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繁榮
那些強有力地掌握和平、資本和機器的人，利用它們來為公眾造福謀利，他們是公眾的僕人，因此當他們利用自己的資財使他人富有之際，同時也使自己富有。
——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1852年[1]
一個民族並不需要運用害人的計謀，只要溫順善良，努力工作，不斷致力於自我改進，便可獲得物質上的富足。
——摘自克萊蒙—費朗（Clemont-Ferrand）；《反愚昧的社會》，1869年[2]
地球上人類居住的面積正在快速擴大。新的社群，亦即新的市場，每天都在西方新大陸向來荒蕪的地區興起，也每天都在東方舊大陸始終肥沃的島嶼上出現。
——《費勒波洛斯》，1850年[3]
1
在1849年，很少有觀察家會預料到，1848年革命竟會是西方的最後一場普遍革命。在未來的70年間，大多數先進國家中的自由主義、民主激進主義和民族主義，儘管不包括「社會共和主義」，它們的政治要求逐步得以實現，沒有遭遇到重大的內部動盪；而且，歐洲大陸先進地區的社會結構已證明它們能夠抵擋20世紀大災難的打擊，至少直到目前為止（1977年）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在於1848年至19世紀70年代初期，該地區經歷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濟轉變和膨脹。這就是本章的研究課題。在這個時期，世界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世界，一小部分有影響力的「先進」國家，發展成為以工業經濟為主的國家。
這一史無前例的經濟突飛，開始於一個繁榮的歷史時期。由於這場繁榮曾被1848年的事件暫時阻遏，所以顯得更加壯觀。1848年革命是被一場最後的也許是最大的舊式經濟危機引發的。這種舊式危機是發生在依賴收成和季節的靠天吃飯的社會。「經濟週期」的新社會有它自己的漲落波動方式，也有它自己的現實難題。只有社會主義者直到現在還認定「經濟週期」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節奏和模式。然而，到19世紀4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不景氣與不穩定時代看來已接近尾聲，大躍進發展的時代正將開始。1847—1848年出現了經濟週期性的衰退，而且是嚴重的衰退。大概是由於與舊式危機巧遇，所以無異於雪上加霜。但是，從純粹的資本主義觀點來看，這只不過是一條看似不斷上漲的曲線上的一次陡跌。羅斯柴爾德是一位敏感的經濟人，儘管他缺乏政治預見。他非常滿意地看待1848年年初的經濟形勢。可怕的「恐慌」似乎已經過去，前景將是美妙的。儘管工業生產恢復得足夠快，甚至已從革命那幾月的實際癱瘓中掙脫出來，但整體形勢仍然詭譎不定。因此，我們很難把全球大繁榮的起點放在1850年之前。
1850年之後發生的事情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例如，英國的出口從未比1850年後的七年間增長得更快。英國棉布——是其半個世紀多以來向海外市場滲透的先鋒——的實際增長率也超過之前的幾十年。1850—1860年間，大約增長一倍，從絕對數量上看，其增長更是驚人：在1820—1850年間，其出口額增長大約11億碼，但在1850—1860年這10年間，出口額的增加遠超出13億碼。棉紡工人的數量在1819—1821年和1844—1846年間增加了大約10萬，但在1850年後10年裡的增長速度是其兩倍。[4] 我們在此所列舉的乃是龐大的舊產業，由於各地工業的迅速發展，該產業在這10年中，實際上已在歐洲市場失去買主。無論我們從哪方面著眼，都可以找到同樣的繁榮證據。1851—1857年間，比利時的鐵出口增加了一倍多。1850年之前的25年間，在普魯士出現了67家股份公司，擁有資本總額4500萬泰勒（Thaler，德國舊銀幣名），但在1851—1857年的短短幾年間，便建立了115家（不包括鐵路公司），擁有資本總額達1.145億泰勒，它們幾乎都是在1853—1857年這一幸福時期裡湧現的。[5] 幾乎沒有必要羅列更多諸如此類的數據，但當時的商人們，特別是公司的發起人，確實對此不遺餘力地講述和宣傳。
