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武裝割據的軍事根據地，蘇區具有十分明顯的軍事特徵。尤其在早期，由於紅軍的弱小，對固定區域實行長期佔據的力量不足，蘇區區域經常隨著紅軍的流動而變化。因此，在蘇區建設中，紅軍常常擔負起蘇維埃政權的作用，成為中共和民眾之間聯結的紐帶。紅軍嚴明的紀律、良好的政治素質使其與民眾間建立了十分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在國民黨方面的材料中處處可見，茲引幾例，以見一斑。1931年第一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軍所編戰報稱：「匪區民眾，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轉告匪軍。」[272]第十八師報告則寫得更詳盡：
東固暨其以東地區，盡屬山地，蜿蜒綿直，道路崎嶇，所有民眾，多經匪化，且深受麻醉，蓋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對於我軍進剿，不僅消極的認為惡意，且極端仇視，力圖抗拒。如是，對於我軍作戰上發生下列之困難：（一）我軍師行所至，農匪堅壁清野、悉數潛匿山中；（二）潛伏山中之匪徒，對於我軍狀態窺探無遺。如是，我軍企圖完全暴露；（三）我軍不僅不能派遣一偵察，即欲尋一百姓問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對於匪情全不明確。即友軍之聯繫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嶇，行軍已感困難，而匪徒對前進之道路亦無不大加破壞，我之前進，幾使我無路可走，蓋一則可予我之極大疲勞，一則無形中可遲滯我軍。[273]
參加第三次「圍剿」的蔡廷鍇，日後回憶其進入蘇區後的情況時說道：「地方群眾在共黨勢力範圍下，或逃亡，或隨紅軍行動，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尋嚮導帶路亦無一人，至於偵探更一無所得，變成盲目。」[274]
紅軍組織之嚴密、對國民黨軍研究之精細有時簡直讓人驚歎，朱德後來在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談話時，談到紅軍的情報工作：
紅軍的情報工作當時已經組織得很好，不但滿佈蘇區，而且深入國民黨區域。紅軍開設了特別訓練班來訓練情報人員，內中有不少是婦女和兒童，另有一些小販和串村子的手藝人，他們的工作便於在國民黨區域內廣泛活動，可以到有錢人家或窮人家做工或賣東西，也可以混入敵軍營盤內活動。
……
有一組人專門研究敵人的電碼、公報、出版物，並且和俘虜談話。另一組人負責從新佔領區收集情報。再有一組人專搞歷史工作——仔細研究敵方每一個軍，把軍官和士兵的背景都調查清楚：這個軍是從哪一省來的，軍裡有什麼變化，過去的歷史和組織，它的戰鬥力，等等。根據這些研究，朱將軍解釋道，「我們最後可以決定應付某一個軍的最好辦法。」[275]
如此用心深密的研究、組織，的確不能不讓其對手方不寒而慄。
紅軍的成功建設當然和中共確立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和組織原則密切相關。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決議，中共提出和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通過將支部建在連上等一系列政治組織措施保證黨領導槍原則的貫徹實施，嚴防軍隊領導權落入個人或小集團手中。同時，規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建軍的唯一宗旨，把軍隊的發展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聯繫，古田會議決議明確指出：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276]
紅軍對民眾的友愛表現，自然得到民眾的回報。紅軍受到民眾歡迎，民眾表現出罕見的參軍的積極性。送兒、送夫參加紅軍的事跡在蘇區常常可見。福建上杭官莊區余坊鄉林東姑「不但宣傳自己的兒子去當紅軍，而且宣傳別人叫兒子去當紅軍，對人家（指被宣傳者）說：『你的兒子能去當紅軍，群眾同（給——引者注）我作衝鋒勞動工、同我砍的柴都給你。』」。[277]舊縣區新坊鄉的李永春，「父子兩人一起報名當紅軍」。[278]長汀的吳秀英為動員自己的未婚夫當紅軍，主動與其結婚，然後動員其加入少共國際師。[279]婦女為支持自己的親人參軍，甚至不惜以離婚相威脅，汀東長寧區彭坊鄉的江銀子，宣傳丈夫當紅軍，「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鄉蘇要求同她丈夫離婚，後來她的丈夫就自動報名當紅軍了」。[280]瑞金也有報告：「桃黃區有一個婦女要他老公去當紅軍，他不，就向他離婚。」[281]
雖然隨著蘇區的發展，國共之間「圍剿」與反「圍剿」戰爭深入持久進行，戰爭的殘酷性凸顯，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民眾參軍的熱情在逐漸下降，但處處仍可看出紅軍受到蘇區人民的真心支持：「當紅軍與敵人持久戰的時候，廣大群眾送飯到火線上去給紅軍吃。在送飯、送菜的時候，路上是成千成萬的飯擔子，群眾送的飯，紅軍主力還吃不完，並且群眾把自己的油鹽、瓜菜不吃，都弄去送給紅軍吃。」[282]1932年初，福建「永定溪南區群眾聽說五軍團入閩，挑許多飯菜在龍崗等了一天」。[283]紅軍和民眾之所以能夠保持如此親密的魚水關係，關鍵在於其蘇維埃革命的政治目標和嚴格的政治、軍事紀律；同時，紅軍的組成更牢固了這一關係。據1934年4月紅軍總政治部統計，中央蘇區紅軍中有77%的人員都來自中央蘇區本身，其中工人、農民成分佔98%。[284]這種蘇區民眾子弟兵的特色，使民眾和紅軍具有了天然的緊密聯繫，既增進了民眾對紅軍的信賴與愛護，也有利於軍隊紀律的執行，這是外來軍隊所難以比擬的。同時，紅軍始終注意和民眾利益相通，打土豪時往往將收穫的一部分分給群眾，在大多數情況下，「群眾都很熱烈的要來參加分東西」。[285]
