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東方）掀起模仿歐洲習尚的風氣，包括借用危險的歐洲藝術。然而西方文明在東方統治者手裡不會開花結果，不但無法恢復他們搖搖欲墜的國家，反而會加速其滅亡。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1]
《聖經》不曾對溫馨現代的人類生活給予任何保證……我們必須在所有的東方國家中建立恐怖政府。到那時，也只有那時，現代生活的益處方能得到理解和重視。
——J.W.凱伊，187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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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產階級的世界裡，「生存競爭」是其經濟思想、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以及生物思想的基本隱喻。在「生存競爭」的環境中，唯有「適者」能夠生存。適者不僅有權生存，而且有權統治。對世上那些擁有經濟、技術以及軍事優勢的人來說，他們無往不勝。這些勝利者主要分佈在西北歐、中歐以及上述兩地移民在海外所建立的國度中（主要是美國），占世界絕大多數的其餘部分，便成了他們的盤中餐。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期間，除去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北非部分地區，幾乎沒有其他國家淪為殖民地或具有殖民地的形式。（我們暫且把盎格魯—撒克遜人定居的地區，例如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加拿大撇在一邊。它們雖然尚未正式獨立，但顯然不被視為是「原住民」居住的地區。「原住民」是個中性詞，但有很強的輕蔑味道。）大家一致承認，這三個例外地區絕不是不值一提的小地方：光是印度一地，便占1871年世界人口的14%。同時，在本書所述時期，雖然沒有增加多少新殖民地，但世界其餘地區享有政治獨立的國家幾乎微不足道。在經濟上，它們聽憑資本主義擺佈，只要它們在資本主義所及範圍之內。在軍事上，它們的劣勢更是顯而易見。（西方）炮艦和遠征軍看來所向披靡。
事實上，當歐洲人在恫嚇虛弱的傳統政權時，並不像表面上那樣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世界上有許多強悍民族（英國政府官員稱他們為「尚武民族」），如果在陸地上與歐洲軍隊對壘，一定能將歐洲人打得落花流水，雖然在海戰中必敗無疑。奧斯曼士兵驍勇善戰，久負盛名。他們不僅能夠鎮壓反叛蘇丹的臣民，將他們斬盡殺絕，而且能夠勇敢面對他們最危險的宿敵：俄國軍隊。奧斯曼帝國因此得以在歐洲列強之間巋然不動，至少延緩了其崩潰。英國士兵對印度的錫克族人（Sikhs）、印度西北部帕坦人（Pathans）和非洲的祖魯人（Zulus）以及法國士兵對北非的柏柏爾人（Berbers），亦不敢輕視。從經濟上看，遠征軍在非正規戰或游擊戰的不斷打擊下，遇到嚴重的麻煩，特別是在邊遠山區，外國人在這類地區完全得不到支持。俄國人在對付諸如高加索人的反抗中，苦戰了幾十年。英國人知難而退，放棄直接控制阿富汗的企圖，而以監控印度西北邊界為滿足。最後一點，由少數外國征服者對幅員廣闊的大國進行永久性佔領是很難如願的，代價也很高。其實即使不永久佔領，先進國家也能將其意志和利益強加在被征服國家身上，因此永久佔領看似有些得不償失。不過從未有人懷疑在必要時永久佔領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對世界大部分地區而言，它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它們充其量只能對加諸在它們身上那股越來越大的壓力做出一些反應而已。大體說來，任人宰割的那部分世界包括下列四個地區：首先，是伊斯蘭世界和亞洲地區的殘存帝國或大型獨立王國，例如奧斯曼帝國、波斯、中國、日本以及一些較小王國，例如摩洛哥、緬甸、暹羅和越南。除日本之外——日本將另行闡述，參見第八章，這些大國日益受到19世紀資本主義新興力量的破壞；小國則在本書所述時代結束之後，淪為列強殖民地，只有暹羅因作為英法勢力緩衝區而未遭佔領。其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前的美洲殖民地，在這段時間，它們是名義上的獨立國家。再次，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對於這個地區不需多費筆墨，因為它在本書所述時期並未引起多大注意。最後，是已被正式殖民化，或被正式佔領的國家，主要是亞洲國家。
