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18年投身恐怖分子的革命陣營。在他婚禮當天，他的革命導師也在場。自此開始一直到1928年他死亡之時為止，10年之間，他不曾與妻子共同生活一天。革命人的鋼鐵紀律，就是遠離女人……他常常告訴我，印度若能傚法愛爾蘭的方式奮鬥，必將獲得自由。我就是在與他共事之時，開始讀到丹·布倫（Dan Breen）所著的那本《我為愛爾蘭自由而戰》（My Fight for Irish Freedom ）。丹·布倫是瑪斯特達（Masterda）心目中的理想。他還依愛爾蘭共和軍的名字，把自己的組織也命名為印度「共和軍吉大港支部」（Chittagong）。
——杜特（Kalpana Dutt，1945，pp.16—17）
殖民地官員天生就有一種特性，他們不但容忍殖民當地賄賂貪污的惡劣文化，並且還有意加以鼓勵。因為這種現成的惡習，正方便他們控制那一群蠢蠢欲動，而且經常有異議的廣大人口。在這種方式下，如果一個人有所企圖（不論是想打贏官司、取得政府合同、獲得英王頒授勳爵名位，或是弄到一份公家工作），都可以藉著向握有權力之人行賄而達到目的。至於所行之「賄」，倒不一定都以金錢（此舉既露骨又粗鄙，在印度的歐洲人很少願意用這種方式弄髒他們的手）。饋贈的方式，可能是交情或尊敬，熱情的款待，或對某些「善事大義」的慷慨捐款。但是最被看重的方式，則是對英國統治的忠誠。
——卡裡特（M.Carritt，1985，pp.63—64）
1
19世紀之際，曾有幾個國家——多數是沿北大西洋岸邊——不費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世界上其他非歐系的國家。在這幾國的勢力範圍以內，它們倒不忙著佔領並統治臣下之地，卻靠政治經濟的系統，加上其組織及科技，在各地建立了比直接統治更為優越的無上地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社會，不但改變了世界，統治了世界，更成為一種模範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類唯一的模範，凡不願被時代巨輪掃過或輾死之人，莫不以其為師。1917年後，蘇維埃共產主義雖然提供了另一條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屬於同種性質的典範，不同之處僅在於共產黨揚棄了私有企業與自由主義的制度。因此，少數幾個國家，在19世紀臣服了世界上眾多國家，成為人類共主。而對非西方國家來說，甚至更精確一點，對西方世界北部以外的國家而言，它們在20世紀的一頁歷史，根本上就決定於其與作為時代共主的幾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在如此依存主調之下，史學家若想從國際角度觀察「短20世紀」的演變之勢，筆下的地理重心，難免出現不對稱的情況。然而除此處理方式之外，別無他途。這種做法，絕非認同任何民族甚或種族優越的心態，也不表示史學家贊同那些國家至今仍存在的自滿意識。事實上，本人在此聲明，堅決反對湯普森（E.P.Thompson）所稱，一些先進國家對落後貧窮地區持有的「無比恩惠」的優越態度。可是事實俱在，在「短20世紀」的年代裡，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的歷史是屬於被動的他處衍生（derived），而非主動性的原生自發（original）。各處非資產階級性質社會中的優秀分子，紛紛模仿西方先進國家開拓的榜樣。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視為代表著開創進步的社會。其形式，體現於財富與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於經濟及科技的「開發」；而其組織，則立於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各式變體。[1] 除了「西化」「現代化」，或隨便你愛怎麼稱呼就怎麼稱呼它的名稱，世界上其實並沒有第二個可供實際參考的模式。反之，也只有政治上為了好聽，才出現把「落後現象」細分為各種不同層次的委婉說法（列寧就曾經迫不及待地將他自己的祖國，與其他「殖民落後國家」劃清界限）。殖民地紛紛獨立之後，國際外交上便充盈著這一類虛飾的名詞（如「欠發達」「發展中」等等）。
達到「發展」目的的實際操作模式，可以與多種不同的信仰意識形態並行不悖，只要後者不妨礙前者的實行即可。比如發展中國家，如信仰伊斯蘭教不因為《古蘭經》未曾認可，或尊奉基督不由於《聖經》從未允許，更不因為與中古騎士風格相違或不合於斯拉夫精神，便因此禁止機場的興建。反之，一國的信仰基調，若不單單在理論上，並且在實際上與「開發」過程大唱反調，其開發結果便注定失敗。不怕刀槍入，可令彈頭反轉去，不管眾人對這些奇門遁甲的神術信得多麼入迷多麼虔誠，不幸的是，法術神技卻從來也沒有靈驗過。電報電話，可比通靈大師的感應術來得有效多了。
