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革命開展後，中共猶如橫空出世，在結構鬆散的中國農村，建立起一個緊密的、具有有效組織及動員能力的社會體系，令其對手方不能不為之折服。抗戰開始後，謝覺哉以中共駐蘭州辦事處負責人身份在蘭州活動，與國民黨人接觸時，聽到國民黨人的感歎：「到警署晤馬志超局長。馬參加過剿共，很驚異蘇區群眾組織，他們派的偵探，不能進入蘇區五里路。」[236]
國民黨人說到的中共的民眾組織，的確是中共組織和動員能力的最好見證。當時有關調查提供了蘇區組織的一般狀況，工作偏於中上的興國高興區調查數據是：「高興區是興國縣第二等先進區域，雖然比上社區、城市區較差些，然而一般的還算好。這一區有兩萬零七百多人口，平均男有一萬多人，女則不到一萬人，黨員1026名，團員989名，赤衛軍全區有十四連（每連120人），共一千七百多名。工人、雇農不少。少先隊有1300人，內有婦女九百多人。兒童團員有2748人。」[237]數據顯示，黨員和團員分別佔到總人口的近5%，參加赤衛軍、少先隊、兒童團的民眾佔到1/4強，這是一個以黨員為基幹，各種民眾組織為補充，層層相連、遞相推進的組織體系。
反映著中共廣泛動員民眾的目標，中央蘇區民眾組織眾多，包括工會、貧農團、婦女會、反帝大同盟等，其中，群眾性的武裝組織最受重視，這是由蘇區處身戰爭環境所決定的。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名義提出組建農民武裝問題，要求在新開闢蘇區「數天之內分完田地，組織蘇維埃，建立起『赤衛隊網』（所有十六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男女壯丁一概編入，由鄉到特區各級指揮機關，隸屬於各級蘇維埃的軍事部）……赤衛隊不但可以代替農會的作用（團結群眾），並且加了一層『武裝起來』的意義」。[238]1932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向中央蘇區各縣發佈訓令，指示蘇區「各縣或幾縣成立一個紅軍補充團」，同時「立即普遍的發展和成立城鄉赤衛軍」，[239]以此作為廣大群眾的武裝組織和紅軍的補充隊、後備軍。1932年9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又要求各縣「赤衛軍每區成立模範營，每縣成立一個模範師，以統一指揮。不僅是隨時集中配合紅軍行動，鞏固和發展蘇區，並作赤衛軍下級的幹部訓練地方，和準備到補充隊和直接到紅軍的積極分子組織」。[240]
蘇區群眾武裝組織體系嚴密。每個省都成立統一領導、指揮地方武裝的軍區，直轄數個獨立師和軍分區；每個縣均有獨立團，幾個縣合組為一個軍分區。軍區的獨立師和軍分區的獨立團作為半正規性的地方武裝，具有一定戰鬥力。各縣除獨立團外，還有以保衛地方為主要任務的非正規性軍事組織，邊區縣有警衛連、營和游擊隊，腹地縣有赤衛軍。此外，縣、區、鄉尚有半軍事性的少年先鋒隊和童子團。紅軍—地方獨立師—赤衛隊—少先隊，蘇區武裝形式形成一個有機鏈條，既可以幫助保證武裝力量的人員供給，又可以在持續的戰爭狀態下，以強有力的軍事形式實現對社會的凝聚和控制。更重要的，如論者所言，這一制度：
將一村一鄉的自衛隊，聯結為一張遍及蘇區的大網，將歷來難以守衛自身利益的個體農民，聯結為一股股有組織、有指揮的武裝力量，從而在地方武裝中賦予了組織民眾、武裝民眾的社會意義和戰略意義。完全反映了這種思想的蘇區地方武裝建設，在蘇區社會創建和中國革命發展中，首開人民武裝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241]
蘇區地方武裝的成員幾乎包括除老弱嬰幼及階級異己人員以外的所有群眾，涵蓋面居蘇區社會各種組織之首。以性別分有男、女赤衛隊；以年齡分，24歲至50歲者加入赤衛軍、赤衛隊，16歲至23歲者加入少年先鋒隊，8歲至15歲者加入童子團。從地方武裝所佔人口比例看，如興國縣長岡鄉，赤衛隊年齡段男子全鄉共66人，除鄉政府主席、文書及重病殘疾者共20人外，共余46人全都加入了赤衛隊；全鄉女子246人，除病殘的26人外，全部加入女子赤衛隊；全鄉101名少年先鋒隊年齡段的男女，也僅有病殘的15人未入隊。據江西省1932年的一個統計，「全省赤衛軍的組織至少有二十五萬，連半軍事性的少隊組織至少有五十萬」。[242]大多數赤衛軍和少先隊建立了經常性的軍事操練和政治訓練制度。