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在我們所處的世紀裡，人的價值是以其自身素質而定。每天總有某個精力不夠充沛、對事業不十分盡心的膿包從其高高在上的社會層級上摔下來。他以為他可永遠佔有這個階梯，殊不知他麾下某位頭腦敏捷、膽識過人的傢伙，已突然取其位而代之。
——莫特—博敘夫人（Mme Mott-Bossut）給兒子的家信，1856年[1]
他注視著圍著他的孩子們，孩子們綻開笑靨；
他笑容可掬，孩子們對他嬉鬧嘰喳。
他偉大崇高，孩子們對他頂禮膜拜。
他至愛至仁，孩子們對他報以笑語。
他言行一致，孩子們對他感佩莫名。
他令出如山，孩子們對他敬重有加。
他的至交皆人中俊傑；
他的府第一塵不染，潔淨幽雅。
——圖佩爾，187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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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來看一看資產階級社會。有時候最最膚淺的表面現象卻反映了最深刻的內涵。讓我們先分析一下這個社會。在本書所述的這個時期內，資產階級社會達到巔峰。從資產階級社會成員的衣著以及他們的家庭陳設便可知其一斑。德國有句成語：「人靠衣裝。」在資產階級巔峰時代，這句話更成了至理名言，人們對它體會之深超過任何時代。在這個時代，社會變化很大，為數頗多的人被實實在在地推上歷史重要地位，扮演起新的（更高級的）社會角色，因而他們不得不恰當地穿戴打扮起來。1840年奧地利作家內斯特羅發表了非常有趣然而十分辛辣的鬧劇《護符》（The Talisman ），劇中說的是一個紅頭髮窮漢撿到一頂黑色假髮，後來假髮丟了，其命運也隨著假髮的得失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資產階級巔峰時代與這部作品發表的時間相距不遠。家是資產階級最美滿的世界，因為在家裡，也只有在家裡，資產階級社會裡的一切難題、矛盾方可置於腦後，似乎業已化為烏有，一切全都解決。在家裡，也只有在家裡，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方可悠然自得，沉浸在和諧、溫馨、唯統治階級才有的幸福和幻覺之中。家中擺滿的傢俱陳設展示了這種幸福，也使他們享受到這種幸福。這種夢境似的生活在聖誕節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聖誕節是為展示這種富有舒適生活才系統發展起來的家庭宗教活動。聖誕晚餐（狄更斯為之謳歌）、聖誕樹（是德國人首創的，但由於英國王室支持便迅速在英格蘭普及開來）、聖誕歌（以德國《平安夜》最為著名）皆象徵了室外的嚴寒與室內的溫暖以及室內、室外兩個世界在各個方面的巨大反差。
在19世紀中葉，資產階級家庭室內陳設給人最直接的印象是東西甚多，放得滿滿當當，蓋得嚴嚴實實，常用窗簾、沙發墊、衣服、牆紙等掩飾起來，不論是何物件，皆求精美，沒有一張畫不鑲上框架，而且是回紋雕花、金光閃閃的框架，甚至外面還罩上絲絨；沒有一把椅子不配上墊子，或加上罩子；沒有一塊紡織品不帶穗子；沒有一件木器不帶雕花；沒有一樣東西不鋪上布巾，或不在上面放個裝飾品。毫無疑問，這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徵。德國比德邁爾風格（Biedermayer）的資產階級室內裝飾給人一種樸素的美，這與其說是由於這些地方上的資產階級的天生愛好，不如說是因為他們還囊中羞澀。資產階級僕人房間裡的擺飾便極其簡單，因為家飾表明了他們的身份。當傢俱主要是靠手工製成時，它們的裝飾以及材料就成了它們身份的主要指數。錢可以買來舒適。舒適與否是肉眼看得見的，是感覺得出來的。傢俱還不僅僅是為了使用，不僅僅是主人地位和成就的象徵。傢俱還有其內涵，表達了主人的個性，表達了資產階級生活的現狀和打算，同時也表示它們具有使人潛移默化的作用。所有這些都在資產階級家裡集中表現出來。因此，資產階級家裡要擺放這些傢俱、陳設。
