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世界經濟和政治詞彙裡多了一個新詞——「資本主義」（capitalism，《革命的年代》導言中說「資本主義」一詞的出處可追溯到1848年以前。然而進一步深入研究後方知這個詞不可能在1849年以前出現，也不可能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廣泛流傳[1] ），所以將本書定名為「資本的年代」是很恰當的。這個書名也使我們想起最令人敬畏的資本主義評論家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年），該書亦出版於19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勝利，是1848年後數十年歷史的主旋律。這是信仰經濟發展依靠私營企業競爭、從最便宜的市場上採購一切（包括勞動力），並以最高價格出售一切的社會的勝利。建立在這個原則基礎之上的經濟，自然是要依靠資產階級來主宰沉浮，資產階級的活力、價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與其地位相當的程度，並牢牢保持其優勢。以此為基礎的經濟，據信不僅能創造豐富而且分配適當的物質財富，還能創造日新月異的人類機遇，擺脫迷信偏見，講究理性，促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總之，創造一個物質和倫理道德不斷進步、加速前進的世界。在私有企業自由發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無幾的障礙均將一掃而光。世界機制，或謂尚未擺脫傳統和迷信勢力的世界機制，或謂不幸得很不是白皮膚（最好原籍是中歐、西歐、北歐的白皮膚）的世界的機制，將逐步向國際模式靠攏，即領土明確的「民族國家」，有憲法保證的財產和公民權，有個選舉產生的議會和為財產、人權負責的代議政府，以及在條件成熟的地方讓普通百姓參政，不過關於這點有個限度：得保證資產階級的社會秩序，排除資產階級被推翻的危險。
追蹤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不是本書的任務。資產階級在1848年前的60年裡已經獲得歷史性的突破，在經濟陣線、政治—意識形態陣線上皆取得勝利。只要記住這一點足矣。1789—1848年的歲月，已在早些時候出版的拙著《革命的年代》中詳細討論過（參見本書「序言」，下文中我還將不時向諸位讀者提及該書）。那個時期的主線是雙元革命：由英國發起主要限於英國的工業轉型和與法國有關主要限於法國的政治轉型。兩者異曲同工，皆是新社會的勝利。至於這個社會是否就是已大獲全勝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個被法國歷史學家稱為「所向披靡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當時的人可不像我們現在這般肯定。站在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理論家後面的，是一大群準備將溫和自由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革命的群眾。處在資本主義企業家之下和周圍的，是被迫背井離鄉、滿腹怨言的「勞動貧民」，他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19世紀30—40年代是充滿危機的年代，前景未卜，只有樂天派才敢對其結果做出預測。
不過在1789—1848年期間，由於兩大革命雙管齊下，使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統一的美、對稱的美。在某種意義上，這段歷史更容易寫，也更容易讀，因為這段歷史有個明顯的主旋律，有個顯著的形狀，而且這段歷史年代的起訖也很清晰，其清晰度就像我們有權希望人類事物應該呈現的那樣。本書的起點是1848年革命。隨著1848年革命結束，以前的對稱不復存在，形狀變了。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業革命昂首挺進。1848年是「民族的春天」，是歐洲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幾乎）名副其實的革命，左派的理想暫時實現，右派經歷了一場噩夢，沙俄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以西的絕大部分歐洲大陸舊政權，同時被告推翻；從丹麥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到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從羅馬尼亞的布拉索夫（Brasov）到西班牙的巴塞羅那（Barcelona），幾乎無一倖免。這是預料中的事。這是雙元革命的結果，是雙元革命合乎邏輯的產物。
革命失敗了，普通地、迅速而確定無疑地失敗了——政治逃亡者幾年後還未認識到這次失敗是確定無疑的——從此以後，1848年前設想的那種普遍的社會革命，不復出現於世界上的「先進」國家。這種社會革命運動的重心轉移到（先進國家的）邊緣地區和落後世界，進而演變成20世紀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權，不過在本書闡述的時期內，這類運動仍處於「低度開發」，是段插曲，而且陳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顯然是方興未艾的發展，為「先進」國家的政治帶來了若干選擇。（英國的）工業革命吞食了（法國的）政治革命。
所以本書敘述的歷史是一邊倒的歷史，主要是世界資本主義工業經濟大發展的歷史，是這個經濟所代表的社會秩序大踏步前進的歷史，是認可這些進步並使它們合法化的思想理論大發展的歷史，主要表現為理性、科學、進步和自由主義。這是資產階級大獲全勝的時代，雖然歐洲資產階級對全力奪取公共政治統治權方面還羞羞答答。在這一點上——也許只有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革命的年代尚未結束。歐洲中產階級之前已被人民嚇破了膽，而且仍心有餘悸：「民主」據信仍將肯定而且迅速地演變成「社會主義」的序曲。在資產階級的凱旋時刻，正式主持資產階級秩序的人物，在普魯士是一位極其反動的鄉下貴族，在法蘭西是一個冒牌皇帝，在英國則是一連串的地主貴族。對革命的恐懼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根深蒂固，這說明資產階級缺乏基本安全感。在本書闡述的歷史時期結束之際，在先進國家爆發了唯一的革命事件，一場幾乎是局限一地、曇花一現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起義，流血之多竟超過1848年的任何一次運動，於是各國大為恐慌，緊急進行外交磋商。至此，歐洲先進國家的統治者開始認識到（儘管多少有點兒不情願），「民主」（即在廣泛普選基礎上建立議會制政體）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政治上是無害的，雖然或許有點兒討厭。對於這點，美國統治者已有所認知。
