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朗誦一首台灣詩人羊令野的《紅葉賦》：
我是裸著脈絡來的，
唱著最後一首秋歌的，
捧出一掌血的落葉啊。
我將歸向我第一次萌芽的土。
風為什麼蕭蕭瑟瑟，
雨為什麼淅淅瀝瀝，
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
歐陽修你怎麼還沒有賦個完呢？
我還是喜歡那位宮女寫的詩，
御溝的水啊緩緩地流，
小小的一葉載滿愛情的船，
一路低吟到你跟前。
現在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對文學的理解也以多元為好，一個人過分強調自己所理解的文學理念的話，有時可能會顯得迂腐，有時會顯得過於理想主義，甚至有時會顯得偏激。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並不能判斷我的文學理念，或者說我對文學現象的認識是否接近正確。人不是越老越自信，而是越老越不自信了。這讓我想起數學家華羅庚舉的一個例子，他說人對社會、對事物的認識，好比伸手到袋中，當摸出一隻紅色玻璃球的時候，你判斷這只袋子裡裝有紅色玻璃球，這是對的，然後你第二次、第三次連續摸出的都是紅色玻璃球，你會下意識地產生一個結論：這袋子裡裝滿了紅色玻璃球。但是也許正在你產生這個意識的時候，你第四次再摸，摸出一隻白色玻璃球，那時你就會糾正自己：「啊，袋子裡其實還有白色的玻璃球。」當你第五次摸時，你可能摸出的是木球，「這袋子裡究竟裝著什麼？」你已經不敢輕易下結論了。
我們到大學裡來主要是學知識的，其實「知識」這兩個字是可以，而且應當分開來理解的。它包含著對事物和以往知識的知性和識性。知性是什麼意思呢？只不過是知道了而已，甚至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學們從小學到中學到高中，所必須練的其實不過是知性的能力，知性的能力體現為老師把一些得出結論的知識抄在黑板上，告訴你那是應該記住的，學生把它抄在筆記本上，對自己說那是必然要考的。但是理科和文科有區別，對理科來說，知道本身就是意義。比如說學醫的，他知道人體是由多少骨骼，多少肌肉，多少神經束構成的，在臨床上，知道肯定比不知道有用得多。
但是文科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它不能僅僅停止在「知道」而已，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比如說我在講電影、中外電影欣賞評論課時，就要捎帶講到中外電影史；但是在電影學院裡，電影史本身已經構成一個專業，而且一部電影史可能要講一學年。電影史就在網上，你按三個鍵，一部電影史就顯現出來了，還需要老師拿著電影史畫出重點，再抄在黑板上嗎？
因此我講了兩章以後，就合上書了。我每星期只有兩堂課，對同學來說，這兩堂課是寶貴的，我恐怕更要強調識性。我們知道了一些，怎樣認識它？又怎樣通過我們的筆把我們的認識記錄下來，而且這個記錄的過程使別人在閱讀的時候，傳達了這種知識，並且產生閱讀的快感？本學期開學以來，同學們都想讓我講創作，但是我用了三個星期六堂課的時間講「人文」二字。大家非常驚訝，都舉手說：「人文我懂啊，典型的一句話就夠了——以人為本。」你能說他不知道嗎？如果我問你們，你們也會說「以人為本」；如果下面坐的是政府公務員，他們也知道以人為本；若是滿堂的民工，只要其中一些是有文化的，他也會知道人文就是以人為本。那麼我們大學學子是不是真的比他們知道得更多一點呢？除了以人為本，還能告訴別人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一下歷史，三萬五千年以前，人類還處在蒙昧時期，那時人類進化的成就無非就是認識了火，發明了最簡單的工具武器。但是到五千年前的時候已經很不一樣了，出現了城邦的雛形，農業的雛形，有一般的交換貿易，而這時只能叫文明史，不能叫文化史。
文化史，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那時出現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現的時候才有文化史，然後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現象。從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再往前的一千年內，人類的文化都是神文化，在祭祀活動中，表達對神的崇拜；到下個一千年的時候，才有一點人文化的痕跡，也僅僅表現在人類處於童年想像時期的神和人類相結合生下的半人半神人物傳說。那時的文化，整整用一千年時間才能得到一點點進步。
