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的反「圍剿」準備和作戰方針
在國民黨方面積極部署第五次「圍剿」，準備向蘇區發動新的進攻時，中共方面也在全力準備反「圍剿」戰爭。對於國民黨軍新一輪進攻的嚴重性，應該說，中共方面有著充分的估計。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就展開新一輪反「圍剿」作出決議，表達了粉碎「圍剿」的信心，認為第四次「圍剿」被粉碎後，造成了國內階級力量對比新的有利變動，國民黨及其他各派軍閥在政治上與軍事上不斷削弱，國民黨統治急劇崩潰，「五次『圍剿』的粉碎，將使我們完全的可能實現中國革命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通觀決議，其中確有當時習見的高調成分，但對於年輕的中共黨人而言，這樣的高調常常只是不願示弱的一種表現，如果以為中共就是以此來確定其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則未免低估了其能力和水準。就在這一決議中，中共中央在樂觀預測總體形勢同時，也嚴肅指出：「階級敵人對於蘇維埃和紅軍的新的『圍剿』，是在瘋狂的準備著，五次『圍剿』是更加劇烈與殘酷的階級決戰」，「要勝利的粉碎這次『圍剿』，要爭取民族危機與經濟浩劫中的蘇維埃的出路，那我們必須緊張我們一切的努力，動員盡可能的廣大的群眾去參加革命鬥爭與革命戰爭。」[1]7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埃韋特在內部報告中說得更直接：「我們沒有理由悲觀，但我認為，近期我們擺脫中央蘇區所處困境的希望不大。」[2]
與中共中央發出決議同日，博古在中央一級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和中共中央文件一樣，博古在估計「我們有著一切的條件取得這次戰爭中的完全勝利，實現中國革命的一省或數省的勝利與確立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同時，又強調指出：
在這個劇烈的戰鬥中間我們還有許多困難——發展的困難，假若我們不能繼續我們一切的努力，緊急的布爾什維克的動員盡可能的廣大群眾來為著爭取蘇維埃的出路與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而鬥爭，為克服我們發展中的困難而鬥爭，那我們便不能勝利。[3]
隨後，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發出的致世界勞苦民眾宣言更明確宣示：「現在，這個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卻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危險關頭了！在這個緊急關頭，我們向你們請求：幫助我們反對那些要使我們再過黑暗的非人生活，並要屠殺我們的劊子手呵。」[4]雖然，人們也許會指責在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中共中央沒有及時將鬥爭矛頭指向外國侵略者，但客觀而言，面對國民黨軍的「圍剿」，身處戰場的中共中央不可能不把打破當前「圍剿」當作頭等重要的任務，這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民族生存危機前思考方向逐漸發生變化而身處戰地的中共中央卻反應遲鈍的重要原因。
在對形勢作出嚴重判斷的基礎上，如何應付國民黨新一輪的「圍剿」，成為擺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難題。
數年的蘇區發展過程中，中共已經創造出一整套的運動戰、游擊戰的戰略戰術，而且在每一個成功發展的蘇區，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戰略戰術的總結，中央蘇區軍事與政治的結合尤其成功。如當時有人所總結的：
在游擊鬥爭中，在群眾工作上，必須採取毛澤東深入群眾的鬥爭；但另一方面我們還須在軍事上採取彭德懷的方式，游擊隊神出鬼沒的襲擊敵人，騷動敵人，分散敵人的目標，使其不知我們的蹤跡，不易對付我們，在敵人注意我們游擊隊行動中，更利於群眾鬥爭的發展與深入。[5]
這一套在實踐中得到提煉的軍事、政治的成功經驗，對中共展開反「圍剿」戰爭有著重要參考價值。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初、中期的戰略指導中，對此也給予了高度重視，並堅持予以貫徹。1933年8月28日，中革軍委下達密電，規定各省軍區和軍分區的區域和任務，要求各軍區及所屬部隊配合主力紅軍作戰，「進行機動的游擊的戰鬥，以鉗制麻醉疲憊迷惑敵方和瓦解當前之敵」。[6]29日，周恩來在紅一方面軍政治幹部會議上作《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中中央紅軍的緊急任務》的報告，這是紅軍進行新一輪反「圍剿」戰爭準備的主要文件。報告提出反「圍剿」作戰的主要方針：（一）猛烈地擴大和鞏固紅軍，加強部隊尤其是新戰士的政治教育，發展黨員，建立十人團以反逃亡。（二）加緊學習與提高軍事技術，不僅要加緊練習打靶、投彈和白刃戰等技術，而且要努力學習防空防毒、陣地戰、堡壘戰和使用新武器等技術，瞭解掌握一切戰術原則和戰鬥動作，「不應忘記」游擊戰術。（三）有計劃地建立各方面的正式戰線與游擊戰線，開展游擊隊的游擊戰爭，破壞國民黨軍的戰爭準備和供給。（四）各部隊應在整個戰略的意圖下執行戰鬥任務，同時，「要能適應情況變動，在不違反整個意圖下，發揚其機斷專行的能力」，「要特別提倡活潑機動的運用戰略戰術，而不需要呆板的服從命令」。（五）加強對白區白軍和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克服「敵人堡壘是無法打的」、「敵人封鎖中的一切困難是無法克服的」等悲觀失望情緒，同時反對勝利沖昏頭腦的思想，「保證紅軍中思想的一致」。