然而如此說法，並非看輕各個社會本身特有的傳統、信仰與意識觀念。舊社會在接觸「開發」之際，原有的觀念或許修正，也可能始終一成不變，但是必將以此為依據對新世界做出價值判斷。比如說，不論是傳統主義或社會主義，兩方都同時看出，在資本式自由主義經濟高呼勝利之餘——包括政治層面在內——人生道德卻蕩然無存，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全失，唯一的關係，只剩下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謂的人類「交易性格」（propensity to barter），人人只顧追求個人的滿足與利益。就維繫道德體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確認「開發」「進步」造成的毀壞而言，隨著船堅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帶來的新觀念，往往不如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或非資本主義式的思想意識和價值系統來得有價值。因此，後者便動員傳統社會的群眾，起來對抗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代表的現代化，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同對抗將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文化輸入的外來侵略者。不過，傳統思想的力量有時雖然頗為成功，但是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凡在落後世界發動的自由解放運動，很少有受傳統或新派傳統意識激發或由其完成者。唯一的例外，只有基拉法特（Khilafat）運動在英屬印度發起的保王運動（編者註：1920—1922年間的伊斯蘭教區域性叛亂）。他們要求保留土耳其蘇丹的名號，作為世界各地信徒的哈里發（Caliph），伊斯蘭教國王之意，並主張維持原奧斯曼帝國在1914年的疆界，以及由伊斯蘭教徒取得伊斯蘭聖地的控制權（Holy Places of Islam），包括巴勒斯坦地區。運動為時雖短，卻可能是迫使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採取大規模不合作平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Minault，1982）。然而在宗教名義下發起的群眾動員——「教會」對平民百姓的影響力，畢竟仍大於世俗「國王」——多屬防守姿態。不過偶爾也有宗教大軍衝鋒陷陣，領頭頑強抗敵的情況出現。比如墨西哥的農民，即曾在「基督國王」的大旗之下，奮起抗拒墨西哥革命政教分離的運動（1926—1932）。在其史官的筆下，農民的壯舉化作史詩般浩蕩的「基督精兵」（Meyer，1973—1979）。除此之外，以宗教激進主義者為主力的大規模動員力量，一直到20世紀最後的數十年間，方才出現成功的事例——在這些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中間，甚至產生一股回歸傳統的奇異現象。矛盾的是，新一代所要回歸的，若在當年他們有學問的祖父、父親眼裡，卻恐怕都是務必掃除的迷信野蠻呢。
與本土傳統兩相映照，這一切的改革計劃，甚至包括其中的政治組織與形態——使依賴他人生存者追求解放，令落後貧窮者奮力進取——所有的靈感理念，全部來自西方：自由思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世俗的政教分離主義（secularist）、教權主義（clericalism），還有資產階級社會用以進行公共生活事務的種種形式——新聞界、公共會議、黨派、群眾活動。種種新思想、新制度，雖然有時不得不假借社會大眾信服的宗教口吻推行，根本上卻都出於西方。這種現象，意味著20世紀在第三世界發動改造之人，事實上只限於當地居於少數的優秀人物，有時甚至少到屈指可數的地步——因為在這些地方，莫說處處不見民主政治的制度以及必要的教育知識，甚至連初級的識字程度也只限於極其少數的階層。印度次大陸地區在獨立以前，90%的人口為文盲，認識西文（即英文）者更是鳳毛麟角——1914年前，3億人裡，大約只有50萬懂得外文，也就是每600人中僅有1人。[2] 即使在教育程度最高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獨立之初（1949—1950），每10萬人中也只有272名大學生。