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冷戰年代
儘管蘇聯依然使出渾身解數，意欲擴展其影響力，世界革命的目標卻已不再在其議程上。即使連蘇聯本身的內部狀況，也不容其恢復以往的革命傳統。若比較當年德國與今日蘇聯的威脅性，我們一定得考慮……其中基本的不同之處。兩相比較，蘇聯人突然給世界帶來大災難的可能性，絕對遠比戰前的德國為低。
——羅伯茨（Frank Roberts），英國駐莫斯科使團向英外務部報告書，
倫敦，1946年（Jensen，1991，p.56）
戰爭經濟，為許多人創造了一份輕鬆穩定的好差事。其中有數以萬計的文武官僚，他們每天上班下班的工作內容，不外製造核武器及計劃核戰爭。也有數百萬的工人，他們養家餬口的職業，全在於這套核子恐怖行業的存在。還有科學家與工程師，他們的任務，則是找出可以提供百分之百安全保證的決定性「科技突破」。此外，還有絕不輕言放棄其豐厚戰爭財的軍火商，以及推銷其恐怖理論，鼓吹戰爭之必要性的戰爭專家學者。
——巴尼特（Richard Barnet，1981，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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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子彈落地開始，到蘇聯解體的45年間，全球歷史的走向並非一成不變的單一期。在以後數章的討論裡，我們可以看見45年的光陰，以70年代為分水嶺劃分為兩大時期（參見第九章及第十四章）。不過由於國際上存在的一種特殊狀況始終籠罩其間，這兩大時期因此熔鑄為同一種模式存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兩個超級大國長期對峙的所謂「冷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方熄，人類便又立即陷入了一場可以稱作「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局。正如大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戰爭，並不只限於戰鬥行為；事實上，只要戰鬥意願明白可知，這段時間都可算作戰爭。」（Hobbes，chapter13.）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顯然是「短20世紀」第二階段的主調，正符合霍氏對戰爭的定義。一整個時代的人，都在全球核大戰的陰影下成長，大家都相信這場核戰爭隨時可能爆發，並將造成人類的大災難。當然有些人以為，其實雙方都無意發動攻擊，但是連他們也不得不抱著悲觀的想法，因為「墨菲定律」（Murphy』s Law）正是人類事務的最有力法則（「如果事情有變糟的可能，遲早一定會變糟的」）。更不幸的是，隨著時間流逝，政治上、科技上，一件又一件可能會出問題的事情紛紛出籠。核對抗的狀況有增無減，演變成長期存在的對抗；基於「保證同歸於盡」（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MAD）的「瘋狂」心理，「以核止核」變成防止任何一方摁下按鈕造成人類文明自取滅亡的唯一途徑。這種自殺動作，所幸並未發生；但是幾乎有40年之久，人類每天都生活在其恐怖的陰影之中。
客觀而論，冷戰之所以特別，就在於世界大戰的威脅性其實並不存在。更進一步來看，儘管雙方大言滔滔，尤其是美國一方，兩個超級大國的政府卻已默默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全球武力分佈的事實；其分佈狀況雖然極不均衡，基本上卻相當穩定，難以動搖。蘇聯的勢力範圍，局限在當時的紅軍佔領區，以及其他共產黨武裝勢力的佔領地帶，並從此不曾試用武力向外擴張半步。而美方的勢力，則涵蓋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並加上西半球及諸大洋，一手接收了前殖民勢力舊帝國主義的霸權範圍。同樣，它也尊重蘇聯的霸權地盤，雙方兩不相犯，互不越雷池一步。
在歐洲地區，各國邊界已在1943—1945年間劃定。根據有二：一是基於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三巨頭多次高峰會議的協定；二是基於唯有紅軍才能擊潰德國的政治事實。不過其中也有幾處未定界，尤以德奧兩國為多。最後的解決辦法，是將東西兩方佔領的德國地界一分為二，同時將各國駐奧部隊全數退出。於是從此奧地利成為瑞士第二——一個堅守中立的小國家，欣欣向榮，外人眼紅之餘，只有以「枯燥無聊」名之（倒也相當正確）。而西柏林則成為蘇聯在德國的地盤裡的一座孤城，蘇方雖不情願，卻也不打算堅持，默默接受了這個事實。
