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建立了人類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度與社會，不但為世界帶來歷史性的分野，而且也在馬克思學說與社會主義的政治之間，劃下一道界線。……十月革命之後，社會主義人士的策略與視野改變了，開始著眼於政治實踐，而非徒窮於對資本主義的研究。
——瑟伯恩（Goran Therborn，1985，p.227）
今天的經濟學家……對於實質性與形式性經濟功能運作之間的對比，較以前有更完備的認識。他們知道社會上有一種「次級經濟」（second economy）的存在，說不定還有「三級經濟」呢。他們也知道，有一組雖非正式卻普及的實務暗地流傳。若沒有這些居間補綴，就什麼都不靈光了。
——列文（Moshe Lewin in Kerblay，1983，p.xxii）
1
當20年代初期大戰及內戰的塵埃落定，屍體及傷口上的血跡終於凝結，1914年前原為沙皇統治下的東正教俄國，此時絕大部分領土，又以一個大帝國的姿態完整再現。但是這一回，新的帝國卻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統治之下，並且一心一意為建設世界性的社會主義而努力。蘇維埃俄國，是眾家古老王朝暨古老宗教帝國之中，僅存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下的碩果。奧斯曼帝國灰飛煙滅了，它的蘇丹，原是虔誠穆斯林的哈里發。哈布斯堡王朝傾成廢土了，它的帝王，一直與羅馬天主教會有一層特殊的政教關係。兩大帝國，都解體在戰敗的壓力之下。只有俄國，依然維持其多民族的面貌，從西邊的波蘭邊界，向東延伸，直至與東方的日本為鄰。它之所以得以獨存，十月革命顯然是絕對因素。因為20世紀90年代末期，在1917年以來維繫聯盟的共產黨體系廢弛之後，以前迫使其他大帝國潰散的因素，也開始在蘇聯境內出現或復現。當時前途未卜，但是在20年代早期站起來的蘇俄，卻畢竟仍是一個統一的單一國家，而且疆土廣闊，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並決心致力於建設一個與資本主義迥異且堅決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
1945年時，退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地區大幅增加。在歐洲，自德國易北河（Elbe）到亞得裡亞海一線以東，以及整個巴爾幹半島，除了希臘和土耳其的一小片土地之外，盡入其版圖。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及戰後為紅軍佔領，並於日後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德國地區，都投往社會主義帳下。俄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1917年革命後失去的領土，以及以前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地區，也在1939—1945年間分別為蘇聯收回或佔領。同時，社會主義陣營更在遠東一帶大有所獲，先後有中國（1949年）、朝鮮北部（今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1945年）加入，前法屬中南半島（越南、老撾、柬埔寨）於漫長的30年間（1945—1975），政權易幟投入共產黨治下。除此之外，共產黨勢力沿著另幾處擴展，包括西半球的古巴（1959年），以及70年代的非洲，不過基本上到1950年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地盤已經大致劃定。而且，多虧中國人口眾多，第二世界一下子便擁有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如果不算中國、蘇聯、越南三國（越南人口也有5800萬），一般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算不上人口眾多的國家，從蒙古的180萬到波蘭的3600萬不等。
以上各國於60年代實行的社會主義，套用蘇聯意識形態的術語，屬於「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其實有點含混不清，好像意味著另外應該還有著別種較好的社會主義，只因基於事實，目前真正在實行的只有這麼一種。而這一地區，也正是歐洲在告別80年代進入90年代之際，其社會經濟系統及政權紛紛崩潰離析的國家。至於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權目前仍在進行改革，其中以中國為最。
