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階級或社會階層能在現階段真正代表文化，能為我們孕育出學者、藝術家及詩人，能為我們提供創作藝術的人才呢？
是否一切都變成商品了，就像美國那樣？
——雅各布·布克哈特，1868—1871年[1]
日本政府開明了，進步了；他們以歐洲經驗為指引，聘請外國人出任政府顧問，東方的風俗習慣已在西方文明面前臣服。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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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對世界的統治從來不曾像19世紀第三個25年那樣全面、那樣絕對。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歐洲白人祖先傳下的後代，從未遇到像這個時期這麼少的統治挑戰。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強權世界裡，至少包括一個非歐洲國家，或該說聯邦，即美利堅合眾國。美國那時還沒有在世界事務中扮演主要角色，歐洲政治家只有在他們的利益涉及美國直接感興趣的兩大地區（即美洲大陸和太平洋）時，才會注意到它。然而除英國之外，沒有任何國家會經常不斷地捲入美洲大陸和太平洋這兩大地區。英國與眾不同，它的眼光一直緊盯全球。拉丁美洲解放運動已將中南美大陸上的歐洲殖民地全部解放，只剩下圭亞那（Guyanas），該地曾是英國的食糖供應基地，是法國關押重刑犯的監獄，也是荷蘭人的懷舊紀念物，令他們經常回憶起過去與巴西的關係。加勒比海諸島嶼除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島上包括海地黑人共和國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多米尼加最終擺脫了西班牙統治，也擺脫了海地的控制）外，其餘仍然是英國、法國、荷蘭、丹麥以及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歐洲各國對西印度群島殖民地都抱無為而治的態度。只有西班牙例外，它仍沉浸在帝國美夢裡。北美殖民地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直到1875年仍有許多歐洲人居住在英屬加拿大這塊殖民地上，它是一個疆土遼闊、人煙稀少、尚未開發的大地。加拿大與美國隔著一條長而開放的筆直邊界，東起安大略省邊境，西至太平洋，在這條直線似的邊界兩側有些爭議地區，但都在19世紀經過和平談判做了調整，當然不乏外交上的討價還價，調整的結果大部分對美國有利。但在修建橫跨加拿大的東西大鐵路時，英屬哥倫比亞省可能禁不住美國太平洋諸州對它的引誘。至於在亞洲的太平洋沿岸，歐洲大國直接駐紮的地方只有俄國的西伯利亞遠東、英國的香港殖民地和英國的馬來亞據點。法國此時也開始侵佔印度支那。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蘭殖民主義殘留下來的地區，在這個階段還沒有造成國際麻煩（前荷蘭殖民地即現今的印尼）。
美國領土擴張並未在歐洲引起重大政治騷動。美國西南部的大部分——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猶他、科羅拉多的一部分，以及新墨西哥的一部分——是在1848—1853年間經過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從墨西哥手中取得的；阿拉斯加則是在1867年從俄國手中購買的。當這些西部新舊地區在經濟上具有足夠的利益或影響力時，便被收納為聯邦的一州：加利福尼亞在1850年改建成州，俄勒岡在1859年，內華達在1864年。而中西部的明尼蘇達、堪薩斯、威斯康星及內布拉斯加，則是在1858—1867年間成為州的一員。在這個階段，美國開拓疆土的野心並未超過這個限度，只是奴隸集中的南方數州還希冀將奴隸社會擴大到加勒比海幾個大島上去，甚至對拉丁美洲也懷有野心。美國統治的基本模式是間接控制，因為名義上獨立的外國政府知道它們必須與這個北方巨人保持同一立場，它們沒有一個能對美國提出直接、有效的挑戰。要到19世紀末，帝國主義正式成為國際風尚之時，美國才一度打破它業已成形的傳統做法。