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說：「我認為，我們今天正開始進入一個革命時期。這個時期可能很長，也許要花上50年的光陰，革命才能在全歐，最後在全世界，獲得全面勝利。」
——藍塞姆，《1919俄國六周記》
（Arthur Ransome，1919，p.54）
讀雪萊的詩（更別提3000年前埃及農民的哀歌了），令人不寒而慄。詩中聲聲控訴壓制與剝削。後之世人，是否依然會在同樣的壓制剝削之下讀這些詩？他們是否也會說：「想不到，連那個時候……」
——1938年德國詩人布萊希特
讀雪萊詩《暴政的假面》有感（Brecht，1964）
法國大革命以降，歐洲又發生了一場俄國革命。等於再次告訴世人，祖國的命運，一旦全然交託給貧苦卑賤的普羅大眾，哪怕敵人再強悍，也終將被趕走。
——錄自1944年意大利戰時游擊隊
吉奧波納第十九旅宣傳壁報（Pavone，1991，p.406）
革命是20世紀戰爭之子：特定來說，革命指1917年創立了蘇維埃聯盟的俄國革命。到了1931年戰爭時代的第二階段，蘇聯更搖身一變，成為世上數一數二的超級強國。但由廣義來看，則泛指作為20世紀全球歷史常數的歷次革命。然而，若單憑戰爭本身，其實不足為交戰國帶來危機、崩潰與革命。事實上在1914年之前，一般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對那些舊有政權而言，眾人都不認為戰爭會動搖國家。拿破侖一世即曾大發牢騷，認為奧地利皇帝就算再打上100次敗仗，也可以繼續逍遙，照樣做他的萬世皇帝——不然你看，普魯士國王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軍事上遭到慘敗，國土又丟了大半，卻還在那裡當王。可是我拿破侖，貴為法國革命的驕子，卻沒有這種好命，只要吃上一次敗仗，地位就大為不保。可是到了20世紀，情況完全改觀。總體戰爭對國家人民需求之高，史無前例，勢必將一國國力所能的負荷推至極限。更有甚者，戰爭代價的殘酷，國家民族甚而瀕於崩潰的臨界點。縱觀兩次總體大戰的結果，只有美國全身而退，甚至比戰前更強。對其他所有國家來說，戰爭結束，同時便意味著大動亂的來臨。
舊世界的命運，顯然已經注定要衰亡了。舊社會、舊經濟、舊政體，正像中國諺語所說，都已經「失天命」了。人類在等待另一個選擇、另一條路徑。而1914年時，這一條新路大家都很熟悉，在歐洲多數國家裡面，社會主義黨派就代表著這個選擇（參見《帝國的年代》第五章），另有國內工人階級的支持，內心則對歷史注定的勝利充滿信心，似乎革命前途一片大好，似乎只等一聲令下，人民就會揭竿而起，推翻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取而代之。一舉將戰爭無謂的痛苦折磨，轉變為富有正面價值的積極意義：因為痛苦折磨，原本就是新世界誕生時必有的流血陣痛啊。而俄國革命，或更精確一點，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正好向舉世吹響了起義的號聲。十月革命對20世紀的中心意義，可與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於19世紀媲美。事實上，本書所論的「短20世紀」，時序上正好與十月革命誕生的蘇俄大致吻合。這個巧合，實在不是偶然。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造成的反響，卻遠比其前輩深遠普遍。如果說法國大革命追尋的理想，傳之後世的生命比布爾什維克為長，1917年革命事件產生的實際後果，卻比1789年更為深遠。一直到目前為止，十月革命催生的組織性革命運動，在現代史上仍數最為龐大可畏的勢力。自伊斯蘭創教征服各地以來，全球擴張能力最強的力量，首推這股革命運動。想當年，列寧悄悄抵達彼得格勒（Petrograd）的芬蘭車站（Finland Station），三四十年之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落在直接衍生於那「震撼世界的十日」（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Reed，1919）的共產黨政權之下。這種共產黨組織形式，正是列寧一手組織創建的標準模式。在1914—1945年間長期戰爭的第二階段裡面，全球又掀起了革命的二度高潮，而這一次，多數革命群眾便開始追隨蘇聯的腳步。本章的內容，即是這兩階段革命的歷史經過；不過重點自然落在1917年初具雛形的首次革命，以及它對眾多後續革命產生的特殊影響。