贛西報告：「群眾的軍事訓練有相當好，特別是少隊童團要好些。有一次少共舉行西路少共童團總會操（期在五卅），永新、安福西區團江區等都有少隊童團比賽起來，確實操得整齊特別精神好，動作也操得十餘種，尤其是兒童團操得更好。據說赤軍較少隊還要遜一著，在政治測驗童團也要好」。[243]興國、贛縣、勝利、上杭等縣的許多區，湧現出赤衛軍模範營，能夠直接參加作戰並能調到別的地方配合紅軍或獨立師團作戰。1934年4月28日，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公佈群眾武裝統計結果是：赤衛軍人數共266345人，少年先鋒隊共157149人，模範赤衛軍共55695人，模範少年先鋒隊共36273人。[244]
對蘇區群眾性武裝的作用，毛澤東曾代表蘇維埃中央予以高度肯定：「他們之加入紅軍，他們之保衛地方，他們之襲敵擾敵，在歷次粉碎『圍剿』的戰鬥中，顯示了他們極其偉大的成績，致使敵人驚為奇跡，成為敵人侵入蘇區的絕大困難。」[245]作為對手方的蔣介石對蘇區的組織狀況也頗為艷羨，他在對屬下的講演中稱讚蘇區：
政治組織和民眾的組織，都很嚴密，尤其是民眾的組織，我們最不及他。匪區的民眾，他們都盡量的組織並武裝起來，成為各種的別動隊，如赤衛隊、慰勞隊、童子團、少年先鋒隊等都是，他們因為組織比較來得普遍而嚴密，所以民眾生活能軍事化，一切行動能夠秘密靈敏。尤其是他的偵探來得很確實、很快速，通訊網遞步哨號炮以及其它種種偵探的標誌和手段，統統都能奏效。其實他的偵探和通訊聯絡的方法，譬如放幾個號炮，搖幾下紅旗子，都是極簡單的，但是因為得力於組織的嚴密，卻能格外迅速確實而發生很大的效用，使匪區民眾和他們偽政府匪軍，都能協同一致動作。[246]
蔣介石上文中說到的通訊聯絡方法，康澤曾有詳盡的報告：「偽軍於駐地各村莊設立通訊站，預於兩站之間擇定置訊處所將信筒埋於磚石下叢草中，利用老幼婦女假裝出外工作輾轉傳遞極為敏捷。且不易被人察覺。偽軍偵探多使用老人幼童婦女，活動時各備劃有痕跡之銅幣信件為的號，其攜帶信件常縫入衣褲或折於袖口上。」[247]在當時通訊條件不發達的狀況下，這樣的訊息傳遞方式可謂巧妙，而民眾參與其中，如果沒有精密的組織及發自內心的支持，都是難以想像的。
可以證明蘇區組織嚴密的具體事例不勝枚舉，當時報刊記載蘇區查驗路條的情況：
有一天早晨，我在離於都城不遠的麻油坑地方經過。那時天色才黎明不久，路上行人還很稀少……突然，尖銳的問話傳來：「同志，有路條麼？」我抬頭一看，原來是一位青年女同志。我回答她：「我沒有路條。」「你沒有路條，不准通過；我們要把你扣留起來，送到鄉蘇去。」她一面說，一面前來檢查我。……最後我把介紹信給她看，因為她不認得字，連忙叫男同志來看，一個同志看了還不算，再給第二個同志看，證實了才准我通行。[248]
總的來看，這一套控制體系設計非常嚴密，國民黨方面相關調查談道：「邊匪地方，以五里一哨，中心區域，則十里一哨。對於盤查，十分認真，如無匪區縣政府之路條，則行扣留。凡是群眾行動，必須有高級軍事機關護照，方能通行，並於每月終，由縣軍事部派人檢查各區步哨一次，各區軍事部，每十天須派員檢查一次。」[249]「民眾之往來均須有路票始能出入，管束極為嚴密。若開民眾大會即由代表率領前去。」[250]
當然，習久成疲，蘇區步哨虛應故事的情況也不是沒有：
我於3月6號，由博生到太雷做突擊工作，經過一百餘里的路途，不曾見有一個步哨，最後我由太雷縣委於10號出發經日車，到龍崗區的一鄉，才見一個步哨。這個同志在店內問：「同志有介紹信麼？」我即答覆：「沒有。」他說：「沒有過不得。」我不去管他，他就坐在凳上，再也不問我了。我走過以後，我到回去問他：「同志你在這裡做什麼？」他答：「放哨呵。」[251]
有意思的是，當時國民黨方面材料對中共組織嚴密度的估計甚至要高於中共本身，這一方面是對對手的重視，另一方面也是對自身缺陷的明確認知；而對中共而言，承認並努力發現自身的不足，正是其繼續改進、提高自身的重要動力。
作為權力結構深入鄉村、社會動員能力空前強大的政權，蘇維埃政權有能力在社會救濟方面發揮比傳統社會更多的作用。蘇區專門成立互濟會，負責展開互助救濟，鄉設委員會，村有負責工作的主任，下再分小組，互濟會成員包括大部分蘇區民眾，每人每月交會費一個銅板。毛澤東在興國長岡鄉的調查記載了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社會救濟狀況：