到公元前五百年時，出現了伊索寓言。我們在讀《農夫和蛇》的時候，會感覺不就是這麼一個寓言嗎？不就是說對蛇一樣的惡人不要有惻隱嗎？甚至我們會覺得這個寓言的智慧性還不如我們的「杯弓蛇影」，不如我們的「掩耳盜鈴」和「此地無銀三百兩」。我們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們不能把寓言放在公元前五百年的人類文化坐標上來看待。公元前五百年出現了一個奴隸叫伊索，我個人認為這是人類第一次人文主義的體現。想一想，公元前五百年的時候，有一個奴隸通過自己的思想力爭取到了自己的自由，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通過思想力爭取到自由的記錄。伊索的主人在世的時候曾經問過他：「伊索，你需要什麼？」伊索說：「主人，我需要自由。」他的主人那時不想給伊索自由。伊索內心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獲得，他經常扮演的角色也只不過是主人有客人來時，給客人講一個故事。伊索通過自己的思想力來創造故事，他知道若做不好這件事情，他決然沒有自由；做好了，可能有自由，也僅僅是可能。當伊索得到自由的時候，已經四十多歲了，他的主人也快死了，在臨死前給了伊索自由。
當我們這樣來看伊索、伊索寓言的時候，我們會對這件事，會對歷史心生出一種溫情和感動。這就是後來為什麼人文主義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在伊索之後才出現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師生三位都強調過閱讀伊索的重要性。我個人把它確立為人類文明史中相當重要的人文主義事件。還有耶穌出現之前，人類是受上帝控制的，上帝主宰我們的靈魂，主宰我們死後到另一個世界的生存。但是到耶穌時就不一樣了，從前人類對神文化的崇拜（這種崇拜最主要體現在宗教文化中），到耶穌這裡成為人文化，這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即使耶穌這人是虛構出來的，也表明人類在思想中有一種要擺脫上帝與自己關係的本能。耶穌是人之子，是由人類母親所生的，是宗教中的第一個非神之「神」。我們要為自己創造另一個神，才發生了宗教上的討伐。最後在沒有征服成功的情況下，說：「好吧，我們也承認耶穌是耶和華的兒子。」因為流血已不能征討人類需要一個平凡的神的思想力。
那時是人文主義的世界，我們在分析宗教的時候，發現基督教義中談到了戰爭，提到如果戰爭不可避免，獲勝的一方要善待俘虜。關於善待俘虜的話一直到今天都存在，這是全世界的共識，我們沒有改變這一點，我們繼承了這一點，我們認為這是人類的文明。還有，獲勝的一方有義務保護失敗方的婦女和兒童俘虜，不得殺害他們。這是什麼？是早期的人道主義。還提到富人要對窮人慷慨一些，要關心他們孩子上學的問題，關心他們之中麻風病人的問題。後來，蕭伯納也曾談到過這樣的問題，及對整個社會的認識，認為當貧窮存在時，富人不可能像自己想像中一樣過上真正幸福的日子，請想像一下，無論你富到什麼程度，只要城市中存在貧民窟，在貧民窟裡有傳染病，當富人不能用柵欄把這些給隔離開的時候，當你隨時能看到失學兒童的時候，如果那個富人不是麻木的，他肯定會感到他的幸福是不安全的。
我今天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英國、法國都有這麼長時間的歷史了，但我似乎從來沒有接觸過歐洲的文化人所寫的對於當時王權的歌頌。但在孔老夫子潤色過的《詩經》裡，包括風、雅、頌。風指民間的，雅是文化人的，而頌就是記錄中國古代的文化人士對當時擁有王權者們的稱頌。這給了我特別奇怪的想法，文化人士的前身，和王權發生過那樣的關係，為什麼會那樣？古羅馬在那麼早的時期已經形成了三權分立、元老院，元老院的形式還是圓形桌子，每個人都可以就關係到國家命運的事物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並展開討論。在那樣的時候，也沒有出現對屋大維稱頌的詩句，而《詩經》卻存在著，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的封建社會沒有文明到這種程度。
