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隨事實而變遷的。思想是事實的產物，而亦是事實之母。在某種環境之下，一定要生出某種思想。既有這種思想，一時雖未必實現，而積之久，總是要現於實的。此等情形，看魏、晉、南北朝的制度，很可明白。
秦、漢時代的宰相，並非天子私人。所以其位甚尊，其權亦重。君權日見發達，則相權必漸見侵削。所以自東漢以後，實權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中書又較尚書為親近。宋文帝以後，門下亦成為親近之職。兩漢時代的宰相，則不過人臣篡弒時所歷的階級而已。平時不復設立。這是內官的變遷。其外官，則自後漢末年以後，州郡握兵之習，迄未能除。東晉以後，疆域日蹙，而喜歡僑置州郡。於是州的疆域，日漸縮小，浸至與郡無異。而掌握兵權的人，所指揮的區域，不容不大，於是有以一人而都督數州或十數州軍事的。其實際，仍與以前的州牧無異，或且過之。自東晉至南朝之末，中央的權力總不能十分完整，就由於此。
選舉制度，亦起了一個極大的變遷。我國古來，本行鄉舉裡選之制。士之德行、才能，都以鄉評為準。風氣誠樸之世，自然議論能一秉至公。兩漢時，實已不能如此了。然而人之觀念上，總還以為士之賢否，須取決於鄉評。後漢末，「士流播遷，詳覆無所」。於是曹魏的吏部尚書陳群，就於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令其品評本地的人物，分為九等，而尚書據以選用。品評人物，本是件難事。德已不免於偽為，才則更非臨事不能見。而況中正亦未必定有衡鑒之才。甚至有（一）趨勢，（二）畏禍，（三）私報恩仇等事。其結果，遂至「惟能論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於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以上所論的，是舉士之事。至於銓選，則漢世本來權在相府。後來因其弊頗多，而實權漸移於尚書。魏、晉以後，大抵吏曹尚書操選用之權。這時候，仍以全權委之。有衡鑒之才的人，很可以量才委任。然而天下總是徇私和幸進的人多，秉公和廉退的人少。所以到後來，不得不漸趨重於資格。資格用人，起於後魏的崔亮。亮創停年格，選用的先後，專以停解月日為斷。這本因為當時軍人競選，所以如此的。北齊文襄帝操選權時，已經把它廢掉。然而自唐以後，又漸趨重於這一途，就是為此。注330
兵制：則自東晉以後，恃以禦敵的，都是州郡之兵。固亦有時收折衝禦侮之效。然而總不免有外重內輕之弊。甚而至於禦侮則不足，作亂則有餘。北方五胡割據，大抵用其本族之民為兵，而使漢人從事生產。注331到周、齊之時，五胡的本族，漸趨凋落；又其戰爭劇烈，而財政竭蹶；還有所謂府兵之制。籍民為兵，蠲（juān）其租調，令刺史以農隙教練。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領軍的謂之開府。一大將軍統兩開府，一柱國統兩大將，共為六軍。隋、唐兵制，都是沿襲它的。
魏晉時代的制度，最可紀念的，便是刑法。漢時法律之紊亂，已見第六章。從前漢宣帝時起，至後漢末年止，屢說修改，迄未有成。至魏時，才命陳群、劉邵等刪定，共為十八篇。晉武帝還嫌其科網太密，再命賈充等刪定，共為二十篇。於公元二六八年，注332大赦天下行之。這便是有名的《晉律》。宋、齊、梁、陳四朝，雖略有損益，大體都沿用它。就北朝的法律，亦是以此為依據，不過略雜以鮮卑之法而已。注333自唐至清，大體上亦無甚改變。總而言之，自採用西洋法律以前，我國的法律，迄無大改變。我國的法律，淵源固然很古，而其成為條理系統的編纂，則實自《晉律》始。所以說這是我國法制史上最可紀念的事。
至於租稅，則當時頗有雜稅。如北朝的酒坊、鹽井、關市邸（dǐ）店，南朝之賣買田宅牛馬及津市等。注334然而這些都不甚重要。其最有關係的，還是田稅和戶稅。而這時候的田稅和戶稅，與民生是很有關係的。所以留待第十八章中講述。
【註釋】
注330 參看第二十三章。
注331 參看第十八章高歡告漢人和鮮卑人的話。
注332 泰始三年。
注333 如《晉律》，部民殺長官，父母殺子，都同凡論。魏以後，律便不然。見章炳麟《太炎文錄·五朝法律索隱》。
注334 都見《隋書·食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