總而言之，這第一次的革命，深刻影響了日後所有繼起革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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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91年的幾十年當中，有好長一段時間，蘇維埃共產主義制度都號稱比資本主義優越，它不但是人類社會可以選擇的另一條路，在歷史上也注定將取代前者。這段時間裡，雖然有人否定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卻毫不懷疑它取得最後勝利的可能。除去1933—1945年間是一大例外（參見第五章），從俄國十月革命開始，70多年間，國際政治完全著眼於兩股勢力之間的長期對抗，也就是舊秩序對社會革命之爭。而社會革命的體現，則落實在蘇聯與共產國際身上，彼此興榮，息息相關。
1945年起，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股對抗勢力的背後，分別由兩個超級大國主導，雙方揮舞著毀滅性的武器相互恫嚇。但隨著時局變遷，兩極制度較量的世界政治模式，顯然越來越不合實際了。到了80年代，更跟遙遠的十字軍一般，與國際政局已經毫無關係。不過兩種制度對峙的意向亦非無中生有，自有其成因。比起當年法國革命高潮時期的激進派雅各賓黨人（Jacobin），俄國十月革命可說更為徹底，更無妥協餘地。十月革命人士認為，這場革命的意義，不只限於一國一地，而是全世界全人類的革命；不只為俄國帶來了自由與社會主義，進而也將在全世界掀起無產階級革命。在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心目中，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的勝利，只不過是第一階段，最終目標是要在世界戰場上贏得布爾什維克的廣大勝利。除此全面勝利，別無意義可言。
當年沙皇治下的俄國，革命時機已臻成熟。若不革命，簡直無路可走。19世紀70年代以後，凡對時局有清醒認識的人都認為，像這樣的革命一旦爆發，沙俄必定垮台（參見《帝國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05—1906年之後，沙俄政權對革命風潮已經完全束手無策，大勢之所趨，更沒有人再心存疑問了。如今溯往現昔，現代某些史家論道，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接著又有布爾什維克革命，沙皇俄國當已蛻變為繁榮自由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而當年的俄國社會，其實也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此說只是事後諸葛亮，倘若回到1914年以前的時節，恐怕得用顯微鏡才找得著有此預言之人。1905年革命事件平定之後，沙皇政權從此一蹶不振，但是政府的顢頇無能依然如昔，社會上的不滿浪潮卻更升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幸好軍隊警察及公務人員依舊效忠政府，否則革命必將一發不可收拾。大戰一起，民眾的熱情與愛國心果然被轉移了方向，一時沖淡了國內緊張的政治氣氛。其實這種以外患掩內憂的大挪移法，每個交戰國家皆如此，但在俄國卻難以持久。到了1915年，病入膏肓的沙皇政權，似乎又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一回大勢所趨，1917年3月[1] 革命再起，果然不出世人所料，一舉推翻了俄國的君主政權。除去死硬的守舊反動派之外，西方政界輿論一致拍手喝彩。
在浪漫派人士的想像中，從蘇聯集體農莊營作的經驗出發，一條陽光大道便直通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然而這只是浪漫的一廂情願，一般的看法卻正好相反，認為俄國革命不可能是也不會是一場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業國家，在世人心目中一向就是貧窮、無知、落後的代名詞，根本不具備轉型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至於馬克思（Karl Marx）認定的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工業無產階級，雖然重點分佈於俄國各地，卻仍是極少數。其實連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否認這種看法。沙皇政權及農奴制度的垮台，最多只能促成一種「資產階級革命」。