資產階級使用的傢俱、物品，就像放置這些傢俱、物品的房子一樣，非常堅固結實（堅固結實是當時企業界使用的最高讚美詞）。它們在製作時就要求結實，它們也果真經久耐用。與此同時，它們還得通過自身的美表達出對生活更高的追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要不就是它們存在的本身已代表了這些追求和抱負，例如書籍和樂器（令人驚訝的是，書籍和樂器的設計除表面的細小改進外，一如既往），否則它們就只是純粹的消費品、日用品，如廚具、行李箱等。美就意味著裝飾。資產階級住宅裡的家飾，建造時固然美觀，但還不足以包涵精神的美、道德的美，就像碩大的火車、輪船一樣。火車、輪船的外觀基本保持原樣，但內部變了，屬於資產階級的部分變了，例如新設計的普爾曼式（Pullman）臥鋪車廂（1865年）以及輪船頭等艙、貴賓艙等。這些都經過裝飾和佈置。因而，美就意味著裝飾，物件的表面要塗抹或粘貼。
既要堅固，又要美觀，要集物質與想像、肉體與精神於一體。這種雙重性正是資產階級世界的一大特徵。然而，物件包含什麼樣的精神和想像，取決於物件本身，也只有通過物件本身來表達，或至少通過購買物件的錢來表達。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無一能超過音樂。音樂進入資產階級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鋼琴，一種體積龐大、十分精巧、極其昂貴的樂器。為照顧階級層次稍低但熱衷於資產階級價值觀的人的需要，遂有豎立式小鋼琴的出現，其價格和品質雖有所降低，但仍然非常華貴。資產階級家庭如果缺少一架鋼琴，室內陳設就稱不上完整，然而資產階級家裡的千金小姐，是不會無休止地在鋼琴上彈奏的。
資產階級以外的社會階層都能清楚看出道德、精神與貧困之間的關係，然而資產階級對這三者的關係卻不能完全理解。大家都承認，一味追求高級精神方面的東西很可能無利可圖，除了某些商品化的藝術品外。即使是這些藝術品，也得等到相當年限後方能賣出好價錢。邀請落魄書生和年輕畫家來家裡參加星期天晚宴，或聘雇他們充當家庭教師，已成了資產階級家庭的組成部分之一，至少在文化極受重視的家庭當中是如此。但是我們無法從中歸結出：物質成就與精神成就不能兼而有之，結論應是兩者相輔相成，物質成就與精神成就互為必要的基礎。小說家福斯特（E.M.Forster）這樣形容資產階級：「贏利滾滾而來，崇高思想的火花四下飛出。」對一個哲學家來說，他最合適的命運就是生為銀行家之子，就像喬治·盧卡奇（George Lukacs）一樣。德國知識界的一大光榮，便是他們的「私人學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人聘雇靠自己收入進行研究的學者）。窮困潦倒的猶太學者應娶當地最大富商的千金為妻，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一個尊重學問的社群，如果只對其學術傑出之士給予一些讚美之詞，而不拿出一些實質的東西，是不可思議的。
如此這般的精神與物質關係，顯然十分虛偽。冷眼旁觀的觀察家認為這種虛偽性不僅滲透在資產階級各個方面，而且是資產階級世界的根本特徵。就肉眼所見，性問題比任何問題都更為明顯。這不是說19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以及希望像資產階級的人，男性）是十足的偽君子，滿嘴仁義道德，實際上故意逼良為娼。不過在某些方面，正經宣傳的道德標準是一回事，人性的本能要求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大凡在這些方面，明知故犯的偽君子經常比比皆是，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本書所述時期，情況經常如此。亨利·沃德·比徹爾（Henry Ward Beecher）是紐約一位偉大的傳教士，宣揚一個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應潔身自好，謹言慎行。此君顯然應該避免捲進那麼多而且傳得沸沸揚揚的婚外戀，否則就該另選職業，選擇一個不要求他成為如此嚴格的性克制宣傳家的職業；雖然人們對他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遇到的厄運不能完全不表示同情。這場厄運把他和美麗的維多利亞·伍德哈爾牽扯在一起，伍德哈爾是一位女權運動者，性自由的倡導者，在她的信念中，隱私權是很難得到尊重的。〔這位傑出女性，是一對頗具吸引力的姐妹中的一個。她曾使馬克思惱火了好一陣子，因為她要把國際工人協會美國支部變成宣揚性自由和唯靈論的組織。這兩姐妹與范德比爾特均有關係，並從中獲益不少。范德比爾特照管她們的財產賬目。最終她結了一門好親事，卒於英格蘭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卒時聲名鵲起。〕[3] 然而如同最近幾位研究這位「另類維多利亞」的作者所言，認為這時期正式宣傳的性道德純係裝飾品，乃是一種時代錯置的謬誤。
