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的爆發，使得東亞的近代局勢再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首先，兩國交戰的導火索——朝鮮的歸屬終於塵埃落定，雖然此時的半島尚且沒有被日本完全吞併，但從客觀形勢上來看，成為其囊中之物無非是時間問題罷了。
其次是日本。日本其實是賺了的，而且賺得盆滿缽滿。不光真金白銀，還有國際聲望跟勢力範圍，小小列島一躍成為世界級黑馬而備受矚目，正式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強國，同時也改變了當時英國和沙俄這兩大列強獨霸東亞的局面。
還有一點就是經過甲午一戰，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不僅成年人不再把隔壁的大清帝國當回事兒，直接以狄夷鄙之，就連孩童們的遊戲，也清一色變成了拿著小木槍對陣開戰的模擬打仗，每個人都以祖國能夠戰勝大清為榮，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夠接著再去戰勝別人，每一個外面的國家，尤其是大清，都被當成了假想敵。
甚至發展到後來，還出現了小孩子用石頭丟擲清朝駐日商人的事件。
江戶時代的那種「以和為貴」的對外氣氛，已然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獠牙和利爪。
這當然不是什麼好事。
「民族主義一旦成為排外主義，國民便會變得好戰起來，這對國家來講，是非常危險的。」
剃刀外相陸奧宗光如是說道。
最後來講講大清，也就是我們中國，用教科書上的話來講叫進一步淪為了半封建半殖民國家，此話未免過於抽像，因此我們換一個老百姓常用的詞兒：元氣大傷。
不僅三十年洋務運動的成果毀於一旦，而且還割地賠款，賠的還是巨款——大清當年歲入不過九千萬兩白銀上下，一下子賠出去兩萬萬兩還多，於國於民所造成的巨大負擔可想而知。
不過，最慘的還不是喪權辱國，更加悲催的是，此時此刻，國內的人心開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泱泱中華歷來是天朝上國，而東瀛日本從來都不過是彈丸偏隅，這是常識。
如果沒有中華大陸，那麼當年日本幾乎不可能立國，日本能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敢說百分百，至少百分之八十是靠了中國的影響，這也是常識，雖然有些偏激。
但現在就是這彈丸偏隅把天朝上國給逆襲了，那麼天朝上國的士子們會怎麼想呢？
士子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甘。
他們不願意接受被日本逆襲的現實，他們希望再戰。
從公元1895年年初李鴻章赴日和談時起，就有全國地方官僚和中央權貴不斷上疏反對議和，短短兩個月不到，相關的奏章就已經超過了兩千份，而且那些大員各個義憤填膺言辭激烈，一副若是議和則國將不國的架勢。
比如南洋大臣張之洞在3月27日上奏說，馬關和約如成定局，則後果不堪設想，希望朝廷以江山社稷考慮，和其他各國締結密約，然後再做補救。
興許是覺得意猶未盡，4月2日，張香帥再奏一封，稱「和約萬分無理，請乞援強國」。
應該講這人其實還是很明事理的，儘管輸給日本心有不甘，但也知道輸在技不如人國不如人，所以跟無腦主戰派不同，他不嚷嚷著舉全國之力再戰，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列強的斡旋之上。
可問題在於求人不如求己，這列強要真能斡旋李鴻章早就讓他們來斡了，正因為實在是斡不了了，這不才被迫割地賠款的麼。
