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選擇「短促突擊」，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反「圍剿」開始前，遠東局提出要使用常規部隊和游擊隊打擊對手後方，認為：「這種戰術可以使我們在蘇區之外順利作戰，避免重大損失。」[48]中革軍委期望：「假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以內，能夠在黎川獲很大的勝利，那末，蔣介石的第二步驟就更要小心了，那麼我們便可採取旋回政策，推遲和避免與他決戰。」[49]這一點，其實在紅軍將領中也有相當共識，林彪、聶榮臻在戰役開始前夕建議：
敵人採用逐步延伸的辦法，首先完成在永（豐）吉（水）間之封鎖線，然後再移其兵力，進行永（豐）樂（安）封鎖線……在此情況下，如我軍仍在現地不動，則有使敵封鎖線完成可能，故我們意見，應以我們的行動調動敵人，以尋求擊敵機會，以破壞敵封鎖計劃，我們除以一部正面鉗制外，余應到北線敵人之後方翼側及間隙中活動。[50]
在這一思路指導下，反「圍剿」作戰初期，當時由項英代主席的中革軍委曾嘗試過到蘇區外圍進行外線作戰，頂出去打，力爭主動的戰法，其攻擊方向主要為國民黨軍較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區，試圖在此打破國民黨軍封鎖線，打通與閩浙贛蘇區的聯繫，破壞國民黨軍的堡壘戰術。雖然硝石戰役通過運動作戰截斷國民黨軍一部，使蔣介石不得不承認其「七十九師在硝石吃虧」，[51]但這一作戰方針未能取得明顯效果。由於國民黨軍兵力上的絕對優勢和對防禦工事的特別重視，紅軍進入國民黨軍區域後，處處受制，不僅難以調動對方，自身後路還常有被切斷之虞。時任紅十三師政治部主任莫文驊談到：「從表面上看，我們是在主動進攻，試圖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實際上由於紅軍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敵人堡壘密佈的白區作戰，故我們一開始就處於被動的境地，可說是虎落平川。」[52]由於紅軍武器落後，攻堅能力不足，堡壘的威力不能低估。1934年年中，湘鄂贛紅軍試圖從國民黨軍碉堡群中突圍時，「把機槍集中向碉堡攻，打不爛，沖也衝不過去，犧牲很大。從早晨開始突圍，一直打到下午快天黑，一道封鎖線還沒有突過」。[53]
在難以頂出去打，又希望堅守蘇維埃現有區域的情況下，紅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開始在蘇區外圍與國民黨軍展開運動防禦戰。當時，人們普遍認同：「消極的防禦一定是失敗的」，[54]「應採取積極的和運動的防禦」。[55]對防禦中應堅持運動戰原則、力爭主動，在理論上有清醒認識。被認為推行了消極防禦政策的李德和項英當時都明確指出，紅軍反「圍剿」戰爭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敵人堡壘主義的條件下，尋求運動戰，不要在進攻堡壘中，來消耗我們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壘外，於敵人的運動中，來消滅其有生兵力」；[56]「應該避免進攻要塞堡壘地域，甚至避免正面進攻停止的敵人。我們戰術的特質就是要搜求運動中的敵人，特別是他的翼側施行迂迴，或因地形和時間的關係施行包圍，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擊敵人縱隊第二、第三梯隊的翼側。」[57]國民黨軍在廣昌戰役後的總結中也談道：「匪每欲以碉樓線，襲留我主力於正面，利用其重兵，襲擊我之側背。」[58]國民黨方面談到的這種戰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運用最多的「短促突擊」戰術。
所謂「短促突擊」，即以一部防禦吸引敵軍，同時將主力埋伏在附近，當敵軍出現在我前沿陣地時，以埋伏之主力部隊「施行短促的突擊及襲擊，以便於堡壘前瓦解敵人」。[59]李德具體規定了這一戰術的幾個主要原則：「向敵人運動中的部隊進行短促的側擊」；「在敵人後續梯隊或堡壘內來的增援隊未到達前，迅速解決戰鬥」；「要最堅決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戰，以便確實的避免延長戰鬥」；「迅速轉變自己的突擊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敵人諸縱隊的內翼側，在其諸縱隊間執行機動」。[60]簡言之，就是要吸引敵軍於堡壘之外，集中優勢兵力，迅速對敵軍實施包圍、速決殲滅，「他不是一個正規的攻擊戰，也不是一個正規防禦的戰鬥，他是混用著各種複雜的戰鬥方法」，[61]包含了這一時期中共用兵的幾個基本原則：迅速、突然、機動、集中兵力。