所以，喜歡激動人心的英勇場面的讀者，不會喜歡19世紀中葉這幾十年的歷史。這期間發生的戰爭不少，多於它之前的30年，也多於它之後的40年。其中包括由擁有技術和組織優勢一方獲勝的速決戰，例如歐洲國家在海外發動的大多數戰爭；類似1864—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戰爭；甚至連交戰國的愛國主義者也不忍卒睹的血腥屠殺，例如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在這段時間的所有戰爭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內戰。這場戰爭獲勝的一方，歸根結底是由於它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和更好的資源。南方敗北，雖然它有較為傑出的軍隊和將領。有時也有一些充滿浪漫和絢麗色彩的英雄故事，比如身著紅衫、留著一頭鬈發的朱塞佩·加裡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此類例子因其稀少而十分突出。政治方面也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大事。誠如白哲特（Walter Bagehot）對政治成功的標準所下的定義那樣：「尋常的見地加不尋常的能力。」拿破侖三世顯然覺得他那偉大的叔父拿破侖一世的大氅穿在身上會很不舒服。林肯（Lincoln）和俾斯麥（Bismarck）無疑是偉大人物，他們在公眾中的形象因他們面部的俊俏線條和他們擅長的口若懸河而獲益匪淺，但他們獲得的成就則有賴於其作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天賦。意大利的加富爾（Cavour）亦然，然而這些人完全不具備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偉大氣質和領袖魅力。
這時期最激動人心的大事，顯然是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成就：全世界澆鑄了幾百萬噸的鐵，穿越各大洲的綿延鐵路，橫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蘇伊士運河的開鑿，芝加哥等從美國中西部處女地上拔地而起的大城市，洶湧的移民潮等等。這是一出歐洲和北美強權主演的戲劇，世界被踩在它們足下。那些衣著樸素的冷靜之士，在建設煤氣廠、鐵路和提供貸款時，也展現出令人尊敬的特質和民族優越感。不過人數很少的冒險家和拓荒者不屬此列。
這段歷史也是一出進步的戲劇（「進步」是這個時代的關鍵詞）：波瀾壯闊、開明進步，對自己充滿信心，也感到滿足，最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必然的。西方世界一切擁有權勢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希望阻擋時代前進的步伐。只有幾個思想家和也許人數稍多一些的評論家憑直覺感到，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產生的世界可能與預期的世界很不一樣，也許會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沒有人認為時代會馬上逆轉。馬克思也不認為會逆轉。他預見到1848年的社會革命，預見到此後10年形勢的發展，到了19世紀60年代，他認為革命將是長期的。
「進步的戲劇」是個隱喻說法，但是對下列兩種人來說這也是毫不誇張的現實。一種是資本主義世界裡的千百萬窮人，他們穿過邊境，遠涉重洋，前往一個陌生地方，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另一種則是資本主義世界以外的各國人民，他們已被資本主義世界打垮，已被資本主義世界控制，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需要在下列兩種命運之間進行選擇：一是抱殘守缺，為維護他們的傳統和習俗進行注定失敗的抵抗；一是奪取西方武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瞭解並掌握西方的「進步」。19世紀第三個25年裡有勝利者，有受害者。它的戲劇性在於出現了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不是勝利者的尷尬，而主要是受害者的困惑。
歷史學家不可能非常客觀地看待他所研究的歷史時期。史家的專業知識使他們無法同意最具代表性的意識形態理論家的見解：即認為由於技術、「實證科學」以及社會方面的進步，人們已可用自然科學家無可辯駁的公正態度來審視他們的現在，他們認為他們瞭解自然科學家的方法（此言差矣！）。本書作者無意掩飾自己對本書所述年代的某些厭惡，甚至某種鄙夷，但由於敬佩這個時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質成就，由於竭力想去理解自己所不喜歡的事物，因而稍有緩和。許多人喜歡從危機層出不窮的20世紀西方世界來看待19世紀中期的資產階級世界，覺得那時一切都是信心十足，一切都是肯定無疑。作者對這種「想當年」的懷舊病不敢苟同。作者倒是同情一個世紀前遭人冷落的那群人。無論怎麼說，「信心十足」、「肯定無疑」云云都是錯誤的。資產階級的勝利是短暫的，不是永久性的。正當資產階級看似要大功告成之際，卻恰恰證明自己並非統一的整體，而是四分五裂。19世紀70年代初期，經濟發展和自由主義勝利看來是不可阻擋的，但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卻已不再一帆風順。
這個轉折點標誌著本書所論時代的結束。不同於1848年革命（這是本書的時代起點），這個時代的結束沒有一個合適的、全球性的具體日子可做標誌。如果一定要找個具體時間，就推1873年吧，這一年之於維多利亞時期，就好比華爾街股市暴跌的1929年之於20世紀一般。因為那年開始了當時一位觀察家稱之為「工業、商業和貿易都出現了最奇怪的、在許多方面堪稱空前的混亂和蕭條」，當時的觀察家稱此為「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大蕭條的時間一般認為是1873—1896年。
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上面這位觀察家寫道）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響到牽涉進戰爭的國家，也影響到維持住國內和平的國家；影響到擁有穩定通貨的國家，也影響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影響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國家，也影響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國家。它在像英國和德國這樣的古老社會當中是令人歎息的，在代表新社會的澳大利亞、南非和加利福尼亞也是如此。對於貧瘠的紐芬蘭和拉布拉多（Labrador）居民而言，它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對於陽光燦爛、蔗田肥沃的東、西印度群島居民而言，也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同時它也沒有使居於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業波動最劇烈和最不穩定的時刻，他們的獲利也最大。[2]
這位傑出的北美人士撰寫上述這番話的那年，正是國際工人協會在馬克思鼓勵下成立的那一年。大蕭條帶來了一個新時代，所以大蕭條也可作為舊時代結束的恰當時間。
[1] See J. Dubois,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 en France de 1869 a 1872 (Paris 1963).
[2] D. A. Wells,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New York 1889),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