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每人所吃的麵包，
都用蒸汽機和渦輪機烘烤；
也許有朝一日，麵包
將由機器塞進我們嘴裡。
特勞泰諾有兩個教堂墓地，
一是窮人的，一是富人的；
即使在陰曹地府裡，
窮鬼與富鬼也分成貴賤高低。
——《特勞泰諾週報》（Trautenau Wochenblatt ）上的一首詩，1869年[1]
從前如果有人把富有手藝的工匠叫作工人，他會跟你反目……如今人們告訴工匠，工人是國內最高職銜，於是，工匠都說他們要做工人。
——梅爵士，1848年[2]
貧窮問題就像死亡、疾病、嚴冬以及其他自然現象問題。我不知道如何結束貧困。
——薩克雷，1848年[3]
1
如果說「新移民來到了工業和技術世界」，或說「工業和技術世界的新一代誕生了」，這話顯然都是對的，但都無法生動描繪出工業和技術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首先，這個世界與其說是由工廠、工廠主、無產階級組成的世界，倒不如說是一個被工業的巨大進步改造過的世界。工業遍地開花，城市拔地而起，變化翻天覆地。然而變化無論如何巨大，其本身都不足以成為衡量資本主義影響的尺度。1866年，波希米亞紡織中心賴興貝格〔Reichenberg，今利貝雷茨（Liberec）〕的產量，有一半是手工業工人用手搖出來的。當然，如今大部分產品都是從幾個大工廠生產出來的。從工業組織上來看，賴興貝格顯然不如蘭開夏先進。蘭開夏最後一批使用手搖紡織機的工匠，已於19世紀50年代轉至其他部門就業了。但我們如否認賴興貝格的紡織業是工業，這便有失偏頗。捷克蔗糖業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蓬勃發展，在其巔峰時期，全國蔗糖廠裡僱用了4萬人。這個數字貌不驚人，但從甘蔗田面積的擴大便可看出新興蔗糖工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從1853—1854年到1872—1873年間，波希米亞農村的蔗田面積增加了20多倍（從4800公頃增加到12.38萬公頃）。[4] 從1848—1854年，英國乘坐火車的人數幾乎增加一倍——從大約5800萬人次增加到大約1.08億人次——同時鐵路公司貨運收入也幾乎增加了兩倍半。這個數字比工業產品或公務旅行的準確百分比更能說明問題。
再者，我們可以斷言，工業工作本身特有的組織結構以及都市化——急速發展的城市生活——可說是新生活最戲劇化的形式。說它新，是因為當時仍有某些地方性職業和城鎮繼續存在，掩蓋了它的深遠影響。在本書所述時代結束後的若干年（1887年），德國教授費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劃分了禮俗社會（Gemeinschaft）和法理社會（Gesellschaft）之間的區別，這對孿生兄弟如今已成為每位社會學學生耳熟能詳的名詞。滕尼斯的劃分與他同時代學者的劃分（即後來習慣上稱之為「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劃分）很相似——例如梅爵士將社會的進步總結為「從身份決定一切到契約決定一切」。問題核心在於滕尼斯的分析不是以農民社團和都市化社會之間的區別為基礎，而是以老式城鎮和資本主義城市之間的區別為基礎，他稱資本主義城市「基本上是商業的城鎮，由於商貿控制了生產勞動，因此也可說是工廠的城鎮」。[5] 這個工廠城市的新奇環境及其結構正是本章所要探討的問題。
