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危機20年
前些日子，曾有人問我對美國的競爭力有何看法。我答覆道，這個問題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列。我們NCR（紐約證券交易所）公司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一個在國際上競爭的公司，只是本公司的總部剛好設在美國而已。
——謝爾（Jonathan Schell，NY Newsday，1993）
特別令人感到痛楚的是，（大量失業的）後果之一，可能會造成年輕人與社會上其他部分人日漸疏遠。根據當代的調查顯示，年輕人還是願意工作，不管工作多麼難找，他們也依然希望建立一番有意義的事業。更廣泛地說，如果未來這10年的社會，不但是一個「我們」與「他們」漸行漸遠的世界（這他我之別，大致上代表著資方與勞動者一方之分），而且更將是一個多數群體本身也日趨分裂的世界。即工作人口之中，年輕及保障較不足的一群，與經驗較多、保障較全的另一群人，彼此之間極為不合。這樣一個社會，當中一定會有某種危險存在。
——經合組織秘書長（Investing，1983，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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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後的20年間的歷史，是一頁世界危機重重、失去支點大舉滑落入不安定的歷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當年的基石已經粉碎，再也不能成形。直到世界的一部分全面倒塌之後——實際「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蘇聯與東歐集團——這次危機的全球性方才為人認識。在此之前，發達的非共產黨地區自然更不承認危機的存在，多年來，眾人都仍將每一次的經濟難題，稱為過渡性的「景氣蕭條」（recessions）。半個世紀以來，令人聯想起大災難時期的「不景氣」（depression）和「大蕭條」（slump）二詞，於是成為至今猶未完全解禁的禁語。更有甚者，只要提一下這個字眼，就可以使人不寒而慄，回想起當年那個恐怖的陰魂。甚至當說80年代的「景氣蕭條」是「50年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時，連這句話也得小心使用，不敢直指那段相對照的時期，即30年代。（廣告人的文字魔術，已經被人類文明提高為人類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一環；可是文明本身，如今卻陷落在它自己這個專長構築幻境的機制之中。）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才有人敢開始承認（例如在芬蘭），目前的經濟難題，確實比30年代還要糟糕。
就許多方面而言，這種情形實在令人困惑不已。為什麼世界經濟變得不再穩定？正如經濟學家的觀察一般，各項有助經濟穩定的因素其實比以前更強——雖然一些自由市場國家的政府，例如美國的裡根與布什、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的後繼者，試圖將其中幾項因素的力量減弱（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10—11）。舊有的大量生產制度中的一大關鍵所在——難於控制的「存貨週期」（inventory cycle）——在電腦化的存貨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信傳輸下，影響力已經大大降低。如今生產線上可以配合需求變化，隨時調整產量：擴張期「剛好趕上」（just in time）大規模的生產，縮減期「原地不動」靜待存貨銷清。這項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試行，並在70年代科技的幫助下成為事實。其宗旨是減少存貨，只需生產足夠數量，「剛好趕上」經銷商的所需即可。總之，生產能力的彈性大幅度升高，隨時根據需求變化，在極短的時間內靈活調度。這不再是一個亨利·福特的時代，而是貝納通（Benetton）的時代。與此同時，政府開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項目下的私人收入——社會福利金及救助金等轉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於經濟的穩定。前述兩項政府開支的總和，如今已高居國內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一。如果說，在這個危機時代裡有什麼東西上漲的話，恐怕就數這兩項了。單是失業救濟金、養老金，以及醫療費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動它們的上漲。這個危機時代，一直延伸到「短20世紀」末期。我們大概得再等上數年，才能等到經濟學家也拿起歷史學家的最後武器——後見之明——為這個時期找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誠然，將70年代至90年代之間的經濟困難，拿來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難題相比，在方法上自然有其缺陷；雖然在這個新的20年裡，另一場「經濟大蕭條」的恐懼時時縈繞人們心頭。