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建國以來，歷屆國會審度國勢，莫有本屆所見之興旺繁榮……美國企業所造財富之盛，美國經濟實力之雄，不但美國之民均享其利，域外世人也同受其惠。今日生存之必要條件，已由生活所需，進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生產不斷擴大，內有日增之國民消費吸納之，外有益盛之貿易通商推動之。美國今日之成就，實足快慰。美國未來之前途，實很樂觀。
——美國總統柯立芝，《國情咨文》，1928年12月4日
失業，僅次於戰爭，是我們這一代蔓延最廣、噬蝕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惡疾，是我們這個時代西方特有的社會弊病。
——倫敦《泰晤士報》評論，194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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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讓我們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是一場短暫的戰禍，世界的經濟與文明，原本相當穩固，大戰的災難雖然深重，卻只造成一時的中斷。戰爭一過，只需將瓦礫頹垣清除乾淨，便可以若無其事地一切重來，恢復正常的經濟秩序，繼續一路走下去。就好像1923年日本關東的大地震，日人掩埋了30萬名死難者，清除了使得二三百萬人無家可歸的廢墟，便重新再造起一個跟過去一模一樣，但是抗震力比以前高出許多的城市。如果歷史真能如此，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面貌又將如何？這個答案，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像這種不曾發生，而且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憑空揣測，自然毫無意義。不過這個問題也不是真就毫無意義，兩次大戰之間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大崩潰，到底對20世紀歷史有何等深刻的影響，透過對前面這個假定性問題的討論，我們才能獲得真知灼見。
世界經濟如不曾大崩潰，希特勒肯定不會出現。十之八九，也絕對不會有羅斯福這號人物。至於蘇維埃式的經濟體系，就更不可能與資本主義世界匹敵，對後者構成任何真正的威脅。歐洲以外，或說西方以外的地區，因經濟危機造成的後果，程度之大，更令舉世矚目。這些問題本書另有篇章討論。簡單地說，對於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我們一定得對經濟危機有所瞭解，才會有認識。而世界經濟大崩潰，正是本章的主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造成的主要破壞多半在歐洲，但並沒有將舊世界全部毀壞。可是世界革命的浪潮，也就是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衰落過程中最戲劇性的一幕，卻席捲了更為廣大的地區：西起墨西哥，向東一直到中國。而殖民地獨立運動的聲浪，也由西北非的馬格裡布（Maghrdb，包括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及摩洛哥等地），一直到印度尼西亞。不過，此時世界上也有很大一片區域的人民，跟大戰的炮火與革命的巨浪距離極為遙遠，絲毫未受波及，其中最顯著的國家與地區，便是自成天地的美國，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危機，卻是地地道道的全球大災難，至少在全然依賴非個人市場交易制度的地區，人人都無法逃避這場風暴。事實上，多年來自以為天之驕子、遠離那些倒霉地帶的美利堅合眾國，在這場經濟狂飆中首當其衝。因為人類經濟史上，撼動級數最強烈的「大地震」——發生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其「震中」就在一向自詡為全球安全港的美國。一言以蔽之：兩次大戰之間，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看來似乎崩潰了。如何才能恢復舊貌？無人知曉。
其實，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向來不曾風平浪靜。每隔一段時間，長短不定，或大或小，總會有某種程度的波動，這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種現象。19世紀以來的實業家，對所謂漲跌更迭的「景氣循環」都很熟悉。通常每隔7—11年，景氣蕭條的輪迴就會大同小異地重複一次。但到了19世紀末葉，這個週期忽然拉長了許多，引起了眾人的注意。大家發現，過去幾十年來，原本的週期長度有了異常的改變。大約1850年起，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全球呈現一股前所未有的景氣趨勢。可是接下來，經濟發展卻又陷入不穩定狀態，時間長達20多年之久（有些經濟學家將這段時期稱作經濟大衰退，不過此說多少有點不夠準確）。不過20多年的不穩定過去之後，世界經濟又持續繁榮了很長一段時期（參見《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第二章）。20世紀20年代初期，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發現，由18世紀末期開始，經濟發展遵循著一種「長週期」（long wave）模式在發展循環，週期長度涵蓋五六十年。康德拉捷夫長週期理論，從此成為經濟學專著裡經常出現的名詞。（斯大林初期，康德拉捷夫不幸成為其專政的第一批犧牲者。）不過康德拉捷夫本人及其他學者，都無法為此現象做出滿意的解釋；某些統計學者懷疑其正確性，甚至從根本上否認長週期現象的存在。然而根據長週期理論，當時為時已久的世界經濟景氣繁榮，又該到走下坡路的時刻了。[1] 康氏的推測不幸言中。