紅軍具有良好的組織和宣傳系統，十分注意對官兵進行政治和文化教育，有一系列提高官兵政治和文化素質的措施。陳毅給中共中央匯報中，談到了紅四軍的政治訓練：
（一）講演，由官長召集全體講話，或作政治報告，或作生活批評，或作工農運動概況報告等。
（二）講課，在軍隊有三日的休息，作每日必有一小時政治課，由黨代表擔任去講，這個講演比較有計劃的，或定於一月講演許多題目，這些題目是可以連貫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統的政治智識。
（三）早晚點名講話與呼口〈號〉，則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評或對於明日行動之煽動宣傳等。
（四）在一次游〈擊〉工作，一次戰鬥，一次行動，經過以後的批評，要詳細向士兵講出來。
（五）軍隊裡舉行識〈字〉行動，簡易的辦法就是要士兵認紅軍的標語，認得一個標語即將此標語包含的意義策略告訴他。[286]
這些措施著眼於提高官兵政治思想水平，顧慮周到、設計細緻，無怪乎周恩來主持的《軍事通訊》在刊載陳毅的報告時加編者按說：這裡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如他們的編制，他們的戰術，他們的籌款給養的方法，他們與群眾的關係，他們對內的軍事和政治訓練，他們處置軍中給供開支的原則（官兵夫經濟平等，開支能公開）……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
紅軍利用各種條件加強政治教育。紅三軍團「十一團的牆報平均三天能夠出版一次，投稿人數最多的有八十多人，最少的也有五十多人投稿」。[287]紅軍每個連隊都設置列寧室，作為政治教育和文化學習的場所，曾經和紅軍一同行軍的外國傳教士寫道：「每到一地，不管時間長短，『列寧室』是必建的。所謂『列寧室』，實際上就是紅軍讀書學習的一個地方，有時利用房子，有時就自己動手臨時建，8根竹竿或樹桿做柱，綠色的樹枝和竹枝編在一起做牆，屋頂鋪上稻草就算天花板。這個地方就成了他們看書學習或集體活動的地方了。」[288]通過這些持續不斷的宣傳教育，使紅軍成為和中國歷史上其他軍隊有很大不同的一支武裝。天津《益世報》報道中總結了紅軍的三個優點：
一、官長兵士均有政治意識，故能嚴明軍紀，指揮如意，嘗以鏡窺其陣線，見彼等雖在戰壕中，亦時有開會演說之模樣，可知軍事政治化之運動，雖在戰時，亦不放鬆；二、注意宣傳，該匪軍近水樓台，日受麻醉宣傳，固無論矣，唯彼且將各種標語或用紙印，隨風飄送，或書木片，順水漂出，以圖赤化良善軍民，影響不少；三、應戰沉著，彼匪若取守勢，無論國軍如何攻擊，均不輕易還擊，以致難窺虛實。[289]
上述三點準確道出了紅軍組織紀律的嚴明及對宣傳教育的重視。這些教育，使紅軍官兵瞭解他們的使命、目標及與群眾的血肉聯繫，促進其自覺遵守紀律，保持與群眾的良好關係。同時，紅軍建立嚴密的監督體制，成立紀律檢查委員會，保證紀律的有效貫徹。當年紅軍的日記中記有紀律檢查的實際狀況：
各單位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部隊離開廣昌的情況進行了聯合檢查，到新安宿營後進行了評比：軍團政治部第一，司令部第二，供給部第三，惟軍團部的警衛連、偵察連做得不好，大多住戶的水缸沒挑滿，房前屋後的垃圾也沒清除。供給部各科的住地本來打掃得很乾淨，給老百姓的水缸也挑滿了水，但發現運輸隊有人買老百姓的雞蛋價錢不公平，有一個隊把老百姓扁擔損壞了沒賠償，有的鋪草沒捆好送到原地，門板送錯了也不問。這些問題反映了民夫們還不習慣於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290]
嚴格的紀律要求不僅針對紅軍，甚至及於隨軍的民夫，其嚴厲程度不由得讓人驚歎。對此，蔣介石不得不自歎不如：「講到軍紀方面，土匪因為監督的方法很嚴，無論官兵，紀律還是很好，所以在戰場上能勇敢作戰，而對於匪區一般民眾，還是不十分騷擾。我們的情形老實說起來，是不如他們！」[291]
良好的宣傳教育及思想政治工作不僅造就了紅軍嚴密的組織、良好的群眾關係，更重要的，對於一支武裝力量而言，還使其獲得了堅強的戰鬥力。在與擁有資源、給養、人員、武器等多方面的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的較量中，紅軍屢屢以弱勝強，就是這一點的最好證明。
當然，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無缺那樣，紅軍的發展過程也不是一馬平川，其間難免有曲折、坎坷，如中共中央領導人進入蘇區後，紅軍發展就出現一些波折。
應該說，中共中央領導人到達蘇區，對紅軍的影響也有正反兩方面。積極方面，毛澤東曾總結出五點：
（一）成分提高了，實現了工農勞苦群眾才有手執武器的光榮權利，而堅決驅逐那些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二）工人幹部增加了，政治委員制度普遍建立了，紅軍掌握在可靠的指揮者手中。（三）政治教育進步了，堅定了紅色戰士為蘇維埃鬥爭到底的決心。提高了階級自覺的紀律，密切了紅軍與廣大民眾之間的聯繫。（四）軍事技術提高了，現在的紅軍雖然還缺乏最新式武器的採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練習，然而一般的軍事技術，是比過去時期大大進步了。（五）編製改變了，使紅軍在組織上增加了力量。[292]