而繼官僚權貴之後，全國的眾青年才俊也紛紛不甘寂寞地出頭了。
4月22日，有兩個正在京城參加完會試等著發榜的舉人，寫了一份共計一萬八千字的《告皇帝書》，主要內容是跪求遷都再戰，實行變法維新；接著他們串聯了同在京城等成績的其他各省學子，搞了一個聯合簽名，然後於5月2日帶著數人跑去都察院上書，請求都察院官員將這玩意兒轉交給光緒帝。
帶頭的這兩位，一個叫康有為，一個叫梁啟超。
康有為，廣東南海出身，人稱南海先生，當時主要職業是經營一家名為「萬木草堂」的私學校。
此人才華可謂卓越，一部《新學偽經考》名滿天下，讓他一躍成為晚清公共知識分子領袖，不過人品極差，縱觀其一生，大到投機鑽營賣國，小到嫖娼不肯給錢，這位老兄都有份兒。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字卓如。時為萬木草堂首席弟子。雖說是康門學生，但論才華這人絕不遜色於康有為，而且人品也要好得多，因此在很多時候，他都是以老師助手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線的，而公眾則也習慣將他們合稱為「康梁」。
康梁這次帶著舉子們聯名上書，史稱「公車上書」，這在你初中歷史教科書裡有，屬眾所周知的歷史常識。
不過眾所周知的東西有時候未必就是真相，正如同我們朗朗上口的鯨魚其實並非魚類一樣，那名垂青史的所謂「公車上書」，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
按照康有為或者教科書的說法，這次5月2日的公車上書是失敗了的，因為都察院以和約已成定局為由拒收他們的「告皇帝書」。
這當然是在扯淡，要知道當時上書求再戰的舉子又不是康門一戶，其他學生士子也有寫血書搞串聯的，事實上就在5月2日當天，都察院還向朝廷代奏了官僚學子關於中日之戰的上書15封，在之後的一個星期裡，經他們手代奏的求戰條陳足有20餘封之多，在這些帖子中，不乏言辭激烈程度遠超康梁那「告皇帝書」的文章，因此要說都察院單單跟他康有為過不去，是沒有道理的。
真相是康有為在都察院衙門口跪了半天後，猛然頓悟，覺得兩國戰端已成定局，自己上書也於事無補，更何況那麼多人都在上書，自己就算把這文章寫得妙筆生花也不過是個隨大流的舉動，根本無法脫穎而出。
所以跟梁啟超私下一合計，還不如回家睡覺得了。
不過對外肯定得撈個好名聲，於是就大肆宣傳說因為自己文章寫得殺傷力太大，都察院的官老爺們不敢收，所以就只能作罷咧。
由於當時信息流通很不發達外加康有為確實有點小名聲而且清政府也的確像是會幹出這種事兒的角色，故而士子們都信了康梁的鬼話，就這樣，康南海的名聲如同漲停板的股票，蹭蹭地往上躥了去。
當然，話又得說回來，無論是衙門不鳥還是康有為壓根就把聯名書給私扣了不交，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士子們的再戰請求以失敗而告終。
所以在馬關條約塵埃落定，戰敗事實不可能再發生變更時，大家又表現出了第二個反應——學日本。
不得不說這時候的中國人民確實符合勤勞勇敢善良好學這八字美德，儘管大清敗了，儘管大洋彼岸的日本孩子都會拿石頭丟清國商人了，但此時此刻在大清國內，卻幾乎沒有仇日情緒，雖然為昔日學生所敗終歸有些令人懊悔不爽，可是絕大多數的讀書人卻並不恨日本，非但不恨，反而還很清醒地認識到，應該向日本學習。
比較巧合的是，這一回打頭陣的，仍是康梁這票人。
所以我說康有為這人才華還是很卓越的，至少他在當時
不過具體怎麼學怎麼改，哥兒幾個一時間還沒個詳細計劃。而就在他們加班加點正琢磨的時候，南面出大事了。
當年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一個叫孫文的醫生帶著一干弟兄，準備在廣州發動暴亂，推翻大清朝廷，史稱乙未廣州起義。