社會主義地區第一件值得我們觀察的事，便是終其終結之日，基本上都自成格局，單獨存在。政治上、經濟上，成為一個自足自存的自我天地，與外界的資本主義，或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世界經濟往來甚少。即使在黃金時期的大景氣裡，國際貿易高峰的年代，已開發市場的出口貨物中，也只有4%輸往所謂的「中央計劃型經濟」地區。甚至到了80年代，由第三世界輸往該地區的比例也不過如此。至於社會主義經濟本身的出口數額雖然有限，它們向外界輸出的比例，倒比後者輸入的為高。不過論其60年代的國際貿易額（1965年），還是以社會主義集團內部的相互交易為多，約占三分之二[1] （UN International Trade，1983，vol.1，p.1046）。
60年代起，東歐國家雖有鼓勵旅遊事業的政策，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人口流動卻依然甚低，其中原因顯而易見。至於向「非社會主義」的移民及短期旅行，也受到嚴格限制，有時甚至完全不可能。論起社會主義世界的政治體制，基本以蘇聯模式為師，其獨特之處可說舉世難匹。它們是建立在絕對的一黨統治之上，階級嚴格，層次分明——經濟事務由中央計劃，統一支配號令；政治意識由馬克思、列寧思想主導，全民高度統一。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借用1940年起蘇聯的用語）的隔離或自我隔離狀態，在70年代和80年代開始解體，但是兩大世界之間隔膜的程度，仍令人驚詫不已——更何況這還是一個傳播及旅行發生革命性進展的時代。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國家的消息幾乎完全對外封鎖，對內也同樣嚴密封鎖外面的世界動態。如此的封閉隔離，甚至使得第一世界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居民，對這些國家的事物也感到隔膜困惑。因為這些國家的過去及現在，它們的語言與行動，跟自己的距離實在太遠，太沒有辦法瞭解了。
兩大「陣營」的隔絕，根本原因自然出於政治原因。自十月革命以來，蘇聯視世界資本主義為其頭號敵人，一旦世界革命實際可行，務必滅絕剷除。但是夢想中的革命並未實現，蘇聯反遭隔離，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包圍。資本主義國家中最為強大的幾國政府，也多致力於防範蘇聯這個全球社會主義制度中心，日後且必欲去之而後快。蘇聯政權直至1933年才為美國正式承認，足以證明它在後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當一向作風實際的列寧，在事實上已經緊急到準備大讓步，以求國外資金幫助蘇俄重建經濟之際，這番努力卻全告惘然，因此年輕的蘇聯，事實上非走上自足式的發展之路，與其餘的世界經濟體制隔絕不可。矛盾的是，經濟隔絕的事實，卻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論點。它的與世隔絕，使得它倖免於1929年華爾街崩潰帶來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大災難。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響經濟，強化了蘇聯經濟的隔絕性。更有甚者，1945年後連蘇聯翼下的世界，也被捲入這同樣的孤立形勢。冷戰開始，東西兩大陣營的政治經濟關係宣告凍結。事實上雙方之間的經濟關係，除了最微不足道（或絕密）的事情之外，事無鉅細，均需經過彼此政府的嚴密控制，因此兩邊貿易全為政治關係所左右。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才與外界更廣的經濟世界有所交流。如今回望從前與外隔絕的經濟天地，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變化正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結束的開始。然而從純理論的角度看，當年歷經革命洗禮及內戰重生的蘇聯經濟，其實並非沒有理由與另一世界經濟體系產生較事實發展更為密切的關係。縱觀全球，就有芬蘭的實例證明，中央計劃經濟也有與西式經濟密切聯繫的共存可能——芬蘭從蘇聯進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達其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一，並以同樣比例輸往蘇聯。然而史家在此所關心的「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是「可能」「或許」的理論假設，卻是真正發生過的歷史事實。