墨西哥總統波菲裡奧·迪亞斯（Porfirio Diaz，1828—1915）曾仰天長歎道：「可憐的墨西哥，你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即使那些覺得萬能之主仍能保佑它們的國家的人，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上，華盛頓才是它們應該睜大雙眼密切注視的地方。這個北美冒險家有時試圖在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那條狹窄陸橋及其周圍建立直接統治，但均無結果，後來巴拿馬運河鑿通了，一個小小的獨立共和國從略大一些的南美國家哥倫比亞當中分裂出來，美國遂佔領了這個共和國。不過，這是後來發生的事。
世界大部分地區，特別是歐洲，對美國的舉動之所以十分關注，原因很簡單：一是在這個時期（1848—1875）有數百萬歐洲人移居美國；二是由於它的疆土如此遼闊，發展這般神速，已成為全球技術進步的奇跡。美國人自己首先提出，它是集眾優之大成的國度。1850年的芝加哥只有3萬人口，不到40年它便成為世界第六大城市，擁有100多萬人口，誰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像芝加哥這樣的城市呢？美國那幾條跨越內陸的鐵路，其長度不是任何國家可以比擬的，鐵路總里程亦不是任何國家可望其項背的（1870年鐵路總里程達49168英里）。世上的百萬富翁中，沒有像美國百萬富翁那樣全是靠白手起家、個人奮鬥而致富。就算美國百萬富翁的錢財還不是世界百萬富翁之最——他們很快就會成為首富——但他們的人數之多，則肯定是首屈一指。沒有一個國家的報紙像美國那樣甘冒風險，把它變成新聞記者們隨意說話的天地；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客像美國那樣明目張膽地貪污受賄；也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握有無限的機會。
美國還是一個新世界，是在開放的國土上建立起來的開放社會。人們普遍相信，身無分文的移民來到這裡之後便能獲得新生（成為「白手起家的人」），而在每個人致力奮鬥的過程中，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和國，一個在規模和重要性上都獨一無二的國家，便在1870年前建立起來了。美國一度標榜它的政治形象是革命的，與歐洲王室、貴族的舊世界，與四下征討的舊世界迥然不同。舊世界形象可能已不再那樣生動，至少在它邊界以外的地區已不再是。代之而起的美國形象，是一個擺脫貧困的地方，是一個經由個人致富活動為個人帶來希望的地方。相較於歐洲，新世界的新越來越不在於它是一個新社會，而是一個新富起來的社會。
然而在美國國內，革命的美夢離結束尚遠。美國仍保持其平等、民主的形象，尤其是不受限制、無政府式的自由形象以及充滿機遇的形象（日後變質為「命定論」）。威廉·H.蘇厄德（William H.Seward）1850年說：「大西洋國家……不斷革新歐洲和非洲的政府及社會組成。太平洋國家必須在亞洲發揮同樣崇高而仁慈的作用。」[3] 如果不瞭解這個烏托邦成分，就無法理解19世紀的美國，就此而言，也無法理解20世紀的美國，雖然這個烏托邦成分日益被志得意滿的經濟和技術活力所掩蓋，也日益轉化成經濟和技術活力，當然在發生（經濟）危機時除外。這種烏托邦成分淵源於自由土地上自力更生農民的農業烏托邦思想，與大城市、大工業世界格格不入，在本書所述時代尚不甘心向大工業世界俯首稱臣。甚至像新澤西紡織城帕特森（Paterson）這樣典型的美國工業中心，其商業氣息也還無法居於統治地位。1877年爆發紡織工人罷工，廠主們強烈抗議共和黨市長、民主黨參議員、新聞界、法院以及公眾輿論，抗議他們不支持業主。他們的抗議其實不無道理。[4]
此外，美國的主體仍然是農村：1860年時，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總人口8000及以上的城市。這種地地道道的農業烏托邦——自由土地上的自由農民——能比以往的任何時候動員起更大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從人口日益增多的中西部。它為共和黨的組建做出巨大貢獻，對共和黨反奴政策的貢獻更自不待言。（因為無階級的自由農民共和國綱領，根本無法與奴隸制度牽扯到一起，對黑人也不感興趣，因此共和黨黨綱便排除了奴隸制度。）