孫文，就是大名鼎鼎的國父孫中山，我相信不知此人的傢伙應該不多。
自從上次馬尾海戰，孫先生就對大清的無能孱弱產生了極大的失望之情，不過當時他仍是在「扶清改革」和「滅清革命」這兩項之間呈糾結狀，而且更傾向於前者，因此在清光緒十九年（1894）時，孫文上書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提出改革國政建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只不過那會兒李中堂正焦頭爛額於中日兩國的戰爭，自是沒空鳥你貨能不能暢流，所以此事自然也就沒了個然後。
這對孫文而言是個打擊——滿腔報國熱血付諸東流，再加之後來甲午戰敗，使得他更加堅信如果再由清廷統治中華，那必然國將不國，慘遭列強蠶食。
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將這腐朽的大清推翻，打造一個全新的國度。
清光緒十九年（1894）十一月，他在檀香山創立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聯合政府」。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驅，中華民國的開創者，這事兒大家都知道，但或許你不知道，除了中國之外，和孫先生結緣最深的國家，其實是日本。
尤其是他的那一番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千古偉業，更是和日本國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
這一次的乙未廣州起義，亦是如此。
且說在起事之前，孫文通過英國人康德李博士認識了後來影響並幫助了他一輩子的日本人——梅屋莊吉，兩位在清光緒二十年（1895）一月時見了一面，彼此一見傾心。因為投機，於是孫文就把自己想在廣州搞點事情的想法跟梅屋莊吉說了，希望能夠得到他的幫助。
這個幫助具體說來無非就是想讓人家給自己湊點錢弄點武器啥的，當年的孫文雖說不窮，可要正兒八經地拉隊伍打江山，他還是不具備這個財力的。
梅屋莊吉，土佐人（高知縣），時任土佐商會會長，是個土豪。雖然這人當時表面職業是在香港開照相館的，但他背後的人脈極其深厚，比如日本三菱財團的開山老祖巖崎彌太郎，就是他自幼的相知。
再說那孫文在見到梅屋莊吉之後，立刻就自動進入了口吐蓮花的嘴遁模式，只聽他這樣說道：「梅屋君，你可曾聽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是一頭睡獅，如果醒來，將會震驚世界。』？」
梅屋莊吉點點頭，說我聽說過，拿破侖說的吧？
「正是。」孫文也點點頭，「但現在我國並未清醒，這著實非常危險。」
梅屋莊吉再度點頭跟著附和，表示誰說不是呢，危險，真危險。
「我指的是貴國很危險。」
梅屋一驚：「何以見得？」
「西洋列強最終目的並非我國，而是整個亞洲，一旦清國淪陷，下一個必然是你們日本。」
這話說得對或者不對暫且不論，但至少孫文知道，這個觀念在日本有很多人認同，包括梅屋莊吉。
所以聽者繼續點頭：「孫君，您說得很有道理。」
而說者在得到了認可之後則越說越勇：「雖然我們兩個國家不久前剛發生過戰爭，可眼下這種情況，為了不讓自己的祖國淪為西洋人的奴隸，那麼就必須團結起來，保衛亞細亞。保衛亞細亞的第一步，我認為應該是讓中國脫離被殖民的危險，而要讓中國不被殖民，則必須先推翻滿清朝廷。我和我的同志們正準備為此而發起革命，就是眼下手頭有點緊，您看是不是能夠……」
梅屋莊吉連忙一口承應：「孫君若是舉兵，我必將出錢資助。」