「有沒有可能再來一次？」許多人都這樣問。尤其是在1987年時，美國（及世界）股市一場極具戲劇化的大跌，以及1992年國際匯兌發生危機之後（Temin，1993，p.99），憂心之人更多了。1973年開始的數十年危機，其實並不比1873年後的數十年間更接近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意義（雖然1873年那段時期也被人視作大蕭條），這一回，全球經濟片刻也未崩潰——不過當黃金時代於1973—1975年結束時，的確有幾分類似古典的循環性蕭條。當時發達市場經濟體的工業生產在短短一年之內驟降一成，國際貿易則跌落13%（Armstrong，Glyn，1991，p.225）。黃金時代過後，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雖然持續增長，可是比起之前的大好時光，速度顯然緩慢許多，只有某些「新興工業國家」（多數位於亞洲，參見第十二章）是例外，後者進行工業革命的歷史甚短，自60年代才開始。但是總的來說，一直到1991年，先進經濟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始終在增長，只有在景氣蕭條的1973—1975年和1981—1983年間，兩度稍微受到短暫停滯的干擾（OECD，1993，pp.18—19）。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即國際工業品貿易，也在繼續增加之中，進入80年代的大發展時期，其加速增長之勢甚至可與黃金年代媲美。到「短20世紀」的末期，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國家的富庶程度與生產力，總體來說，甚至遠超過70年代初期，而依然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全球經濟，此時也比當年更為活躍。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上另有一些角落的狀況就沒有這麼樂觀了。在非洲、西亞，以及拉丁美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完全停止增長，到了80年代，多數人反而變得比以前貧窮。這10年當中，非洲及西亞的產量多數時候都在走下坡路，而拉丁美洲則在最後幾年也陷入同樣境地（UN，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8，26）。對這些地區而言，80年代無疑是它們嚴重不景氣的時代。至於在西方原為「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地區，80年代始終保持著差強人意的增長幅度，可是1989年後完全崩潰。它們陷入的危機險境，若以「大蕭條」命名倒很合適。進入90年代初期，這些國家的狀況甚至更慘。從1990年開始到1993年4年之間，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年跌落，其跌幅分別為17%（1990—1991）、19%（1991—1992）、11%（1992—1993）。波蘭經濟到了90年代初期雖然開始多少轉趨穩定，可是縱觀1988—1992年間，波蘭的國內生產總額總共銳減了21%以上。至於捷克，則減了20%；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更慘，損失高達三成甚至更多。綜觀這些國家在1992年中期的工業生產，只有1989年的半數到三分之二之間（Financial Times，1994年2月24日；EIB papers，November1992，p.10）。
焦點轉向東方，情況則完全相反。就在蘇聯集團經濟紛紛崩潰解體之際，中國經濟卻開始了驚人的增長躍升，對比之強烈，再沒有比這個更令人稱異的現象了。在中國，事實上再加上自70年代開始，成為世界經濟地圖上最充滿活力的一個角落（東南亞及東亞的大部分地區）在內，「蕭條」一詞，可謂毫無意義——說來奇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卻不在這些幸運國家之列。然而，儘管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在繁榮增長，其中的氣氛卻不輕鬆。凡是資本主義在戰前世界最為人指責的缺陷，如「貧窮、大量失業、混亂、不穩定」等，本來在黃金時期已被掃除長達一代時間，1973年後卻開始重現。經濟增長，為嚴重的不景氣一再打斷，先後計有1974—1975年、1980—1982年，以及80年代結束時三次，規模之大，絕非「小小的景氣蕭條」所可形容。西歐地區的平均失業率由60年代的1.5%猛升為70年代的4.2%（Van der Wee，p.77）。在80年代末期景氣繁榮的最高峰，歐共體的失業率，竟然平均高達9.2%，1993年更爬升到11%。半數失業人口的賦閒時間甚至超過一年，更有三分之一長達兩年以上（Human Development，1991，p.184）。問題是黃金年代的戰後嬰兒潮已經過去，潛在的就業人口本應不再繼續膨脹，而且不論年頭好壞，通常年輕人的失業率也都高於年紀較長者。在這種情況下，永久失業率若有任何變化，照常理應該呈縮減之勢。[1]