毛澤東這一總結是1934年代表臨時中央政府所作，雖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大體還是反映了當時的實況，不能認為完全是言不由衷之詞；而就消極方面言，1940年代中期撰寫的《在七大的建軍報告》初稿對此有所論列：「在軍民關係上取消了紅軍作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只賦予紅軍以單純的作戰任務。在動員參戰工作上，不懂得培養和愛惜蘇區的人力物力財力以供長期戰爭的適當調用，而是用的竭澤而漁的辦法，在兩年之內便把蘇區的力量弄到枯竭的地步，迫使紅軍不得不退出蘇區去另尋生路。」[293]這一論述觸及問題的某些癥結，是中共善於自我批評、力求上進的體現。不過，如果從更廣泛的角度看，蘇區力量枯竭的責任不能僅僅算到中共自己頭上，蘇區本身資源的困乏、國民黨方面的封鎖與逼迫事實上更是肇禍元戎，中共中央指導上的問題只是在內外環境不利的背景下才被放大，進而一定程度上動搖到中央蘇區黨、政權、紅軍的堅強基礎。從我們將要面對的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進程看，當時蘇區某種程度上的「師老兵疲」，既不僅僅是中共本身的問題，也非突然憑空而降，實為蘇區在內外擠迫下遭遇困境的集中體現。
[1] 《贛西南會議記錄（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第628頁。
[2] 轉見王奇生《清黨以後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 《民國時期會昌的國民黨等黨團組織概況》，《會昌文史資料》第3輯，政協會昌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印，1989，第53頁。
[4] 《視察豐城清江新淦三縣報告書》，《軍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5] 《中國國民黨南昌市黨部改組三月來的工作》，南昌《市政半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1934年10月1日。
[6] 《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務統計報告》，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執行委員會編印，1934，第21頁。關於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組織具體狀況，可參閱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有關論述。
[7] 蔣介石：《剿匪區縣長及黨政人員的職責與行政的方法》，《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1卷，第246頁。
[8] 《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35～636頁。
[9] 《江西工作近況（1928年7月3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28年）》，第261頁。
[10] 《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90頁。
[11] 《中央蘇區組織統計表（1932年7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61頁。
[12] 《黨的組織狀況》，《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74頁。
[13] 《福建組織狀況統計表（1930年3月8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4冊，第146～153頁。
[14] 1934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特別緻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中共黨員人數問題作出解釋，提到中共當時在國內擁有40餘萬名黨員，其中江西、福建兩省分別有黨員10萬、4萬人。見《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聲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冊，第203～204頁。
[15]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第813頁。
[16] 《黨員訓練大綱》，紅四軍第三縱隊政治部編印，1929。
[17] 《區委支部統計表（1932年3月底止）》，《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61頁。
[18] 《中共贛西南特區委關於支部工作的部署（1931年6月7日）》，《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第709～717頁。
[19] 趙可師：《贛西收復區各縣考察記》（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8月11日。
[20] 《羅元發回憶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第56頁。
