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請非常認真地閱讀報紙——現在的報紙值得一讀……這場革命將改變地球的面貌——這是應當的，也是必然的！——革命萬歲！
——詩人韋爾特（G.Weerth）寫給母親的信，1848年3月11日[1]
真的，如果我年輕一些、富有一點，我肯定會移居美國。這並不是因為膽小怯懦——因為當前的形勢對我本人不會有任何壞處，正像我也不會有害於別人一樣——而是由於這裡道德敗壞，用莎士比亞的話來形容，已經腐敗透頂。
——詩人艾興多夫（Eichendorff）寫給一個記者，1849年8月1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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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年初，傑出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眾議院（Chamber of Deputies）中起而陳言，發表了大多數歐洲人共同的看法：「我們正睡在一座即將爆發的火山上……你們沒看見大地正在抖動嗎！一場革命的風暴已經刮起，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它的到來。」大約與此同時，兩個日耳曼流亡者，30歲的馬克思和28歲的恩格斯，正在宣佈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這正是托克維爾提醒他的同僚們去阻止的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個星期以前，接受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German Communist League）的委託起草了一份文件，並於1848年2月24日前後，用德文在倫敦匿名出版，書名為「共產黨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並聲明「將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蘭芒文（Flemish）和丹麥文出版」（實際上，在當年也譯成了波蘭文和瑞典文，但平心而論，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之前，除日耳曼革命者的小圈子外，它的政治影響並不大）。幾個星期之內，實際上對於《共產黨宣言》來說只是幾個小時之內，預言者的希望和擔心似乎即將實現。法國的王朝被起義者推翻，共和國隨之宣告成立，歐洲革命已經開始。
在世界近代史上發生過許多大革命，並且確實有許多比1848年革命更為成功。然而，卻沒有一場比這場革命傳播得更快、更廣。這場革命像野火春風一般越過邊界、國界甚至海洋。在法蘭西這個歐洲革命的天然中心和引爆點中（見《革命的年代》第六章），2月24日宣佈共和國成立。到3月2日，革命的火焰已經在德意志西南部燃起，3月6日到達巴伐利亞（Bavaria），3月11日到達柏林，3月13日到達維也納，並迅即燃燒至匈牙利，3月18日到達米蘭，隨後蔓延至全意大利（一場自發的暴動已經控制了西西里）。當時，即使是最快的傳播媒介〔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銀行〕也得要五天才能把消息從巴黎傳到維也納。然而不過幾個星期的時間，在當今歐洲10個國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域內（包括法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部分地區、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這場革命的政治影響在比利時、瑞士和丹麥也算相當深刻），沒有一個政府能倖免於垮台的命運，而其他地區也經歷了大小不一的動盪。此外，1848年革命是第一次潛在意義上的全球革命，其直接影響可以在伯南布哥（Pernambuco，巴西）1848年起義和幾年以後遙遠的哥倫比亞起義中看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場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模範，是造反者夢寐以求的目標；並且在日後幾次罕見的時刻裡，比如大戰之後的動盪，造反者認為他們已看到這種形式的革命。