[7]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都貫串著運動戰的思想。1933年8月，項英明確警示閩浙贛蘇區領導人：「運動戰是內戰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學習。」[8]10月，中共中央致函閩浙贛省委，嚴厲批評單純防禦的思想，強調：「消極的堵防的政策，不論軍事上與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軍事上，在部隊數量暫時我們還比敵人小得多的時候，分兵把口，實際上就是使我們在敵人的殘酷的集中兵力的進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指出：「最好的鞏固蘇區的辦法，就是積極的開展深入白區的游擊戰爭，發展與擴大蘇區」。[9]共產國際對運動戰原則也反覆強調。早在1933年3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指示軍事方針時明確談道：
在保衛蘇區時，對於中央蘇區來說特別重要的是保持紅軍的能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在人煙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糧食保證的基地，紅軍可以在那裡隱蔽和等待更好的時機。應避免與敵大量兵力發生不利遭遇，要採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渙散敵人軍心和使敵人疲憊的戰術，還要最大限度地運用游擊鬥爭方法。[10]
4月，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發表文章闡述紅軍的作戰方針：「假使要犧牲很多的戰士時，紅軍絕不固守一個地方。紅軍避免與集中的大部敵人接觸，引誘一部分敵人到蘇區內來創造進行決戰的勝利環境，而敵人則不得不在惡劣的環境下作戰……紅軍還用游擊戰爭與革命農民對政府軍隊士兵的影響來削弱和動搖敵人。紅軍在分散敵人的集中後，從側面及後面攻擊孤立的隊伍，各個擊破，消滅敵人。」[11]1933年8月，中央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刊發該文。9月和次年2月，共產國際又兩電中共中央，強調運動戰的作戰方針：「中央蘇區的主力不應參與陣地戰，它們應該進行運動戰，從兩翼實行夾擊。中央蘇區要有預備力量，以對付任何突然襲擊。」[12]「我軍常在運動戰中而不是突破敵人設防地區的戰鬥中取得很大勝利。應該充分利用我軍的主要優勢，即它機動作戰和從翼側突然進攻敵人的能力，而游擊隊同時從後方進攻敵人。」[13]共產國際的這些意見，起碼在理論上統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戰理念，李德回憶：「至於陣地戰，不管是什麼形式都不合適，這一點我們大家是完全清楚的。」[14]蘇區軍政領導人普遍認為：「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15]「要反對濫做支點單純防禦的堡壘主義」。[16]中共的這種作戰方式，其對手蔣介石體會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談道：「現在我們打土匪，真面目的陣地戰很少，而隨時遭遇的游擊戰特別多。」[17]
游擊戰在各級、各地的有關指示中多次被提及。早在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紅四方面軍信中指出「極大的注意開展游擊戰爭，創造新的游擊區域，是主力紅軍在決定勝負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18]中共領導人博古在關於第四次反「圍剿」經驗教訓的總結中也不忘強調：
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游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游擊部隊，有目的的配合紅軍作戰，尤其沒有在敵人的後方側面發動新的游擊區域，使敵人在四面受敵的形勢中。譬如說，在北方戰線上東黃陂戰役的時候，我們能夠在豐城東鄉一帶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游擊隊伍，那我們的勝利，不定更要比現在大得多。[19]
11月，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要求：「應在敵人後方要道，發展井岡山時代游擊襲擊的精神、第四次戰役的挺進成績，來配合作戰以及轉變戰局。」[20]同月，中共粵贛省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強調在粵贛省普遍開展游擊戰爭的重要性，同時批評各地不重視游擊戰爭的傾向：「分兵把口還是普遍的存在著（在尋安信）。因此，更不能抓緊許多便利的條件，靈活的、廣泛的在敵人側後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游擊區域。」[21]1934年1月，紅軍總政治部就開展游擊隊工作發出訓令，指出「游擊戰爭的開展，是主力紅軍在決定勝負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要求「對任何忽視游擊隊工作的傾向，堅決進行鬥爭」。[22]4月，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各級黨和蘇維埃，「我們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隊，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23]以蘇區中央局名義發表的社論也指出：「在敵人的堡壘政策面前，發展游擊戰爭，可以使敵人力量很大的分散與削弱，使主力紅軍的戰鬥得到更便利的條件。」[24]