[21] 羅邁：《紅五月徵收黨員的結果與教訓》，《鬥爭》第20期，1933年8月5日。
[22] 《黨的組織狀況》，《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78、697頁。
[23] 《中共會昌縣委十、十一兩月工作報告》，《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年）》（二），第373頁。
[24] 《中共南廣縣委給蘇區中央局的綜合報告（1932年10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年）》（二），第92頁。
[25] 《中共尋烏縣委一個半月動員工作總結報告》，《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934年）》，第36頁。
[26] 《江西省組織狀況一覽表（1928年12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28年）》，第316頁。
[27] 《各縣縣委調查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8冊，第113頁。
[28] 何友良：《革命源起：農村革命中的早期領導群體》，《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
[29] 《南京軍區顧問鍾國楚同志口述記錄稿》，《泰寧文史資料》第1～3輯合訂本，第14～15頁。
[30] 《江西省組織狀況統計表（1929年6月6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一），第235頁。
[31] 《中共湘贛蘇區省委綜合工作報告》，《湘贛革命根據地》（上），第110頁。
[32] 《中共河西道委通知（1932年4月20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年）》（一），第90頁。
[33] 羅邁：《把提拔新的幹部當作組織上的戰鬥任務》，《鬥爭》第25期，1933年9月5日。
[34] 《紅色中華》第145期，1934年2月3日。
[35] 《黨的組織狀況》，《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87頁。
[36] 《黃克誠自述》，第108頁。
[37] 《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155頁。
[38] 《女英自述》，第163～164頁。
[39] 《李志民回憶錄》，第221～222頁。
[40] 毛澤東：《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鬥爭》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41] 《中共勝利縣委十一月份工作報告大綱（1932年12月10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年）》（二），第382頁。
[42] 《黨的組織狀況》，《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96頁。
[43] 《中共閩浙贛省委向中央的報告》，《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第561頁。
[44] 羅邁：《把提拔新的幹部當作組織上的戰鬥任務》，《鬥爭》第25期，1933年9月5日。
[45] 榮光：《掩蓋消極怠工的好辦法》，《青年實話》第16號，1932年4月25日。
[46] 《團閩粵贛省委三個月工作報告》，《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1933》，第175～176頁。
[47] 《丘泮林閩北巡視報告（1930年10月）》，《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第217頁。
[48] 羅邁：《把提拔新的幹部當作組織上的戰鬥任務》，《鬥爭》第25期，1933年9月5日。
[49] 鄧穎超：《瑞金城區黨員大會經過與教訓》，《黨的建設》第4期，1932年9月10日。
[50] 《中華全國總工會給赤色職工國際報告（1934年3月1日）》，《中國工會歷史文獻》第3冊，工人出版社，1958，第624頁。
[51] 《中華全國總工會給赤色職工國際報告（1934年3月1日）》，《中國工會歷史文獻》第3冊，第626頁。
[52] 鄧穎超：《實際為鞏固與加強無產階級領導權而鬥爭的檢討》，《鬥爭》第1期，1933年2月4日。
[53] 洛甫：《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鬥爭》第10期，1933年5月1日。
[54] 《關於糾正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中錯誤傾向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202～205頁。
[55]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底任務》，《王明言論選輯》，第371頁。
[56] 《米特凱維奇的書面報告〈中國蘇維埃經驗〉》，《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冊，第510頁。
[57] 企華：《縣長認為最困難的幾件事》，《新贛南旬刊》第4卷第8期，1942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