至於貧窮混亂，到了80年代，甚至連許多最富有、最發達的國家，也發現如今自己「又開始」習慣於每日乞丐流連街頭的景象了。更駭人的是，流浪者棲宿簷下、藏身硬紙板的鏡頭，大家也都變得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如果警察尚未干涉，把他們從眾人視線之內移走的話。1993年，無論在哪一個夜晚，紐約市內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頭或棲身收容所內。這個數字，實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從1993年開始倒數回去的5年之中，全紐約市更有3%的市民，頭上一度沒有片瓦遮蓋（New York Times ，1993年11月16日）。在英國（1989年），則有40萬人被正式列入「無家可歸」之列（UN Human Development，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誰能預想到今天這般慘狀？
無家可歸貧民的重現，是新時代裡社會及經濟愈發嚴重不平等現象的一環。其實根據世界性的標準，「發達市場經濟」富有國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實並不至於太不公平——至少尚未達到極為不公。在這些國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和瑞士四國，20%居於最上層的家庭所得，平均為20%最下層的8—10倍。至於那高居頂尖的10%的家庭，他們帶回家中的收入，通常更高達全國總收入的20%—25%。而瑞士、新西蘭最頂端的天之驕子，以及新加坡與香港的富人，其所得比例更高。但是上述差距，若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秘魯、牙買加或委內瑞拉的不平等狀況相比，自然更屬小巫見大巫，後者的富人收入，高達其本國總收入的三成以上。至於危地馬拉、墨西哥、斯里蘭卡、博茨瓦納（Botswana）等國，貧富差距之大，更是不在話下，有錢人收入的比例，佔全國總收入四成之多。至於有著舉世貧富懸殊冠軍頭銜的巴西，[2] 在這個社會不公達到極致堪稱「社會不公紀念碑」的國度裡，最下層的20%人口中，一共只得全國總收入的2.5%以供分用；而最上層的20%，卻幾乎享有三分之二。至於那居於頂端的10%，更掠去高達半數之多（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p.276—277；Human Development，1991，pp.152—153，186）。[3]
然而，在這「危機20年」裡，貧富不均的現象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愈發嚴重。原本黃金時代眾人都已習以為常的「自動加薪」（即幾乎等於自動增加的實際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終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貧富兩極的比例都開始增加，雙方差距的鴻溝也隨之擴大。1967—1990年間，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萬美元以上的美國黑人人數都有增多之勢，犧牲者自然是居於中間的一層（New York Times，1992年9月25日）。不過由於資本主義富有國家的實力比以前更為雄厚，同時整體而言，如今其子民也有黃金時代慷慨設置的社會安全福利系統墊底，因此社會不安的程度比原來可能為低。可是社會安全福利的負擔太沉重，如今的經濟增長卻遠較1973年前為低。在出快於進、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政府財政自然日見拮据。然而儘管百般努力，富國的政府——多數為民主國家——卻始終無法削減這方面的巨大支出，甚至連有所抑制都感到極難，[4] 即使那些對社會福利救濟最不存好感的國家亦然。
回到70年代，可沒有半個人會預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後竟會一變至此。到90年代初期，一種缺乏安全感、憤恨的氣氛開始瀰漫，甚至連多數富國也無法倖免。我們將會看見，這種氛圍，造成這些國家的傳統政治形態的解體。到了1990—1993年間，人們再也無法否認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確已經陷入不景氣的事實。但是如何救治，卻沒有人敢認真地拍胸脯兒，只能暗暗希望霉頭趕快過去。然而，有關危機20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資本主義好像不如當初黃金年代靈光，問題卻出在它的整體運作已經完全失控。世界經濟不穩定，大家都束手無策，不知如何修理，也無人有儀表可以操縱。黃金時代所用的主要儀表，即由國家或國際上協調擬定的政府政策，現在已告失靈。危機20年，是一個國家政府失去其經濟掌控力的時代。
