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無書可讀，夜來在他們（埃及）鄉間大宅的日子一定很不好過。一把舒服的椅子，一本好書在手，坐在涼快的陽台上，那才叫愜意生活。可是我有位朋友卻提醒我道：「你確實以為，那些鄉下大地主吃過晚飯，不會出來坐在陽台上，頭上一盞大燈照著，是嗎，而不是推測？」這一點，我倒從沒想過。
——拉塞爾·帕夏（Russell Pasha，1949）
每回只要話鋒轉到互助的話題上面，提到以貸款幫助村民，大家就一定同聲感歎，哀歎村民之間越來越不合作了……一面感歎，一面少不了提到另一種世風日下的現象，那就是村子裡的人對金錢越來越計較。於是大家又異口同聲，一起對「過去的好時光」思念不已：想當年那個時節，同村有難，眾人隨時都樂意相助。
——阿卜杜勒·拉希姆（M.b.Abdul Rahim，1973）
1
殖民地獨立運動及各地的革命，將世界的政治地圖全然改變。在亞洲一地，為國際社會承認的獨立國家如今一下子躍增5倍。1939年時只有一個獨立國家的非洲，此時也暴增為50國左右。甚至在19世紀第一次殖民解放風潮下出現了20多個拉丁共和國的美洲，新一起的殖民解放大潮又為此地添加了一打新成員。這些數字固然驚人，但其中最重要的意義則不在此，卻在這些新國家大量且不斷增長的人口所代表的份量和壓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依附性地區的人口開始爆炸性地增長，不但改變了世界人口的平衡，而且這項改變還在不斷進行之中。自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也許是始自16世紀，人口增長的重點一向多以發達世界為主，即歐洲本地或源自歐洲的地區；其人口總數1750年不足全球20%，到了1900年已一躍幾乎達到人類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長雖在「大災難時期」暫告中止，可是自20世紀中葉以來，世界人口又再度以前所未有的三級跳大量增加，而這一回增加的來源，卻集中在以前受少數帝國治理或征服的地區。我們若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作為「發達世界」的代表，其人口總和到80年代，僅佔全人類的15%而已；且其比例下降之勢，已成無可避免之勢（幸虧還有移民人口撐場面），因為其中好幾個「發達國家」的出生率，已經減到來不及補充其自然淘汰的速度了。
就算我們假定，世界人口最終將在21世紀某段時間於100億大關（姑且按目前的推算估計）穩定下來，[1] 貧窮國家人口暴增的現象，也堪稱20世紀最根本的一項改變，並在「黃金年代」末期首度引起國際人士一片憂心。1950年以來，世界人口於40年間激增兩倍；而非洲一地的人口，更有可能在不到30年間便能倍增。如此高速的增長，實屬空前現象，引起的實質問題，自然也無先例。試想，在一個60%人口均為15歲以下的國家裡，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及經濟狀況，問題之棘手便可想而知了。
貧窮地區人口的暴增，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震動及引起如此強烈的關注，其中原因有二。一是與「發達國家」過去在歷史上的同一發展階段相比，如今窮國的人口增長率高出太多；二是一向以來保持人口穩定的死亡率，自40年代以來開始直線下降——比起19世紀的歐洲，減少百分之七八十（Kelley，1980，p.168）。當初歐洲地區死亡率降低甚緩，生活和環境逐步改善後方才變得快些；可是「黃金年代」則不然。現代科技像颶風一般掃及貧窮國家。在這股現代化藥物及運輸革命的浪潮之下，自40年代以來，醫藥上的種種創新突破開始挽回大批人命（比如滴滴涕及抗生素）。於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力彷彿可以回天（過去唯一的成功案例，只有天花疫苗可以比擬）。出生率居高不下（經濟繁榮時更持續上升），死亡率則直線下降（墨西哥的人口死亡率在1944年後的25年之間減半），人口數字開始急劇增加，可是外在環境的條件、經濟，以及各項制度，卻未必有同等程度的相應改變。人口的暴增，同時更造成貧富之間更大的差距，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儘管兩處的經濟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長。同樣是比30年前增加兩倍的國內生產總值，對於一個人口穩定的國家來說，若與另一個人口同時也暴增兩倍的國家如墨西哥相比，兩者之間，國民分配所得自然便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了。