首先，這個時代的虛偽性不是一個簡單的說謊問題，除非是那些性慾強烈卻難被公眾允許的人，例如那些需仰仗潔身自好、選民厚愛的傑出政客和地方上備受敬重的同性戀商人，他們非說謊不可。在許多國家裡（主要是羅馬天主教國家），露骨的雙重標準並不算虛偽，而是可以接受的，待字閨中的資產階級小姐要守貞操，已婚的資產階級夫人要守婦道，而資產階級的青年男子可像蝴蝶逐香一樣撲向所有女人（也許中等和上等階級家的閨閣小姐除外），已婚者也可允許有些越軌行為。這種遊戲規則是大家完全理解的，並且知道資產階級有時處於某些尷尬境地，需要謹慎處理，否則其家庭穩定及其財產便會受到威脅。時至今日，每個意大利中產階級仍舊懂得，情慾是一回事，「我孩子的母親」則是另外一回事。在這種行為模式中，虛偽只在下述情況下發生，即資產階級婦女完全置身於這場遊戲之外，對男人與除她們之外的女人發生的勾當渾然不知。在新教國家裡，男女雙方都要信守性節制和潔身自好的道德標準，然而那些明知這條道德約束卻又違反這條道德的人，不但沒有偽君子的玩世自在，反倒是深深陷入痛苦之中。把處於這種窘境的人當作騙子看待是完全不恰當的。
而且，資產階級道德規範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各方採納。當為數眾多的「受人尊重的」工人階級接受占統治地位的價值標準時，當人數不斷增加的下中階級也遵守這個道德規範時，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可能更加行之有效。這種道德標準甚至抑制了資產階級世界對「道德統計數字」的濃厚興趣，誠如19世紀末期某本參考書不無悲哀地承認，所有企圖以妓女人數增加反映道德失敗程度的統計均被打消。這個時期對性病只進行過一次調查（性病顯然跟某些過於頻繁的婚外性生活有很大關係），但其中透露的信息極少，唯普魯士例外。性病在柏林這個特大都市中比在其他地方高得多（正常情況下性病隨城市和村莊規模大小而遞減），這也不是無法理解的事，港口城市、駐軍城市和高等學府集中的城市，即遠離家鄉的未婚年輕男子高度集中的地方，性病的發病率最高。（當時政府曾要求普魯士醫生提供1900年4月正在接受治療的所有性病病人的數字。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個相對準確的統計數字與30年前的數字會有很大差別。）[4] 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美中產階級、中下階級以及「受人尊重的」工人階級，其一般成員未能達到性道德標準。年輕的美國姑娘享有單獨外出和由美國男青年陪同外出的自由（這是父母允許的），這把拿破侖三世時代巴黎城裡那批少見多怪、游手好閒的男人嚇呆了。這就是美國男女青年良好性道德的有力證明，就像記者披露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倫敦罪犯巢穴的資料一樣令人信服，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5] 用後弗洛伊德學派的標準去衡量前弗洛伊德學派的世界，或認為當時的性行為模式確實跟我們今天的想法一樣，顯然都是不合理的。用現代的標準來看，那些遍佈著修道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地方，簡直就像是一本又一本的性變態病歷。我們今天會怎樣看待專愛拍攝裸體小女孩照片的卡羅爾（Lewis Carroll）之流呢？按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他們的罪名充其量莫過於沉溺拍攝裸體小女孩照片而已，說不上是性慾過盛。同樣可以確定的是，許多大學教授喜歡接近男大學生也不是精神上的嗜好，而是柏拉圖式的戀愛——這個詞很能說明問題。