事實上俄國的新主人布爾什維克黨人，當初從不認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絕之中求生，更不曾將自己設想為任何一種自足性集體經濟的核心。在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所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各項條件之中，在這個碩大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碉堡裡面一樣也沒有，反而成了歐洲「社會經濟落後」區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以為，俄國革命，勢必引發先進工業國家的革命之火，因為後者已經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一如本書前面所述，1917—1918年，這種形勢似乎的確蓄勢待發。而列寧當時惹人爭議的舉措——至少馬克思主義者之中，曾為此爭論不休——看來也不無幾分道理。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路上，莫斯科只是暫時的指揮中心，一旦時機成熟，其永久總部應該遷往柏林。同理，難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參謀總部共產國際的工作語言，並不是俄語而是德語了。
但是形勢急轉直下，一時之間，看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得勝地盤就只有蘇俄一處了（不過蘇聯的共產黨政權顯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業既不可期，眼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努力目標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盡快將其落後貧窮的祖國改造成一個進步的經濟社會。為完成這項使命，第一任務便是打破迷信，掃除文盲，加快進行科技及工業的現代化革命。於是乎，建立在蘇維埃制度之上的共產主義，其目標基本上便成為改造一個落後國家使其成為現代化國家。如此全力集中快速發展的經濟建設手段，即使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眼裡，也頗有幾分吸引力。當時，後者正陷於莫大的災難，惶惶然尋找重振雄風之路，蘇聯模式對於西歐、北美以外地區的問題而言，更有直接意義，因為蘇俄落後的農業社會，正是這些國家的影子。蘇聯提出的經濟發展方案——在國家統籌和中央計劃之下，超高速發展現代工業社會不可或缺的各項基礎工業及基本建設——似乎正是針對其難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僅在本質上比底特律或曼徹斯特模式為佳（因為它正代表著反帝國主義的精神），事實上也更為合宜，尤其適合那些缺乏私有資本及大量私人企業的國家。於是「社會主義」從這個角度發揮，大大鼓舞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才脫離殖民地位的新國家，其政府排斥共產主義之餘，卻擁抱社會主義（參見第十二章）。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國，除捷克斯洛伐克、未來的民主德國，以及匈牙利（匈牙利的開發層次，較前二者稍低），一般屬落後的農業經濟，因此蘇聯這一張經濟處方，看來也很合用。於是各國領導人物紛紛行動，真心實意，熱情地投入這場經濟建設的時代大潮之中。同時，蘇聯的處方似乎也頗為有效——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尤其在3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之迅速，勝過日本以外的所有國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15年間，「社會主義陣營」的增長速度，也遠較西方為快。其勢之盛，使得蘇聯赫魯曉夫得意之餘，以為只要其國經濟增長曲線繼續以同等比率上揚，社會主義生產領先資本主義之時，指日可待，甚至連英國首相麥克米倫，也不得不如此相信。回到50年代，持相同看法的人其實不止一位，很多人相信這種趨勢不是沒有可能。
有趣的是，遍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卻從不見兩位導師在任何一處，提及日後成為社會主義中心指導原則的「中央計劃」，以及以重工業為第一優先的超高速工業發展。當然「計劃」，在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制度裡原屬理所當然的內在屬性，此事自不諱言。不過回到1917年前，當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其他各色人等正忙著與資本主義對抗之際，對於代之而起的經濟制度究竟該採取何種路線，根本無暇多顧。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後，列寧自己雖然已經一腳踏進社會主義，卻並不急於冒險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處。只因緊接著內戰烽起，形勢驟然逆轉，大勢所趨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國工業國有化，以及接下來的「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而布爾什維克政府才得以籌措資源，指揮全軍，與反革命和國外勢力進行一場生死決鬥。