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文藝和學術界人士對20世紀的看法：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這麼說一句——歷經20世紀，卻不曾遭逢個人苦難。然而在我的記憶之中，它卻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個世紀。”
西班牙人類學家巴諾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個人的個人經歷——安安靜靜地生、幼、老、死，走過一生，沒有任何重大冒險患難——與20世紀的真實事跡……人類經歷的種種恐怖事件之間，有著極為強烈顯著的矛盾對比。”
意大利作家萊維（Primo Levi）：“我們僥倖能活過集中營的這些人，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見證人。這種感想，固然令人不太自在，卻是在我讀了許多受難餘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所寫的各種記載之後，才慢慢領悟。多年以後，我曾重讀自己的手記，發現我們這一批殘存的生還者，不但人數極為稀少，而且根本屬於常態之外。也許是運氣，也許是技巧，靠著躲藏逃避，我們其實並未陷落地獄底層。那些真正掉入底層的人，那些親見蛇蠍惡魔之人，不是沒能生還，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法國農藝學家暨生態學家杜蒙（René Dumont）：“我看20世紀，只把它看作一個屠殺、戰亂不停的時代。”
諾貝爾獎得主、意大利科學家蒙塔爾奇尼（Rita Levi Montalcini）：“儘管發生了種種事情，20世紀畢竟發生了幾項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例如第四階級的興起，以及女人在數百年橫遭壓制之後得以嶄露頭角。”
諾貝爾獎得主、英國作家戈爾丁（William 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這真是人類史上最血腥動盪的一個世紀。”
英國藝術史學者貢布裡奇（Ernest Gombrich）：“20世紀的最大特徵，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長的可怕速度。這是個大災難，是場大禍。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此如何是好。”
美國音樂家梅紐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話為20世紀做個總結，我會說，它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卻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諾貝爾獎得主、西班牙科學家奧喬亞（Severo Ochoa）：“最根本的事項，便是科學的進步，成就實在不凡……是我們這個世紀的最大特色。”
美國人類學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認為電子學是20世紀最重大的一項發展。至於思想觀念，可能則由一個原本相當富於理性與科學精神的觀點，轉變成一個非理性也比較不科學的心態。”
意大利史學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們這個世紀，證實了所謂正義、公理、平等等種種理想的勝利，不過是短暫的曇花一現。但在同時，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自由’繼續存留，還是可以從頭再來……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絕望的情況下也不要喪志。”
意大利史學家文圖裡（Franco Venturi）：“歷史學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對我來說，20世紀沒有別的，只需要我們不斷地重新去瞭解它。” （Agosti and Borgese，1992，pp.42，210，154，76，4，8，204，2，62，80，1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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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28日，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經宣佈，突然造訪戰火中的薩拉熱窩（Sarajevo）。當日的此城，已是一場巴爾幹半島戰事的中心焦點，到這年年底，這場戰事的犧牲代價將高達15萬條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醒國際輿論，有關波斯尼亞（Bosnian）危機的嚴重性。的確，看著這位年邁體衰的貴客，在槍林彈雨中來到此地，真是一個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鏡頭。