這個現象，一時之間並不很明顯，因為大多數的政治人物、經濟學家、企業人士，（照例）看不出時代經濟已經走在永久性的轉向關頭。多數政府在70年代提出的對策，只是短期的治標方法，他們以為，不消一兩年的工夫，大局必會好轉，重回往日繁榮增長的景象；已經靈驗了一代之久的錦囊妙計，何必無事生非隨便亂改？於是這10年的故事，事實上根本就是寅吃卯糧，舉國向未來借光的故事——就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的政府而言，它們的對策便是對外大筆借債，希望短期之內即能歸還——並祭起凱恩斯派經濟管理的老方子來治新症。結果，在70年代絕大部分時間裡，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均是由社會民主政府登台（或在保守派失敗之後，再度復出），如英國於1974年，美國於1976年。它們自然不可能放棄黃金時代的當家法寶。
當時提出的另外唯一一項對策，來自主張極端自由主義一派的經濟神學。這一群長久以來屬於孤立地位的少數，篤信絕對自由的市場制度，早在股市崩潰之前，就開始對凱恩斯學派及其他主張國家計劃的混合經濟與全面就業的陣營展開攻擊。這個長久以來因循套用的政策顯然不再靈光，1973年後尤其嚴重，愈發使得這批個人主義門下老打手的信念更加狂熱。新增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於1974年頒給了哈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風氣在此後的盛行。兩年後，這個榮銜再度歸於另一位極端自由主義的名將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5] 於是1974年後，自由市場一派的人士開始轉守為攻——不過一直要到80年代，他們的論調才成為政府政策的主調。其中只有智利例外，該國的恐怖軍事獨裁政權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後，曾讓美國顧問替它建立起一個毫無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可見在自由市場與政治民主之間，本質上並無真正關聯（不過，在此得為哈耶克教授說句公道話，他可不像那些二流冷戰宣傳家一般，硬說兩者確有關聯）。
凱恩斯學派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戰，論其內容，並不是兩派經濟專家在純粹學術上的對峙；論其動機，也不是為當前種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尋找答案。〔比如說，當時有誰曾經考慮過，那種迫使70年代必須造出一個新經濟名詞「滯脹」（stagflation）來形容的現象——經濟增長停滯，物價卻一味上漲，兩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組合？〕根本上，這是一場兩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識思想之戰，雙方都提出自己的經濟觀點。凱恩斯派認為：多虧有優厚薪金、全面就業，以及福利國家三項特色，才創造了消費需求，而消費需求則是經濟擴張的能源。經濟不景氣，就該加入更多需求打氣。新自由主義一派則反駁道，黃金時代的自由政治經濟氣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業不致採取控制通貨膨脹和削減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也就是利潤，得以不斷上升。總而言之，他們主張，亞當·斯密所說的那只自由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必能為「國富」（wealth of nations）帶來最大幅度的增長，國內財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維持長久。這套說法，卻完全為凱恩斯學派否定。兩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可是雙方的經濟理論，卻都將某種意識形態，即對人類社會持有某種先驗性的看法，予以理性化了。比如說，實行社會民主制的瑞典，當年曾是20世紀一大經濟成功典範，可是新自由主義分子對它卻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厭惡的原因，並非由於瑞典不久就會一頭撞入危機20年——其實當時無論哪一類型的經濟，都將不免於這個噩運——卻因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於「瑞典著名的經濟模式，以及其中集體主義性質的平等觀及合作論」上（Financial Times，1990年11月11日）。相反地，撒切爾夫人領導的英國政府，即使在其經濟頗獲成功的年代，也為左派不喜，因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個沒有社會觀念，甚至反社會的自我中心觀念之上。