實際上，與其相同的大陸革命或世界革命是極其罕見的。在歐洲大陸，1848年革命是唯一一場既影響「先進」地區也影響落後地區的革命。它是這類革命中傳播最廣卻也最不成功的一場。離爆發之日才短短6個月後，它在各地的普遍失敗已經一目瞭然；18個月後，除了一個例外之外，被它推翻的所有政權全都復辟，而這唯一的例外（法蘭西共和國），也盡可能地遠離起義者，儘管這個共和國是靠革命起家的。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1848年革命在本書中被置於特殊地位。如果不是發生了這場革命，如果不是害怕再次發生這樣的革命，其後25年的歐洲歷史或許會截然不同。1848年根本不是「歐洲人錯過轉折的轉折點」。歐洲人錯過的是沒有以革命的方式轉折。正是由於歐洲沒有以革命的方式轉折，發生這場革命的1848年，遂成為孤立無序的年代，它像一首序曲，而不是主劇；就像一扇門戶，要踏入其中才知其究竟，否則，光從它的建築風格是料想不到我們實際深入其中將見到的景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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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在歐洲大陸最重要的心臟地區獲得勝利，但在其周邊地帶卻未奏凱歌。這些地帶或太遙遠，或太偏僻，它們在歷史上絲毫沒有受到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例如伊比利亞半島、瑞典和希臘）；要不便是太落後，尚未形成足以在革命地區引燃政治暴動的社會階層（例如俄國和奧斯曼帝國）；但其中也包括僅有的幾個已經工業化的國家，例如英國和比利時，它們的政治運動已經採取其他不同的形式進行了。（波蘭也是一個。波蘭自從1796年起就被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瓜分。若不是由於佔領它的俄國和奧地利統治者成功地動員農民起來反對貴族鄉紳，波蘭本來是會參加革命的。）然而，爆發革命的地區實際上涵括了法國、日耳曼邦聯、深入東南歐的奧地利帝國和意大利，這些地方之間的差異也是相當懸殊的。既有落後且與眾不同的卡拉布裡亞（Calabria）和特蘭西瓦利亞（Transylvania），也有發達的萊茵地區（Rhineland）和薩克森（Saxony）；既有已開化的普魯士，也有未開化的西西里；有些地區相距甚遠，例如北日耳曼的基爾（Kiel）和西西里的巴勒莫之間，又如法國西南的佩皮尼昂（Perpignan）和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Bucarest）之間。它們大多都由大約可稱作專制君主或國王的人統治，而法國已經是一個立憲王國，實際上更是一個資產階級王國。歐洲大陸唯一一個稱得上共和國的是瑞士聯邦（Swiss Confederation），它在1847年年底爆發了小規模內戰，為這場革命打了頭陣。在受到革命衝擊的國家之中，論其人口的多寡，有3500萬人的法國，也有僅數千居民的日耳曼中部的君主國；論其地位高低，有獨立的世界大國，也有受外國統治的君主國和附庸國；論其結構，有中央集權和統一的國家，也有鬆散的集合體。
特別明顯的是，歷史——社會和經濟結構——和政治將爆發革命的地區分為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的兩個極端之間看起來幾乎不具共同之處。它們的社會結構根本不同，只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鄉村人比城鎮人多，小城鎮人比大城市人多，這項事實很容易被忽略，因為城鎮居民特別是大城市居民，在政治活動中的表現異常突出（出席德意志「預備會議」的萊茵地區代表中，有大城市代表45人，小城鎮代表24人，鄉村代表只有10人，然而73%的人卻在鄉村生活[3] ）。在西歐，農民大部分獲得了自由，大地主相對較少；在東歐的大部分地區，農民還是農奴，而土地所有權仍高度集中在貴族地主手中（見第十章）。在西歐，「中產階級」指的是當地的銀行家、商人、有資本的企業家以及那些從事「自由職業」和擔任高級官員的人（包括教授）。儘管他們當中有一些人自認為屬於上層社會，可以和擁有土地的貴族一比高低，至少在消費方面如此。在東歐，與西歐中產階級地位相同者，大都是外來的少數民族，他們有別於當地居民，例如日耳曼人和猶太人，無論如何他們總是極少數。真正的「中產階級」是受過教育且具經營頭腦的鄉紳和小貴族，這一階層人的數量在某些地區出人意料的多。北起普魯士，南至意大利中北部的中心地區，可以說是革命的核心區，這一地區在許多方面都兼有「發達」和落後地區的雙重特點。