但是密特朗之訪，卻有一層完全為人忽略的理由，雖然這正是此行的中心關鍵：他的造訪日期。為什麼這位法國總統，要特別選在這一天前往薩拉熱窩？因為6月28日，正是當年奧匈帝國的王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於1914年在薩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過數周時間，這起暗殺事件就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凡是密特朗這個年紀的歐洲人，只要讀過幾年書，此時、此地，與當年那場由政治錯誤與失算導致的歷史性大災難，其間的種種糾纏、關聯，一定會立刻浮上心頭，再度閃現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亞，又一次陷入危急關頭，還有什麼行動，能比選上這樣一個富有象徵意義的日子來訪，更具有高度的戲劇性，更令人正視這場危機的含義呢？可是除了少數幾名專業史學家和年紀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這層強烈的暗示意義。歷史的記憶，已經死去。
過去的一切，或者說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毀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裂斷絕的現象，可說是20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許許多多身處世紀末的青年男女，他們的成長背景，似乎是一種永遠的現在，與這個時代的眾人的共同過去，缺乏任何有機的聯繫。因此在這個兩千年紀元將盡之際，歷史學者的地位遂愈發比以前重要；因為他們的任務，便是記住已經為其他人所忘懷的歷史經驗。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的角色也應該比以前擴大，不再只是單純地作為一位記年記事、搜集資料的人，雖然這些也是他們的必要功能。回到1989年際，如果能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回顧一下兩次大戰後實行的和平解決方案，相信各國政府、尤其是高級外交官，必能由此獲益匪淺。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顯然都早已忘記當年是怎麼一回事了。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1914—1991年間的“短20世紀”；不過本書的目的，並不在於回述發生於這段時期的往事。當然，任何一個被他的學生問過下面這樣一個問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有關當年的一些基本常識，在今天也不能視作理所當然了。我的一位聰明的美國弟子問道，既然有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表示從前還有過一場“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本人寫作本書的宗旨，是為求瞭解、闡釋為什麼事情會如此發展，以及彼此之間有何意義關聯可言。而對於一輩子走過“短20世紀”年月，如我這般年齡的人來說，本書不免亦有一種自傳性的意味。我們等於是在敘述、詳談（以及在糾正）我們自己記憶中的往事啊！而且，我們是以男女演員的身份——不論我們的角色是多麼渺小，不管我們是如何得到這個角色——回溯在那個特定的時空裡，在那個大時代歷史舞台之上演的一齣戲劇。而同時呢，我們也如同在觀察自己的這個時代；更有甚者，我們對這個世紀持有的觀點，正是受到那些被我們視為關鍵時刻的影響所形成的。我們的一生，是這個世紀的一部分；而這個世紀，也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凡屬於另一個時代的讀者，比如在本書寫作之際才進入大學求學的學子，請不要忘記這個重點。對各位來說，甚至連越戰也是古老的史前事情了。
可是對於我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這種背景的歷史學者來說，過去永遠不能抹去。因為我們所屬的時代，是一個依然以公眾人物或公眾事件為街道及公共場所命名的年月（例如戰前布拉格的威爾遜車站，以及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鐵站）。那個時候，和約書上依然有人簽字，因此也得有個名字以供辨認（例如《凡爾賽和約》），那時候的戰爭紀念碑，也仍舊令人懷想起過去的年月。因為當其時也，公眾事件仍然是我們生活肌理中緊密的一部分，而非僅是我們私人生活裡畫下的一個記號而已。它們左右了我們的人生，於公於私，都塑造了我們生活的內容。對於作者本人來說，1933年的1月30日，當希特勒登上德國總理寶座的那一天，並不單純是日曆上的隨便哪個日子，而是柏林的一個冬日午後，一個15歲的少年，在威爾默斯多夫（Wilmersdorf，西柏林一個區）附近的學校放學之後，正與他的妹妹一起往哈倫塞（Halensee）回家途中，看到了這個頭條消息。即使到現在，我還可以回想這則新聞，彷彿夢境一般。