在過去，不管是波動還是循環，也不論其週期是長或短，實業界及經濟界的人士，都將之當作一定的現象，正如同農家習慣於季節的變化，接受天氣的好壞一般。景氣來或去，任誰也沒有辦法：好時節機會來臨，壞年頭問題重重。個人或企業，可能大獲巨利，也可能不幸破產。相信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的社會學家，跟馬克思持同一看法，認為一次又一次的週期循環，都是由資本主義本身衍生的，最終將證明其內部不可克服的衝突性。因此在他們的眼裡，歷次的波動循環，已經把資本主義帶入了一個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但是，除了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為世界經濟只會更好，就像19世紀一般，不斷地成長進步下去，僅僅在其間偶或出現一些循環性的短期突變。可是現在，形勢有了新的變化。自有資本主義以來，可能是頭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經濟波動似乎對體制本身產生了莫大的威脅。更糟糕的是，在許多重要方面，長時期持續成長的曲線，似乎就要發生斷裂了。
從工業革命開始，一部世界經濟史，根本上就是一部科技不斷加速進步的歷史。其間的經濟發展雖不平衡卻呈持續增長趨勢，企業活動快速地「全球化」擴張聯合。總之，世界性的分工日益精細複雜，流動交換的網絡日趨密集。世界經濟的每一部分，都和全球性的組織體系密不可分。即使在大動亂的歲月，科技進步的腳步也不曾稍停片刻，這一方面改變了世界大戰的時間，另一方面也因大戰而產生變化。雖然對那個時代的人們而言，當時的生活體驗以1929—1933年間的經濟大蕭條最為深刻，事實上，在那幾十年中，經濟的成長並未停止，只不過緩慢下來而已。當時，全球最強的經濟力量首推美國，但是1913—1938年間，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只有區區8%。至於世界總的工業生產總值，在1913年後的25年之間，增長一共只有80%左右，約為前四分之一世紀增長率的一半（W.W.Rostow，1978，p.662）。這個數字，我們在本書第九章也將會看到。若和1945年之後的增長相比，差異更為驚人。不過，如果火星上有人在遙遙觀察地球的話，人類經濟活動曲線上短期的曲曲折折，都將隱而不現。從長期來看，世界經濟顯然一直在持續增長。
然而，換由另一個層面來看，此說顯然又不成立。到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經濟活動的全球化趨勢，似乎開始停頓。當時不管用什麼衡量，世界經濟都陷入停滯蕭條，甚至有倒退的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年代，可說是人類自有歷史記載以來，移民潮規模最大的時期；可是現在這股洪流卻乾涸了，或換句話說，被戰爭和政治上的限制阻止了。1914年以前，15年間，幾乎有1500萬人踏上美國的領土。然而在之後的15年裡，這股人流卻縮減了三分之二，總數只有550萬。到了30年代，以及之後戰爭的年月裡，更成涓涓細流，幾乎完全停止，一共只有75萬人進入美國（Historical Statistics I，p.105，Table C89—101）。至於從伊比利亞半島移出的移民，一向以拉丁美洲為最主要的目的地，也由1911—1920年10年間的175萬，降到30年代的不到25萬。20年代後期，世界貿易逐漸從戰爭的破壞及戰後初年的危機中恢復，攀升到比1913年稍高的程度，可緊接著又落入大蕭條的深淵。到大動亂年代末期（1948年），貿易總量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前稍強（W.W.Rostow，1978，p.669）。然而，回溯19世紀90年代到1913年，貿易量卻躍升了兩倍以上，而1948—1971年間，則更高達5倍以上。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兩次高速增長之間的蕭條時期裡，歐洲及中東兩地還出現了許多新國家。國家多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自然也應相對增加，因為原本屬於國內性質的商業交易（如原奧匈帝國及沙俄），現在都轉變為國際性質的活動（世界貿易的統計，通常統計國家間發生的交易）。至於戰後及革命後產生的人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潮，理當也該推動而非縮減國際移民人數的增長。可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世界經濟大蕭條期間，甚至連國際資本流動資金也呈乾涸之勢。1927—1933年間，國際借貸額減少了90%以上。
為什麼會有這種經濟停滯的現象發生呢？看法甚多，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經濟體美國。因為當時的美國，除了少數原料仍需進口之外，已漸趨完全自足之勢。（但在事實上，美國向來就不甚依賴外貿。）可是此說有個漏洞，當時甚至連倚重貿易的國家，如英國及北歐諸國，也同樣呈現停滯的現象。大勢所趨，理所當然地各國紛紛提高警覺；而它們的警惕防範，不能說是做錯了。大家使出渾身解數，盡力保護本國的經濟，以免受到外來衝擊的威脅；也就是說，盡力迴避顯然已經產生重大的問題的世界經濟。
實業界及各國政府本來都以為，度過了大戰時期的一時困難，世界經濟好歹總會恢復1914年以前的快樂時光吧。那種天下欣欣向榮的景象，是他們習以為常的正常狀態。事實上，大戰之後，的確也有過一陣興旺的氣象，至少在那些未受革命或內戰摧殘的國家裡，似乎前景確實一片看好。但是官商兩界，都對工人及工會勢力暴漲的趨勢大搖其頭；增加工資、縮減工時，勢必提高生產成本。然而，戰後的適應調整，遠比當初預料的難。1920年，物價及景氣一起崩潰，勞動力需求大副減少——以後的12年裡，英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未曾低於10%；工會也失去了半數成員。因此，僱主的操控力再度堅定回升，但是經濟何時恢復繁榮，仍然撲朔迷離。