對於追求利潤的商人來說，這場繁榮最令他們滿意的是廉價資本與價格飛漲的結合。（經濟週期形式的）蕭條總是意味著低價格，起碼在19世紀是這樣。繁榮通常意味著通貨膨脹。儘管如此，英國的物價水平在1848—1850年和1857年間上升約1/3，這個漲幅還是相當驚人的。因此，明擺在產業家、商人，尤其是公司發行人眼前的高額利潤，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在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期，巴黎動產信貸銀行（Credit mobilier）的資本利潤率曾一度高達50%。[6] 動產信貸銀行是一個金融公司，也是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象徵（見第十二章）。而且商人並不是這一時期的唯一獲利者。就像先前已提到的那樣，就業機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無論是在歐洲還是海外，大批的男女正在向海外移民（見第十一章）。歐洲最強有力的證據，就是幾乎看不到失業，1853—1855年間的穀物價格猛漲（即生活的主要開銷），不再使各地出現飢餓暴動，除了一些極其落後的地區，例如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和西班牙。高就業率和在必要時願意暫時提高工資的讓步，緩和了人們的不滿。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於當時有充足的勞動力進入市場，遂使勞動力的價格更為低廉。
這場繁榮的政治後果是意義深遠的。它為被革命動搖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喘息時間，同時也毀滅了革命者的希望。簡而言之，政治進入了冬眠狀態。在英國，憲章主義銷聲匿跡。儘管其銷聲匿跡的時間遠比歷史學家們習慣上認為的時間晚得多，但仍無法否認其最後的結束。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1819—1869）是憲章主義領袖群中最堅忍不拔者，但即便是他，在19世紀50年代後期也放棄了重振獨立工人階級運動的企圖。他像大多數老憲章主義者一樣，與那些想要把工人組織成脅迫團體，從而向自由主義的激進左派施加壓力的人同心共事。議會改革暫時不再是英國政治家所操心的事，於是，他們可以心無旁騖地忙於在複雜的國會中爭奪選票。即使是像在1846年贏得《穀物法》（Corn Laws）廢除的中產階級激進者科布登（Cobden）和布賴特（Bright）這類人物，在當時的政壇上亦是被孤立的少數。
對於歐洲大陸上的復辟王朝和法國革命的意外產兒——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這段喘息時間更為重要。在這一時期，路易·拿破侖得到了千真萬確且感人至深的多數選票，為他所謂的「民主」皇帝披上了真實色彩。對於舊君主國和公侯國來說，擁有這段政治復甦與穩定繁榮的時間，比讓它們的王朝在政治上名正言順更重要。它們也從這段喘息時間得到財政收入，不用去徵求代議機構批准徵稅或招惹其他麻煩事，至於那些政治流亡者只能在同夥之間狠命地相互攻擊，此外別無他法。就當時而言，這些君主公侯在國際事務中雖然顯得軟弱，在其國內卻相當強大。甚至在1849年得借助於俄國軍隊干涉才得以復辟的哈布斯堡王朝，此際也能將它的全部領土——包括桀驁不馴的匈牙利——置於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政府之下。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這一平靜時期由於1857年蕭條的出現而宣告結束。從經濟方面而言，這只是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小間斷，到了19世紀60年代遂又重新以更大的規模繼續成長，並在1871—1873年間達到繁榮的頂峰。在政治上，它則使形勢為之一變，最明顯的是它使革命者的希望成為泡影。革命者本來希望這場繁榮會促成再一次的1848年革命，但在抱這種希望的同時，他們也承認「群眾由於這段長期的繁榮而變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厭」。[7] 然而政治確實在復甦。在短暫的蟄伏之後，先前所有的自由政策問題再一次被搬上議事日程，其中包括意大利和日耳曼民族的統一、制憲改革、人權自由以及其他問題。1851—1857年的經濟膨脹，是在政治真空期中發生的，它延長了1848—1849年革命的失敗和衰竭；而1859年之後的經濟飛躍，卻是與激烈的政治活動同時展開。另一方面，儘管被各種外部因素所中斷，例如1861—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爭，然而19世紀60年代在經濟上還是相對穩定的。下一個經濟衰落期（發生在1866—1868年的某時，因感受和地點而異）不像1857—1858年那樣具有全球性，也不像1857—1858年那樣引人注目。簡而言之，政治在經濟的大發展時期復甦了，但不再是進行革命的政治。