有關第三世界的任何記述，都必須以其人口數字為首要大事，因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實。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第三世界遲早也必將走上人口專家所謂的「人口組成轉變」（demographic transition）階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雙管齊下，達到人口數字的穩定；也就是進入子女數減少，兩個恰恰好，一個不嫌少的家庭模式。這種「人口組成轉變」的趨勢，果然如所料開始在某些國家出現，尤以東亞地區為著。可是，到「短20世紀」告終為止，絕大多數貧窮國家卻還不曾在這條路上走得太遠——只有前蘇聯集團國家例外——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些國家裡，貧窮遲遲不去的主因。某些國家人口負擔之重，每年必須為新生的千萬餘張小口張羅糧食。在沉重的人口壓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強制節育，或限制每家子女的人數（其中最著名者即數70年代印度的絕育政策）。可是，這種手段顯然無法真正解決任何國家的人口問題。
2
人口問題固然頭痛，可是當戰火甫息，殖民的枷鎖剛剛解除，貧窮國家首要考慮的卻不是它們的人口問題。它們的心事，是自己該採取何種姿態立於世界？
有幾分不出所料，它們多數都採取了或被迫採取了由舊殖民主子體系衍生出來的政治形式。而少數由社會革命或長期解放戰爭之中誕生的新政權（兩者最後的效果相同），則多半遵循蘇聯革命立下的模式。因此就理論而言，新世界裡逐漸出現了無數實行國會制度並實行選舉制的共和國度，再加上一小部分由一黨制主導的所謂「人民民主共和國」（理論上說，這些國家都民主了，可是只有共產黨國家及社會革命政權，還要強調「人民」當家做主，在其正式國名上再加上「人民」或「民主」的頭銜）。[2]
「民主」也好，「人民」也罷，可是就實質而言，這類名號卻名不副實，最多只能表達新國家想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而已。在事實上，更如拉丁美洲國家的憲法般不切實際，其中原因如出一轍，即它們往往缺乏足夠的物質和政治條件幫助它們達到理想。這種情況，連社會主義形態的新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它們基本上屬於極權政治，又有一黨制的結構，事實上也較自由性質的共和國政體更適合其非西方背景下的國情。因此在社會主義的國度裡，最基本的原則之一，便是（文人的）黨高於軍隊。可是到了80年代，幾個由革命黨領導而誕生的政權，例如阿爾及利亞、貝寧（Benin）、緬甸、剛果共和國、埃塞俄比亞、馬達加斯加，以及索馬裡，再加上有幾分古怪的利比亞，均是在政變的軍人統治之下。正如敘利亞和伊拉克也是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政府治下一般，雖然兩者版本不同、彼此敵對。
事實上，也正是軍政府的氾濫或動輒便有陷入軍政府的傾向，使得憲法也許不同、結盟地位各異的第三世界，表現出同一面貌。我們若不計第三世界的幾個主要共產黨國家（朝鮮、中國、中南半島數國，以及古巴等等），並將墨西哥革命以來已經長久建立的墨西哥政權除外，1945年以來恐怕很難找到幾個沒有出過幾個軍人政權的共和國來（至於其餘少數君主國家，除了某些例外如泰國外，倒好像還安全一點）。只有印度，到本書寫作為止，是第三世界國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國家。它不但始終如一，不曾打破民選政府主政的局面，而且其政府，也一直由經常性並具相當公正性的普選選出——不過印度是否便配稱全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則要看我們如何詮釋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了。