至於在歐洲以外的地區，東西方勢力的取向就沒有這麼涇渭分明了。其中只有日本一地例外，從一開始，便由美國一方獨佔，不但將蘇聯排除，其餘大小各參戰國也一律不得染指。至於其他地區，舊殖民帝國的殖民統治已瀕臨瓦解；1945年時，它們在亞洲大陸更已回天乏術。可是問題就出在這裡，舊的勢力即將離去，但是在後殖民時期（postcolonial）新起的各個國家卻屬未定之數。如同我們在以後幾章將看見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於是這一帶便成為兩個超級大國的必爭之地，終冷戰之日，明裡暗裡，衝突齟齬無時或止。雙方在此處的地界始終模糊不定，跟歐洲的涇渭分明完全不同。共產黨地盤向外擴張，發生什麼很難預料，更別提事先協商予以劃定了（即使是暫時性、含糊性的協定也難取得）。因此，雖說蘇聯並沒有讓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的打算，[1] 事實上卻發生了。
然而，即使在這些很快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地區裡，不幾年間，促成國際政局趨於穩定的條件也逐漸成形。因為態勢越來越明顯，後殖民時期的各個新興國家，多數雖然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沒有共鳴，本身卻也不是共產黨國家。事實上對於國內政治的處理，多半還持有反共態度，在國際事務上則採取「不結盟」的立場（nonaligned，即不加入由蘇聯領導的軍事集團）。簡單地說，從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開始，一直到70年代，共產黨中國早已不屬於唯蘇聯馬首是瞻的社會主義陣營了。
根據事實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格局便很快地穩定下來，並且一直維持到70年代國際形勢進入另一個長期危機時期時，才開始變化。在此之前，兩大超級強國都頗安於世界並不均分的現實，並竭力避免以公開的武力衝突去解決任何疆界上的爭議，以免一發不可收拾，導致正式開戰。雙方的行動準則，其實跟一般的想法以及冷戰的詞彙恰恰相反，都以為「長期和平共存」確有其實現的可能性。即使到了緊要關頭，儘管在表面的官方言論上，兩邊好像快要甚至已經打起來了，事實上，彼此私下卻依然相信對方必能自我約束，有所節制。朝鮮戰爭期間（1950—1953），美國參戰，蘇聯卻不曾正式加入，雖然美國政府很清楚，中共方面其實足足有150架由蘇聯飛行員駕駛的飛機（Walker，1993，pp.75—77），可是這項情報卻秘而不宣，因為美國估計得很準，莫斯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被捲入戰爭。我們現在也都知道，其實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雙方最擔心的事情，就是那些虛張聲勢的備戰姿態被對方誤以為真，以為己方真的在為開戰做準備（Ball，1992；Ball，1993）。
這種心照不宣，以「冷和」（Cold Peace）代「冷戰」的默契，一直到70年代都還頗行得通。1953年，蘇聯智囊團正悄悄捲土重來，乘民主德國一場嚴重的工人暴動，開始重建共產黨勢力。當時蘇聯就已經知道（或可以說學到了），美國表面上要把共產黨勢力「席捲」倒轉（roll back）回去，事實上這番呼籲，不過是在空中廣播上的宣傳戰罷了。從此以後，凡在蘇聯地盤發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觀；這種態度，從對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應，即可證實。冷戰時期，雙方雖然都口口聲聲非要爭個你死我活，但在事實上各國政府的基本決策並不遵循這項方針，倒是私下明爭暗鬥的情報活動，才真正發揮了冷戰中決一死戰這一口號的精神。於是，描繪諜報謀殺的間諜小說，便成了現實世界國際鬥爭影響下一項最具代表性的副產品。而此類小說之中，始終又以英國作家的地位最高，例如弗萊明（Ian Fleming）筆下的邦德（James Bond），以及勒卡雷（John Le Carre）筆下的甘苦英雄，兩位主人翁都在英國特務機構供職，這些人物形象總算在筆下人間的世界裡，為現實權力政治中日漸式微的英國人挽回一點顏面。不過，情報英雄的活動固然比實際的權力遊戲具有戲劇性，若認真比較起來，除了在某些第三世界的小國之外，蘇聯秘密警察（KGB）、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等情報機構的影響力還是很小的。