募捐救濟難民，援助反帝。今年有過二次。一次是七十多個信豐難民到興國城（榔木鄉時），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東北義勇軍（也是榔木鄉時，那時人口二千九百，會員約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數五個銅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數，約占會員百分之六十。五個銅片的，一串的，各只幾人。
（三）鄉里火燒了房子的，失業工人生病無藥的，募捐救濟。今春一家失火，燒了一間半屋，捐了六串多錢給他。
（四）救濟饑荒。今夏榔木鄉有三四個人餓飯（過去乞丐，現還很窮），請求區互濟會發錢發米救濟，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發了三四次。[252]
這些救濟活動雖然瑣碎，但對患難中的鄉民意義卻非同一般，有助於增進群眾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不過，作為群眾性組織，互濟會的活動也有尷尬之處，一方面，根據毛澤東的說法：「許多地方的蘇維埃不注意社會救濟工作，許多地方的互濟會只知收月費不知救濟群眾困難。」[253]另一方面，當互濟會真正發揮作用時，由於其和民眾利益息息相關，又發生「蘇維埃召集群眾會議而群眾不到會，互濟會召集會議則多數群眾到會」的情形，導致地方蘇維埃政權「簡單的將互濟支部取消」。無論哪種情況，最終的結果都導致互濟會空心化，使其「組織上失掉一個下層系統，一切工作都陷於停頓狀態，同時上層機關龐大，找不到實際工作去幹，成為機關運動的形式」。[254]以致有些地區互濟會「對於救濟工作根本沒有做到，因此，群眾對互濟會的經費由懷疑而發生不滿，甚至說互濟會是捐稅機關」。[255]更有一些地區互濟會出現侵吞現象：
募捐手續，不能用宣傳鼓動方式，僅採取攤派式的要群眾照數繳錢的辦法，而收入支出之數，又不能按月公開宣佈，其中浪費、濫用、舞弊都在所難免。茲僅據修水一縣的互濟總會報告，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十月共收入銀洋八千六百四十多元，其中用在救濟事業方面的只有一千七百多元，用在伙食、零用、辦公、長駐救護隊等方面的，達到一千九百多元，此外是縣委挪用一千多元，縣蘇挪用三千多元，尤其是私人挪用一百五十多元，竟有半數（七十多元）無從收回的。[256]
可以看出，制度設計和實際操作間還有一段距離。
對蘇區內部一些游離力量的改造、重組是完善社會組織的重要任務。閩贛兩省遊民眾多，據1930年蘇區有關文件的分析，遊民無產者包括多種從事「不正當職業」者，具體有：盜賊、娼妓、兵痞、戲子、差人、賭棍、乞丐、人販子、巫婆等。對這些人，中共採取改造為主方針，相當一批遊民在蘇維埃革命中分得了土地，生活習俗得到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有的還進入蘇維埃政權。如興國永豐區共有遊民90多人，他們在革命中得到很多利益，因此，「一般都是歡迎革命，不但沒有一個反革命的，並且有十個參加區鄉政府的指導工作，一個當了游擊隊的指揮員」。[257]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流民都順利地接受了改造，蘇區時期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會匪問題就頗讓人傷神。閩贛兩省會黨、土匪活動頻繁，中央蘇區所在的贛南及閩西會黨組織和土匪尤為活躍。據中共方面估計，閩西各地遊民「占當地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258]比例相當驚人。這些遊民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和土匪難以分開。贛南、閩西山高林深，宗族組織強盛，這些都便利於土匪成形，民國以來中央權威混亂、地方控制軟弱，又為土匪大規模孳生提供了條件，所以，民國年間，這裡土匪活動一直旺盛。地方政府常常抱怨對土匪「地廣山多，林深將密，包圍搜捕，兩窮於術。」[259]