世人對軍事政變及軍政權已經如此習以為常，即使在歐洲也不例外，我們在此不得不提醒讀者，其實就當時軍政權甚囂塵上的規模而言，實屬一股前所少有、極為新奇的現象。1914年，全球的主權國家裡，除了拉丁美洲外，沒有一國是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但是軍事政變，在拉丁美洲諸國是傳統的一部分，更何況其時其地，唯一不在文人政府治下的主要共和國家也只有墨西哥一國而已，而墨西哥則正在革命及內戰的戰火中鏖戰不已。當時，好戰黷武的政權固然不少，也有許多國家的軍方擁有超過分內應有的政治影響，更有如法國軍官般對其政府極為不滿的國家，可是在一般正常穩定的國家裡，軍人還是堅守其服從天職，以及遠離政治的傳統。說得更精確一點，即或他們確有參政的事實，但也只像上層階級婦女一般，於幕後暗施手腕，在表面上卻無聲無息。
因此軍事政變性質的政治文化，完全是一種充滿著不安定的政局與非法政府的新時代下的新產物。有關軍事統治的認真探討，首先出現於1931年，是由意大利記者馬拉帕爾泰（Curzio Malaparte），援當年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思維提出；他的大作《軍事政變》（Coup d』Etat ）寫出時，正值大災難時期的中途。到20世紀下半階段，超級大國之間的權力一時獲得平衡，國際局勢似乎轉安，各國政權也同樣近乎穩定，軍方參與政治的現象便更普遍了。單單是因為全球新國林立，多數均缺乏合法傳承政統，加上政治路線不定，政局經常不安，便可以解釋這種強勢軍方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武裝部隊往往是環視國內唯一可以發動政治行動（或任何行動）的力量。更有甚者，由於超級大國在國際上進行的冷戰，多數是由盟邦或附屬政權的軍隊出面的，兩強自然以金錢及武器多方補給己方帳下的成員。有的時候，更是你去我來，輪流供應，如索馬裡，便有美蘇兩強先後分別予以武裝。如此一來，坦克開上了政治舞台，軍人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空間就更多了。
共產主義的核心國家在黨的領導下，在理論上，軍方臣服於文人政府的治下。至於西方陣營裡的核心國家，由於極少出現政局不穩的現象，加上國家具有充分控制軍隊的機制，軍人參政的機會大受限制。因此佛朗哥將軍謝世以後，西班牙在新國王的支持下，各方能協商成功，開始邁上一條自由民主政治的大道。與此同時，那批頑固守舊的佛朗哥派曾於1981年醞釀一場政變，也被立時平定，因為國王斷然拒絕接受。在意大利，則有美國幕後支持的力量，如當地強大共產黨勢力組成政府，將隨時準備起來推翻，因此意大利的文人政府始終得以保全。不過70年代時，該國軍方、情報單位，及地下恐怖組織的重重黑幕後面，卻出現過一連串各種無從解釋的政治活動。遍數西方世界的軍官，只有在老大帝國無法忍受殖民地紛紛脫離統治的心頭恨之下（即慘敗於殖民地之痛至巨至深），才會受到誘惑，對軍事政變產生躍躍欲試之心，如50年代法國在中南半島和阿爾及利亞兩地的失守，以及70年代葡萄牙帝國在非洲地域的崩潰（不過葡萄牙之變帶有左傾意味）。然而，法葡兩國軍方旋即又回到文人政府控制之下。歐洲地區唯一有美國做後盾（但可能是由當地主動發端）的軍政權，事實上只有希臘一地，是於1967年由一群極右派上校軍官發動建立。當時的希臘，仍陷於早年內戰的陰影之下（1944—1949），共產黨人和反共分子雙方陣營之間的尖銳對立依然未休。這個由一群蠢軍官發動成立的政權惡名昭彰，專以殘忍手段對付異己為能事，7年之後，便因其政治智商太低而倒台。
相反地，在第三世界的國度裡，卻存在著軍人隨時干政的誘因，其中尤以新成立的小國為最，它們國小勢微，數百名武裝軍人便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何況槍桿子又有國外勢力來支援，有時根本就由國外勢力出馬代勞。再加上政府經驗不足，能力不夠，於是混亂腐敗層出不窮，一片狼狽之象。其實，通常在多數非洲國家出現的典型軍人統治者，往往是真心打算收拾這一亂七八糟局面的有心人，而非冀求個人飛黃騰達的獨裁者。他們本身雖然一時掌權，卻希望文人政府不久便可接手，可是這份心願常常陷於惘然。最後，治國與文人當政的理想兩皆落空，這也就是為什麼非洲軍事頭目的政權難以長久的原因。但是不管何人主政，只要當地政府有落入共產黨之手的可能，儘管機會極為微小，保證便有美國前來相助。