1862年共和黨在國會通過《公地開墾法》（Homestead Act ），這是它取得的最偉大勝利。《公地開墾法》規定：凡在美國連續居住5年者，每名年滿21歲的男子可免費獲得160英畝業經國家丈量的土地；居住滿6個月者，可以每畝1.25美元的價格購買土地。不用多說，這種農業烏托邦失敗了。1862—1890年之間，受惠於該法案的美國人不到40萬戶，而這期間美國人口卻增加了3200萬，其中西部諸州增加了1000萬。光是鐵路部門出售的土地就比《公地開墾法》分給農民的土地還要多，售價每畝5美元。（鐵路部門因獲得無數公地，遂做起房地產和投機買賣，以便從房地產和投機的盈利中彌補修建鐵路和運營鐵路的虧損。）無償土地的真正得利者是投機商，是金融家和資本主義企業家。到了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自由農民的田園生活美夢已很少被人談起了。
我們該將美國這種變化看作革命美夢的結束，還是新時代的到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發生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神話本身便可為這時代的重要性作證，因為美國歷史上兩件影響最深刻、最久遠、最被大眾文化視為珍寶的大事，就屬於這個時代：內戰和西部（開發）。而在涉及西部（更準確地說是南部和中部）開發時，這兩大事件又密切關聯。西部開發引起了共和國內部的衝突，即代表來美定居的自由移民而且重要性日增的資本主義北方，與奴隸社會的南方之間的衝突。為了將奴隸制度推行到中西部，在1854年發生了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之間的衝突。正是這場衝突促使共和黨誕生。1860年林肯當選總統，又促使美國南方於1861年從美利堅合眾國中獨立出去。（脫離聯邦的州包括弗吉尼亞、南卡羅來納、北卡羅來納、佐治亞、阿拉巴馬、佛羅里達、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田納西、阿肯色、得克薩斯。一些邊境的州猶豫不決，但是沒有脫離聯邦，包括馬裡蘭、西弗吉尼亞、密蘇里、堪薩斯。）
移民居住區向西延伸本非新的舉措，只是在本書所述時期，由於有了火車，也由於加州的發展（見第五章），而使向西部擴展的速度大大加快而已。第一批移民於1854—1856年到達密西西比河，並到河的對岸定居。1849年後，西部不再是一望無際的邊境地區，而是夾在兩個高速發展地區之間的大片草原、沙漠和群山，那兩側飛快演變的地區，即美國東部和太平洋沿岸。橫跨內陸的幾條鐵路同時建成，東行的鐵路始於太平洋沿岸，西行的始於密西西比河，兩條鐵路在猶他州會合。1847年，摩門教（Mormon）將猶太人從艾奧瓦轉移至此，因為他們錯認為這裡太過偏僻，是非猶太教人到不了的。事實上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亞之間的地區（「蠻荒的西部」），在本書所述時期仍然相當荒涼，和「已開墾的」地區或中西部大不相同。在「已開墾的」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定居的人口已經很多，土地成了良田，甚至日益工業化。據估計，1850—1880年，在大草原、西南部以及多山地區建設農場的總勞動力，與同期東南部或早有移民定居的大西洋沿岸中部的幾個州相比，幾乎不相上下。[5]
密西西比河西部的大草原漸漸被農民佔據，這就意味著他們已經把印第安人趕走了（強行轉移），把以前根據早期法令移居來此的人趕走了，把印第安人賴以生存的牛群消滅了（全部屠殺）。這種趕盡殺絕的活動於1867年開始，也就是國會設置印第安保護區的那年。及至1883年，約1300萬印第安人被殺死。山區從未成為農業定居區，依舊是「勘探員和礦工」的邊疆，直到發現了稀有礦藏之後——大多是銀礦區——人們才蜂擁而至。所有礦區中礦藏量最大的是內華達州的康斯托克礦區（Comstock Lode，1859）。這個礦區20年的產值高達3億美元，造就了6個巨富、20個百萬富翁以及許許多多有錢人，他們所發的財雖然比不上前面兩者，但是依照當時的標準，那筆財富已經相當可觀了。後來礦挖盡了，關閉了，只剩下一座空蕩蕩的弗吉尼亞城，城裡住的都是些康沃爾人（Cornish）和愛爾蘭礦工，終日無所事事地在以前的工會大樓及歌劇院裡遊蕩。科羅拉多、愛達荷和蒙大拿也曾發生過人湧如潮的情況。[6] 但人口並未因此增加多少。科羅拉多在1870年只有不足4萬居民（科羅拉多在1876年升格為州）。