被王權利用的宗教就會變質，變質後就會成為統治人們精神生活的方式，因此在14世紀時出現了貞潔鎖、鐵乳罩。當宗教走到這一步，從最初的人文願望走到了反人性，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十日談》就挑戰了這一點，因此我們才能知道它的意義。再往後，出現了莎士比亞、達·芬奇，情況又不一樣了，我們會困惑：今天講西方古典文學的人都會知道，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充滿了人文主義的氣息，按照我們現在的看法，莎士比亞的戲劇都是帝王和貴族，如果有普通人的話，只不過是僕人，而僕人在戲劇中又常常是可笑的配角，我們怎麼說充滿人文主義呢？要知道在莎士比亞之前，戲劇中演的是神，或是神之兒女的故事，而到這裡，畢竟人站在了舞台上，正因為這一點，它是人文的，就這麼簡單，針對神文化。
因此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在舞台上真正佔據主角的必然是人上人，而最普通的人要進入文藝，需經過很漫長的爭取，不經過這個爭取，只能是配角。在同時代的一幅油畫《羅馬盛典》中，中間是蘇格拉底，旁邊是亞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把所有羅馬時期人類文化的精英都放在一個大的盛典裡，而且是用最古典主義的畫風把它畫出來。在此之前人類畫的都是神，神能那樣地自信、那樣地頂天立地，而現在人把自己的同類繪畫在盛典中，這很重要，然後才能發展到16、17世紀的復興和啟蒙。我們今天看雨果作品的時候，看《巴黎聖母院》，感覺也不過是一部古典愛情小說而已，但有這樣一個場面：卡西莫多被執行鞭笞的時候，巴黎的廣場上圍滿了市民，以致警察要用他們的刀背和馬臀去衝撞開人們。而雨果寫到這一場面的時候是懷著嫌惡的，他很奇怪，為什麼一個我們的同類在受鞭笞的時候，有那麼多同類圍觀，從中得到娛樂？這在動物界是沒有的，在動物界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景：一種動物在受虐待的時候，其他動物會感到歡快。動物不是這樣的，但人類居然是這樣的。人文主義就是嘲弄這一點。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十幾年間，由外國翻譯過來的文學作品不像現在這樣多，是有限的一些。一個愛讀書的人無論借或怎麼樣，總是會把這些書都讀遍的。屠格涅夫的《木木》和托爾斯泰的《午夜舞會》給我以非常深的印象。
《木木》講的是屠格涅夫出身於貴族家庭，他的祖母是女地主。有一次他跟著祖母到莊園，看到一個高大的又聾又啞又醜的看門人。看門人已經成為僕人中地位最低的一個，沒有人跟他交往。他有一隻小狗叫木木，當女地主出現的時候，小狗由於第一次看到她，衝著女地主吠了兩聲，並且咬破了她的裙邊。屠格涅夫的祖母命令把小狗處死。可想而知，那個人沒有親情、沒有感情、沒有友情，只有與那隻小狗的感情，但他並沒有覺悟到也不可能覺悟到我要反抗我要爭取等，他最後只能是含著眼淚在小狗的頸上拴了一塊石頭並撫摸著小狗，然後把小狗抱到河裡，看著小狗沉下去。
還有托爾斯泰的《午夜舞會》，講的是托爾斯泰那時是名軍官，在要塞做中尉。他愛上了要塞司令美麗的女兒，兩人已經談婚論嫁。午夜要塞舉行舞會，他和小姐在要塞的花園裡散步，突然聽到令人恐怖的喊叫聲，原來在花園另一端，司令官在監督對一個士兵施行鞭笞。托爾斯泰對小姐說：「你能對你的父親說停止嗎？懲罰有時體現一下就夠了。」但是小姐不以為然地說：「不，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的父親在工作，他在履行他的責任。」年輕的托爾斯泰請求了三次。小姐說：「如果你將來成為我的丈夫，對於這一切你應該習慣。你應該習慣聽到這樣的喊叫聲，就跟沒有聽到一樣。周圍的人們不都是這樣嗎？」確實周圍的人們就像沒有聽到一樣，依舊在散步，男士挽著女士的手臂是那樣地彬彬有禮。托爾斯泰吻了小姐的手說：「那我只有告辭了，祝你晚安！」背過身走的時候，他說：「上帝啊，怎麼會做這樣一個女人的丈夫，不管她有多麼漂亮。」這影響了我的愛情觀，我想以後無論我遇到多麼漂亮的女人，如果她的心地像那位要塞司令官的女兒，或者她像包法利夫人那樣虛榮，她都蠱惑不了我，那就是文學對我們的影響。