上述四類國家都面臨一個根本問題：對於西方正式或非正式的佔領，它們應該持什麼態度。嗚呼白人過於強大，無法拒之門外，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了。墨西哥東南部尤卡坦（Yucatan）叢林裡的瑪雅（Maya）印第安人，為了恢復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曾在1847年試圖把西方人趕走，實際上由於1847年爆發的「種族戰爭」（Race War），他們或多或少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最終——到了20世紀——龍舌蘭和口香糖又將他們置於西方文明的羽翼之下。不過尤卡坦的情況例外，因為地處偏僻，離它們最近的白人國家（墨西哥）又太弱，英國在它們旁邊倒是有塊殖民地，近在咫尺，但英國人並沒有去恫嚇它們。善戰的遊牧民族和山區部落民族可能嚇得白人不敢進犯。我們可以想像，白人之所以很少前往那些地區是由於力量不足，而非山高路遠，或是經濟效益不高。對於那些不屬於資本主義世界但具完善政治組織的國家來說，問題並不是可不可能避開白人文明世界，而是應如何看待它的影響：是照搬照抄，還是堅決抵制，或兩者兼而有之，僅此而已。
世界上處於從屬地位的地方有兩類已在歐洲統治下被迫進行「西化」，或正處於「西化」過程之中：它們就是美洲的前殖民地和實際已成為殖民地的地區。
拉丁美洲已擺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的地位，而成為法律上眾多主權國家的集合體。這些主權國家在西、葡留下的機制上，又加上一套大家熟悉的19世紀（英國和法國）自由中產階級的機制和法制。西、葡留下的機制主要是帶有地方色彩的羅馬天主教機制。羅馬天主教在當地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當地人多半指印第安人，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地區主要為非洲人。〔來自非洲的奴隸仍繼續信奉他們的宗教（或多或少已與天主教統一），除海地外，看來沒有與占統治地位的宗教發生衝突。〕資本主義式的帝國主義，不會採取有系統的措施迫使其受害者改信基督教。該地都是農業國家，距離世界市場相當遙遠，如果不是靠近河流、海港或火車站，它們實際上也不可能進入世界市場。除了奴隸種植園、難以深入的部落聚居地以及極北極南的邊遠地區外，這些農業國家的居民主要是各種膚色的農人和牧人。他們住在自治的村社裡，直接受雇於大農場主，很少人有本事自力更生。民眾受到大農場主的財富奴役，這些有錢人的地位因西班牙殖民主義的廢除而得到明顯改善。西班牙殖民時期曾企圖對大地主維持某種控制，包括給予農民（主要是印第安農民）村社某些保護。此外，他們也受武裝集團的統治（地主或其他任何人都可豢養一批武裝人員），武裝人員是軍事首領的基礎，這些軍事領袖各自統率自己的軍隊，並已成為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大家相當熟悉的組成要素。這個大陸的所有國家基本上都是寡頭政治。在現實中，這代表著民族勢力和民族國家的體質都異常虛弱，除非國家面積小，或獨裁者凶殘到足以使遙遠的臣民也懾於其淫威（至少是暫時的）。如果這些國家要與世界經濟建立聯繫，就得通過外國人，因為外國人控制了其糧食的進出口，控制了運輸（智利例外，智利有其蓬勃發展的船隊）。本書所述時期，這些外國人主要是指英國人，也有一些法國人和美國人。當地政府就靠從對外貿易中進行搜刮，靠借貸發財，當然主要是向英國借貸。
獨立後的頭幾十年裡，因經濟蕭條，許多地區人口下降。巴西、智利倖免於難。巴西在當地一位皇帝的領導下，採取和平手段脫離葡萄牙，免去內戰浩劫，因此未遭破壞。智利孤零零地坐落在太平洋沿岸氣候溫和的一條狹長土地上。新政權——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共和國最多的地方——進行了自由主義改革，但未取得實際結果。其中有些大國（後來成為重要的國家）實行寡頭獨裁政治，主政者都是土生土長只關心內政並且敵視創造發明的人，如阿根廷的獨裁者羅薩斯（Rosas，1835—1852）。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的驚人過程中，這種寡頭政治的局面必定會因此發生重大改變。