簡單地說，軍事政治正如軍事情報一般，往往崛起於正常政治力量及情報系統出現真空的時間地點。這種政治形態往往並無一定名號標誌，卻出於周圍環境不安定所致。然而，對這些出身於前殖民地或依附型經濟的國家來說，它們致力的國策，往往需要本身有安定的政局並有有效率的政府機構才能成事。可是這卻偏偏正是它們所缺乏的條件，因此軍事統治便在第三世界成為政治主調。它們一心一意，追求經濟的獨立「發展」，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之後，在世界革命及全球殖民解放之下，過去建立在農產品原產地上的繁榮已經沒有前途，再也不能專靠供應帝國主義國家的世界市場為出路了。這一類舊有的經濟楷模，有阿根廷和烏拉圭兩國的大牧場為先例，墨西哥的迪亞茲和秘魯的萊古亞（Leguia），曾滿懷希望地倣傚。但是自從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的不景氣後，這類老路顯然已經行不通。更何況在民族主義以及反帝國主義的呼聲下，一國之政策自然是以脫離對前帝國勢力的依附為當務之急。於是，便有蘇聯出頭為新生國家的「發展」另闢蹊徑，作為各國倣傚的楷模。1945年後數年之間，正是蘇聯最為神氣活現的時刻。
野心比較大者，便大聲疾呼，意圖進行有系統的工業化，以結束落後的農業經濟體系，其手段或以中央計劃式的蘇聯為師，或發展國內工業以取代進口。其間手法或許有異，卻同樣需要政府的行動與控制。野心較小者，雖然不似前者志向遠大，例如夢想著建立起自己龐大的熱帶鋼鐵工廠，巨型水壩下築起巨型水力發電設施，源源不絕帶動工廠的巨輪運轉，卻同樣一心一意打算用自己的力量，控制並開發本國資源。在過去，石油往往是由與帝國強權關係密切的西方私營企業一手把持，如今各國紛紛傚法1938年墨西哥的先例，一律收歸國有國營。至於那些避免國有化政策的國家，也發現國境之內，「一油一氣在手」，不啻是與外國大公司談判的最佳籌碼——1950年後，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簡稱Saudi Aramco）首開先例，二一添作五答應與沙特阿拉伯平分收益，尤其讓其開始嘗到甜頭——事實上到了70年代，「石油輸出國組織」根本便以全球為目標，大幅提高原油價格。此事之成為可能，全是因為世界石油的所有權此時已由大公司手上移到為數甚少的幾個產油國家所致。但是簡單地說，即使是這些快活享受外來新舊資本家扶持的國度——所謂「新」者，是指當代左翼所指的「新殖民主義」——也是在國家控制的經濟體系下為之。終80年代，以此手法經營最為成功的國度首推法屬科特迪瓦。
推動現代化最失敗者，則數那些過分低估本身落後所造成的限制的國家。它們技術落後，經驗不足；技術人才、行政人員、經濟專家都缺乏；人口大多為文盲，對推動經濟現代化的方案既不熟悉又無回應。因此，理想定得愈高，失敗相對愈慘。某些國家好高騖遠至極，定下的目標連發達國家都難達到，比如由中央全面計劃的工業化目標。與蘇丹同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先獲得獨立的加納，便在這種不切實際的理想下，企圖建立起一個由國家控制的經濟體系，而浪費了自己積累的兩億美元家底（來自高漲的可可價格及戰時收益。這個數字，甚至比獨立印度的英鎊庫存還高）。恩克魯瑪一手倡導的「泛非聯盟」，更是野心勃勃地高調。結果雄心不果，一敗塗地。而60年代可可價格大幅滑落，雪上加霜。到1972年，加納的宏圖完全失敗，這個小小國度內的工業，僅能靠各種保護手法如高關稅、價格管制，及進口執照而苟存。黑市經濟盛行，貪污腐敗氾濫，至此一發不可收拾，在該國長存，成為無法根除的禍害。工薪階層有四分之三都在國家單位就業，自給生存所依賴的基本農業卻完全受到忽略（許多非洲國家亦然）。1966年，恩克魯瑪政權為第三世界司空見慣的軍事政變推翻，這個國家隨之繼續朝幻滅路上走去，途中但見此起彼落，軍人上台下台如家常便飯，偶或有文人政府曇花一現地點綴其間。