除鐵路外，城市是工業世界最突出、最明顯的外部象徵。都市化的現象在19世紀50年代後發展神速。19世紀上半葉，只有英國的都市化年增長率高於0.2。（這代表了這一時期內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最後一次人口普查之間以年為單位的城市人口百分比的變化水平。）[6] 比利時幾乎可以達到這個水平。但在1850—1890年之間，奧匈帝國、挪威和愛爾蘭的都市化已達到了這個增長率，比利時和美國的增長率則在0.3—0.4之間，普魯士、澳大利亞和阿根廷在0.4—0.5之間，英格蘭、威爾士（仍以微弱優勢領先）以及薩克森的年增長率更在0.5以上。如果說人口往城市集中是「19世紀最突出的社會現象」[7] ，這只是道出了有目共睹的事實。以今日的標準來看，這種進展還不算很快——直到19世紀末，都市化速度達到180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水平的國家還不到12個。然而，自1850年起，所有國家（除蘇格蘭和荷蘭）均達到了這個水平。
這個時期典型的工業城鎮，從現代標準來看，也只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中歐和東歐有些首都（它們都向特大城市發展）也成了主要製造中心——例如柏林、維也納和聖彼得堡。1871年奧爾丹（Oldham）的人口有8.3萬人，巴門7.5萬人，魯貝6.5萬人。事實上，前工業時期的著名老城市，沒有幾個能吸引新型產品前去安家落戶，因而典型的新工業區，一般說來是先由幾個村子共同發展成小城市，幾個小城市又進而發展成較大的城市，但它們和20世紀的工業區還是不一樣（20世紀的工業區是一大片緊密連在一起的地區），雖然它們的工廠煙囪（經常是聳立在河谷邊、鐵路旁）、褪了色的單調牆面以及籠罩其上的煙幕，的確也使它們有種連貫性和一致性。城裡居民離田野很近，只要步行便可到達。直到19世紀70年代，德國西部的工業大城，例如科隆和杜塞爾多夫（Dusseldorf），都是靠其四周農村提供食糧，農民每週一次把物品送到市場上賣。[8] 在某種意義上，工業化的衝擊確實造成一種反差強烈的對照：一面是灰暗、單調、擁擠和傷痕般的居民區，一面是色彩絢麗的村莊以及與村莊緊密相連的山巒，就像英國的謝菲爾德（Sheffield），「人聲嘈雜，濃煙滾滾，令人厭惡，但其四周卻是世上最迷人的鄉村景色」。[9]
這就是為什麼工人可以在新工業化地區保持半農半工狀態的原因。1900年以前，比利時礦工在農忙期間是不下礦的，他們要到田里照看他們的馬鈴薯。必要時，他們還會舉行一年一度的「馬鈴薯罷工」。1859年蘭開夏帕迪漢姆（Padiham）紡織工人罷工，原因是他們要翻曬乾草。甚至在英格蘭北部，城裡失業人員夏天也可輕而易舉地在附近農場找到工作。不過，這種半農狀態很快便告消失。[10]
大城市——不過，這一時期的大城市也只有20多萬人，加上城市周圍的小城鎮人口也不過50餘萬〔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歐洲四大城市（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人口超過100萬；6個城市有50多萬人口（聖彼得堡、君士坦丁堡、莫斯科、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徹斯特），25個城市有20多萬人口。這25個城市中，5個在英國，4個在德國，3個在法國，2個在西班牙，1個在丹麥，1個在匈牙利，1個在荷蘭，1個在比利時，1個在俄屬波蘭，1個在羅馬尼亞，1個在葡萄牙。41個城市有10萬以上人口，其中9個在美國，8個在德國〕[11] ，它們沒有多少工業（儘管市內也許有不少工廠），城市是商業、交通、行政和服務業的中心。許多人加入服務業，而服務業本身的發展又使其從業人員的數字進一步膨脹。城市的大多數人的確是工人，工種五花八門，還包括一大批僕人，倫敦幾乎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傭人（1851年，令人驚訝的是巴黎傭人所佔的比例要小得多）[12] 。僕人隊伍如此龐大，說明了中產階級和下中產階級的人數一定很多，一定佔有相當比重，在倫敦和巴黎都佔了20%—23%。