西南部基本上仍是以家畜為主，是牛仔之家。大群的牛——1865—1879年間約有400萬頭——從那裡趕往碼頭和火車站，然後西運，送到芝加哥的巨大屠宰場。這條運輸線使密蘇里、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的移居區〔如阿比林（Abilene）和道奇城（Dodge City）〕聲名遠揚，它們的名字將與千部左右的西部電影共存，直至今日，仍未被嚴厲、正直而且熱情無比的大草原農民所掩蓋。[7]
「蠻荒的西部」是一個神奇的謎，很難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加以分析。關於它只有一個非常接近歷史準確性的事實，一個已成為一般常識的事實：即其持續的時間很短，全盛時期是在內戰和開礦結束、家畜業興旺的19世紀80年代之間。西部的蠻荒並非印第安人之過，除了在西南部最邊遠的地區外，印第安人已做好準備與白人和平相處。西南部的部落，例如阿帕契族（Apache，1871—1886）和（墨西哥的）雅基族（Yaqui，1875—1926），他們為了維護獨立、不受白人統治，而與白人打了幾個世紀之久。西部之所以蠻荒是由於制度的關係，或者說是由於美國缺乏有效的機制、缺少政府權威和法律。加拿大就沒有「蠻荒的西部」，加拿大的淘金潮也不像美國那樣雜亂無章，蘇族（Sioux）印第安人在加拿大生活得很平靜，而美國的蘇族人則和美國將軍卡士達（Custer，1829—1876）激戰，並擊敗卡士達，但最終仍被消滅。人們追求自由、渴望發財的夢想，使無政府狀態（或者換個中性說法：對武裝自立的強烈嗜好）更為變本加厲（是黃金把人們吸引到西部）。只要出了農業居住區，出了弗吉尼亞城，便看不到任何家庭。1870年的弗吉尼亞城，男女的比例是二點多比一，兒童只佔10%。有人說取材於19世紀下半葉美國西部生活的西部電影，實際上降低了自由夢、黃金夢的品位，此話確實不假。電影裡的主人公經常是些亡命之徒和酒館槍手，例如「狂野的比爾」·希科克（Wild Bill Hickok）等，而不是加入工會當了礦工的移民。對希科克之流，人們能說出什麼好話呢？不過，我們也不應把自由夢、黃金夢理想化。他們的自由並不及於印第安人和華人（1870年，華人約占愛達荷人口的1/3）。在盛行種族主義的西南部——得克薩斯屬於1860—1861年間南部11個州組成的南部邦聯——所謂的自由也肯定不是對黑人而言。在我們認為是屬於「西部」的東西當中，從牛仔裝到「加利福尼亞習慣法」（後來成為美國山區行之有效的開礦法）[8] ，有許多是來自墨西哥，具有墨西哥血統的牛仔恐怕也超過任何一個集團的牛仔，然而自由卻不適用於墨西哥人。自由是貧窮白人的夢。貧窮白人希望用賭博、黃金和手槍來取代資產階級世界的私營企業。
如果說「西部開拓」不存在任何含混不清的問題，那麼美國內戰的性質和起因，卻會引起歷史學家無止境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南方奴隸社會的性質，以及南方是否有可能與朝氣蓬勃的資本主義北方和諧相處、共存共榮。南方究竟是不是奴隸社會呢？須知黑人在南方各地（除幾個小地方外）總是少數，他們不是在典型大種植園裡工作的奴隸，而是人數不多的幾個黑人在白人農場上勞動或是在白人家裡幫傭。毋庸否認，奴隸制度是南方社會的核心機制；我們也不能否認奴隸制度是南北方摩擦和關係破裂的主要原因。然而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南北衝突會導致1861年南方11個州脫離聯邦？為什麼會導致內戰？為什麼其結果不是達成某種共處的方案？雖然北方大多數人憎恨奴隸制度，但單單是好鬥的廢奴主義者畢竟沒有足夠的力量決定聯邦政策。不管商人自己有何看法，但北方資本主義大可先與奴隸制度的南方達成妥協，然後再去剝削南方，就像國際商界與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達成妥協一樣。
當然，奴隸社會注定會滅亡，美國南方奴隸社會也不例外。沒有一個奴隸社會的延續時間能超過1848—1890年這段時間——甚至古巴和巴西也不例外（見第十章）。奴隸社會在現實上和道德上都是孤立無援的。在現實上，由於廢除了非洲的奴隸貿易（及至19世紀50年代，奴隸貿易相當有效地被制止了），奴隸來源宣告斷絕；在道德上，自由主義中產階級絕大多數一致認為奴隸社會與歷史前進步伐背道而馳，在道德上不能允許奴隸制度存在。此外，在經濟上，奴隸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很難想像美國南方奴隸社會竟能留存到20世紀，很難想像它能比東歐農奴制度存在的時間更長，即使我們認為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作為一種生產制度是有能力生存下去的（有幾派歷史學家持這種看法）。但是促使南方在19世紀50年代走上危機點的，是下面這個更加具體的問題：它難以與朝氣蓬勃的北方資本主義共處，以及阻止人口擁向西部。