凡是戰時經濟——連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和國家的計劃與控制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列寧的計劃靈感，得自德國在1914—1918年間的戰時經濟榜樣（不過我們也已看見，德國模式恐怕並不是當時這一類經濟模式的最佳案例）。共產黨的戰時經濟政策，自然在原則上便傾向公共財產及公共管理的手段，並廢除市場及價格的經濟機制。更何況一場全國性的戰事驟來，在毫無準備之下，資本主義特徵根本沒有多大用處，完全不具備倉促應戰的能力。再加上當時共產黨內，的確也有幾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便認為內戰是建立共產主義烏托邦基本架構的絕佳時機。危機時期經濟的嚴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資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資，如麵包、衣服、車票等的限額配給，種種斯巴達式的一面，也都成為社會主義理想的先兆。事實上，待蘇維埃政權在內戰（1918—1920）戰火中得勝再生之際，不管眼前的戰時經濟一時之間多麼管用，再往前繼續走去，這條路子顯然就行不通了。部分原因，是由於農民反抗軍隊徵用糧食（槍桿子是戰時經濟之本），以及工人反抗生活的艱難。另外部分原因，則在於戰時經濟的手段，根本無法使這個等於已經毀滅的經濟復甦：幾年的兵荒馬亂，蘇聯鋼鐵產量從1913年的420萬噸，跌為20萬噸。
列寧其人，行事作風一向實際，於是從1921年他宣佈了「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等於重新引入市場原則。事實上——套用他自己的話——從「戰時經濟」退出，進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階段。然而這個時候，蘇俄本不如人的經濟再受重挫，規模一落為其戰前十分之一（參見第二章）。大規模工業化，以及由「政府計劃」達到這一目標的雙重需要，自然便成為蘇維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經濟政策」雖然解散了「戰時共產主義」，但是由政府強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卻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模式。第一家主持計劃的機構，「俄羅斯電氣化國家委員會」（the State Com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即於1920年成立，其任務自然是科技的現代化。可是次年成立（1921年）的「國家計劃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Gosplan）的目標卻極為廣泛，該機構一直以此名存在，直到蘇聯解體。它不但是所有國家級計劃單位的主管單位及指導者，且成為20世紀國家宏觀經濟的總樞紐。
「新經濟政策」在20年代，曾在蘇聯引起激烈的爭論，到了80年代戈爾巴喬夫掌權的初期，再度掀起爭論高潮——不過這一回爭端的原因卻完全相反。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顯然被眾人視為共產主義敗退的標誌，至少也表示在高速大道上前進的隊伍，被迫一時逸出正路。至於如何再重回正道，路徑方向卻不甚明確。激進派人士，例如和托洛茨基一路之人，主張盡快與新經濟政策分道揚鑣，並提倡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行動，這項意見最終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得到採用。而中間一派的溫和人士，以布哈林為首，則將戰時共產主義年代拋在腦後。對於蘇聯的現狀，他們深刻認識到一個事實：革命之後，這個國家比以前更受小農文化的主宰，布爾什維克政府在這樣一個環境氛圍中運作，在政治經濟上的受限可想而知，因此這派人士贊成「漸變」。而列寧本人的看法，自1922年他突遭病變之後，便無法再清楚表達，他1924年初便謝世了。可是在他難得可以表示一些意見的時候，看來似乎是站在「漸變」一邊。而另一方面，80年代的辯論，卻屬於一種回溯性的探索，想從歷史的角度，為當年實際繼「新經濟政策」而起的斯大林路線，另外找換一條社會主義的可能選擇，即一條新路，一條與20年代左右兩派不同的社會主義之路。撫今追昔，當年的布哈林儼然便是日後的戈爾巴喬夫的原型。