值得注意的是，對當時的中共中央有著重要影響的王明在這一問題上認識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3次全會發言談道，中共中央正在執行的軍事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反對那種『左』的冒險的傾向，其具體表現，就是完全否認有暫時地部分地軍事策略上的退卻底可能和必要（例如，為避免和敵人過大力量底作戰；或者為的抽出時間準備和找到好的機會再作進攻等等），就是對於保存紅軍實力有第一等意義這一點估計得不足或根本不瞭解，機械地瞭解鞏固根據地任務，甚至以為可以犧牲大量紅軍力量去達到這一目的。」[25]本著這一思路，他強調，打破蔣介石新一輪「圍剿」的主要辦法應是「把中央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從內防守的軍事行動，與紅軍及游擊隊在蔣軍後方和兩翼方面實行廣大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配合起來」；[26]指出：「中國革命是一種長期性的堅（艱）苦鬥爭，六次『圍剿』，雖然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殘酷鬥爭的嚴重的步驟，然而它不僅不是最後決定中國命運的鬥爭，並且也不是決定勝負的鬥爭。」[27]
不過，共產國際、王明雖然注意到運動戰、游擊戰的作戰原則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應，但遠在數千里之外的他們其實並不一定對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瞭解。應該看到，戰爭畢竟是敵對雙方戰略戰術的相互較量，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軍出動兵力較第四次「圍剿」幾乎翻了一番，直接參戰兵力達到50萬人左右，與此同時，紅軍總兵力增加不多，僅10萬餘人，[28]在兵力上「我與敵常為一與四與五之比」[29]。人數、武器裝備和補給的絕對優勢，使國民黨軍事實上可以主控戰場。因此，當他們採取穩紮穩打方針，將「極力剝奪紅軍進行一般的運動戰，尤其是遭遇戰鬥、襲擊的機會」作為其戰略戰術「最基本的要點之一」[30]時，中共以往最為得意的運動戰、游擊戰都面臨嚴峻考驗。以誘敵深入為例，由於國民黨軍力量上的絕對優勢和進兵時的極端謹慎，導致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對敵方單兵突進部隊實施打擊的機會大大減少，李德談道：「至於在我們區域內進行殲滅戰的有利條件，只要不能誘敵深入，也就是說敵人不放棄堡壘戰，那就沒有希望得到……我們埋伏在這裡，而敵人就可以絲毫不受干擾地繼續推行它計劃中的堡壘政策。這豈不意味著，我們自己放棄了蘇區的重要地區，而不去利用時機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31]而且，林彪還進一步指出：「誘敵深入的方法，在對付歷經慘敗而有無數血的教訓的敵人，已經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32]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作了系統批評的遵義會議有關文件雖然強調第五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機會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認五次戰爭中敵人戰略上的堡壘主義的特點，是錯誤的」。[33]其實，早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電報中就已經談道：「總的說來，我們不能採取誘敵深入到蘇區然後將其消滅的戰術，因為要做到這一點，蘇區還是太小了。」[34]所謂蘇區太小了，當然不是說他們會無視相比前幾次反「圍剿」，蘇區正在壯大的事實，而是基於其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判斷，即共產國際代表所說的：
我們的地區太小，不能遵循將敵人較大部隊拖入陷阱的戰術。我們應盡可能地進行大的戰鬥，或者在我們地區外圍，或者在敵占區。由於敵人切割了我們的地區，控制著交通線和重要城市，我們不能讓他們有機會將防禦工事和基地向縱深推進。況且，如果敵人暫時佔領我們的地區，他們在離開時會把它洗劫一空。在物質方面，這會削弱我們作戰的能力，而在道義方面，我們離開團結一致的蘇區，使之完全失去防禦能力，就會損害農民對我們的信任。[35]
另外，由於國民黨軍推行堅固、密集的堡壘政策，紅軍運動戰的區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紅軍反「圍剿」初期在硝石、滸灣一帶主動出擊，試圖在運動中把握機會消滅對方，由於對方處處設防、時時築碉而難覓勝機。指揮作戰的彭德懷、滕代遠明確認為：「敵人正在大舉集中的時候，利用堡壘掩護，使我求得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機會減少，我軍需要充實主力，儲集力量與敵人大規模作戰。」[36]同樣，湘贛紅軍在初期作戰中遵照外線作戰的原則向萍鄉、寧岡等地的出擊，也因該地「碉堡縱橫，是湘軍重兵駐屯的縱深地區，戰場狹小，運動戰機會很少」[37]而遭失敗。紅十軍在贛東北準備通過運動戰集中力量打破國民黨軍進攻時，由於對方採取穩健推進戰法，紅軍很難覓到戰機，運動戰往往被迫打成「攻擊佔領有利陣地做有工事的敵人」，[38]運動戰效能無法發揮。對於堡壘戰中的雙方對壘，彭德懷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等如貓兒守著玻璃裡的魚可望而不可得。」[39]可見，當時紅軍堅持其一貫的運動戰原則確實遭遇到從未有過的困難。遠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之前，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及其軍事顧問已經對困難予以充分注意，他們對困難的高度估計甚至導致其對國際方面的指示也並不認同，直指其會「助長錯誤的傾向」。[40]