從目前材料看，這一戰術發端於第五次反「圍剿」前夕。1933年9月中旬，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已經顯露了這一戰術的雛形：「我們應該讓敵第一梯隊部隊向前推進幾里。在這時我們將迅速在兩翼運動，以便出人意料地迎擊敵主力部隊。在先殲滅敵第二梯隊之後，再以小股部隊擊潰其第一梯隊。」[62]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不久，這一戰術在實踐中得到運用。1933年10月中旬，項英就硝石戰役發出指示：「三軍團應力圖在十三、十四兩日，向西及西南以個別的短促的打擊在一師以內之先頭部隊，不應與敵之大兵力作戰，不應向硝石作任何攻擊。」[63]11月底，項英再次提到：「對敵各個部隊不大於一師（的），給以短促迅速的突擊……要避免與敵人的兵力過早開始決戰。」[64]周恩來、朱德則在致林彪、聶榮臻電中，就截擊國民黨軍吳奇偉師指示：「這一截擊應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絕對不應正面強攻。」[65]12月22日，周恩來、朱德又致電紅軍指揮員，強調紅軍應切忌正面強攻與相持戀戰，要力求在敵移動中從側翼進行最短促乾脆的突擊。[66]11月27日，「短促突擊」已出現在紅軍指揮員的日記中，紅五軍團十三師師長陳伯鈞明確寫道：「我軍有集結主力，以『短促突擊』側擊該敵之任務」。[67]「短促突擊」戰術在實戰中運用已比較經常。
應該說，對「短促突擊」戰術作出最集中闡述的是代表共產國際駐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總結了國民黨軍新一輪「圍剿」中所取戰略，指出國民黨軍在戰略上放棄了過去的堅決的突擊，而採取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面對這一新形勢，紅軍像以前那樣採取誘敵深入的大規模運動作戰已不太可能，短促突擊的方法應是相對可行的選擇。短促突擊主要包含著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利用支撐點的防禦以吸引敵人。支撐點的防禦不是目的：
運動防禦的目的不是為要頑強扼守陣地或消滅敵人，而是為爭取時間及誘引敵人（誘引敵人遠離其堡壘以便我突擊隊隱蔽的突擊之）；因此運動防禦只應同敵人的先頭部隊（偵察、前衛游擊隊等）作戰，並迫使敵人的主力展開，當執行了這個任務時，即有計劃的轉移到後一個地區……我們要記著，運動防禦是為著保證我們主力在有利條件下施行突擊的機動，如過早的退出戰鬥或頑強的戰鬥，都不能保證這些條件的構成。[68]
發展游擊戰爭，支撐地域的防禦及進攻敵人的堡壘，為革命戰爭的輔助方式。這些戰爭方式，應協助造成戰術的環境，使我們能實現基本的原則：即是以主動的機動，於堡壘外，消滅敵人的有生兵力。[69]
二是對被誘引的敵人在運動中實行突然的集中打擊，殲滅敵人。這是短促突擊的關鍵所在：「主力的機動和突擊是有決定意義的」，「作戰時應使用全力以便一舉而迅速地解決戰鬥」。[70]
李德的解釋，和林彪專指對脫離碉堡的敵軍的突擊更為寬泛，實際上，紅軍一貫的誘敵深入的運動戰戰術其關鍵詞也不能離開短促、突擊，從這一點上說，短促突擊戰術在戰術原則上並不具有多少新的內容，只是在國民黨軍新的作戰原則下運動戰的策略調整。[71]
總體來看，短促突擊戰術，作為持久防禦總方針下的一個戰術原則，著眼於防禦戰中盡可能發揮紅軍善於集中力量打運動戰的優勢，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而不以單純保有地域為原則。這一戰術要求盡量機動掌握兵力，避免與敵人過多地消耗，還要盡可能地減少自己的犧牲。中革軍委強調：「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戰鬥的勝利不是佔領地方，而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及奪取其器材。」[72]「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質基礎及我們新的原則為出發點。」[73]李德也談道：
如遭遇的突擊未成功，而敵人又已構成「戰鬥正面」時，則不宜繼續強攻固守的敵人，而應當退出戰鬥，爭取其他方向的先機之利。立於主動地位，決心和實現決心的靈活性，在這裡是有重大意義的。由已得的勝利爭取全部勝利的頑強性與在不利時勇敢退出戰鬥，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輔助的，這就在乎良好（沉著與堅決）指揮員的適當運用。[74]
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最大限度地殺傷對方而盡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視為紅軍極其重要的戰鬥原則，紅十三師在德勝關一帶阻擊國民黨軍遭受較大損失後，遭到軍團首長的嚴厲批評，責其：「對貫徹軍委關於極力保障物質基礎和有生力量的指示萬分不夠，甚至是罪惡。」[75]
除李德外，紅軍主要指揮員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也曾撰文論述短促突擊戰術。彭德懷談道：「在敵躍進和推進時，靈活的運用攻擊的戰術動作——側擊和短促的突擊，來取得敵人資材，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敵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這樣積極動作，爭取每次戰鬥的勝利，才能展開戰役上的勝利，完成持久戰略。」[76]朱德在總結高虎腦戰鬥時指出：「突擊隊能英勇與適時施行短促突擊，守備隊能堅決與頑強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義的。」[77]林彪、聶榮臻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實施運動戰的建議中也談道：