這方面的潛在立場，基本上根本無法提出討論。比如說，假定我們可以證明，醫用血液最好的獲取途徑，乃是來自那些願意以市場價格交易的自願賣血者。像這樣一種說法，有可能駁倒擁護英國義務獻血制度的正統言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蒂特馬斯（R.M.Titmuss）在其《贈予關係》（The Gift Relationship ）一書中，即曾為獻血制度慷慨陳詞。他也同時指出，其實英國這種非商業性的獻血方式，論效率並不比商業性差，安全度則更有過之。[6] 在其他相同條件下，社會成員若願意慷慨伸手，幫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這樣一個社會，對我們許多人來說，總比眾人袖手旁觀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於選民起來反抗當地猖獗的貪污現象，意大利政治體系為之崩潰——唯一不曾為這股正氣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體制外的黨派。選民的憤怒，並非因為許多人真正身受貪污之害，其實相當數目的人，甚至絕大多數，都從中受惠，而是出於道德立場。總而言之，揮舞絕對個人自由大旗的旗手們，面對著無限制市場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公不義，卻能視若無睹（如80年代絕大多數時間裡的巴西），甚至當這樣一種制度無法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時，依然不改其堅持的主張。反之，相信平等和社會公平的人（如筆者），卻一有機會就表示，即使如資本主義式經濟的成就，也唯有在國民所得維持相當平衡的基礎之上，才最能穩固，例如日本。[7] 同時，雙方還將自己的基本信念，進一步轉換成實用觀點。比如說，以自由市場價格決定資源分配，是否合乎理想，或只應屬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橫飛之餘，兩邊還是要提出實際處理「經濟發展減緩」的適當辦法，才算得上真本事。
從政策層面觀之，「黃金時代經濟學」支持者的表現並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們被自己的政治主張及意識傾向所束縛，即全面就業、福利國家，以及戰後的多數議會政治。進一步說，當黃金時代的增長再不能同時維持「企業利潤」和「非企業所得」的增加時——兩項目標中，勢必非有一邊犧牲不可——這批人士便被資本和勞動者兩邊的需要夾在中間了。以瑞典為例，在70年代和80年代，這個社會民主政治的楷模國家，靠著國家對工業的補助，並大量分配及擴張國家與公共的就業機會，於是全面就業獲得相當成功，因此成為整體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業的政策，依然得依賴以下的手段才能維持：限制就業人口的生活水平，對高收入採取懲罰性的稅率，以及龐大的財政赤字。一旦「大躍進」的年代一去不返，這些自然便都成為治得了一時、救不了永久的暫時手段。於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一切都顛倒過來，等到「短20世紀」之末，所謂「瑞典模式」，即使在原產國也黯然撤退了。
然而，其中的最大打擊，莫過於1970年後世界經濟的趨於全球化，國際化浪潮所過之處，各國政府莫不在這個難於控制的「世界市場」之下低頭——恐怕只有擁有巨大經濟實力的美國不致受其擺佈。（更有甚者，這個「世界市場」對左派政府的不信任，顯然遠超過右派。）甚至早在80年代，富有的大國，例如法國（當時在社會黨政府領導之下），也發現僅憑自己單方面的手段，已經無法重振經濟。在密特朗總統上台兩年之內，法國便面臨財政平衡（balance-of-payments）危機，法郎被迫貶值，凱恩斯派的「需求刺激」理論也只好束之高閣，開始改弦更張，改用「帶人情味兒的節約政策」。
而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人們也感到一片迷茫，到了80年代末期更明顯。一旦黃金時代不斷上漲的繁榮浪潮退去，那些原本在政府政策掩護之下的浪費、低效，自然一一暴露，新自由主義人士開始對它們不遺餘力地大加攻擊。而許多「混合號」經濟大船，確實也有不得不改頭換面之處，它們生了銹的船體，經此「新自由」清潔劑大加刷洗之後，確實頗有一番煥然一新的姿態。最後，甚至連英國左派都不得不承認，撒切爾夫人對英國經濟大刀闊斧所下的猛藥可能有其必要。80年代時的人們，對國營事業及行政效率普遍感到失望，並非沒有道理。
然而，一味把企業當成「好的」，政府看作「壞蛋」——根據裡根之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根本就是問題的本身」——事實上不但對經濟無濟於事，而且也行不通。即使在裡根執政的年代，美國中央政府的支出也高達全國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而同一時期的歐共體國家，平均更達四成（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239）。如此龐大的開銷，固然能以「成本效益」觀念進行企業化的經營（雖然事實上常常相反），但是它們既不是也不能以「市場」的方式運作——即使一般空唱意識高調者硬要如此。總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派的政府在現實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揮，同時卻振振有詞，表示自己只不過是在刺激市場的活力罷了。更有甚者，國家在經濟事務裡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根本不能減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性格最強的政權中，首推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政府，在其執政14年後，英國人的稅負反而遠比當年工黨時期為重便可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