應該說，共產國際代表的認識並非無所根據，面對國民黨軍的戰略改變，紅軍當然不應一成不變。如前所述，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就提出紅軍不應再採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而應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也就是說，在新的形勢下，紅軍不應再固守原來誘敵深入、內線作戰的一貫戰略，而應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主動出擊，打到敵人後方去，從根本上破壞對手的部署。這和其原先的誘敵深入戰術恰成對比，可謂兵無常形的最好註解。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更明確總結了紅軍在不同階段戰略戰術可能的變化：
紅軍的游擊性，沒有固定作戰線，根據地的流動性，根據地建設工作的流動性，十年戰爭中一點也沒有變化嗎？有變化的。從井岡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圍剿」前為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和流動性是很大的，紅軍還在幼年時代，根據地還是游擊區。從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三次反「圍剿」為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和流動性就縮小了許多，方面軍已經建立，包含幾百萬人口的根據地已經存在。從第三次反「圍剿」後至第五次反「圍剿」為第三個階段，游擊性流動性更縮小了。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個階段。由於錯誤地否認小游擊和小流動，就來了一個大游擊和大流動。[41]
所以，毛澤東後來曾提出，福建事變爆發後，「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42]而對反「圍剿」中期由共產國際代表及軍事顧問提出的進軍湖南計劃[43]也予以肯定，強調：「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44]
放棄經營數年的中央蘇區，集中兵力直搗敵之後方，這樣的作戰計劃確實需要極高的想像力和極大的決心，它充分體現著毛澤東不羈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異的謀略，和其一貫的軍事方針是相吻合的。但是，對於包括共產國際在內的軍事、政治決策者而言，在對前景還沒有完全絕望，又有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美好回憶背景下，確實不太可能一開始就直面這樣一個破釜沉舟的設想。當時年輕的中共領導人很難承受由此帶來的巨大風險，作出這種非常規的抉擇，任何的閃失都有可能意味著需要承擔嚴峻的政治後果，其中的壓力，不是已經看到結果而又無須承擔責任的我輩所可想像的。何況，以紅軍的現有力量，挺進到國民黨政權的縱深區域，在一個不具有群眾基礎、迴旋餘地也有限的地區作戰，風險也相當巨大。畢竟，毛澤東的根據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對方薄弱環節這一基礎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當時選擇在中央蘇區展開反「圍剿」作戰確也不應感到意外。關鍵在於，在毛澤東看來，留在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事實上也就意味著第五次「圍剿」的不能被打破，而離開蘇區進行外線的運動戰，可以說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無奈選擇。只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剛剛開始時，雖然人們普遍已經意識到了即將到來的嚴峻考驗，但大部分人仍不會輕易認同這一估計。[45]畢竟，「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結果，而不是肯定的結果」。[46]
當毛澤東肯定外線作戰的思想時，他實際是把運動戰的思路放到全國這樣一個大的棋盤上作出重新的定位，這可以說是深得運動戰之精髓，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雖堅持運動戰的原則，但限於蘇區內部的運動戰由於毛澤東所說的「游擊性流動性更縮小了」，事實上難以發揮其曾經有過的威力。不過，正如遵義會議決議談到的：「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即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47]在內線利用敵人前進實施突擊以消滅敵人畢竟是當時條件下運動戰的兩種形式之一，這一形式在當時的代表就是「短促突擊」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