可是這個數字居然還是北印度心臟地區的5倍之高。然而，這群天之驕子人數雖少，發揮的影響力卻極為驚人。英屬印度之下最主要的行政區之一孟買（Bombay Presidency），到19世紀末，該區38000名祆教男子裡面，四分之一以上嫻熟英語，難怪個個成為活躍於印度次大陸的貿易商、工業家、金融家。而1890—1900年間，經孟買高等法院核准辦案資格的百名律師之中，即包括日後獨立印度裡兩名最重要的領袖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和印度獨立後的首任副總理帕特爾（Vallabhai Patel），並有巴基斯坦未來的國父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Seal，1968，p.884；Misra，1961，p.328）。在西方教育之下，這批精英在本國歷史上發揮了全方位的作用。作者本人就認識一家人，可以充分證明這種現象之一斑。這家人的父親，是位地主暨業務發達的律師，也是英國統治下有地位的社會人物。1947年印度獨立之後，曾在外交界任職，後來並榮膺省長之職。母親則是印度國大黨於1937年間成立的地方政府中的首位女部長。4個孩子均在英國接受教育，3個曾經加入共產黨；其中一位日後成為印度陸軍總司令，第二位則成為共產黨的國會議員，第三位歷經一番動盪政治生涯之後，成為甘地夫人政府中的一名首長，至於第四名兄弟，則在商界一展身手。
但是這些現象，並不表示深受西方洗禮的優秀精英，對於外來文化價值觀便毫無異議地一切照單全收。國外事物雖同是他們學習的榜樣，個人之間的觀點卻有著極大的不同，從百分之百的吸收同化，到對西方深刻的不信任，什麼情況都有。然而在疑納之間，卻都深信唯有採用西方的新制度及新發明，方能維繫本國特有的文明。各國現代化運動中，推動最有力且最成功的例子，首推日本明治維新。然而日本之維新，事實上並不以日本的全盤西化為宗旨，卻在保守傳統日本的再生。同理，第三世界的維新之士所寄於西方者，不在其表面的理論文字，卻在其本身寄寓的言外文章。因此，殖民地紛紛獨立的年代裡，社會主義（也就是蘇聯式共產主義）很受剛從殖民政權解放的新政府的歡迎。不單單因為反對帝國主義一向是城市左派的主張，更由於蘇聯的計劃性工業化模式深得其心。在它們的眼裡，蘇聯式的計劃可以使落後的本國進步。這項目的，遠比解放本國大眾更為重要——且不管這一國的窮苦階級，到底該如何定義（參見第十二章）。同樣，巴西共產黨雖始終推崇馬克思的學說，並主張超越國界的工人聯合；但自1930年以來，強調建設發展的「民族主義」，卻成為該黨黨綱的一項「主要成分」，其受重視之程度，甚至與工人利益相衝突也在所不惜（Martins Rodrigues，p.437）。總而言之，這些一手改變落後地區面貌的領袖人物，不論是有意無意，更不論其目的為何，現代化，即對西方模式的倣傚，往往是這些人達到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觀念上與一般平民百姓有極大的差異。精英與平民之間唯一的共通點，往往只剩下對白人種族主義（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敵愾。但是就這種被歧視的心理而言，下層社會的匹夫匹婦（尤以「匹婦」為甚），被洋人歧視的感受反不如上層人士為深，因為下層階級的小老百姓，在本國社會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與膚色沒有任何關係。至於伊斯蘭世界，則有共同的信仰維繫上下眾人——伊斯蘭教徒對異教徒一律蔑視——不過在其他非宗教性的文化裡，就少有信仰共系一國之感情了。
2
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經濟，到了帝國時代更為發揚光大，深入全球每一角落，徹底地改變了人類世界的面貌。自十月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的腳步雖然曾在蘇聯大門口短暫停留，其勢卻已不復可擋。1929—1933年間的經濟大恐慌，因此成為反帝國主義及第三世界爭取解放運動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因為挾帶著資本主義而來的北大西洋勢力，來勢洶洶；任何一個地區，只要在西方商人及政府眼中稍具某種程度的經濟吸引力，不論其該地原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如何，都將無可逃遁，被捲入世界市場。唯一的例外，只有那些不適於人居住的地區，如阿拉伯的沙漠地帶，在石油或天然氣發現以前雖然神秘多彩，卻因為缺乏經濟價值，一時得以逃過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撒下的天羅地網。一般來說，第三世界對世界市場的貢獻多屬農產品及原材料的供應，包括工業原料、能源，以及農畜產品等。同時也為發達國家資金提供了投資的出路，包括政府貸款、運輸通訊和城市的基礎建設。若無這方面的建設，從屬國的資源就沒有那麼方便供其剝削了。1913年間，英國四分之三以上的海外投資——當時英國資金的輸出，還超出其他各國資金輸出的總和——都集中在政府股票、鐵路、港口，以及運輸方面（Brown，1963，p.153）。