在這麼微妙的背景下，這段漫長的緊張對抗期裡，到底有沒有過真正危險至極，有可能觸發世界大戰的一刻呢？當然，其中也會有過幾回險路走得太多了，難免碰上意外的時候。這個問題很難作答。細想起來，最具爆炸性的時期，可能要從1947年3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他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國的政策，絕對是幫助那些起來對抗外侮的民族」）開始，一直到1951年4月，這同一位總統把在韓國的美軍總司令，就是那位不聽主帥調度的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職為止。在這段時間裡，美國極為害怕歐亞大陸的非共區會爆發革命或瀕臨解體。而這份擔憂，可說並非全屬過慮——因為環顧現實，豈不見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了中國大陸？反過來從蘇聯這一面看，也正面對著美國在核武器上的壟斷，以及其威脅性不斷升高的反共叫囂。1948年鐵托領導南斯拉夫自行其是，成為破壞蘇聯共產黨集團團結的第一道裂口。更有甚者，從1949年開始，中國已由這樣一個政府來領導，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鮮戰爭，而且一心一意準備對付一場真正核大戰的爆發。[2] 這一點，中國與其他國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態大異其趣。總而言之，形勢詭譎，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
原子彈在廣島投放後的第四年（1949年），以及美國氫彈爆炸成功後的9個月（1953年），蘇聯也分別獲得了這兩種核武器的製造能力。從這一刻開始，兩大超級強權便放棄了以戰爭對付對方的手段，因為一旦開戰，無異為彼此簽下一紙自殺協約。至於美蘇曾否認認真考慮向第三世界採取核行動，例如1951年美國對朝鮮戰爭，1954年美國為援助法國之於越南，以及1969年蘇聯對中國等等，其意向並不分明，不過最後的事實是都不曾採用。但是其中有過幾回，雖然雙方都肯定沒有真正訴諸核武器的用意，卻都曾出言恫嚇對方：例如美方為求加速朝鮮越南兩處的和平談判（1953年，1954年），以及1956年蘇聯要挾美法退出蘇伊士運河，等等。可惡的是，正因為雙方都深信對方無意打仗，自己也從不打算摁那致命的按鈕，反而越發虛張聲勢，動不動便以核武器相威脅以達談判目的，或借此在國內達到政治企圖（此乃美國）。事實證明，這種有十足把握的心理戰效果果然不錯，但卻把整代的百姓給害慘了，天天心驚肉跳，活在核戰爭的陰影之下。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便是一種完全沒有必要的動作。一連數日，不但差點把全世界投入一場毫無意義的戰火，事實上也把雙方的高層決策人士嚇得清醒過來，一時之間，總算變得比較有理性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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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40年間，兩個陣營不斷增強軍備以相抗衡。可是這種長期武裝對峙的形勢，卻建立在一項不切實際而且毫無事實基礎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界格局極其不穩，隨時可能爆發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只有永久地相互牽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戰於萬一。這種心理現象，究竟從何而來？首先，冷戰之說純係一種西方觀點，如今回頭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當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餘震之下，卻屬自然反應。當時眾人都認為人類的災難時期尚未完結，世界資本主義和自由社會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數觀察家都認為，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前車之鑒，此次戰後也必有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連美國也難以倖免。某位在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便曾於1943年做此預測，警告美國將「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業和工業失序的經濟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戰勝利以前，華盛頓當局分身乏術，對經濟事務自是無暇全神顧及。但是對於戰後的國策方針，美國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場經濟大蕭條襲擊所花費的心血，更勝於為防止另一場戰爭發生所做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