可是擁有這一段成為今生永不可分離的過去的人們，並不僅限於這位執筆作書的老邁史者。在廣袤無垠的地表之上，但凡有一定年紀之人，無論個人背景或人生經歷如何，都嘗過這同樣一段重要經驗。它為我們全體戴上標記，就某種程度而言，更是以同樣方式。80年代末裂作數片的世界，其實正是1917年俄國革命衝擊之下造成的同一世界。我們眾人身上，都因此留下痕跡；只是我們都習慣用二元對立思考，將現代工業經濟分成“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種不能並存、相互排斥的絕對選擇，才能想明白。一個代表著以蘇聯為模式的經濟體制，另一個則把其餘的全部照單全收。現在看來，情況應該比較清楚，這種二分法實在是一種武斷，甚至近乎不自然的思考方法，只能置於某種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下才能有所瞭解。但是話又得說回來，即使作者在此刻執筆之際，就算用回溯的眼光望去，的確也難再找出其他比此更為實在的區分方法，亦即將美國、日本、瑞典、巴西、韓國，一股腦兒全部並作一堆；並把蘇聯勢力範圍的國家式經濟體系，與東亞及東南亞的國家算作另外一邊——雖然後者顯然並不曾像前者一般，於80年代以後一齊紛紛瓦解。
更何況，在十月革命震盪終結之後存活下來的世界，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一方的制度前提作為模式來形成的。失敗的一方，或是那些與失敗者有所勾結的國家，非但銷聲匿跡，而且根本被逐出歷史及精神生活。唯有在“善惡”之爭的精神大戰裡，尚扮演著“仇敵”的角色。（這種下場，可能同樣也正發生於輸掉了20世紀下半期的冷戰者身上，只是程度也許不同，為期不致如此長久。）在這樣一個充滿了信仰戰爭的世紀裡度過一生，如此活受罪，正是其中必須忍受的代價之一。褊狹、不能容忍，是其中的最大特色。甚至連那些自詡思想多元開放的人，也認為這個世界並沒有大到可以容納各種對立競爭的世俗信仰永久並存的地步。信仰或意識形態的爭執對峙——正如這個世紀歷歷所見的此類衝突——往往給歷史學家尋找真相的路途造成重重障礙。史家的主要任務，並不在判定誰是誰非，而在力求瞭解那些最不能為我們所理解的事物。但是擋在瞭解道上的路障，不只有我們本身固執的想法，也還有形成這種種想法的歷史人生經驗。前一種障礙，比較容易克服，因為我們大家都熟悉的那句法國諺語“瞭解一切，就是原諒一切”（tout comprendre c'st tout Pardonner），其實並不正確，其中並沒有真理存在。我們去瞭解德國歷史上的納粹時期，並把它放在歷史的背景中予以觀照，決非去原諒種族屠殺罪行。總而言之，凡是親身經歷過這個不尋常世紀的人，自然都免不了對它有些意見。而瞭解，才是最困難的一門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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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20世紀”，即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起，到蘇聯解體為止，如今回頭看來，應該屬於一段具有前後一貫性的歷史時期。如今這段時期已告終了，我們該怎麼為它整理出一點意義？沒有人知道，未來的下個階段將會如何，第三個千年紀元將是何種面貌；雖然我們可以肯定，它的情形，將在“短20世紀”的影響下成形。然而，就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世界歷史的一個紀元告終，新的一幕開始，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對於20世紀的史家而言，這的確是最重大的一條信息；因為他們雖然可以鑒諸以往而預見將來，根據對過去的瞭解，揣測不可知的未來，可是他們卻不是賽馬場上的刺探，可以預先打聽出下一世紀的世事行情。史家敢於開口報告分析的戰況，是那些勝負早已判明的賽事。無論如何，在過去三四十年裡面，不管他們用以述說預言的專業身份為何，各種預報家的記錄可謂糟糕無比，只剩下政府及經濟研究機構還對它們存有幾分信心——也許，這份信心也根本是假裝的。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更可能每況愈下。
在本書中，“短20世紀”彷彿一張三聯畫，或者說，像一個歷史的三明治。從1914年起，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是大災難的時期（Age of Catastrophe）。緊接著，是一段經濟成長異常繁榮、社會進行重大變遷的25至30年期；這短短數十年光明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改變，恐怕遠勝任何長度相當的歷史時期。如今回溯起來，它確可以視為某種黃金年代（Golden Age）；事實上，當這段時期於70年代初期結束之後，便立即被人這般看待。而20世紀的最後一部分，則是一個解體分散、彷徨不定、危機重重的年代——其實對世界的極大部分來說，例如非洲、前蘇聯，以及歐洲前社會主義地區，根本就是又一災難時期。隨著80年代過去，90年代揭幕，反思過去種種及未來茫茫之餘，瀰漫的氣氛乃是一種世紀末的悲觀心情。站在90年代的制高點上望去，“短20世紀”彷彿是由一個時代前往另一個時代，途中短暫地穿過一段黃金時期，最後進入一個問題重重、不可知的將來——但是未來不見得就是世界末日。歷史學家也許動輒喜歡以“歷史終結”的口吻提醒空談之人，未來卻會依然繼續進行。關於歷史，只有一項通則可以絕對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類，歷史就會繼續下去。