將英語詞彙裡的「求愛」（to make love）一詞變成直截了當的性交同義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資產階級世界被性死死纏住難以解脫，但他們不一定就是亂交。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對問題看得入骨三分：資產階級墮落犯罪一次，便會失去天恩，受到懲罰，就像《浮士德》（Dr.Faustus ）裡的作曲家阿德裡安·萊弗庫恩（Adrian Leverkuehn）得了第三期梅毒一樣。資產階級有些人對此噤若寒蟬，說明當時普遍存在的天真和無知。（從北美奴隸主人對待他們女奴隸的態度中，可見新教國家普遍的道德水平之高，道德力量之大，不但與一般的猜想相反，也與地中海天主教國家的情況相反。在美國南方白人主人與黑人女奴的混血兒以及私生子的數量是相當少的。）[6]
正是這種天真和無知，使我們認清資產階級著裝上的巨大性感成分。資產階級服裝是誘惑與禁錮兼有的奇怪組合。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資產階級穿得嚴嚴實實，除面部外，其他部位很少露在外面，甚至在熱帶也是如此。更有甚者（例如在美國），使人聯想起人體的東西（例如桌腿）也要遮蓋起來。與此同時，人們的所有第二性徵，例如男子的鬍鬚、毛髮，女子的頭髮、乳房、臀部等都要使用假髮髻或某些裝飾物等進行過分的渲染，將這些部位誇張到無以復加的怪異程度。（19世紀50年代時興有襯架支撐的女裙，襯架完全張開後可遮住下半身，突出楊柳細腰，隱隱約約顯出臀部曲線，巨大下擺與纖細腰肢，形成強烈的對比。這是過渡階段的服飾。）這種情況以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為最。1863年馬奈（Manet）發表了他的名畫《草地上的午餐》，引起驚人的轟動，其原因正是他刻畫了男女著裝上的鮮明對比：男子十分端莊，十分體面、正派，婦女則袒胸露背。資產階級文明堅持認為婦女本質上是精神動物。這個理論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暗示：（一）男人不是精神動物；（二）男女體征上的明顯性感部分不屬於價值體系。成就與享受是不能同時兼有的，就如今天民間在進行體育比賽時仍奉行的做法那樣，運動員在比賽或惡鬥開始之前需獨處，不得與異性同房。在通常的情況下，不壓制本能衝動就沒有現代文明。最偉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中最最偉大的當數弗洛伊德，他的理論基石就是這個觀點，雖然後人認為他是主張取消壓制的。
蕭伯納（Bernard Shaw）以其慣有的聰明才智發現，中庸是傳統上資產階級實現其社會抱負和演好自己角色的處世之道。那麼為什麼資產階級要滿腔熱情、病態似的宣揚一種難以令人恭維的、與溫和主義理想形成明顯對照的極端觀點呢？[7] 從中產階級理想階梯的下面幾層來看，問題便不難回答。因為單憑不屈不撓的努力便能將一貧如洗的男女，甚至他們的下一代，從道德敗壞的泥沼裡拯救出來，提升到受人尊重的堅實高山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就在高山上確定了自己的坐標。對「酗酒者匿名協會」（Alcoholics Anonymous）的會員來說，除非絕對戒酒，要不就徹底墮落，沒有任何折中之道。事實上戒酒運動（此時在新教和清教主義國家也進行得非常活躍）已清楚說明了這點。這項運動並不是要竭力清除酗酒者，也不去加以限制，它的對象是那些願以自己的堅強毅力顯示他們不同於受人鄙視的窮漢的人，為他們規定一些準則，並將他們與自暴自棄的人區分開來。清教主義也具有相同的作用。然而只有在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占統治地位時，這些才是「資產階級」現象。就像閱讀斯邁爾斯著作和進行形形色色的「自我幫助」和「自我提升」的做法一樣，這與其說是為資產階級的勝利做嫁衣，倒不如說是取資產階級的勝利而代之。在「受人尊重的」工匠和職員這一級，戒酒經常是將酒戒掉而已，戒酒本身就是勝利的獎賞，戒酒者能從中獲得多少物質報酬是不重要的。