我從北京大串聯回來的時候，走廊裡掛滿了大字報。我看到我的語文老師龐盈，從廁所出來，被剃了鬼頭，臉已經浮腫，一手拿著水勺，一手拿著小桶。我不是她最喜歡的學生，但我那時的反應就是退後幾步，深深地鞠個躬說：「龐盈老師，你好！」她愣了一下，我聽到小桶掉在地上，她退到廁所裡面哭了。多少年以後她在給我的信中說：「梁曉聲，你還記得當年那件事嗎？我可一直記在心裡。」這也只能是我們在那個年代的情感表達而已。那時我中學的教導主任宋慧穎大冬天在操場裡掃雪，沒有戴手套，並且也被剃了鬼頭。我跟她打招呼，「宋老師，我大串聯回來了，也不能再上學了，謝謝你教過我們政治，我給你鞠個躬。」這是我們只能做到的吧，但在那個年代這對人很重要。可能有一點點是我母親教過我的，但是書本給我的更多一些。
正因為這樣，再來看那些我從前讀過的名著時，我內心會有一種親切感。大家讀《悲慘世界》的時候，如果不能把它放在那個時代的文化背景裡來思考，那麼我們還為什麼要紀念雨果？他通過《悲慘世界》那樣一些書，使人類文化中舉起人文主義的旗幟。他的這些書是在流亡的時候寫的，連巴黎的洗衣女工都捨得掏錢來買。書裡面寫的冉·阿讓，完全可以成為殺人犯的；裡面最重要的話語就是當米裡艾主教早晨醒來的時候，一切都不見了，唯一的財產也被偷走了。而米裡艾主教說：「不是那樣的，這些東西原本就是屬於他們的。窮人只不過把原本屬於他們的東西從我們這裡拿走了。沒有他們根本就沒有這些。銀盤子是經過礦工、銀匠的手才產生的。」這思想就是講給我們眾多的公僕聽的。正因為雨果把他的思想放在作品裡面，一定會對法國的國家公僕產生影響，我們為此而紀念他。人道精神能使人變得高尚，這讓我們今天讀它的時候知道它的價值。
我們在看當下的寫作的時候，會做出一種判斷，那就是我們的作品中缺什麼？也就是以我的眼來看中國的文化中缺什麼？我們經常說，我們在經濟方面落後於西方多少年，我們要補上這個課，要補上科技的一課，要補上法律意識的一課，也要補上全民文明素質的一課。但是你們聽說過我們也要補上文化的一課嗎？好像就文化不需要補課。這是多麼奇怪，難道我們的文化真的不需要補課嗎？
五四時期我們進行人文主義啟蒙的時候，西方的人文主義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也就是說我們的國家進行初期人文啟蒙的時候，西方的文化正處於現代主義思潮的時期。他們現在可以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為形式而形式，甚至可以說他們可以玩一下文學、玩一下文藝，因為文學已經達到了它的最高值。我們不會理解現代主義，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完成過。儘管五千年中我們的古人也說過很多話，其中比較有名的如「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這時人文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可它沒有在現實中被實踐過。當我們國家陷入深重災難的時候，西方已經在思考後人文了，關於和平主義，關於進一步民主，關於環保主義，關於社會福利保障。
我和兩位老作家去法國訪問，當時下著雨，一輛法國車擋在我們的前面，我們怎麼也超不過去。後來前面那輛車停下了，把車開到路邊。他說一路上他們的車一直在我們前面，這不公平，車上有他的兩個女兒，他不能讓她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我突然覺得修養在普通人的意識裡能培養到什麼程度。
前幾年我認識了一個德國博士生古思亭，中文名字非常美。外國人能把漢語學成這樣的程度是相當不易的。那天一位中國同學請她吃飯，當時在一個小餐館裡，那位同學說這個地方不安全，打算換個地方。走到半路，古思亭對她說：「要是面好了，而我們卻走了，這是很不禮貌的。我得趕緊回去把錢交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文到底在哪裡。
人文在高層面關乎國家的公平、正義，在最樸素的層面，我個人覺得，人文不體現在學者的論文裡，也不要把人文說得那麼高級，不要讓我沒感覺到「你不說我還聽得清楚，你一說我反而聽不明白了」。其實人文就在我們的尋常生活中，就在我們人和人的關係中，就在我們人性的質地中，就在我們心靈的細胞中，這些都是文化教養的結果，這也是我們學文化的原動力，而且是我們傳播文化的一種使命。
我最後獻給大家一首詩：
我是不會變心的／大理石／雕成塑像／銅／鑄成鍾／而我／是用真誠鍛造的／假使／我破了／碎了／那一片片／也還是／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