於是，從盎格魯—撒克遜的勢力範圍開始，以及戰時的中立國，一直到日本，各國都竭盡全力縮緊通貨，力圖把本國經濟拉回穩妥的老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制度及金本位制保證的穩定貨幣政策上去。但這一政策難以應付戰爭的超強需求。1922—1926年間，它們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戰敗的德國，東有混亂的蘇聯，終於無法阻止貨幣系統的大解體；其崩潰之勢，只有1989年後部分前共產黨國家的遭遇可以與之相比。當時最極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國，其幣值一下驟降為1913年幣值的一萬億分之一。換句話說，德幣的價值已經完全等於零。其他的例子雖然沒有這麼極端，卻同樣令人咋舌。我的祖父一向喜歡向晚輩講一個故事：奧地利通貨大膨脹期間，[2] 他的保險單剛好到期。於是將之兌現了好大一筆款子，可是這筆一文不值的貨幣，只夠他在最愛光顧的餐館喝杯飲料而已。
長話短說，總之，在貨幣空前貶值下，私人儲蓄被一掃而空，企業資金來源成了真空狀態，德國的經濟，只得長年依賴對外大量借款。這使得它變得更為脆弱，世界經濟蕭條一發生，德國受創甚重。而蘇聯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沒有發生把私人貨幣儲蓄一掃而光的嚴重情況。最後，在1922—1923年間，各國政府決定停止無限制地印發紙幣，並且徹底改換幣制，總算遏制住了通貨繼續膨脹的勢頭。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儲蓄為生的德國民眾，等於全體陷入災難之中。不過在波蘭、匈牙利及奧地利諸國，原有的通貨總算還保留了一丁點少得可憐的價值。這段經歷，在當地中產及中下階層身上留下的創傷自然可想而知，因此造成了中歐地區人民接受法西斯主義的心理。至於使民眾習慣長期的病態通貨膨脹，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發明出來的玩意兒。[3] 這個對付之策，就是把工資及其他收入緊隨物價，依其指數而做相對的調整——「指數化」（indexation）一詞，在1960年開始使用。
到了1924年，大戰剛結束時的風暴總算靜下來。大家似乎可以開始向前看，期待著時局重返某位美國總統所謂的「正常狀態」。一時之間，世界經濟的確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長的方向走去。雖然原料及糧食的生產地區，尤以北美農家為最，對農產品價格在短期回升之後再度遭挫，感到極為不安。百業興隆的20年代，對美國的農民來說，可不是個黃金時代。而西歐各國的失業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對照1914年之前的標準來看，甚至高到病態的程度。我們很難想像，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氣的時期（1924—1929），英、德、瑞典三國的失業率，竟然平均高達10%—12%的地步；至於丹麥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業率平均只有4%的美國，經濟巨輪才在真正地全速前進。這兩項事實，都表明整個經濟體系存在著一大薄弱環節。農產品價格下滑（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積壓大批庫存不發），證明了需求量無法趕上生產。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項事實，那就是當時的景氣，其動力主要來自工業國之間資本的大量流動，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國。單德國一國，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資本輸出量的半數；借款額之巨，高達20萬億到30萬億馬克，而且其中半數屬於短期貸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國經濟因此變得更為脆弱，1929年美國資本開始撤出時，德國果然經不住打擊。
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出幾年，世界經濟再度遭難，自然不值得大驚小怪了。只有美國小鎮裡那些褊狹自滿的中產階級生產者，才會有另外一種想法。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 ）介紹，逐漸為西方讀者所熟悉。同時，共產國際也曾預言，經濟危機將於景氣巔峰再度發生。共產國際認為——至少其發言人相信或假裝相信——這場動亂將造成新一輪的革命浪潮。事實上，接下來的情況完全相反，危機來勢之快，令人無法招架。大難開始的序幕（甚至連非歷史學家也人人皆知），是發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紐約股市大崩潰。可是這場大災難影響之深、範圍之廣，卻誰也不曾預料到，甚至連革命者在最樂觀的時刻也不曾預見。這場經濟激變，幾乎等於世界資本經濟的全面解體。整個經濟體系，如今都牢牢鎖在惡性循環當中，任何一個經濟指數出現下落，都使其他指數的跌勢更為惡化。（唯一不曾下滑的只有失業率，此時正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天文數字。）