本書的論點，就是基於這項原則組織而成。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就是19世紀（西方）文明崩潰的起點。這個文明，經濟上是資本主義，法律憲政結構上屬自由主義（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階級，則為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科學、知識、教育、物資的進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發光發熱。這個文明，也深信歐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學、藝術、政治、工業、一切革命的誕生地。它的經濟力滲透深廣，它的軍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絕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腳下。它的人口不斷增加，增至全人類的三分之一（包括歐洲眾多的海外移民及其後代子孫在內）。它的主要國家，更成為世界政治體系的舞台所在。[1]
但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結束的數十年間，卻是這個社會的災難時期。40年間，跌跌撞撞，它由一場災難陷入另外一場災難。有的時候，甚至連最優秀的保守人士，也不敢打賭這個社會能否繼續存活。兩場世界大戰，打得世界落花流水。接著又是兩股世界性的動亂及革命浪潮，使得另一個為歷史注定、勢將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登上政治舞台。一出場，其勢力就覆蓋了全球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還多，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更席捲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早在帝國年代（Age of Empire）之前及在其中興建起來的巨大殖民帝國，此時卻七零八落、化為塵土。在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駕崩之際，仍屹立不動、趾高氣揚的現代帝國主義，論起它的全部歷史，卻維持了不過一代之久——比如說，其長度也不過就如丘吉爾（1874—1965）的一生罷了。
更有甚者，世界經濟危機之深，連最強盛的資本主義經濟也難以承受。一向可列為19世紀自由派資本主義最大成就的全球性單一世界經濟體系，此時似乎也走上敗亡之路。即使與戰火及革命遠隔重洋的美國，好像也隨時都會瀕於倒閉。經濟搖搖欲墜，自由派民主政體的建構也等於從1917—1942年間的地表上一掃而空，只剩下歐洲邊緣地帶、北美及澳大利亞尚能倖免。法西斯（Fascism）及它的衛星極權勢力，正快速地在各地挺進。
此時此刻，為了自衛，只有自由派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暫時攜手，起來合作迎戰，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條小命。這確是一個奇怪的組合。但在事實上，這場對抗希特勒的戰爭之所以終能獲勝，主要是靠蘇聯紅軍之力，而且也只有紅軍出馬，方能成功。這段“資”“共”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時期——基本上屬於30年代及40年代——就許多方面來說，不啻為20世紀歷史的關鍵時期和最重要的決定性時刻。同樣，就許多方面來看，它也是多數時間互為死對頭的“資”“共”之間，其關係最富歷史性詭譎的一刻。只有在這反法西斯的短暫歲月裡，雙方才暫時放下成見，對付共同敵人。蘇聯打敗了希特勒，是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權的最大成就；只要將上一次大戰之時沙皇俄國的經濟表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蘇聯經濟做一比較，即可立見分曉（Gatrell／Harison，1993）。若無蘇聯付出的代價，今天在美國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將只有各式各樣的獨裁政權，高唱著法西斯的曲調，而非今日這百花齊放的自由派國會政治了。這個奇異的世紀，其中最矛盾和諷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長久的成效，卻反而救下它的死敵一命。戰時已經如此，平時亦然。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正由於有著它的存在刺激，資本主義方才幡然大悟，並出於不安之故，著手進行改革，同時並因蘇聯的“計劃”體制大受歡迎，從中又得到某些改革靈感。
經濟大蕭條、法西斯、戰爭，自由資本主義總算從這三場災難中死裡逃生。但是前途多艱，繼之而起的尚有革命風潮在全球各地的挺進。隨著蘇聯在戰後崛起成為超級一霸，如今各方的革命遂聚集在它的大旗下聯合成軍。