首先是巴拿馬以北地區，自從西班牙、葡萄牙消失之後，拉丁美洲面臨先進國家更加直接的干涉，這是它們以往未曾經歷過的。墨西哥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國於1846年對它發動侵略，結果墨西哥割讓給美國大片領土。接著，歐洲和美國發現這一大片未開發地區，不但物產豐富，而且都很值得進口——秘魯的海鳥糞，古巴以及其他各地的芋草，巴西以及其他地方的棉花（特別是美國內戰期間），咖啡（特別是1840年後的巴西咖啡）以及秘魯的硝酸鹽，等等。其中有些產品受寵時間不長，大起大落，失寵的速度和它們看漲的速度一樣快：秘魯的海鳥糞在1848年前尚未開始出口，到19世紀70年代已告結束。拉丁美洲要到19世紀70年代以後才開始發展相對長期的出口產品，這些產品直到20世紀中葉，甚至今日仍然有一定的市場，經久不衰。外國資本開始投資拉美大陸的基礎設施——鐵路、港口等公共設施陸續修建；歐洲移民也大規模增加，古巴、巴西是主要移居國，而氣候宜人的拉布拉塔河口尤其受移民者的青睞。（據粗略統計，1855—1874年，約有25萬歐洲人在巴西定居；在大約同樣長的時間裡，有80多萬歐洲人移往阿根廷和烏拉圭。）
這些情況對於那些獻身於拉美大陸現代化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人是個鼓舞。這個大陸當時很窮，但資源豐富，潛力雄厚，例如秘魯，一位意大利旅遊者形容它是「一個坐在一大堆金子上面要飯的乞丐」。外國人在某些國家，例如墨西哥，也真正構成了威脅，但與當地崇尚傳統的農民、落後邊遠地區的老式地主以及以教會為代表的可怕惰性相比，其危害就又另當別論了。換句話說，如果不先克服這些落伍勢力，幾乎沒有機會能與外國匹敵。而克服它們的辦法，唯有殘酷無情地實行現代化和「歐洲化」。
受過良好教育的拉美人所鍾愛的「進步」思想，不只是共濟會和功利主義者提倡的開明的自由主義（在獨立運動中，這種思想甚受歡迎）。19世紀40年代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保證既有完美的社會，又有經濟發展）深深打動知識分子的心；從19世紀70年代起，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實證主義深入巴西（時至今日巴西的民族格言仍是孔德的「秩序和進步」）和墨西哥（程度略輕一些）。儘管如此，古典「自由主義」仍舊很有市場。由於1848年革命和世界資本主義擴張，自由主義者有了大展宏圖的機會。他們真的砸碎了舊殖民主義的法制秩序。他們進行了兩項彼此相關的重要改革：第一項是循序廢除土地佔有權、使用權（私有財產除外）和土地買賣（巴西在1850年頒布土地法，哥倫比亞則於同年取消對印第安土地分割的限制）；更重要的第二項是對教會進行無情打擊，這項改革恰巧也必須取消教會對土地的佔有。墨西哥在貝尼托·胡亞雷斯（Benito Juarez，1806—1872）總統領導下，根據1857年憲法，將反對教會的鬥爭推向最高潮（墨西哥是政教分離的），人民無須再向教會繳納農產品什一稅，牧師被迫宣誓效忠政府，政府官員禁止參加宗教儀式，禁止教會土地變賣，等等。其他國家也爭先恐後地發起反教會運動。
原先企圖通過政治權力強制實行組織現代化，並進而改革社會的嘗試，結果失敗了，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獨立無法跟上腳步。自由主義者是這塊農業大陸上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他們如果享有真正的權勢，這權勢也是建立在一些靠不住的將軍的支持上，建立在當地一小撮地主家庭的支持上。拉丁美洲的地主出於莫名其妙的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達爾文毫不相關的理由，將他們的族人聚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就社會和經濟而言，直到19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內陸地區的變化甚微，有的只是地主權力加強，而農民處境更糟罷了。由於這個變化是在世界市場對拉丁美洲的衝擊之下發生的，因此其結果肯定是傳統經濟不得不為進出口貿易服務，而進出口貿易卻是由外國人或外國殖民者借由幾個大型港口或首都進行控制的。只有拉布拉塔河口地區例外，該地集中了大量歐洲移民，最終成為一個全新的、非傳統的社會結構下的新居民區。19世紀第三個25年期間，拉丁美洲以無比的熱情擁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模式，從此走上「西化」道路（有時也很殘酷），除日本之外，世上其他地區的西化程度無出其右者。然而，結果卻頗令人失望。