2
如果歐洲還是生活在巴洛克時代，那麼它將以壯觀的假面舞會、聖歌遊行和歌劇表演，在其統治者面前象徵性地炫耀其經濟成就和工業發展。事實上，成功的資本主義世界，有自己相應的表達方式。資本主義在全球獲得勝利的時代，是以宏偉全新的自我慶祝儀式揭開序幕，亦即「萬國博覽會」（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每一次展覽都在一個宏偉的紀念宮中舉行，隆重地展示其財富增加和技術進步——倫敦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1851年），維也納的羅托納達圓頂大廳（Rotunda，「比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還要大」），每一個都展示了豐富繁多的製造品，每一個都吸引來眾多的國內外觀眾。在1851年的倫敦博覽會上，有1.4萬家廠商參展，這是在資本主義的老家舉行了極其隆重的典禮。參展的廠商數量，1855年巴黎博覽會有2.4萬，1862年倫敦博覽會有2.9萬，1867年巴黎博覽會有5萬。值得自豪的是1876年在美國舉行的「費城百年紀念會」。這次盛會由美國總統剪綵開幕，巴西皇帝和皇后也參與盛會——頭戴王冠之人現在也習慣在工業產品面前俯首讚譽。來此參加喝彩的還有當地的13萬市民，他們是到此光顧「時代之進步」的1000萬人中的首批遊客。
這種進步的原因何在？為什麼在本書所論時期經濟擴張的速度會如此可觀？這些問題應當暫時擱置。回顧19世紀上半葉，應引起關注的是下面這項對照，即巨大和快速成長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所能達到的生產能力，與其無法擴大的基礎和無法擺脫的枷鎖之間的對照。生產力可以戲劇化地提高，但卻沒有能力擴大其產品的銷售市場，擴大其積累資本的可獲利場所，更別提以相應的速度或適當的工資來創造就業機會。甚至在19世紀40年代後期，正值德意志工業擴張前夕，理智和機敏的日耳曼人士就認識到，無論是什麼工業化，都無法為數量龐大且日益增長的貧窮「剩餘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就像他們今日對欠發達國家的看法一樣。正因為如此，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個危機時期。革命者曾希望這次危機是決定性的，甚至商人們也曾經擔心這次危機很可能會斷送他們的工業制度（見《革命的年代》第十六章）。
由於如下兩個原因，這些希望和擔心被證明是多慮的。首先，主要得感謝其自身追求資本積累的壓力，早期的工業經濟已取得了馬克思所說的「無比成就」：鐵路的修建。其次，是由於鐵路、汽船和電報——它們「最終代表著適合現代化生產工具的交通工具」[8] ——資本主義經濟的地理範圍隨著其商業交易的增加，突然成倍擴大。整個世界都變成其經濟範圍。世界的一體化也許是本書所論時期最有意義的發展（見第三章）。H.M.海因德曼（H.M.Hyndman，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商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儘管在這兩方面皆不是代表性人物）在幾乎半個世紀之後回顧這個時期，很恰當地把1847—1857年這10年與地理大發現以及哥倫布（Columbus）、達·伽馬（Vasco da Gama）、科爾特斯（Cortez）和皮薩羅（Pizarro）的征服時代相比擬。儘管這10年間並未有過轟動世人的發現，而且（除少數例外）也很少有正式的新軍事征服地，但是，一個全新的經濟世界已加在舊經濟世界之上，並與其融為一體。