沒幾天，孫文就告訴梅屋莊吉說自己已經定下計劃，準備九九重陽的時候搞一票大的，而梅老闆確實很仗義，立刻為孫君東奔西跑地籌了一筆款子，還派手下去澳門新加坡等地購得軍火，但由於梅屋家畢竟只是個開照相館的，只印相片不印錢，財力到底有限，為了能讓孫君更好地驅逐韃虜，他特地寫推薦信一封，讓孫文拿著去找時任日本駐港領事中川恆次郎，請他提供一些幫助。
3月1日，孫文見到了中川。
和梅屋莊吉有所不同，作為一名老資格的外交工作人員，中川恆次郎絕非那種三下兩下就能被忽悠的角色，當孫文跟他扯起亞洲安危世界局勢時，他很果斷地擺手攔住，問道：「孫先生，請問您有無詳細的計劃？」
孫文點點頭，表示有，當然有，詳細的計劃就是我們決定在廣州起義，一舉攻下五羊城，然後北上，假道湖南湖北，一直殺到北京，改朝換代。
「這就完了？」
「完了。」
中川恆次郎想哭，但哭不出來，只能作微笑狀：「在下的意思是，孫先生可有具體的做法？」
孫先生想都沒想便表示，具體的做法就是你們日本人支援點軍火，我們革命同志拚死奮力，共創大業。
中川恆次郎已經開始流汗了：「那要多少軍火？」
「長槍兩萬五千支，手槍一千，配足子彈。」
「參與的同志，您預計有多少人？」
「不知。」
「納尼？！」
看著對方一臉驚愕的表情，孫文連忙解釋說，因為朝廷對這種事情盯得比較緊，黨員同志之間通常都不聯絡，故而不到最後一刻就不能確定到底有多少人。不過孫先生也說了，大家都是靠得住的鐵血哥們兒，「一旦發難，必定四方響應」。
聽到這裡，中川恆次郎的臉色已經很難看了，但出於禮貌，他還是表示足下勇氣可嘉，我等所不及，不過茲事體大，且容我考慮一段日子，行不？您要是急著造反，可以先去找別人。
孫文連忙擺手說自己不急，能等，本來去年就要反了，因為準備不充足一直熬到現在，再多等幾日也無妨，咱就靠你了，中川領事。
兩人一別就是一個多月，在此期間，孫文又找了一些其他國家的外交官，比如德國駐港領事科納普等人，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援手，但都無功而返，於是在4月17日，他又敲響了日本領事館的門。
其實中川恆次郎本不想見他，但實在是因為薦頭的面子大——前面說了，梅屋莊吉在日本各地都有人脈，因此也不得不開門迎客。
這一回孫文仍是老生常談，拉贊助買武器，而中川領事則一反上次打太極拳的態度，很乾脆地表示，自己是外交官，不是軍官，只管經濟貿易這種文縐縐的東西，玩不來殺人放火之類的高精尖，所以實在抱歉，愛莫能助。
事後，中川恆次郎這樣評價孫文：「看他的樣子，讓我有一種彷彿碰上了《水滸傳》中江湖豪傑的感覺。」
不過對於起事計劃，中川也很不客氣地認為，純屬「空中樓閣」。
儘管沒得到足夠的支援也不被看好，但孫文還是決定按原計劃，拿著梅屋莊吉給他搞來的武器起事。
10月26日（農曆重陽節），孫文和一干弟兄齊聚廣州，正式開始了行動。
這其中有孫文的發小陸皓東，香港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以及和孫文一起學醫的鄭士良等人。
行動的計劃跟之前說的大致沒差——鳴槍為號，聯絡同志，攻佔廣州，再圖其他。
同時他們還印了很多反清傳單，並創造了一面屬於自己的旗幟——青天白日旗。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還不等這些人打響反清第一槍，就先出了問題。
這主要是如孫文之前說的那樣，參加起事的各路同志平常都不聯絡，到了臨開打的前一天，孫文陸皓東他們才弄來一份名單按圖索驥，挨家挨戶敲門：「同志哥，明天我們造反，早上9點土地廟門口集合啊。」
這是一種很沒效率的行為，同時風險也很大。
所以26日當天他們並沒有聯絡到所有參加起事的人，甚至連一半都沒聯繫上，本來想27日接著敲門的，可不承想第二天風聲就洩露了出去——其實是必然的，於是就理所當然地把衙門的人給招了過來，然後大夥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其中陸皓東沒逃成，被抓了。