歐洲殖民帝國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型（澳大利亞、加拿大暫且不談，該地主要是歐洲移民居住區，當地居民很少，歐洲人來此也是不久前的事）：一類是白人殖民者（不論他們在當地人口中所佔比重多寡）與當地土生土長的主要居民彼此共存的幾個地區（南非、阿爾及利亞、新西蘭）；另一類是只有少量歐洲移民的多數地區〔這些地區人種混雜的情況並不嚴重，與工業化之前的舊帝國不同。人種混雜的舊帝國殖民地有的依然存在（例如古巴、波多黎各、菲律賓），但從19世紀中期起，殖民者就不鼓勵歐洲人與當地人通婚，至少在印度是如此。那些無法輕易被「有色人種」同化（像美國那樣），或無法「充作」白人的混血兒，經常成為次級行政官員和技術人員的主要來源，像在印尼、印度那樣，這些人在印尼、印度壟斷了鐵路營運。然而原則上，「白人」與「有色人種」是涇渭分明的〕。「白人殖民者」的殖民地製造了殖民主義者最難解決的棘手問題，雖然這在本書所述時期已不具重大國際意義。土生土長的當地人無論如何都得面臨一個大問題：如何抵禦白人殖民者的進攻。儘管祖魯人、毛利人和柏柏爾人拿起武器時也非常可怕，但他們在取得某些局部勝利後，就無所作為了。如果殖民地人口中的當地人比重太高，問題就更嚴重，因為白人太少，需要大量借用當地人代表統治者管理、壓迫當地人，而且無可避免地利用當地現有的機制來實行統治，至少在地方層級得如此。換言之，殖民統治者面臨兩個難題：製造一個被同化的當地人階層來代表白人以及改造當地遠不合於白人利益的傳統機制。反之，當地民族所面臨的西化挑戰是更加複雜的問題，不是抵抗一下便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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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迄今最大的殖民地）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悖論性。外來統治本身對印度而言並不是個大問題，因為在這塊次大陸的歷史上，許多外國人（多數是中亞人）一次又一次征服過這片廣袤地域，外國人在此建立了有效的政權，因而也就合法化了。現在這個歐洲統治者，其膚色比阿富汗人白一些，官方語言比古波斯語稍微難懂些，但這並不會造成特殊困難；統治者沒有逼迫當地人放棄他們稀奇古怪的宗教而改信其他宗教（傳教士對此傷心不已），反倒給了他們一筆政治財富。然而，歐洲統治者強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規模超過以往任何從開伯爾（Khyber）山口之外帶來的變化。這些變化究竟是現代統治者有意造成的，還是他們古怪的思想意識和空前的經濟活動無心導致的，在此暫且不論。
變化是革命性的，但同時又是有限的。英國人努力使當地人西化，從某些方面說甚至是同化。其原因不僅是當地諸如寡婦須火焚殉葬等陋習使他們打從心裡怒火中燒，忍無可忍，更是由於行政管理和經濟方面的需要。行政管理和經濟秩序打亂了業已存在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雖然這種破壞並不是統治者的初衷。經過長期辯論，英國終於採納了麥考萊（T.B.Macaulay，1800—1859）的著名《備忘錄》（1835年），選送少數幾個印度人接受純英式教育，英印官方對這幾個印度人的教育和培養甚感興趣，主要是因為他們將成為次要的行政官員。一個小小的英國派精英集團誕生了。這個英國派集團有時與印度大眾相去甚遠，不但姓名換成英國式的，甚至說起家鄉話也結結巴巴。儘管如此，那些被英國同化得最徹底的印度人，也不會被英國人當作英國人看待。（就此，我們應向英國左派致敬，英國左派具有強烈的平等觀念，1893年有一個或兩個印度移民在倫敦選區當選，進入英國國會，成為印度移民出身的第一個左翼議員。）另一方面，英國不願或無法使一般印度大眾西方化，因為：（一）將印度人收為臣民的目的在於不讓他們與英國資本主義競爭；（二）肆無忌憚地干涉老百姓的風俗習慣，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三）英國人的生活方式和1.9億印度人（1871年）差別太大，很難填平這道鴻溝，只靠屈指可數的幾個英國行政官員是辦不到的。曾在19世紀統治過印度或在印度生活過的英國人，留下了許多極珍貴的文學作品，這些文獻對社會學、社會人類學和比較歷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貢獻（見第十四章）。在這個水火難容、誰也無能為力的主旋律中，這是唯一令人欣慰的變奏曲。