國際聯盟的專家所見果然不錯，北美工業經濟驚人的大蕭條，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業重地的德國（Ohlin，1931），可惜沒有人聽警告。1929—1931年間，美德兩國工業生產額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這個數字，不過是各行業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業蒙受的巨大損失。單以美國的電氣巨頭威斯汀豪斯公司來說，1929—1933年的銷售額劇降三分之二；兩年之間，淨利潤則跌落了76%（Schatz，1983，p.60）。農林業也發生重大危機，糧食及原料價格無法再靠增加庫存維持，開始直線滑落。茶和小麥的價格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絲價則跌了四分之三。因此，凡以農產品出口貿易為主的國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擊，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亞、巴爾幹諸國、玻利維亞、巴西、英屬馬來亞、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古巴、埃及、厄瓜多爾、芬蘭、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尼）；這些還只是1931年曾由國際聯盟列舉的國家。總之，大蕭條的現象，這回貨真價實，具有全球性的意義了。
至於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臘、日本、波蘭、英國，對西方（或東方）傳來的震波也極其敏感，同樣受到強烈的衝擊。為了供應美國大量增長的絲襪需求，過去15年來，日本絲業已經將產量提高了3倍；可是現在絲襪市場暫時消失了——這等於一夜之間，日本絲在美國90%的市場便化為烏有。日本另一項重要農產品米的價格也受到打壓，分佈在東亞和南亞的一大片主要產米區自然也不能倖免。小麥價格跌得更慘、更徹底，比米價還要便宜。一時之間，據說連一向以稻米為主食的東方人也轉而改食小麥。可是就算麵粉大受歡迎——就算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國，如緬甸、法屬中南半島、暹羅（今泰國）的農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價一路下跌，稻農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彌補辦法就是種得更多，賣得更多，結果把價錢壓得更低。
對於以供應市場尤其是輸出為主的農民來說，這種情況不啻傾家蕩產，除非他們恢復自給自足的傳統小農經濟。一般來說，大部分出口國家都還能利用這條出路，因為非洲、南亞、東亞及拉丁美洲地區的農家，仍多保持較小規模，總算還可以有一點緩衝的餘地。但是巴西可就慘了，完全變成資本主義浪費和蕭條嚴重程度的代名詞，當地咖啡種植戶為了阻止價格暴跌，竟把過剩的咖啡拿給火車的蒸汽機當煤燒。（世界市場上銷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來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務農的比例仍然相當高。20世紀80年代經濟的激變，帶給他們的打擊比當年的大蕭條更甚，因為至少早年的農家對這些農產品寄予的希望遠比後來為低。
話雖如此，殖民地農業國家的民眾依然受到相當的衝擊。比如黃金海岸（今加納）的白糖、麵粉、魚罐頭，及稻米的進口量就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小農式）可可市場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進口量縮減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於那些靠工資生活的男男女女，對生產手段既無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除非有家可歸，可以回去種田維持生計），經濟蕭條的直接後果就是失業。當時失業之普遍可謂史無前例，時間之長，更超出所有人的預料。經濟大衰退最嚴重的時期（1932—1933），英國、比利時兩國的失業人口比例為22%—23%，瑞典24%，美國27%，奧地利29%，挪威31%，丹麥32%，德國更高達44%以上。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氣恢復之後，30年代的失業狀況也始終不見顯著好轉，英國和瑞典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奧地利、美國及北歐其餘的國家，則維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決失業問題的國家，只有1933—1938年的納粹德國。在眾人的記憶裡，工人階級還不曾遭遇過這樣可怕的經濟災難。
更糟糕的是，在當時，包括失業救濟在內的公眾社會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例如美國），要不就以20世紀後期的標準來說，簡直微薄得可憐。對長期失業的人口而言，救濟金只是杯水車薪，根本就不夠用。正因為這個緣故，生活保障始終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隨時失去工作（即工資）需要保障，也要應對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來卻無依靠的境地。難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兒女找到的差事，錢少一點沒關係，可是一定要穩妥可靠，並且提供養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國，這個失業保險最普及的國家，投保的工人人數也不到總數的60%—能夠有這個數字，還多虧早在1920年，英國便因大量人口失業而不得不這樣做。至於歐洲其他地區（德國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業保險的人數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則也不過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習慣於間歇性就業或週期性短期失業的人，現在發現到處都找不到工作。僅有的儲蓄耗盡了，雜貨鋪裡也不能再賒賬了，山窮水盡，完全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