在政治上，這一革命地帶同樣是參差不齊的。除法國外，它們的問題不僅是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問題，而且是國家的問題，甚至是國家存在的問題。日耳曼諸邦力圖建立一個「日耳曼」以囊括日耳曼境內形形色色不同面積、各具特點的君主國。同樣，意大利人試圖把奧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輕蔑但卻很恰當地稱為「僅僅是個地理名詞」的地方，弄成一個統一的意大利國家。兩者帶著慣有的民族主義偏見，將那些不是或自認為不是日耳曼或意大利人的民族（例如捷克人），也劃歸到他們的建國計劃當中。除了法國之外，日耳曼、意大利以及實際上所有與革命有關的民族運動，都發現他們在反對多民族的哈布斯堡龐大帝國時不知所措。在這個帝國裡面，居住著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也居住著捷克人、匈牙利人、大部分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斯拉夫人。其中一些民族，至少它們的政治代言人，認為與其被某些擴張成性的民族，例如日耳曼民族或馬扎爾民族吞併，不如屈從帝國，這也許不失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好方法。據說捷克的代言人帕拉茨基（Palacky）教授曾說過：「如果奧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須造一個出來。」因而整個革命地區的政治運動，是沿著不同的方向同時進行的。
激進主義者開誠佈公地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在所有王國和邦國的廢墟上，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民主共和國，不管是叫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或其他任何稱謂都好，並遵循法國大革命的三項原則，升起三色旗。三色旗通常象徵著法國模式，是民族旗幟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溫和主義者則出於多種考慮，態度比較含糊，要求也複雜多樣，實際上卻是基於對民主的恐懼，他們認為民主無異於社會革命。在君主還沒有被群眾趕下台的地區，鼓勵群眾破壞社會秩序是不理智的；在君主被群眾趕下台的地方，最好是奉勸或迫使群眾退出街頭，拆除那些明確象徵著1848年革命的街頭堡壘。於是，問題成了在那些雖然被革命癱瘓但仍然沒有被趕下台的君主中，哪一個可以被敦促來支持這項大業？到底該怎樣實現一個聯邦的自由日耳曼或意大利？仿照哪種議會模式？由誰來主持？這個國家能夠既包括普魯士的國王，也包括奧地利的皇帝嗎？〔就像溫和主義者設想的「大日耳曼」（greater german）那樣——切莫與激進民主主義者提出的另一概念「大德意志」（great-germans）相混淆。〕抑或只要建立一個「小日耳曼」，即排除奧地利？同樣，哈布斯堡王朝中的溫和主義者也正在著手制定聯邦共和國的多民族憲法，該項工作直到1918年帝國滅亡才告停止。在革命運動和革命戰爭爆發的地方，人們還沒有閒暇考慮憲法問題；在沒有爆發革命運動和革命戰爭的地方，例如德意志的大多數地區，則有充足的時間制憲。由於大部分溫和自由主義者都是教授和政府職員——法蘭克福國會的代表中，68%是官吏，12%屬於「具有專門知識的自由職業者」——這場短命的國會爭論，遂被後人當作智者空談的笑柄。