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敵，則誘敵和放敵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敵運動中消滅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該地有敵前進時，則應以一部兵力進行運動防禦戰，滯敵前進……我主力軍到達後，如見敵工事尚不堅固，則以主力攻擊之，如敵堡壘已極堅固，但聯絡堡尚未做好，則應佯攻與圍攻其堡壘，而打擊敵來作聯絡堡之部隊或增援隊。[78]
這一建議實際包含了林彪後來發表的闡述「短促突擊」文章的基本思想。
在總體戰略受制於人的背景下，短促突擊雖然可以發揮一定的效果，但成績仍然有限。首先，在國民黨軍採取穩紮穩打戰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對方突進部隊實施突擊機會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說的，國民黨軍大膽前進，「一下子離開其基本堡壘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況，往往發生在「二○至三○裡的地域上集中十個師以上，而在十里以內的地域內有三個到四個師的突擊隊」[79]的前提下，在對方兵力如此厚集時，紅軍要想取得殲滅戰的戰果，困難重重。其次，國民黨軍「推進的距離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側暴露緣著其預定的道路兩側推進，其正面很窄狹，以極大縱深集團推進」，[80]紅軍突擊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隊，也難以形成殲滅戰。林彪、聶榮臻當時就談道：「在敵人堡壘外的近距離或從堡壘間隙中去求運動戰，結果仍變成堡壘戰，以大部隊在這種場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擊，結果打響之後仍然不易擺脫。」[81]再次，紅軍在兵力、武器均處嚴重劣勢情況下，短促突擊在短兵相接這一作戰階段，損失和犧牲仍嫌過大，紅軍難以長期承受。因此，短促突擊戰術可以說是在戰略被動的大背景下一種無奈的戰術選擇，它雖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軍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樣可以發揮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
我們在戰略戰術上，是一方面要極力利用革命戰爭的各種輔助方式（游擊戰爭防禦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機動，以主力尋求在更寬大無堡壘的地域，進行正規的，大模範的運動戰，大量的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擊雖然也是運動戰的一種，但我們如完全束縛在這種戰鬥方式中則是非常錯誤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這種短促突擊的戰鬥有消滅敵人的可能，有造成戰役上勝利的可能，而忽視這種戰鬥，則更是危險的損害的。[82]
林彪這一段話，頗值重視，其以主力進到更寬大無堡壘地域進行運動戰的想法，和毛澤東的一貫思路是一致的，但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這一思路暫時難以付諸實施，現實的可能仍是在堡壘線內尋找運動作戰的機會，這是他支持「短促突擊」的基本理由，也是該戰術成立的不容忽視的背景。
其實，不應否認，當時中共軍事指揮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應對方略。他們要求各級幹部：「在任何情況下，不應呆板機械的執行指示和命令，而應深刻瞭解其意旨，並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實際的情況，勇敢機斷地專行起來。因此，必須經常地估計敵情、我軍、地形和時間，當每一情況變移中，應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決心。」[83]李德進一步指出：「最危險的就是簡單化的及機械的應用戰術原則。敵人和我們的戰術都是在發展中變更中成就中，若果以這些原則引以為足時，那就要在目前的戰鬥環境中算落伍了。」[84]他強調：「革命軍隊的基本優點，高度的機動性獨斷專行以及勇敢的突擊。」[85]廣昌戰役開始前夕，林彪寫信給中革軍委，指出：
有些重要的負責同志，因為他以為敵人五次「圍剿」中所用的堡壘政策是完全步步為營的，我們已失去了求得運動戰的機會，已失掉一個戰役中消滅幾個師的機會。因此遂主張我軍主力分開去分路阻敵，去打堡壘戰，去天天與敵人保持接觸，與敵對峙……這種意見我是不同意的。
我覺得我們主力通常應隱蔽集結於機動地點，有計劃的盡可能造成求得運動戰的機會，抓緊運動戰的機會，而於運動戰中我主力軍大量的消滅敵人，每次消滅他數個師。[86]
這實際是主張採用更靈活、廣泛的思路來應對新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