這項發展對於經濟前景尤具重要性，因為它為巨大的出口繁榮提供了基礎——無論是在商品、資本和人力上——這在其經濟擴張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對於當時仍是資本主義主力國家的英國而言。大眾消費經濟仍未出現，也許除了美國以外。國內的窮人市場，在還沒被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取代之前，仍無法充當經濟發展的主要基礎。（1850—1875年間，一方面，英國的棉產品出口數量是以前的三倍，另一方面，英國國內市場的棉布消費卻僅僅增長2/3。[9] ）當然，在先進國家人口呈現快速增長而且平均生活水準普獲提高的時代，大眾消費市場也是不可忽視的（見第十二章）。然而，市場的大幅橫向擴展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是在消費品方面，還是在用來建設新工廠、交通事業、公共設施和城市的物資方面，也許後者更為重要。資本主義現在已把整個世界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無論在國際貿易還是在國際投資上，其熱情均不亞於其搶佔國際市場時的表現。世界貿易在1800—1840年間增加不到兩倍。在1850—1870年間，卻增加了260%。所有可以買賣的東西都投入了市場，包括那些遭到收受國公開抵制的物品，例如鴉片〔孟加拉和馬爾瓦（Malwa）鴉片出口的年平均箱數，在1844—1849年是4.3萬箱，1869—1874年增至8.7萬箱[10] 〕。從英屬印度出口到中國的鴉片數量增加兩倍之多，價值則幾乎是先前的三倍。及至1875年，英國的海外投資已達10億英鎊——比1850年提高3/4——而法國的國外投資在1850—1880年間躍升了10倍以上。
當代的觀察家——他們的目光盯在較不屬於經濟基本面的問題上——幾乎都會強調另一原因，也就是第三個原因：1848年後在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的黃金大發現（見第三章）。黃金這個成倍增多的世界經濟支付物，解決了許多商人認為是扯後腿的迫切難題，它降低了利率，並推動了信貸業的發展。短短七年，世界黃金供應量增加了六到七倍，英國、法國和美國平均每年發行的金幣數量從1848—1849年的490萬英鎊到1850—1856年間的每年2810萬英鎊。金銀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直到今日仍是熱烈爭論的課題，我們不必介入這場爭論。缺少這些黃金也許不會像當時人認為的那樣嚴重地導致經濟上的不便，因為其他的支付辦法如支票、匯票等在當時還是一種比較新穎的手段，不但更易普及，而且正在以相當快的速度流行。然而，新出現的黃金供應的確有三方面的益處，這是無可辯駁的。
第一，它們對出現於1810年至19世紀末的較罕見形勢，具有決定性的推波功效，亦即那種價格持續上漲，通貨卻只輕微波動的現象。基本上，這個世紀的多數時間都是通貨緊縮的，主要是由於技術的不斷進步使得工業產品成本降低，加上新開闢的糧食和原料來源持續出現，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儘管是時斷時續的）。長時間的通貨緊縮（即利潤微薄）對商人的損害並不嚴重，因為他們的製造和出售量很大。然而，一直到這個時代結束，貨幣緊縮卻對工人好處不大，這可能是因為生活必需品價格沒有下降到相應的購買水平，或是他們的收入太少，不足以使他們從中顯著獲利。相對而言，通貨膨脹無疑提高了獲得利潤的機會，從而鼓勵人們經商創業。這個時期基本上是通貨緊縮，偶爾穿插一點兒通貨膨脹。
第二，大批黃金有助於建立以英鎊為基礎的穩定可靠的貨幣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少了這種本位制度，就像20世紀3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所經歷的那樣，國際貿易會變得更困難、更複雜、更不可預測。
第三，淘金熱本身就開闢了新的地區，主要是在環太平洋地帶，並活躍了這些地區的經濟活動。在淘金過程中，他們「白手起家，開闢市場」，就像恩格斯致馬克思信中憤憤指出的那樣。到了19世紀70年代中葉，無論是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還是這一新式「礦業邊疆」的其他地帶，都已成為絕不可忽視的地方。在那些地區居住著300萬名居民，他們所擁有的現金比其他地區相同數量的居民所擁有的要多得多。