由上可見，在研究1848年革命時，確實值得深入細緻地分別研究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和各個地區，但這非本章所能及。儘管各個地區各具特色，但它們之間的共同之處還是相當大。這類例子很多，例如各地幾乎同時發生革命，它們的命運又是如此緊密相連，它們都有著相同的情緒和舉止，懷抱一種出奇浪漫和烏托邦式的夢想，採取了相同的節奏步伐，法國人為形容此情此景而創造了「四八年人」（quarante-huitard ）一詞。每一位歷史學家都可一眼識出其特徵：鬍鬚、飄揚的領巾、軍用寬邊帽、三色旗、隨處可見的街壘以及剛開始時的自由感、無限的希望感和過於樂觀導致的不安感。這就是「民族的春天」——而且確實像春天一樣，不會久駐長在。接下來，我們必須簡要地看看它們的共同特點。
首先，它們全部是速勝速敗，並且多數是完全勝利和徹底失敗。在革命最初的幾個月裡，革命區域內的所有政府都被摧毀或癱瘓。這些政府實際上毫無抵抗地垮台退避。然而，只經過相當短的時間，幾乎在所有地方，革命就失去了其爆發力。法國在4月末，發生革命的歐洲其他地方在夏天也是如此，儘管這場革命運動在維也納、匈牙利和意大利曾恢復一些反擊能力。在法國，保守勢力復活的最初標誌是4月選舉。在這次普選中，雖然只選了少數保皇主義者，但卻把大批的保守主義者送進了巴黎。這些保守主義者得以當選是靠農民的選票，農民選民這樣做是由於缺乏政治經驗，而不是反動。滿腦子城市思想的左派，當時還不知道如何向農民求助。〔實際上，日後法國政治學者所熟知的法國鄉村「共和派」和左翼地區，在1849年前已經出現。當1851年廢除共和之際，正是這些地區——例如普羅旺斯（Provence）——出現了最為激烈的反抗。〕第二個標誌是巴黎革命工人的孤立和失敗，革命工人在6月的革命起義中失敗。
在中歐，革命的轉折點發生在哈布斯堡軍隊獲准重組，皇帝於5月逃亡之後，因而哈布斯堡軍隊的活動自由大增。在捷克和日耳曼溫和派中產階級的支持下，重組後的軍隊於6月擊潰了布拉格激進主義者，從而重新征服了帝國的核心地帶波希米亞，稍後，重新控制了北意大利。位於多瑙河岸的幾個公國曾發生一次遲到的革命，並在俄國和奧斯曼的入侵干涉下夭折了。
在這一年的夏季到年底之間，舊政權已在整個德意志恢復統治，儘管在10月間必須用武力重新征服革命之火正在蔓延的維也納，並且付出了4000多人的生命代價。此後，普魯士國王才敢鼓起勇氣對充滿反抗性的柏林人建立統治，並且沒有遇到麻煩。除了在西南部遭到某些抵抗之外，德意志的其他地方人很快就束手就範。在充滿希望的春天所設立的德意志國會——恰當地說是制憲會議——以及較激進的普魯士和其他會議，都只是苟延殘喘，等著被解散。到冬季，只有兩個地區仍然控制在革命者手中，即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區。1849年春，這些仍被革命者掌握的地區，再次出現了極其平常的革命動盪，接著在當年年中就被征服了。
1849年8月，在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投降後，革命也就結束了。除法國一地之外，所有的統治者都恢復了政權——有些甚至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例如哈布斯堡王朝——革命者四處逃亡。同樣是只有法國例外，這場革命實際所帶來的制度變化以及1848年春天所懷有的政治和社會夢想，在其他地方也都頃刻破滅；即使是在法國，共和國也只存在了兩年半。只有一個而且是唯一一個無法更改的變化，即哈布斯堡王朝境內的農奴制度被正式廢除。〔概括地說，在西歐和中歐的其他地方，農奴制度和領主對農民權力的廢除系發生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統治時期（1789—1815），儘管在德意志的一些附屬地區要到1848年才告廢除。農奴制度在俄國和羅馬尼亞一直延續到19世紀60年代（見第十章）。〕除了這項成就之外——應當承認這是一項重要成就——1848年革命在歐洲近代史上，看起來像一場兼有最遠大的希望、最遼闊的地域、最快獲得勝利卻也旋即徹底失敗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這次革命是一場群眾運動，如同19世紀40年代發生於英國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英國憲章運動的特定目的實際上已經達到，但不是以革命的方式或依照革命的要求而達到的。憲章運動的眾多要求也沒有落空，但號召群眾和推動群眾向前的力量卻完全不同於1848年革命。《共產黨宣言》之所以成為1848年這個對世界歷史有著最深遠、最重要影響之年代的代表文件，絕非偶然。