但是回顧起來，全球性社會主義得以挑戰資本主義，事實上其最大的力量來源，卻只能寄托在對手本身的弱點之上。若無19世紀資產階級社會的解體在先，則無十月革命，更無蘇聯的成立在後。而那以社會主義為名，實行於前沙皇帝國橫跨歐亞的廣袤領土之上的經濟制度，也根本不可能自認有資格取代資本主義；不管是它自己，或是外人，也都不會把它當成一條全球性的可行之路。然而發生於30年代的大蕭條，卻給了它這個機會，使得它看起來似乎確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同法西斯的挑戰，也令蘇聯成為擊敗希特勒不可或缺的一環，遂使它搖身一變，成為兩大超級強國之一。接下來兩強之間的對峙，更主導了“短20世紀”的下半葉，世人全在這個冷戰主調之下膽戰心驚——可是與此同時，世界局勢卻因此而趨於穩定；若沒有以上這種種演變，蘇聯不可能在20世紀中葉穩操社會主義的龍頭達15年之久。這個陣營帳下的人口，佔全人類的三分之一；而它們的經濟，一度看來也大有超過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趨勢。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資本主義，是如何起死回生，竟能出乎眾人意料（包括它自己在內）地虎虎生風，一鼓作氣躍進了1947—1973年間的黃金時期——這段時間的繁榮，不但史無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這個問題，或許是20世紀歷史學者所面對的最大題目。及至目前為止，依舊眾說紛紜：本人在此，也不敢自詡有什麼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許還得再等上一段時日，直到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長週期”可供全部回顧之際，才能有一個差強人意的研究結果出現吧。因為站在此刻，雖然已經可以回溯黃金時代的全貌，可是隨之發生的危機20年期（Crisis Decades）卻尚未終結。不過其中有一項發展，亦即因此造成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驚人變遷，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大改變，如今絕對可以開始進行評估。本書第二部分，將對這個層面進行多方討論。未來第三千年紀元中研究20世紀史的歷史學家們，論到20世紀在歷史上留下的最大印記，恐怕就要數這段不尋常時期中發生的種種事情吧。因為它對世界各地人類生活造成的重大改變，影響不但深遠，並且再也不能逆轉。更重要的是，它們還在繼續進行之中。蘇聯帝國落幕之際，眾家新聞人員及評論家紛紛以為“一段歷史就此告終”；其實他們都錯了。更正確的說法應該這樣：在20世紀的第三個25年之際，那段由石器時代揭起序幕的一頁七八千年人類歷史，至此終於告一段落。因為截至當時，絕大多數人類都系以農牧為生，這段漫長的農牧年月，到此總算落幕。
跟這種社會、經濟、文化發生的大變動相比，發生在“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兩方之間的一段對峙歷史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相形之下便狹小許多——不論個中有無國家或政府涉入，如美蘇兩強即分別自命為其中一方代表。也許從長期觀點而言，不過就像16、17世紀的宗教或十字軍運動所帶來的意義一般吧。不過對親身經歷過“短20世紀”任何一個時期的人們來說，這些事件自然關係重大。同樣，它們在本書中也份量極重，因為這是一部由20世紀的當代作者，寫給20世紀後半葉的當代讀者閱讀的著作。社會革命、冷戰、大自然，以及“現實中的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限度、它的致命缺陷、它最後的瓦解，凡此種種，俱在本書中有所討論。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們卻不可忘記，即受到十月革命激勵而起的各個政權，它們最大也最長久的衝擊影響，即在於有力地加速了落後農業國家現代化的腳步。事實的發展顯示，它在這方面的主要成就，恰與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年代大致相符。至於這個想將我們祖先建立的世界打入墳墓的對手，其策略到底有多靈光，甚至到底有幾分真正的意識自覺，在此無須討論。我們將會看見，直到60年代初期為止，它們似乎至少與我們並駕齊驅。雖然這個觀點在蘇聯社會主義解體後的今天看來，不免荒謬可笑，極不近情理，但是當其時也，卻有位英國首相對美國總統表示，蘇聯的“經濟行情看好……看起來頗有趕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架勢，在物質財富的競爭中很快就會獲得領先地位”（Horne，1989，p.303）。然而，這些話如今都沒有意義了。最簡單明瞭的一點，就是到了80年代，身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保加利亞，與非社會主義的厄瓜多爾（Ecuador），兩國的相似之處，卻遠比其各自與1939年時的本國或對方更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