這些位於撒哈拉沙漠以南諸非洲新國的記錄雖然不堪回首，但若論及其他地區的前殖民地及依附型國家，其發展成就卻不容忽視。這些地區和國家，選擇了一條由國家主導計劃的經濟發展之路，因此自70年代以來，國際人士間便開始有了所謂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的流行用語，而除了中國香港之外，這些新工業國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國家領導的經濟政策之上。但凡對巴西和墨西哥兩國國情有些瞭解的人都知道，政府插手的結果，往往是極端的官僚化，無比的腐敗及浪費，可是與此同時，幾十年來也為巴西和墨西哥兩國創造了7%的年增長率。總而言之，儘管官僚腐敗，兩國卻如願地轉型成功，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經濟。事實上，有一度巴西甚至高居非共產黨世界中的第八大工業經濟國家。此外，巴西和墨西哥兩國人口眾多，足以提供廣大的國內市場，因此發展國內工業取代進口的政策，在此可以發揮作用，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如此。巴西的國營事業，一度曾經達到該國國內生產總額的近半數，全國最大的20家公司裡，國營單位即占19家。而墨西哥的國營事業人員，更為總就業人口的五分之一，公有單位的薪資賬冊總額，佔了全國總工資的五分之二（Harris，1987，pp.84—85）。至於遠東地區的國家，由國家直接經營的程度則較輕，多是由一些蒙政府許可的私人企業集團運作，但是信用和投資的控制則操縱在政府手上。因此表面的方式雖然不同，其經濟發展對政府的依賴則如一。50年代和60年代，全球各地可說都吹著計劃及國家主導的經濟風，在新興工業國家地區裡面，此風甚至一直吹到了90年代。至於風行之下產生的經濟效益，其成敗則要看個別狀況及人為因素而有異。
3
可是增長的情況，不論是否由政府控制，對第三世界絕大多數自給自足的老百姓而言，都沒有重大的利益可言。因為即使在某些靠一兩樣大宗出口商品為主要財源的殖民地或國家裡（例如咖啡、香蕉、可可等），這些經濟作物也往往集中於有限的幾個地區。於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的絕大部分地方，連中國在內，廣大的人口依然以農業為生。只有在西半球一帶，以及西部伊斯蘭世界的鄉間，在幾十年間，才戲劇性地由農業社會蛻變成為大都會（參見第十章）。其實只要土地肥沃，人口不致過度擁擠，如黑非洲，一般而言，老百姓多能自給自足，無須外求。這些土地的居民，多數根本不需要政府來幫倒忙，因為當地的政府多半力量太弱，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如果官府勢力變得苛擾太重，老百姓也可以不去惹它，或乾脆退而採用自力更生的老法子。環顧各地，少有其他地方擁有像黑非洲這麼好的優勢，可以輕輕鬆鬆地走進獨立年代。可惜不旋踵間，這個大好條件卻被糟蹋掉了。與非洲相比，亞洲及伊斯蘭世界農民的日子往往窮苦得多，至少在糧食等食物方面，貧窮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其境況自古以來，從來就沒有改善過，例如印度地狹人稠，生存的壓力自然遠比非洲為大。然而，對許多平民百姓而言，解決之道卻是越少和那些倡導經濟改革致富者接觸越好。長久以來，他們的祖先，以及他們自己本人，都已經學到一個經驗，那就是「外頭來的絕對沒有好事」。一代又一代默默的思索中，他們領悟到了一個事實：與其多求利潤，不如減少風險，才是上上之策。不過，這些老百姓並不因此便成為全球經濟革命中的「化外之民」，因為這股革命浪潮氾濫四方，不論遠近，連最偏僻與外界缺乏聯繫的地區，也難逃其浪頭侵襲——塑料瓶、汽油桶、老古董的卡車——當然更少不了政府的機關衙門，而其功能便是製造公文。但是這個辦公室寫字間世界的出現，充其量不過將人口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大族群：一邊是一個生存行動於其間的統治階層，另一邊則是完全與其無涉的小民。因此在第三世界的絕大部分地區裡，最大的分野便在「沿海」與「內地」（或都市與邊區）的區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