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當中，都存在一些導致它們失敗的相同原因。它們是——在事實上或當時的預期中——窮苦勞動者的社會革命。所以，它們嚇跑了被它們推舉到權力顯貴地位上的溫和自由主義者——甚至一些更激進的政治人士——就像嚇跑了舊制度的支持者一樣。皮埃蒙特地區（Piedmont）的加富爾伯爵，這位日後統一的意大利王國的著名締造者，在幾年之前（1846年）便對這種運動的弱點有過批評：
倘若社會秩序真的面臨被破壞的威脅，倘若社會秩序所依賴的偉大原則遇到嚴重的危險，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些最激烈的社會反對派人士，以及最熱情的共和主義者，就會率先轉投保守黨陣營。[4]
因此，真正進行革命的人，無疑是那些窮苦的勞動者，是他們戰死在市區的街壘中。在柏林3月戰鬥的300名犧牲者中，只有15人來自受過教育的階層，約30人是工匠師傅；在米蘭起義的350名死亡者中，只有12名學生、白領工人和地主。[5] 是他們的飢餓促使他們走上街頭示威遊行，並使之轉變成革命運動。在革命地區的西半邊，鄉村相對而言較為安靜，只有德意志西南部出現了比以往更多的農民起義，而其他地區對農民起義的異常恐懼足以使人忍受現實，儘管在像意大利南部這樣的地方，沒有人需要運用這麼多的想像力。這些地方的群眾紛紛自發地搖旗打鼓，走出家門，瓜分大地主的土地。但恐懼足以使這些地主三思而行。匈牙利議會（Hungarian Diet）在聽到詩人裴多菲（S.Petofi，1823—1849）領導了一支農奴起義軍這一訛傳之後，便做出盡早在3月15日立即廢除農奴制度的表決，不過幾天之後，帝國政府為了削弱革命的農民基礎，立即頒布了在加利西亞（Galicia）廢除農奴制度、在捷克廢除強制勞動和其他封建義務的法令。無疑，這是因為「社會秩序」陷入險境的緣故。
農民起義的危險性在不同的地區情況不一。農民能夠而且確實會被保守的政府收買，尤其是在那些他們的領主或剝削他們的商人和高利貸者恰巧是另一個「革命的」民族的地方，例如波蘭人、匈牙利人或日耳曼人。德意志的中產階級，包括萊茵地區自信正在蓬勃成長中的企業者們，不可能強烈擔憂任何立即可能會出現的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政權，因為除了科隆（Cologne）和柏林之外，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運動幾乎不存在。在科隆，馬克思設立了他的總部；在柏林，共產主義者斯特凡·博恩（Stefan Born）組織了一次相當重要的工人階級運動。然而，正像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歐洲中產階級認為他們在蘭開夏事件的硝煙中看到了他們將來的社會問題那樣，他們也認為他們在巴黎的街壘後面看到了另一種未來的社會問題。巴黎是革命的先驅地和輸出地。二月革命不但是「無產者」促成的，而且是具有自覺性的社會革命。其目的不僅是建立共和國，而且是要建立民主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其領導人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其臨時建立的政府中，事實上就包括一名名副其實的工人——機械工艾伯特（Albert）。在革命的最初幾天，起事者還不確定是應該用三色旗好，還是該用社會主義革命的紅旗。
除了民族自治或獨立成為問題的地方外，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溫和反對派既不要求革命，也不真正參加革命；而且就算是有關民族問題，溫和主義者也寧願採取談判和外交的辦法，而不用對立的方式。無疑他們需要得到更多滿足，但他們更樂意尋求讓步。那些如沙皇般愚蠢無知而且傲慢自大的專制主義者，遲早都得被迫讓步，這是顯而易見的；而通過國際造成的變化，遲早會被決定這類事務的「強權」寡頭們所接受。現在他們既然被窮人的力量或巴黎的模式推到革命之中，自然想盡可能地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有利局勢。然而，實際上經常是在一開始他們對左翼的恐懼都會超過舊制度。從巴黎街上的寨壘建起伊始，所有的溫和主義者（像加富爾認為的那樣，也有很多激進主義者）就存在著轉變成保守主義者的可能。