然而，這些從屬國家之所以工業化，卻非任何人有意的計劃，即使在南美國家也不例外。畜牧業發達的南美洲，將當地出產的肉類加以處理，做成罐頭以便運輸，本是最合理的發展。可是罐頭工業的出現，其意並不在幫助南美國家的工業化。說起來，葡萄牙不也有沙丁魚裝罐業及葡萄酒裝瓶業？可是葡萄牙並未因此而工業化。該國的工業化，也不是這兩項工業建立的目的。事實上，北半球各國政府及實業家對待這些從屬國家的主要做法，是以出口養進口，也就是讓這些從屬國家以當地農產品的收入，換購西方國家製造業的成品。1914年以前在英國控制下的世界經濟，就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參見《帝國的年代》第二章）。不過實際上，除了某些由殖民者建立的國家所謂「移居國資本經濟」（settler capitalism）之外，一般從屬國對西方國家產品的消化並不大。印度次大陸上3億居民，中國境內4億人口，皆貧窮不堪，加上本地生產足夠國民日常所需，實在沒有多餘的能力再向外購買任何產品。不過大英帝國運氣好，在它稱霸世界經濟的年頭，中印兩國貧苦大眾的購買力雖小，但是7億之眾的錙銖之數加起來，畢竟還是可以維持蘭開夏（Lancashire，英國紡織工業重地）棉紡工業的生意繼續運轉。英國紡織業利益之所在，與北半球諸國其他製造業沒有兩樣，無非是使得依附性市場對其產品依賴日深，以至走上完全依附之路。也就是讓前者始終停留在靠天吃飯的農業型經濟狀態之下。
然而，不管西方是何居心，他們的如意算盤卻往往無法全盤得逞，部分原因，也就出在世界經濟社會那股強大的吸引力。本土經濟一旦被投入了這股買進賣出的商業社會大漩渦，當地市場便油然而生，連帶刺激了當地消費產品的生產活動。而本地的生產設施，購置成本自然也比較低廉。另外部分原因，則由於多年從屬地區的經濟生產，尤以亞洲為最，原本便具有高複雜度且悠久的組織源流及製造背景，更擁有相當成熟複雜的生產技術，以及豐富優良的人力資源。於是巨型的集散城市，從布宜諾斯艾利斯、悉尼，到孟買、上海、西貢，便成為北半球諸國與從屬世界聯絡的典型環節。在進口業務大傘一時的籠罩之下，這些城市紛紛興起了自己的工業，雖然這種趨勢並非其統治者的本意。很長時期以來，進口的蘭開夏棉織品不但距離遙遠，而且價錢昂貴。現在近在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孟買北邊的商業中心）或上海的本地廠家——不論是由當地人自辦或是為外商代理——不必花費太多力氣，便可輕易就近供應印度或中國的市場。事實上，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地的真實寫照，英國棉織業的前途便也就此斷送。
馬克思的預言顯然很符合邏輯，工業革命的火花最終果然傳遍了全世界。可是我們在深思馬克思的預言之餘，卻又不得不為另一個現象感到驚詫：直到帝國時代結束為止，事實上直至1970年以前，絕大部分的工業生產，始終不出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之門。若打開世界工業地圖來看，30年代後期的唯一改變，是蘇聯五年計劃的實施（參見第二章）。遲至60年代，位於西歐和北美的原有工業心臟地帶，依然包辦了全世界七成以上的總生產毛額。至於「附加性價值生產」（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也就是工業性的出產，更幾乎高達八成（Harris，1987，pp.102—103）。舊有西方世界獨霸的重心，一直到20世紀後三分之一之際，才發生重大並顯著的轉移，其中包括日本工業的興起——1960年時日本的生產總額，還不及全球工業總額的4%。因此直到70年代，經濟學家才開始著書討論「國際分工的新現象」。換句話說，也就是舊心臟地帶的工業力量，在此時方才開始出現衰退的現象。