當時人當然還會強調另一原因的促進作用：私有企業的自由化。眾所周知，這是一種推動工業進步的動力。在所有刺激經濟增長的秘方當中，再沒有比經濟自由主義更能獲得經濟學家、政治家以及行政官員一致青睞的了。那些妨礙生產要素流動的殘存制度以及任何有害自由經營和追求利潤的障礙，都在經濟自由主義的衝擊下全面瓦解。這項普遍清除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影響力不限於那些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獲得勝利或佔優勢的國家。我們可以說，在歐洲的復辟專制君主國和公侯國中，這項活動進行得比英國、法國和低地國家更顯著，因為在那些地區存在著更多的障礙需要清除。行會和工團對工匠生產的控制，在德意志原本十分嚴重，如今卻讓位給自由貿易主義——自由創辦和經營任何行業。這項發展在奧地利出現於1859年，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區則於1860年後的第一個五年間實現。自由主義的完全確立，是在北日耳曼聯邦（North German Federation，1869年）和德意志帝國時期。然而此舉卻招致很多工匠不滿，他們因而逐漸敵視自由主義，並在日後成為19世紀70年代右翼運動的支持者。瑞典在1846年就廢除了行會，於1864年建立完全的自由經濟；丹麥在1849年和1857年廢除了舊的行會立法；俄國大多數地區從來就不曾存在行會制度，但它還是取締了波羅的海地區一個（日耳曼）城鎮中的最後一個行會痕跡（1866年）。不過基於政治原因，俄國仍然繼續限制猶太人，只允許他們在特定的聚居區從事商業貿易。
從立法上對中世紀和重商主義時期進行清算，並不只限於手工業行會。反對高利貸的法律本來早已是一紙空文，英國、荷蘭、比利時以及北部德意志更在1854—1867年間正式廢除。政府對採礦業的嚴格控制——包括礦山的實際開採——也逐漸開放，普魯士便在1851—1865年間廢除限制，因此任何企業家現在都有權開採他所發現的任何礦物（需獲得政府許可），並且可以採取他認為合適的生產方式。同樣，組建商業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或類似組織）現在變得更容易，同時也擺脫了官僚控制。在這方面，英國和法國領先一步，德國直到1870年後才建立公司註冊制度。商業法律也被修改得適合於普遍看好的商業發展狀況。
但是在某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發展趨勢是朝著完全的貿易自由邁進。誠然，只有英國（1846年後）完全放棄保護主義，保留關稅——至少在理論上——只是為了財政利益。然而，除了消除或減少國際水上航道的限制〔例如多瑙河（1857年）和丹麥與瑞典之間的松德（Sound）海峽〕和設立大金融區〔例如1865年成立的法國、比利時、瑞士和意大利拉丁貨幣聯盟（Latin Monetary Union）〕以簡化國際的貨幣制度之外，19世紀60年代還出現了一系列的「自由貿易條約」，在實質上拆除了主要工業國家之間的關稅壁壘。甚至俄國（1863年）和西班牙（1868年）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入了這一運動。只有美國仍然是保護主義的堡壘，因為美國工業依賴一個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並且幾乎不需要進口；但即使在美國，19世紀70年代初期也有適度的改善。
我們甚至可以再做更進一步的探討。直到那時為止，甚至最大膽、最無情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完全依賴自由市場方面也躊躇卻步，儘管理論上他們應當這樣做，特別是在僱主和工人的關係上。然而即使在這一敏感領域，非經濟性的強制措施也取消了。在英國，《主僕法》遭到修改，建立了雙方當事人皆可片面終止契約的對等關係；北英格蘭礦主的「一年契約」被廢除，代之以標準的契約，這種契約可由單方（工人）隨時通知對方宣佈解除。乍看之下這種發展頗令人驚訝，在1867—1875年間，限制工會和罷工權利的重要法令，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便遭全面廢止（見第六章）。其他多數國家還是不願把這種自由交給勞工組織，儘管拿破侖三世相當大程度地放鬆了對工會組織的法律禁止。但是，在先進國家中，整體形勢現在傾向於像日耳曼1869年商業法規所說的那樣：「那些單獨從事貿易或商業的僱主與其所雇店員和徒工之間的關係，是由自由契約決定的。」只有市場能支配勞動力的買和賣，就像支配其他東西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