宗教，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相反，宗教改革時代使各行各業的人們對宗教保持高度關注。科學和其他世俗學術研究並不公開反對宗教主張，具有說服力的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家都高度重視這些宗教主張。大約1650年後，科學研究得到了充分尊重，科學家和知識分子，至少那些生活在歐洲文明最活躍中心的，不再沉重地擔憂他們的發現將如何適應官方神學體系。爭論繼續爆發，但是無論捍衛基督教真理的教士，還是提出新思想的科學家，都不能鎮壓或推翻那些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在重大事件上，雙方都訴諸暴力和普遍一致的需要，在宗教改革時期，這種普遍一致的需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許多認識論方面的問題逐漸不再帶到政治家和公眾面前。
文化多元主義的出現
1500～1648年歐洲漫長而動盪的結果幾乎出乎當時所有偉大人物的意料之外。歐洲人不是發現和實行普遍的真理，而是發現他們能夠接受不同意見。知識多元化局面在歐洲大地比以前更真實地形成了。沒有知識的官方等級制度為理解世界——從理論上說，如果不是實際上的話，像中世紀那樣——提供完整的計劃。每個獨立的教會、國家和職業都在根據自己的理解追求真理。這種多樣性確保歐洲思想的連續而非常迅速的發展，甚至直到我們這個時代。
藝術和文學也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在本章討論的時間之初就開始興起的俗語文學創立了各個民族的文學流派。繪畫也傾向於偏離意大利大師們創立的範式，所以西班牙（維拉斯凱茲，卒於1660年；埃爾·格列柯，卒於1614年），荷蘭（倫勃朗，卒於1669年）和佛蘭德（魯本斯，卒於1640年）的畫派，都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歐洲總體傳統之內發展。建築仍然沒有什麼多樣性。在整個天主教歐洲地區，文藝復興風格的巴洛克裝飾盛行，而在大多數新教國家和地區，以哥特式為基礎的各種風格牢固扎根。
產生於中世紀模式的傷痕是巨大的。歐洲人從未遇到比這更痛苦難忍或更普遍深刻的不確定性。但是這種動盪也以最異常的規模激發了人類的天賦和個人的成就。與他們沒有相遇的前人和後代相比，哥倫布和科爾特斯、路德和羅耀拉、達·芬奇和笛卡兒、哥白尼和伽利略——這僅僅是最偉大人物中的一小部分——是更深刻意義上的現代世界締造者，正如這些偉人所做的，新世界的挑戰，無論字面意義上的還是比喻意義上的，在他們瞪大的眼睛面前打開了。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萬歐洲人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中所取得的超常成功被後世西方文明的經歷作了最好的驗證，我們和全世界都是這種西方文明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