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將在新政局之下繼續進行（不過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最後結局自然只有一種）。而俄國當然也不是與世隔絕的國家；版圖之廣，東接日本，西抵德國；國勢之強，名列屈指可數的控制世界的「列強」之一。像這樣一個國家，一旦發生革命，對國際局勢必然產生震撼性的影響。馬克思本人晚年曾經希望，俄國革命可以像雷管一般，接著在工業更發達、更具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條件的西方國家引爆一連串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的國際政局，似乎也正朝這個方向發展。
不過這中間有一件事很複雜。如果說，當時的俄國仍未具備馬克思主義者心目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那麼退而求其次，所謂自由派「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機在俄國也同樣時候未到。就算那些理想不過為資產階級革命之人，也得想辦法找出一條路來，不能單靠人數很少的俄國自由派中產階級。因為俄國的中產階級不但人數少，更缺乏道德意識及群眾支持；何況俄國也沒有代議制度的傳統可與他們相容。1917—1918年自由選舉選出的立憲會議（後旋遭解散）當中，主張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民主派——立憲民主黨（Kadet），所佔席位不到2.5%。俄國只有兩條路好走：一是絕大多數根本不知資產階級為何物，也根本不在乎它是什麼玩意兒的工農民眾起來，在革命路線黨派（這一類人要的自然不是資產階級式的俄國）的領導之下贏得選舉，翻轉俄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另一條道路，也是可能性比較大的，則是當初造成革命的社會力量再度湧動起來，越過資產階級自由派，走向另一個更激進的階段〔借用馬克思的話，就是所謂的「不斷革命論」。1905年，這個名詞曾為年輕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用而再度流行〕。其實早在1905年，列寧便一改前衷，認為自由主義這匹馬，在俄國革命大賽場上永遠不能出頭。列寧這項評估，可謂相當實際。但是，當時的他也很清楚，俄國其實也不具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而這也是所有俄國及其他國家共產黨人共同的認識，對這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來說，他們的革命，一定得向外擴散方能有成。
而從當時的局勢來看，這種想法也極有實現的可能。大戰結束了，各地舊政權紛紛倒台，全歐洲陷入革命爆發的危機，戰敗國猶如累卵。1918年，四個戰敗國（德國、奧匈帝國、土耳其、保加利亞）的統治者，均失去了他們的寶座。連前一年即已去位、敗在德國手下的俄國沙皇在內，一共五位。甚至連意大利，也因國內社會一片動盪，革命幾乎一觸即發，連帶其他戰勝國家，也一起受到極大的震撼。
我們前面已經看見，全面戰爭為歐洲造成極大的壓力，使其社會開始扭曲變形。本來戰爭剛剛爆發之際，國民曾激起過一陣愛國熱潮，然而隨著戰爭擴大，高潮慢慢退去。到了1916年，戰爭的疲乏感已經轉變成一種陰鬱靜默的敵意，進而更演變成一種無休止無意義的殺戮。可是交戰雙方，誰也不願意先住手。當初1914年戰事初起，反戰人士只有一股無能為力的感覺。然而戰事蹉跎，師疲無功，到了1916年，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看法已經足以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了。從下列事件，我們可以一窺當時反戰情緒瀰漫的過程。1916年10月28日，奧地利社會黨領袖暨創始人之子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竟然在維也納的一家咖啡館，蓄意謀殺了奧國首相史德格伯爵（Count Sturgkh）——插敘一句，這還是達官要人沒有今天所謂安全人員隨身保護之前的年代——這樁暗殺事件，不啻是一種公開的反戰手段。