華盛頓之所以擔心「戰後將爆發大亂」，動搖「世界在社會、政治，以及經濟三方面的安定」（Dean Acheson，cited in Kolko，1969，p.485），並非杞人憂天。因為當時各參戰國家，除了美國之外，戰後一片廢墟。而且在美國人眼裡，各國人民飢寒交迫，很有可能鋌而走險投入社會革命的懷抱，走上與提倡自由企業、自由貿易，以及自由投資的國際自由經濟體系相反的道路。而美國及全世界卻只有在貫徹自由精神的國際經濟制度之下才有未來。更有甚者，戰前的國際社會，此時已全面瓦解，廣大的歐洲大陸之上，以及歐洲以外的更大一片土地，只剩下美國獨力面對著聲勢日益浩大的蘇聯。全球政局的未來難卜，唯一可以確定的卻是在這個紊亂不安、隨時可能爆炸的世界上，如果有任何情況發生，資本主義及美國一方只會更加衰弱，而以革命起家的政權卻會更加強勢。
至於那些重獲解放的國家，戰事剛停，對於各國中間派立場溫和的政治人物來說，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不論在朝在野，這些人士都為共產黨人的壯大而大傷腦筋，唯有向西方盟國可以求得一點支援。而共產黨人卻在戰火中崛起，聲勢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大，有時甚至一躍而為國內最大黨派，擁有人數最多的選民。法國總理（社會黨）便曾前往華盛頓提出警告，表示若無經濟援助，他極有可能敗於共產黨之手。1946年全歐歉收，緊接著一場酷寒嚴冬，更令大洋兩岸的歐美政壇同感心驚肉跳。
再意氣相投的夥伴，戰爭一旦結束，往往也會分道揚鑣。更何況原本就只是一時勉強的結合，一邊是資本主義的最大強國美國，另一邊是在本身勢力範圍之內儼然以老大哥自居的蘇聯，面對戰後種種情況，兩方勢必非決裂不可。但是縱然如此，也無法充分解釋美國政策之所以強烈恐共的理由——不過除了英國以外，美國其他友邦及羽翼對反共一事卻沒有這般熱衷——美國的政策，至少在其公開表示的意見裡，主要是針對莫斯科將發動全球征服行動這種最壞的打算而定。美國認為蘇聯心懷不軌，意欲導演一場無神論的「共產世界陰謀」行動，隨時準備推翻自由國度。但是在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當時被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稱為「我們現代的自由社會——新形態的資本主義」（Horne，1989，vol.Ⅱ，p.283），其實根本就不曾面對任何可以想見的危機。以此來觀照肯尼迪（J.F.Kennedy）的競選言論，就更令人費解了。[4]
為什麼有人把「美國國務院專家」對局勢的展望視作替天行道的「天啟洞見」？（Hughes，1969，p.28.）為什麼冷靜鎮定的英國駐蘇外交人員，在拒絕將蘇聯與納粹德國做任何比較之餘，卻也在報告中指出，世界「正面對著一種可以稱之為現代版的16世紀宗教危機，在這場現代宗教戰爭中，蘇聯的共產主義正與西方的社會民主政治以及美國版的資本主義為敵，共爭世界霸權」？（Jensen，1991，pp.41，53—54，Roberts，1991.）如今回溯起來，事實上也極有可能。蘇聯在1945—1947年間顯然毫無擴張之意，也不打算擴大它在1943—1945年間高峰會議為社會主義集團定下的地盤。事實上在莫斯科控制的國家及共產主義運動裡面，各個政權往往刻意「不去」依蘇聯的模式建國，反而在多黨制國會民主之下，實行混合性的經濟制度。這種做法，不但跟「無產階級專政」大異其趣，卻「更趨於」一黨專政的事實。在共產黨內部文件裡面，甚至將無產階級專政稱為「既無用處又無意義的舉措」（Spriano，1983，p.265）。（事實上唯一拒絕遵從這項新路線的共產黨，卻是如南斯拉夫一類脫離莫斯科的控制，並為斯大林極想搞垮的革命政權。）更有甚者，雖說蘇聯軍隊是其最大軍事資產，可是蘇聯軍隊復員之速卻不下於美國，紅軍人數由1945年最盛時期的1200萬人，到1948年，已經驟降為300萬人。這一點甚為外界所忽略（《紐約時報》，1946年10月24日；1948年10月24日）。
