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位當代人欲寫作20世紀歷史，都與他或她處理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不同。不為別的，單單就因為我們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過去的時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須）由外向內觀察，經由該時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資料，或依後代的史家撰述為憑。作為本書作者，本人一生的經歷，恰與本書討論的大部分時期重疊。其中多數時候，從青少年歲月開始，一直迄今，我對公共事務均極敏感。也就是說，我以一個當代人的身份，而非以學者角色，聚積了個人對世事的觀感與見解。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這一輩子作為學史之人的學術生涯中的多數時間，我始終避免將親身所處的從1914年以來的時期當作研究題目。不過我倒不迴避以其他身份，對這個時代發表見解。“本人的研究專期”——借用史學界的術語來說——乃是19世紀。但在此刻，我卻覺得已經可以從某種歷史角度，對1914年以來到蘇聯解體的“短20世紀”（Short Twentieth Century），進行一番觀察。有關這段時期的學術文獻及檔案史料，已經在人數龐大的20世紀歷史學者努力之下堆積如山。但是我對這個時期的認識，除了極少處偶爾引用之外，卻不是根據這些紙上來源。
關於20世紀的史料如此浩瀚，絕非一己之力可窺其全貌，甚至僅限一種語言也不可能。我們對這段史實熟悉的程度，絕對不可能如同——比如說——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的史學家們，對那漫長年月裡寫下的片紙隻字，以及一切有關那漫長年月的著作論述所認識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為借口，本人對這個時代的認識，若以當代史學界的博學功力判斷，可能會顯得不夠全面深刻。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別尖銳、最有爭議的題目之中深入挖掘——比如冷戰史實或30年代歷史——達到滿足我自己的要求為止；也就是說本書所陳列的觀點，都能在專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腳。當然，我的企圖不可能完全成功。書中提出的許多問題，一定暴露了我的無知，以及某些具有爭議的論點。
因此，本書的立足基點，看起來自然有幾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資料來源，除了多年來廣泛蕪雜的多方閱讀之外，並有本人在“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執教時，在研究生課堂上講授20世紀史所必須涉獵的各種著作。除此，我也以一個親身經歷“短20世紀”者的身份，累積了許多個人對當代的知識、回憶及意見，亦即扮演社會人種學家所謂的“參與性觀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歸之於一名周遊過許多國家並且隨時張大眼睛四下觀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稱之為“好管閒事之人”吧。這一類經驗的歷史價值，其可貴並不在我身歷其境、親臨重大的歷史現場；也不在於我知曉，甚或親眼見過創造歷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實上，根據本人偶爾在這一國或那一國（主要以拉丁美洲為主）扮演新聞工作者四下打聽的經驗發現，與總統或決策人士進行交談，往往沒什麼收穫。原因很簡單，這些人物大多是為了公開記錄發言。真正能帶來啟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願意自在談話，並最好對國家大事沒有負擔責任之人。不過，能夠親自認識人、地、物，雖然難免有主觀誤導之嫌，卻也使人獲益匪淺。也許單單是30年的光陰過去，親眼看見同一個城市今昔之比——不論是西班牙的瓦倫西亞（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驚覺20世紀第三個25年之中，社會變遷之迅速與巨大。又或許是幾句多年前的對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卻深藏在記憶之中，以備將來不時之需。如果作為一名史家，能夠將這個世紀整理出一點意義，多半歸因於本人時時觀察聆聽的結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點心得，可以經由本書傳送給讀者一點信息。
本書寫作的來源，當然也少不了我的諸位同事、學生，以及其他在本書寫作之際，被我強行打擾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關科學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倫·夢凱（Alan Mackay FRS）及約翰·馬多克斯（John Maddox）的校正，艾倫不但是一位結晶學的權威，而且更如百科全書般博聞強識。經濟發展方面的部分文字，由我在“新學院”的同人，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蘭斯·泰勒（Lance Taylor）親自校讀。更多的地方，則有賴大量閱讀論文、聆聽討論，並在“聯合國大學世界開發經濟研究協會”（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UNU/WIDER）舉辦的多項總體經濟問題研討會上，仔細側耳傾聽獲得的心得。這個位於赫爾辛基（Helsinki）的研究機構，在賈亞瓦德納博士（Dr.Lal Jayawardena）的領導之下，已成為國際一大主要學術重鎮。整體而言，本人以麥克唐納·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訪問學者的身份，在這家令人仰慕的學術機構停留的那幾年夏天中，所獲裨益實在匪淺。這個協會以其接近蘇聯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對蘇聯最後幾年事務的學術關心，讓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機。對於我所請教的人士的建議，在此並未一一採納；如在我筆下呈現謬誤，也是作者本人之過。從同人之間的研討會上，我也受惠良多，學術中人在這類場合會面，主要是為了彼此挖掘知識。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請教過的同人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謝。我甚至從有幸執教的新學院各國弟子之中，也隨帶獲得了許多真實資料，在此也無法分別列出。不過其中我要特別感謝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爾卡（Alex Julca）呈交的學期報告，它們大大擴展了我對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與社會流動的視野。我也要感謝學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論美洲人民革命聯盟黨（APRA）及1932年秘魯真理城（Trujillo）叛亂》的博士論文。