資產階級的性禁慾主義更為複雜。世人有種看法認為：19世紀中期資產階級的血統非常純正，故要採取異乎尋常的嚴格措施，以防範性誘惑，但這種說法難以令人信服。勾引之所以很難抗拒，正是由於那種極端的道德標準本身，也正是這個極端的道德標準，使得墮入色坑的人相對摔得更慘，就像小說《娜娜》（Nana ）中那位道貌岸然、小心謹慎的天主教徒穆法特（Muffat）伯爵一樣。《娜娜》是左拉的作品，主人公是19世紀60年代巴黎的一位妓女。當然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經濟問題，正如我們下面看到的那樣。「家庭」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基本社會單位，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財產和公司企業的基本單位，並通過「女人」加「財產」的交換（「結婚嫁妝」）與其他基本單位聯繫起來（在聯姻中，按資產階級以前傳統的嚴格規定，婦女必須是「潔白無瑕的處女」）。任何削弱家庭單位的行為都是不被允許的，而削弱家庭的行為莫過於受不加控制的激情驅使，或招徠「不合適的」（即經濟上不合算的）求婚者和新娘，或丈夫與妻子離異，或浪費共有財產。
然而，這類緊張卻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在本書所述時期，緊張尤為突出，因為禁慾、中庸、節制等道德觀與資產階級勝利的現實發生劇烈衝撞。資產階級不再生活在物質匱乏、經濟拮据的家庭中，也不生活在距上等社會非常遙遠的社會階層中。他們的問題是如何花錢，而非如何賺錢。不僅是游手好閒的資產階級日益增多—1854年科隆靠固定地租或債券利息收入以及靠投資為生的人共有162位，1874年便增加到約600位[8] ——而且對那些成功的資產階級而言，不管他們是否握有作為一個階級的政治權力，除了一擲千金外，他又能如何顯示他已迫使其他階級俯首稱臣了呢？「新貴」一詞（Parvenu，新富起來的人，暴發戶）自然而然變成「揮金如土之人」的同義詞。無論這些資產階級是否模仿貴族的生活方式，或是像魯爾區的克虜伯及其同行的工商界巨頭一樣，造起了古堡，建立起類似容克帝國但比容克帝國更堅實的工業封建帝國（雖然他們拒絕接受容克階級賜給他們的封號），但是，因為他們有錢可花，而且揮金如土，遂不可避免地使他們的生活方式逐漸向放蕩不羈的貴族靠攏，他們的女眷更是過著接近於貴族的那種毫無節制的生活。在19世紀50年代之前，這還只是少數家庭的問題，在德國等地則尚未構成問題，如今卻已成為整個階級的問題。
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很難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道義上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去賺錢和花錢。它也未能解決與此同等重要的另一問題：如何在家族的男子中選擇一個精力充沛、精明能幹的事業接班人。由於這個事實的存在，女兒的作用加強了，女兒可能成為公司裡的新成員。伍珀塔爾（Wuppertal）的銀行家威切豪斯（Friedrich Wichelhaus，1810—1886）有四個兒子，只有羅伯特（Robert，生於1836年）繼承父業，當了銀行家，其他三個兒子（先後生於1831年、1842年、1846年）中的兩個成了地主，一個當了學者。然而兩個女兒（分別生於1829年和1838年）都嫁給了實業家，其中一個是恩格斯家族成員。[9] 資產階級擁有足夠財富後，他們為之奮鬥的東西，即利潤，已不再是他們催馬加鞭的動力。到19世紀末，資產階級暫時找到賺錢和花錢的辦法，過去留下的財產在收支平衡方面也發揮了緩衝作用。在1914年災難降臨之前的最後幾十年，是晴暖宜人的小陽春季節，是資產階級生活的黃金時代，以後的資產階級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不無感歎。但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矛盾恐怕是最尖銳的：創業與享樂同時存在，相互衝撞。性慾是衝突的犧牲品，虛偽成了勝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