「西化」最終造就了印度解放鬥爭的領導人物、意識形態以及行動綱領。解放鬥爭的文化旗手和政治領袖，都是從與英國合作的人士中脫穎而出。他們以買辦資產階級的身份，從自己控制的領域或從其他支配方式裡獲益匪淺，決意模仿西方，使自己「現代化」。「西化」逐漸孕育出當地土生土長的工業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逐漸與宗主國的經濟政策發生矛盾。必須指出，不管這些「西化」精英在這個時期有什麼牢騷怨言，他們還是認為英國人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模式，同時也為他們造就了新機遇。一位未署真名實姓的民族主義者曾在《慕克吉雜誌》（Mukherjee』s Magazine ）上發表一篇大唱反調的文章，上面寫道：「當地精英被周圍虛假的光澤照得頭暈目眩……他們全盤接受其上司的觀點（並）對他們賦予無限信任，就像是信奉商業《吠陀經》（Veda ，《吠陀經》是印度婆羅門教的基本經典，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譯，意指智慧和光明。這裡用商業《吠陀經》含有譏諷之意）一樣。然而智慧之光終將把他們腦中的濃霧一掃而光。」[3] 這樣的民族主義者顯然是個特例。一般而言，對英國的抵制均來自傳統主義者，然而，當時勢演變成如同另一位民族主義者提拉克（B.G.Tilak）所追憶的那樣時，傳統主義的抵制也告銷聲匿跡。提拉克說，人們「先是被英國的清規戒律弄得眼花繚亂。接著是鐵路、電報、公路、學校使人們目瞪口呆。騷亂停息了，人們享受了和平與安寧……人們開始說甚至盲人也能拿著鑲金手杖從貝拿勒斯（Benares，即瓦拉納西）平安地走到拉梅斯沃（Rameshwar）」。[4]
1857—1858年爆發於印度北方平原的偉大起義，是英國統治史上的轉折點，這次起義在英國史上習稱為「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至今仍被認為是印度民族運動的先驅。這次起義是傳統印度（北方）反對英國直接統治的最後一搏，結果使得古老的東印度公司垮台。東印度公司原是殖民主義者的私營企業，漸漸成為英國政府的附屬機構，最終為英國政府所取代。直到此時，印度仍分成若干屬地。在印度總督達爾豪西（Dalhousie）爵士的統治（1847—1856）下，英國開始有系統地執行屬地合併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856年對莫臥兒王朝最後一個王國——奧德王國（Kingdom of Oudh）——的合併。〔1848—1856年間，英國合併了旁遮普（Punjab）、印度中部大部分地區、西海岸的幾個部分，以及奧德王國（北方邦境內，12世紀前的印度教文明中心），從而使英國直接統治下的領土增加了1/3。〕英國這種不講策略只求速度的強行合併，種下了起義的種子。起義的導火線是英國規定軍隊必須在子彈上塗抹牛油，孟加拉士兵認為這是蓄意用宗教敏感問題進行挑釁。雖然起義之初只是孟加拉軍隊的兵變〔孟買和馬德拉斯（Madras）軍隊仍按兵不動〕，但是很快便在北部平原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暴動（基督教和傳教士的機構是群眾發洩憤怒的首要目標之一）。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是傳統的王公貴族，目的是恢復莫臥兒王朝。除上述原因外，英國對土地稅的修改也具有火上澆油的助燃之效。土地稅是公共開支的主要財源，修改土地稅遂激化了經濟緊張氣氛。然而光是這些原因是否就足以產生規模如此龐大、範圍如此廣泛的造反起義呢？這很令人懷疑。人們之所以起而造反，是因為他們相信一個外來的社會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越來越殘酷的手段企圖消滅他們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