早在1914年之前，社會主義運動就已堅持反戰。而此刻普遍的反戰情緒，自然有助於提高社會主義者的形象與份量。後者愈發老調重彈，比如英國、俄國，以及塞爾維亞的獨立工人黨，就從不曾放棄其反戰的立場。至於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黨派，即使黨的立場支持作戰，黨內的反對派，卻往往是最大的反對聲音。[2] 同時，在主要交戰國家裡，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開始在大型的軍火工廠中醞釀，最後成了工業和反戰勢力的中心。這些工廠中的工會代表都是技術工人，談判地位有利，變成了激進派的代名詞。而高科技海軍裡的高級技術人員也紛紛加入同一行列。德俄兩國的主要海軍基地，基爾（Kiel）及克朗施塔德（Kronstadt），最後分別變成革命運動的中心。再後來，法國在黑海的海軍基地一度兵變，阻礙了法軍介入1918—1920年的俄國內戰參與進攻和封鎖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軍事行動。反戰勢力從此有了中心和動力。難怪奧匈帝國的郵電檢查人員發現隨著時間推移，軍中信件的語氣逐漸有了改變：從原來的「但願老天爺賜我們和平吧」，轉變成「我們已經受夠了」，甚至還有人寫道：「聽說社會黨要去議和了。」
從哈布斯堡政權檢查人員留下的記錄中，我們還可以證明一件事，自大戰爆發以來，頭一樁順應民心的政治事件，就是俄國的大革命。自十月革命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奪權成功之後，和平的呼聲與社會革命的需求更匯合成為一股潮流：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之間調查問卷中，三分之一表示，和平希望在俄國；另外三分之一認為，和平希望在革命；還有五分之一認為，和平的希望在俄國與革命，兩者皆不可缺。其實俄國大革命對國際帶來的反響，向來很明顯：早在1905—1906年發生的第一次革命，就已經震撼了當時殘存的幾個大帝國，從奧匈帝國，經由土耳其、波斯，一路到了中國，都受震動（參見《帝國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17年，全歐洲已經變成一堆待燃的火藥，只等著隨時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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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情況一塌糊塗，不但革命時機成熟，大戰中也打得精疲力竭，隨時在敗亡的邊緣上。俄國最後終於倒了下來，成為東歐及中歐地區第一個在「一戰」壓力下崩潰的國家。最後的爆炸遲早都會發生，人人心裡有數，只是不知道爆炸的導火線會在何時以及何種情況之下引燃。其實一直到「二月革命」爆發之前的幾周，連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都不敢確定今生自己能否親眼看到革命成功。到了最後關頭，造成沙皇政權垮台的導火索，系一群女工的示威事件（示威之日，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後來的「三八婦女節」）。另有普提洛夫（Putilov）鐵廠的工人，向來以立場強硬出名，因與資方發生糾紛，被廠方勒令停工。於是他們與女工聯合，發起一場總罷工，示威遊行的隊伍，越過冰凍的河面，一直向首都中心進發。可憐他們所求無多，也不過就是麵包罷了。沙皇的軍隊起初躊躇不願動手，最後不但拒絕了鎮壓群眾的命令，還與民眾保持著友好的氣氛，甚至連一向對沙皇忠心耿耿的哥薩克衛戍部隊，也不肯向民眾開火。沙皇政權的脆弱，此時完全暴露無遺。混亂了4天之後，軍隊終於嘩變，沙皇退位，政權由一個自由派的「臨時政府」暫時接管。當時與俄國協約的西方諸國，對沙皇退位難免表示同情，甚而伸出援手——因為它們擔心，沙皇政權走投無路之下，可能會退出大戰，進而與德國單獨簽訂和約。這一場街頭混亂，無人策劃領導，純屬偶發事件，短短4天，卻結束了一個老大帝國。[3]
更精彩的在後頭：革命之於俄國，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眾竟然立刻宣稱，沙皇的傾覆等於全世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直接到來。而列寧最大的作為，就是扭轉了這個無法控制的局面，將群情澎湃的無政府狀態一轉而為布爾什維克的勢力所利用。