其實他是跟著大家一起逃出去的，本來未必會被抓，只不過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同志名冊不知有沒有被帶出來，於是便要折返看個究竟。同行之人皆勸，說這太危險了，還是別管了罷。可陸皓東卻表示，個人安危事小，一旦名冊被官府搜去，必將按冊株連，到時候「我黨豈有餘類」？
結果剛回去就跟官兵打了個照面。
就這樣，他被抓了。
在獄中，陸皓東受到了嚴刑拷打，要他招供同黨——這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兒，因為前面說了，若是不看名冊，孫文這夥人自己都不知道誰跟誰是同志，現在你逼著陸皓東說，他怎麼可能說得出來。
更何況就算說得出，人家也不會說。
只見那陸皓東在棍棒皮鞭之下奮筆疾書，痛斥朝廷腐敗官僚禍國，並大聲疾呼：「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
被捕後的第十一天，也就是11月7日，陸皓東英勇就義，年僅27歲。被譽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犧牲的第一人」。
乙未廣州起義失敗了，不過萬幸的是除了陸皓東之外，其餘的核心骨幹基本都安全脫逃毫髮無損。其中主策劃人孫文先是去了香港，然後又在仍不得安生的情況下，於當年11月去了日本，在那裡，他剪去了辮子，換上了西裝，從此不再是大清的子民。
之後，孫文又輾轉英國加拿大等國，可能是覺得那邊都不怎麼好混，所以在明治三十年（1897）的時候，再度來到了日本。
這一年，他結識了兩個對自己政治生涯而言非常重要的日本人，一個叫宮崎滔天，一個叫頭山滿。
宮崎滔天，熊本人，日本近代社會活動家。
所謂社會活動家，在我看來就是那種十處打鑼九處在，不管社會上發生什麼他都能參上一腳的傢伙，巧得很，宮崎滔天還真是這樣的人。
他是日本近代新聞之父德富蘇峰的弟子。德富蘇峰這人吧，除了搞新聞之外，還兼帶傳播自由民主思想，受其影響，宮崎滔天也成了個自由主義者。
明治二十四年（1891），宮崎滔天進入外務省當差，主要工作是監視中國方面的動向，具體一點，就是密切注意在中國大陸一切針對現行政府的秘密組黨結社行為。
你不得不說日本人在中國的情報工作搞得已經到了一個極為可怕的地步，公元1891年，公知領袖康南海剛剛在萬木草堂開壇布講當校長，革命先驅孫中山尚且還正琢磨著怎麼給李中堂寫信物盡其流，再加上此時北洋水師正值巔峰，幾乎沒有人想到需要改革，更不會有人想到要搞革命，可日本人卻已經開始注意即將到來的一些變化，對此我們只能說，這幫人簡直比大清還要瞭解大清。
在外務省工作期間，宮崎滔天認識了不少清國和朝鮮的政治人物，在和這些人的接觸過程中，他逐漸地變成了一個亞細亞主義者。
亞細亞主義，也叫泛亞洲主義。簡單而言，就是聯合亞洲諸國反抗日益入侵亞洲大陸的西方殖民者，再說得透徹一點，即黃種人聯合一起，打倒白人。
這套理論其實在明治維新之初就已經產生了，當時的說法是聯合大清，帶領朝鮮，一起打造一個以日清為首朝鮮為跟班的黃種人聯盟，共同抗擊歐洲列強。
然後在明治十三年（1880），一個叫曾根俊虎的海軍大尉成立了日本史上第一個泛亞主義社團——興亞會。
曾根俊虎當時負責對華諜報，精通中文，和宮崎滔天的哥哥宮崎八郎是舊識。
到了甲午戰爭後，亞細亞主義的主要理論則已經演變成了「日本帶領中國和朝鮮共同抵抗西方列強」了。
話再說回宮崎滔天，自從他跟孫文兩人相見之後，可謂是一見如故，就差撮土焚香拜把子了，尤其是對孫文的革命志向，宮崎君更是欽佩得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