當溫和主義者的觀點快速地轉換和棄守的時候，民主激進派中的不妥協者——工人——遂受到了孤立，或處於更不利的地位，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保守主義、先前的溫和主義以及舊制度，即法國人所稱的「秩序黨」（party of order）的聯合。1848年革命終歸失敗，其原因在於革命中的決定性對立雙方不是舊制度和聯合一致的「進步力量」，而是「秩序黨人」和「社會主義革命者」。發生關鍵性敵對衝突的場合不是2月的巴黎，而是6月的巴黎。在巴黎的6月起義中，工人們因處於孤立的地位而被打敗並遭到屠殺。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戰鬥，視死如歸，傷亡慘重。總計大約1500人在巷戰中喪生——其中政府軍大約占2/3。富人對窮人的仇恨在此表現得非常明顯，正是這種仇恨使得失敗後的窮人有大約3000人遭到無情的屠殺；另外還有1.2萬人遭到逮捕，他們大多數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的苦工營去了（巴黎二月革命約有370人死亡）[6] 。
所以，只有在激進主義者足夠強大且與群眾運動足夠密切，能夠進而拉著溫和主義者前進或甩開他們自行起事的地方，革命才會蓬勃發展。這種形勢最可能發生在以民族解放為關鍵問題的地方，因為要達到民族解放的目標，需要不斷地動員廣大群眾參與。這就是為什麼革命會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匈牙利持續最久的緣故。（在法國，不存在民族獨立和統一問題。日耳曼民族主義者正忙於統一一些分裂的邦國，但妨礙其統一的不是外國佔領，而是——除了出於狹隘的地方分裂主義的既得利益之外——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個強國的態度，它們均認為唯有自己才能代表德意志。斯拉夫民族主義的願望一開始就與那些「革命的」民族相衝突，例如日耳曼人和馬扎爾人，所以他們就算不實際充當反革命的支持者，也是默不作聲。甚至捷克左派也認為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保護他們免於被德國兼併。波蘭完全沒有參加革命。）
在意大利，溫和主義者團結在反對奧地利的皮埃蒙特國王身後，並且在米蘭起義後得到各小公國的支持，儘管這些小公國仍懷有很大戒心。於是，溫和主義者帶頭與壓迫者進行戰鬥，同時又時時提防著共和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由於意大利各邦國的軍力薄弱，皮埃蒙特國王的躊躇遲疑，加上（也許是最重要的）他們又拒不請求法國協助（他們認為法國會壯大共和力量），遂在7月的庫斯托扎（Custozza）一戰中被重組後的奧地利軍隊打得一敗塗地。〔值得注意的是，偉大的共和主義者馬志尼（G.Mazzini，1805—1872），儘管有著奮鬥不息的政治抱負，百折不撓，但卻反對向法國求援。〕這次失敗使溫和主義者名譽掃地，民族解放的領導權轉到了激進主義者手裡。激進主義者於秋季在幾個意大利城市奪得政權，1849年年初終於建立起一個羅馬共和國，馬志尼為此大加宣揚。〔在一個叫達尼埃萊·馬寧（Daniele Manin，1804—1857）的聰明律師領導下，威尼斯已經變成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一直堅持到1849年8月末才被奧地利軍隊征服，其堅持的時間甚至比匈牙利人還要久。〕激進主義者無法在軍事上抵擋奧地利，雖然他們能促使皮埃蒙特於1849年再次宣戰，但奧地利軍隊於3月份便在諾瓦拉（Novara）一役輕而易舉地贏得勝利。更有甚者，儘管他們有決心驅逐奧地利人，統一意大利，但整體說來他們與溫和主義者同樣害怕社會革命。甚至連馬志尼也反感社會主義，反對對私有財產進行任何干涉，他僅把自己的目標限制在精神方面，儘管他對普通百姓有著無限熱情。在初遭挫敗之後，意大利人的革命壽命已經來日無多，徒然苟延殘喘而已。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那些鎮壓意大利革命的人當中，有當時非革命的法國軍隊，這支軍隊在6月初征服了羅馬。法國人對羅馬的遠征意在重振法國在半島上的影響，以對抗奧地利人。法國此舉的後果還有一個附帶收穫，就是贏得天主教徒的好感，後革命時期的法國政府正需要依靠天主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