隨著時間愈接近現在，20世紀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於兩項資料來源：一是報刊，一是統計調查報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報或定期刊物，後者包括由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搜集舉辦的各項經濟及多方調查統計。倫敦的《衛報》（Guardian）、《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以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自然是我要感謝的三家大報。至於聯合國及其組織以及世界銀行出版的各種刊物，也為我提供了無數寶貴資料，謹在書目中一一敬列。而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視。雖然在實際活動中它全然失敗，但是國際聯盟在經濟事務調查分析上所做的無價貢獻，尤以其首創的堪稱最高峰的《工業化與世界貿易》（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 ，1945），卻值得我深致感謝。上述一切都是著手進行任何有關20世紀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的討論時，不可或缺的參考來源。
本書所敘各項內容，除了明顯屬於作者個人的判斷觀點之處，其餘便只有懇請讀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為原則了。作者認為，實在沒有必要在這樣一本書中引經據典賣弄學問。下筆之際，我盡量將參照引用的地方，局限於實際原文以及各項統計量化數據的原始出處——有時候來源不同，數字亦有差異——偶爾也引用一些事例，以佐證某些可能會令讀者覺得不比尋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陳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爭議性的看法，也需要一點其他的意見參考。這一類的參考出處，在文中都用括號註明；其篇章全名，則在書末列出。但是這份書目不過是一張書單，僅用以詳列本書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來源，其目的並不在提供一份進一步系統化研讀的指南。有關進一步閱讀的指南，本書後面另外有一份推薦書單。總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參考來源和書中頁下附列的註腳，其用意並不相同，後者純粹是為正文提供解說定義而作。
不過，在此作者依然應該點出某幾部特別值得致意或仰賴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誤會本人不知感謝。總的來說，我欠兩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於搜集量化數據、孜孜不倦的經濟史家貝羅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擔任“匈牙利科學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長的貝倫德（I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20世紀”的概念，原始構想即來自這兩位友人。至於“二戰”後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C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來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1945 ），為我提供了最翔實可靠，有時卻辛辣鋒利——此情自可體會——的指南嚮導。有關二戰的題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傑作《戰爭、經濟、社會：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 ），令我獲益尤多。而1945年的經濟事務，作者發現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榮與變亂：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蘭、哈里遜（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來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Since1945 ）所提供的內容最為有用。此外，沃克（Martin Walker）的《冷戰》（Cold War ）一書，其份量實際上遠比一般書評的評價高得多，值得我們看重。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左派的消長，本人要特別感謝倫敦大學瑪麗皇后暨威斯特費德學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薩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將其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與我先行閱讀。蘇聯方面的歷史，我要特別感謝列文（Moshe Lewin）、諾夫（Alec Nove）、戴維斯（R.W.Davies）、菲茨帕特裡克（Sheila Fitzpatrick）幾位的研究成果；中國方面，要感謝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chram）；伊斯蘭世界，要感謝拉比達斯（Ira Lapidus）、凱迪（Nikki Keddie）。書中有關藝術的論點，則得益於威列特（John Willett）論魏瑪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談話），並要感謝哈斯克爾（Francis Haskell）。至於本書第六章得助於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 ），自是明顯不過。
我還要特別向以下實際參與本書製作過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謝忱。首先，是我的兩位研究助理：倫敦的貝德福德（Joanna Bedford）以及紐約的格蘭德（Lise Grande）兩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別強調對格蘭德小姐深致謝意。若無她的傑出表現與無盡付出，本人在學識認知上出現的巨大疏漏，勢將永遠無法填補；許多半記半忘的事跡及出處，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證。我也要特地感謝為我打字謄稿的西爾斯（Ruth Syers）以及馬倫尼·霍布斯鮑姆（Marlene Hobsbawm）。後者系以一名對現代世界持極大興趣，卻非學術身份的讀者的觀點，預讀書中篇章。本書的寫作，就是以馬倫尼這樣的讀者為對象的。
前面，作者已經表明對新學院諸弟子的無盡謝意，有他們耐心聆聽我在台上講授，種種觀念與闡釋方能在其中逐漸成形，在此，我將本書敬獻給他們。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1993—1994年寫於倫敦-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