因此就任何理性的層面探討，當時的蘇聯，其實對紅軍佔領範圍以外的任何人都沒有眼前的威脅。當時，筋疲力盡的蘇聯正力圖從戰爭的灰燼中振作起來，它的國民經濟一片凋敝，政府的信用除了在蘇聯以外完全掃地，完全失去了向心力。至於西部邊陲一帶，更與烏克蘭及其他各種民族主義的游擊武裝多年齟齬不斷。它由斯大林獨攬大權，而斯大林對外是力避冒險添亂，對內則殘酷無情（參見第十三章）。蘇聯對外援是求之若渴的，因此在短時間之內去冒犯唯一有能力向它伸出援手的超級強權美國，自然無利可圖。身為一名共產黨人，斯大林當然相信共產主義最終必將取資本主義而代之，這一點毋庸置疑；從這個信仰出發，兩大制度之間任何形式的共存必難長久。不過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斯大林手下的計劃專家，卻不認為資本主義已經陷入危機。他們顯然相信，在美國霸權撐腰之下，資本主義還有好長一段路可走，因為當時美國財富及勢力的增幅之大，實在太明顯（Loth，1988，pp.36—37）。這一點，其實正是蘇聯擔心的要害。[5] 蘇方在戰後採取的姿態，與其說是野心勃勃的攻勢，倒不如說是但求自保的守勢更為貼切。
總之，儘管蘇聯自顧不暇，但是形勢使然，雙方卻不得不都採取對抗的政策。一方是蘇聯，對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則是世界超級強國美國，對中歐和西歐瞬息萬變的局勢，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撲朔迷離的政局也同樣不安。就算沒有意識形態牽涉其中，對峙局面恐怕也難避免。1946年初，美國外交官凱南（George Kennan）首先提出並為華盛頓當局積極採納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凱南本人，便不相信蘇聯真的在為共產主義「理想」賣力，而他自己，更不屬於任何意識形態戰爭的先鋒，這一點從其日後職業生涯中可見一斑（唯一的例外，是他對民主政治的評價甚低，因此大加反對）。凱南其人，其實只不過是一名由舊式權力政治學派出身的蘇聯問題專家，美國駐歐人員之中不乏這號人物，在此類人眼中，沙皇俄國派，或是布爾什維克派，都屬於一個落後野蠻的社會。而俄羅斯人向來便有一種「缺乏安全感的傳統直覺」，其統治者更是一群充滿了這種恐外心理的人。這個國家，總是自絕於外面的世界，一向為獨裁者所統治，總是處心積慮地從事死亡鬥爭，很有耐性地等著對手徹底毀滅。既不合作也不讓步，判斷和行動，從不訴諸理性，只能聽憑武力，硬碰硬地解決。在凱南眼裡，共產主義無疑火上澆油，更大大地增加了舊俄帝國的危險性，因為它標榜著舉世最最無情的烏托邦思想，即壟斷全球的思想意識，為這個舉世最最凶殘的勢力添翼。因此依照凱南這套理論實行起來，便意味著唯一能與蘇聯抗衡的強國美國絕對不能有半分妥協。無論蘇聯是否信仰共產主義，都得將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響滲透。
這是美方的觀點。反之，從莫斯科的角度看來，為了保全進而利用本身在國際上剛建立卻不堪一擊的龐大勢力，唯一的途徑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樣：絕不妥協。誰都沒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這一手其實力量有多單薄。1943—1945年間，蘇聯還是對付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也被看作將是擊敗日本的主力，羅斯福和丘吉爾即曾在數次峰會中，尤其是雅爾塔會議，許下諾言，答應給蘇聯許多好處。這些在蘇聯眼中經由歷次會議講定的地區，比如1945—1946年間議定的伊朗與土耳其國界，斯大林一口咬定，絕不鬆口。除了這些要塞地區之外，蘇聯也許可以考慮撤離，但若妄想重開雅爾塔會議，門兒都沒有。事實上在那段時間裡，斯大林的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無論出席大小國際會議，有名地專會祭出「不」字真訣。當時美國已擁有核武器，雖然才剛起步。直到1947年12月，雖然製造了12顆原子彈，卻沒有飛機可以運送，軍中也沒有夠格的裝配人員（Moisi，1981，pp.78—79）。至於蘇聯，卻仍兩手空空。除非蘇聯先讓步，美國絕不會給它任何經濟援助。然而這一點卻正中莫斯科的要害，就算是為了最迫切需要的經濟援助，它也不能有半點示弱讓步的表示。而美國呢，本來就不打算給蘇聯任何好處。雅爾塔會議之前，蘇聯曾請求美國戰後予以借款，可是美國聲稱這份文件已經「誤置」，再也找不著了。
簡單地說，正當美國為了未來可能出現的蘇聯世界霸權而擔憂的同時，莫斯科卻為了眼前美國在全球除了蘇軍佔領區以外的各個地區顯示威風的事實而難以安枕。當時國力遠比各國全部加起來還要強大的美國，輕而易舉便可以將國疲民乏的蘇聯收入麾下。面對這種態勢，堅持到底絕不妥協，自然是最合邏輯的應對之術。我們不妨稱之為莫斯科的紙老虎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