不過這些爭論都已經沒有意義了。如今回頭想，我們發現一旦「無產階級革命」不能攻克德國這塊重地之後，在蘇聯境內建立社會主義力量的立論也便失去效用。更糟糕的是，內戰下殘存的國家，比革命之前沙皇統治下的境況還要落後。誠然，沙皇、貴族、士紳，還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被掃地出門了，200萬人逃到國外，造成人才流失，蘇聯國內知識分子中堅元氣大傷。在革命的浪潮之下，一掃而空的還包括沙皇時代累積下來的工業建設。連帶而去的，尚有大量工廠工人，他們所提供的社會及政治實力，是布爾什維克賴以起家的基礎。革命和內戰接連而來，工人傷亡慘重，不幸未死者也四下流散，或由工廠轉而坐上了國家和黨的辦公桌。殘留下來的國家，是一個災難更深於以往的國家。蘇俄大地上，是死守一隅，完全缺乏革命動力的無數農民，居住在一個又一個回頭走老路的農村裡面。對於農民大眾而言，革命則賜他們以土地（此事根本與早期馬克思派的判斷相違）。更乾脆一點的說法是，1917—1918年間土地為農民所分配佔有的事實，被革命視為勝利及存活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就許多方面而言，「新經濟政策」時期不失為這個農業國家一個短暫的黃金年月。高懸在農民大眾之上的，則是已經不能再代表任何人的布爾什維克黨。列寧觀事一向清楚，深深體會到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唯一可恃者只有一個事實，即是蘇維埃政權有可能繼續作為被眾人接受的既存政府。除此之外，它一無所有。甚至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真正在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卻是一群能力不足的大小官僚，而且平均而論，這些官僚的教育和其他水平都比以往為差。
如此政權，能有什麼選擇？更何況它還在國外政府和資本家的重重隔離之下。國家的資產及投資，也被革命盡數徵用。說起來，「新經濟政策」在重建已經毀於1920年的蘇聯經濟上，成就極為出色。到1926年，蘇聯的工業產量大致已恢復戰前水平——雖然事實上其戰前水平也沒有多了不起。一般而論，它還是如它在1913年般，仍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人口前後均占82%）（Bergson/Levine，1983，p.100；Nove，1969）。這個比例龐大的農民人口，他們想向城裡賣什麼，買什麼；他們打算把多少收入存下來；那些數以百萬計留在農村生活，而不願進城做窮人的民眾，又有多少打算離開田地：他們的動向意願，左右著國家的經濟前途。因為除了所得稅外，這個國家毫無其他任何投資資本及勞力資源。政治考慮除外，「新經濟政策」若繼續實施下去，不論修正與否，最多也只能達到差強人意的中度工業建設。更有甚者，在工業發展更上一層樓之前，農民百姓可向城市購買的貨品極為有限，自然情願坐在老家吃喝，也懶得將所餘售出。這種情況稱為「剪刀危機」，兩刃齊下，終於把「新經濟政策」活活扼死。60年後，一把類似的剪刀，不過這一回卻是一把「無產階級」牌剪刀——同樣窒息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蘇聯工人問道：為什麼去賣力提高生產，去掙更多的工資？工資再多，國內經濟也做不出足夠的像樣東西，吸引他們購買。可是相反地，蘇聯工人若不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又哪有這些東西生產出來呢？
因此，「新經濟政策」注定會走上一個死胡同。這個由國家掌舵，靠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策略，注定不能長久。身為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其內部與「新經濟政策」不合的政策實在太強：新社會才成立，如果現在又回頭推動小規模商品生產及小型企業，難保不又走上老路，把大家剛剛推翻的資本主義喚了回來。然而，布爾什維克黨人卻猶豫不決，不願意採取另一途徑——若捨「新經濟政策」不用，就只有以高壓手段達到工業化了，即意味著第二輪的革命風暴。這新的革命，將不是由下而上發動，而是國家權力從上向下強制推行。
接下來在蘇聯的鋼鐵年代裡，手操大權的斯大林可謂一個極為少見的統治者——也許有人會認為他與眾不同，其嚴厲統治施展之廣，歷史上少有。相信當時的蘇聯若是由布爾什維克黨內其他人領導，老百姓的苦頭一定較少，受難人數也必然較少。然而其時其國其民，蘇聯若採取任何急速的現代化政策，殘酷無情必然難免，人民的犧牲必重，手段也難逃強制。中央號令支配式的經濟，以重重「計劃」推動建設，其結果必不可免會趨向軍事型的管理，而非企業式的經營。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正如軍事行動往往有民眾精神擁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的拚命工業化行動，就在它為人民帶來的「血汗與淚水」之中得到支持。丘吉爾深知一理：犧牲的本身，可以化為最大的鼓舞力。說來也許難於相信，即便是斯大林式的蘇聯經濟，也的確擁有著相當的支持——雖然其再度迫使可憐的小農轉為牢牢套於土地的農奴，並將其重要的經濟環節建築在400萬到1300萬勞改營（古拉格）獄工身上——但這份支持擁護，顯然絕不來自小農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