帝國主義，也就是那「舊有的國際分工形式」，在骨子裡顯然便有一股積極強化核心大國壟斷工業地位的傾向。帝國主義別有用心，刻意延續落後國家落後狀態的做法，曾在兩次大戰之間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大力抨擊。1945年後，新興起的一批研究各種「依附論」的學者，也對帝國主義的自私心態提出嚴厲批評。這一類的攻擊固然理直氣壯，然而矛盾的是，工業建設在早年之所以始終留在老家而不曾向外擴展的真正原因，卻正在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尚未成熟。說得更精確一點，主要是因為當時運輸通訊的科技不夠完善，妨礙了工業種子的傳播。要知道企業以牟利為目的，以資本累積為手段。根據它們的逐利性，若無必要，顯然沒有非將鋼鐵生產留在賓夕法尼亞州（州內的匹茲堡為美國鋼鐵重鎮）或魯爾（Ruhr，德國工業重地）不可的理由。但是工業國的政府則不同，尤其是那些傾向保護主義或擁有龐大殖民地的國家，為保護本國工業，自然會使出全部手段，極力遏止具有潛在競爭可能的對手出現。其實就根本而言，建設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政府也不無好處。但是列數各殖民國家，只有日本在這方面進行過有系統的嘗試。1911年併吞朝鮮之後，日本曾在那裡設立了重工業。1931年後，又分別在中國東北、台灣兩地興建重工業。日本的動機，在於它看中了殖民地豐富的資源，加上地理位置接近，正可彌補本國原料稀少的缺憾，直接為日本的工業化效命。此外，在作為世界上最大殖民地的印度，殖民政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始驚覺該地工業自給及防禦力量不足。於是雙管齊下，開始採取一系列由政府保護並直接參與的開發政策，以促進當地工業的建設和發展（Misra，1961，pp.239，256）。如果說，戰爭使得殖民地官吏覺醒，使他們體會到自身工業不足的害處，那麼1923—1933年間的經濟大恐慌，更使他們在財政上深受壓力。農產品價格下降，殖民政府維持收入的來源只有一個辦法，便是提高製造品的關稅，連帶影響到連由母國（英國、法國，或荷蘭）製造進口的產品也難逃高稅率的命運。洋商經營的公司在此以前一直享受免稅進口的優惠，殖民地在它們眼中雖然屬於邊陲次要的市場，此時卻也深深感到在當地設廠直接產銷的必要（Holland，1985，p.13）。不過，儘管有戰爭和蕭條兩大因素的刺激，依附性經濟世界在20世紀前半葉的生產重點，絕大多數依然停留在直接由土地出產農產品的農業經濟性質。兩相對照，20世紀中期以後，世界經濟則開始出現了「大躍進」，原本屬於依附地位國家的經濟生活，也從此開始了戲劇性的轉折。
3
就當時實際狀況而言，亞非和拉丁美洲各國的命運，可謂全部操在北半球少數幾國手中。各國上下，也都深切體會處處由人不由己的悲哀。更有甚者，（除了美洲地區以外）多數國家不是被西方勢力直接佔領治理，便是受其轄制支配。人們心裡都很清楚，即使本國政府的管轄權猶在（例如「被保護國」、土邦等），保護國代表大人的「忠告」，卻不可不仔細聆聽。即使像中國這樣依然享有獨立地位的國家，外人在境內也享有著至高無上的治外法權和徵收關稅權。外侮如此之甚，逐外之思自然難免。不過中南美洲則不然，該處全數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有美國抱著老大思想，把中美洲小國當作自己事實上的被保護國。美國這種當家老大哥的心態，在20世紀的前三分之一以及最後的三分之一時期中表露得最為強烈。
但是1945年以來，原殖民世界已經全然改觀，紛紛變為一群在表面上享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這個情況似乎不但不可避免，也是殖民地人民長久以來期望的實現。就某些有悠久政治實體歷史的國家而言，此言自然不是空話。比如亞洲諸大國中國、波斯、奧斯曼，其他或許還有一兩個國家，例如埃及也可包括在內。其中尤以由絕大多數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為最，例如以漢族佔人口大多數的中國，以及以等於伊朗國教的伊斯蘭什葉教派（Shiite）為主體的伊朗。這一類國家的人民，對外人普遍具有強烈的憎惡情緒，因此往往易被政治化。難怪中國、土耳其和伊朗三國，成為由內部爆發重大革命的舞台。然而這三國實屬例外，因為所謂建立於永久領土的政治實體，外有固定疆界與其他政體相隔離，內受獨一性常設政權的統轄治理，即一般理所當然認定的獨立主權國家的觀念，對其他絕大多數殖民世界的人民來說，根本毫無意義可言。即使存在，一旦超越了個別村莊的範疇，這項觀念便沒有任何意義（甚至在擁有永久性及固定性農業文化的地區亦然）。事實上，即使當地人民具有「我群我族」的意識，比如某些被歐洲人以「部落」之名稱呼的特定結合地區，既與其他族群共存、雜處並分工，卻在領土上分隔的概念，往往不可思議，超出他們所能領會的範圍。在這一類的地區，唯一能為20世紀獨立國家形式奠定基礎的疆界，只有西方帝國侵略競爭之下產生的勢力範圍。外來的勢力將這些地面任意割裂，分疆劃域，通常卻完全不顧當地固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因此，殖民結束後的世界，幾乎全然依照當年帝國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