按照中共在蘇維埃革命初期的理解，會黨屬於遊民無產者的一部分，因此在早期的暴動中，發動會黨參加是暴動的重要一環，中共文件指示：「應特別注意兩點：一、我們要會匪與農民建立兄弟般的關係，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們來幫助，而是要他們與農民一樣為暴動的主體；二、我們聯絡會匪要拉住群眾，不要僅拉他們的領袖。」[260]國民黨方面觀察：「江西為洪江會策源地，八十一縣，幾無一縣不有洪會機關……赤匪知之，遂利用洪匪為內奸，標語歡迎洪家兄弟，互相勾結，與匪打成一片。凡赤衛軍梭標隊皆以洪江會匪充之。蓋今日之所謂農匪，無一不是洪江會匪也。」[261]蔣介石也曾要求各地對「會匪曾擾害人民或勾通赤匪查有確實證據者，並仰按名拿案，盡法查辦，以資儆惕。其有確被裹脅或盲從附和者，得勒令繳出票布，從寬免究，予以自新。務期境內永無洪會之非法團體與洪會之匪徒」。[262]
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會匪作為游離於正常秩序之外的武裝力量，和蘇維埃政權必然發生衝突。中共針對會匪制定了很多政策，並採取措施要求「堅決執行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路線，號召被欺騙壓迫誤入刀團匪的份子回來分田，而且要在群眾中詳細解釋」，[263]但面對不斷到來的「圍剿」，不可能有更多時間、精力徹底解決會匪問題，會匪大有捲土重來之勢。而且隨著階級對立的加深，一部分地主出身者鋌而走險也加入到會匪行列。1934年前後，由於蘇維埃政治經濟政策的失誤，更客觀上壯大了會匪隊伍。當時在蘇區的一些山高谷深地區，會匪活動尚很猖獗。福建長汀有「李七孜、曹豐溪、馬賢康等十餘股零星殘餘團匪土匪……四百多枝槍」。[264]廣昌縣蘇國民經濟部部長鄭會文「去年討老婆受了大刀會匪首領的賀禮二元，後來他的老婆被另一部分大刀會捉去」，[265]刀匪的膽大妄為非同小可。1933年在紅軍總政治部教導隊學習的肖光多年後仍清楚記得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歷：
總部和前委在建寧時都駐在一起。記得建寧地方大刀會較多，紅軍站崗怕他們來摸哨，有一個晚上，我在城牆邊站崗，看到一團黑呼呼的前來，叫了口令沒回答，認為是大刀會來摸哨，就開槍打，一看是打死了一條牛。教導隊只好給群眾賠了錢。[266]
中央蘇區地方政權及武裝和土匪的較量一直延續到中央紅軍的撤離。1929～1934年10月，寧都縣的赤衛隊和游擊隊等與地主武裝、靖衛團、大刀隊等有過200多次戰鬥。[267]土匪武裝不僅僅消極躲避以求生存，時有主動挑釁，福建泰寧「大刀會經常下山襲擊我們的機關或者在中途打我們的埋伏……泰寧每個區都被襲擊過，區委大部分犧牲了，朱口區有一次被包圍，只剩下一個同志，其它都犧牲了」。[268]赤白邊境地帶紅軍後方運輸也是其騷擾對像：「東方軍兵站線，由建寧經大田市、新橋、下南、上關、飛鳶或紙馬到前方，沿途刀匪不安。」[269]甚至對紅軍大股部隊也展開襲擊，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隊由江西出發進入福建山區後，就常常遭到大刀會襲擊：「這些傢伙，用硃砂塗成大花臉，紅花綠袍，身上貼著鬼符，張牙舞爪，猛看一眼倒挺嚇人。他們憑藉著地形熟悉，一會兒漫山遍地都是，敲鑼打鼓偷襲我們，一會兒幾乎全不見了。」[270]
刀匪的活躍，其實還提示著中央蘇區的另一種現實，即在崇山峻嶺、村莊散落的贛南、閩西地區，即便像中共組織力如此強大的政治力量，短時期內也有力有未逮之處。當年紅軍的日記記載，1934年紅九軍團在廣昌的頭陂時，到離頭陂20里的一個村挑土豪的存谷，頭陂周邊百里此時都是紅色區域，該地理應在蘇維埃政權控制下，但日記所載挑谷經過是：「偵察員先進村偵察，武裝部隊隨後跟進，嚴密警戒。那裡的青壯年大部分被國民黨抓去當兵了，村裡多系老弱婦孺替他們管糧倉，地主豪紳都搬進了大城市，所以運谷很順利。」[271]蘇維埃革命數年後，在已屬中央蘇區核心地區的頭陂，還有大量的土豪存谷，而從紅軍進入該村的狀態看，該村和革命幾乎尚處於絕緣狀態。這樣的事例的存在，再次顯示著一旦進入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中，事態總會比想像的更加複雜。雖然這並不足以動搖對蘇區組織基本狀況的判斷，但卻提醒我們，許多原則性的結論後面，或許都還存留著更多可能出現的豐富細節，歷史的彈性常常超乎人們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