取沙皇政權代之的俄國新政權，並不是一個親西方的自由憲政政體，更無心與德國作戰。當時存在的其實是革命的真空狀態：一邊是毫無實權的「臨時政府」；另一邊則是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紛紛成立的「基層群眾」性地方會議〔亦即蘇維埃（Soviet），會議之意[4] 〕。這些「基層群眾」政治組織握有相當的實權，至少擁有否決大權——可是對於這個權力有何妙用，以及如何使用這個權力，或是應該怎麼發揮，卻一竅不通。各個不同的革命黨派組織也紛紛出現——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有兩派：布爾什維克（Bolshevik，譯者註：在俄文中即「大」之意，意譯為「多數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孟什維克（Menshevik，譯者註：在俄文中即「小」之意，意譯為「少數派」，主張與資產階級聯手，進行自由化改革）。此外還有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ies，譯者註：主張土地國有，以暗殺為革命手段），以及其他無數的左派小團體，一一抖落原先非法的身份，從地下現身——這些黨派團體，極力爭取各地蘇維埃，以圖擴大自己的陣營。但是一開始，眾人之中只有列寧有灼見。他指出，各地的蘇維埃，可作為政府的另一途徑（列寧曾有名言：「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是沙皇政權甫落，大大小小各種名目的革命黨團林立，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這些林林總總的名號，到底代表著什麼意思；就算知道，也不辨其中異同。他們只明白一件事，就是從今以後，再也不用聽命於權威了——甚至連那些自以為見識高過他們一等的革命權威，也用不著去理會。
城內的貧民只有一樣要求，就是麵包。至於其中的工人，則希望待遇改善、工時減少。而其他的俄國老百姓，80%都靠務農為生，他們的要求，無非是土地而已。此外不分工農，眾人都一致希望趕快停戰。但是一開始，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倒不反對這場戰爭，他們反對的只是過嚴的軍紀，以及上級給予下級軍士的惡劣待遇。於是提出「麵包！和平！土地！」這些口號的團體，很快便獲得民眾極大的支持。其中最有效果者，要數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從1917年3月間幾千人的小團體，不到同年夏初，便迅速成長為25萬黨員的大黨。冷戰時期，西方曾對列寧有過一種錯覺，以為他最擅長的手法乃組織突襲。殊不知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人唯一的真正財產，在於能認識及把握群眾的需要，並能追隨群眾，進而領導群眾。舉例來說：列寧發現，小農心中想要的東西，其實和社會主義的計劃相反——不是土地共有，而是土地分配給個別家庭農場經營。一旦認識這個事實，列寧毫不猶豫，立刻認定，布爾什維克的任務，便是實現這種經濟上的個人主義。
兩相比較，臨時政府卻只知道一味頒布法令，根本看不出自己毫無約束國人服從的能力。革命之後，俄國的資本家、經理人，曾試圖恢復工人秩序，卻招眾怒，反刺激工人走向更極端。1917年6月，臨時政府堅持發動另一次軍事攻擊。軍隊實在受夠了，於是小農出身的士兵紛紛開小差，擅自返家與鄉人一道分田去了。返鄉的火車開到哪裡，革命的火焰也就蔓延到哪裡。臨時政府垮台的時機，雖然一時尚未來到，可是從夏天開始，激進的腳步卻在軍隊和城市不斷加速，形勢對布爾什維克黨越來越為有利。立場激進的社會革命黨，作為民粹派（Narodniks）的繼承者，獲得小農階級民眾壓倒性的支持（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愈發助長極左派的出現。結果社會革命黨與布爾什維克黨人越走越近，十月革命後曾有一段短時期共同執政。
於是布爾什維克——究其性質，實屬工人政黨——在俄國各大城市成為多數大黨，在首都聖彼得堡和大城市莫斯科兩地，聲勢尤其浩大，在軍中的影響力也迅速擴張。在布爾什維克強大壓力之下，臨時政府的存在前景愈發暗淡。8月間，一位保皇派將軍發起反革命政變，政府還得求助於首都的革命勢力以對付，於是地位更顯不保。布爾什維克黨的支持者，情緒愈發激動極端，奪權之勢終不可免。最後的關頭來臨，與其說是奪權，倒不如說布爾什維克把現成權力撿起來更為貼切。1917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黨輕易地奪取冬宮（Winter Palace），這就是十月革命。對於當天這個過程，有人曾說，日後蘇聯大導演愛森斯坦（Eisenstein）拍名片《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