從純經濟角度來說，北方並不擔心南方這個尚未進行工業化的農業地區。時間、人口、資源以及生產力等優勢都在北方那邊。主要的障礙是政治。南方實際上是英國的半殖民地，南方的大部分原棉都提供給英國，並從自由貿易中取得實惠；而工業的北方很久以來就堅定、激烈地主張保護關稅，但由於南方諸州的政治影響（別忘了，南方各州在1850年幾乎占聯邦半數），北方才無法按其願望有效實施關稅保護政策。北方工業對全國分成一半奴隸社會、一半自由社會的擔心絕對比不上對全國分成一半是自由貿易、一半是保護關稅的狀況。還有一點，南方竭盡全力企圖抵消北方的優勢，想把北方與內地隔開，企圖建立一個面向南方以密西西比河流域為基礎的貿易和交通區，而不想面向東方朝著大西洋，而且只要可能就搶先下手，向西發展。這是極自然不過的事，因為南方的貧窮白人早已開始探測和開發西部了。
然而，正因為北方擁有經濟優勢，所以南方不得不更加頑固地依賴其政治力量，用最正式語言提出其要求和主張（例如堅持一定要正式接受西部新地方的奴隸制度）；不得不強調州的自治權（「州的權力」）以對抗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全國性政策問題上行使否決權；不得不對北方經濟發展潑冷水，如此等等。事實上，當南方實施其向西部擴張的政策時，它很難不成為北方的絆腳石。它的唯一本錢是政治。它絕對是逆歷史的潮流而動（它不能，也不會在一場發展資本主義的遊戲中擊敗北方）。交通運輸方面的每項改善都加強了西部與大西洋的聯繫。鐵路系統由東往西的長度基本上與由北往南的長度差不多，不會長多少。而且西部的人，不論他們是來自北方或南方，都不是奴隸，而是窮人，是白人，是自由人，是被這裡免費的土地、金子吸引來的，是來冒險的。將奴隸制度正式推廣到新的領地和新的州，這對南方極為重要。南北雙方的衝突在19世紀50年代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便是因為這個問題。同時，奴隸制度在西部很難存在，西部的發展事實上的確會削弱奴隸制度。南方領導人曾想要吞併古巴，並建立一個南方—加勒比海種植園帝國，以強化奴隸制度的效果，結果當然未如其所願。簡言之，北方處於能夠統一全國的有利地位，南方則不然。南方擺出進攻好鬥的架勢，但它真正的意圖是放棄鬥爭，脫離聯邦。當1860年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林肯當選總統，顯示南方已失去「中西部」時，南方所採取的行動明顯帶有分裂傾向。
內戰之火燃燒了四年。就傷亡和損失而言，這是迄至那時規模最大的戰爭，當然這和那個時代的南美巴拉圭戰爭相比，多少要遜色一些，與中國的太平天國戰爭相比，更是黯然失色。北方在軍事上表現欠佳，但最終贏得了勝利，因為他們兵源充足，生產力高，而且技術先進。北方畢竟擁有全國70%的人口、80%的壯丁和90%以上的工業產品。北方的勝利也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勝利，是現代美國的勝利。然而，儘管奴隸制度取消了，但這並非黑人的勝利，不管他是黑奴，還是自由人。經過幾年「建設」（也就是強制推行民主化），南方恢復了保守的白人統治，也就是說回到種族主義者手中。北方佔領軍最後於1877年撤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南方似乎達到了其目的：南方清一色是民主黨的天下，北方共和黨人無法與之共事，只好敬而遠之（共和黨在1860—1932年的大多數時間裡，都把持了總統寶座）；南方因而保留了相當多的自治；南方在國會握有阻止議案通過的票數，從而可發揮某些全國性影響，因為它的支持對另一大黨民主黨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南方仍是農業區，貧窮落後，憤世嫉俗，滿腹怨言。白人因永遠忘不了戰爭的失敗而耿耿於懷，黑人則因被剝奪公民權和白人的殘酷壓迫而憤恨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