城市發展神速。維也納的人口從1846年的40多萬人增加到1880年的70萬人，柏林從37.8萬人（1849年）增加到近100萬人（1875年），巴黎從100萬增加到190萬人，倫敦從250萬人增加到390萬人（1851—1881）。雖然這些數字與海外幾個城市如芝加哥、墨爾本相比又相形見絀，但是城市的形狀、形象和結構都改變了。改變的原因有出於政治考慮而加以重新規劃和建設的（巴黎和維也納最為明顯），也有因企業追逐利潤而造成的。政府和企業都不歡迎城裡的窮人，但由於窮人是城市居民的絕大多數，政府和企業只能不無遺憾地承認窮人是必不可少的。
對城市規劃當局來說，窮人是種危險。由於他們居住集中，鬧事的可能性大。城市規劃當局希望能拆遷貧民區，修築馬路，或蓋高樓，然後把擁擠不堪的居民隨便趕到某些衛生條件可能好些，危險程度低些的地方。鐵路公司也竭力鼓吹這種做法，它們處心積慮想將鐵路鋪進城裡，最好是穿越貧民窟，因為貧民窟地價便宜，居民提出的抗議亦可充耳不聞。對建築公司和房地產公司來說，窮人是個無錢可賺的市場，是從特種商店和商業區裡，從中產階級的堅固宅邸裡以及從郊區開發區裡扔出來的垃圾。只要窮人不擠進舊區，不住進比他們有錢一點兒的人放棄的房子，他們就可以搬進新住宅。新住宅或由小投機營造商承建，這些人跟鄉下工匠差不了多少；或由專造乾癟狹小的一排排街區房屋的建築商承建，德文當中有個極其生動的名詞可以形容這些房子，即「出租的兵營」（Mietskasernen）：格拉斯哥在1866—1874年間造了不少這類住房，其中三分之二是兩室一廳。然而，即使這樣簡陋的房子，也很快就擠滿了人。
人們談起19世紀中葉的城市，總喜歡用下面這句話概括：「貧民窟人滿為患，擁擠不堪。」城市發展越快，擁擠情況便越嚴重。儘管有個粗略的衛生改革規劃，但城市過於擁擠的問題仍然有增無減。有些地方的衛生問題沒有惡化，死亡率沒有增加，但情況也絲毫沒有改善。衛生健康狀況要到本書所述時期結束後，才開始有了較大、較明顯、持續的改善。城市仍在拚命吸收外來人口，也許只有英國例外。作為工業時代資格最老的國家，英國城市此時已很接近自體繁殖，換言之，它已進入不需要靠綿綿不絕的大量移民便能自行發展的階段。
就算要滿足替窮人建造房屋的需要，倫敦建築設計師的人數也不會在20年裡增加一倍（即從1000多一點增加到2000，19世紀30年代建築設計師總數也許只有不到100人），儘管營造和租賃貧民區房子非常有利可圖，因為地價便宜，收入相當可觀。[13] 當時沒有任何力量企圖將資金流向轉移到為城市窮人的服務上，因為窮人顯然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其實，建築業和房地產興盛發達的確切原因，是有錢人要蓋房子，正如1848年《建設者》（The Builder ）雜誌所說：「世界的這一半不斷在尋求合適的家庭住宅，世界的另一半……密切注視著將資金投在這一方面。」[14] 19世紀第三個25年是全世界城市房地產和建築業第一個飛速發展的、為資產階級蓋房造樓的時代。巴黎的房地產和建築業歷史已反映在小說家左拉（Zola）的作品裡。只見房屋在地價昂貴的工地上不斷升高，「電梯」或「升降梯」誕生了，19世紀80年代美國第一批摩天大樓也落成了。值得一提的是，當曼哈頓（Manhattan）的建築業營業額開始高入雲霄之際，紐約下東城恐怕是整個西方世界最為擁擠的貧民窟，每英畝擠了520人，誰會為他們蓋摩天大樓呢？不過，不蓋也許還是好事。
說也奇怪，中產階級隊伍越龐大、越興盛，花在住宅、辦公室、百貨公司（這一時期極具特色的事物）以及足以炫耀的大樓上的錢越多，工人階級的獲益也就相對越少，除了最最一般的社會開支之外，它們包括馬路、下水道等環境衛生、照明以及公共設施。在包括建築業的所有私營企業當中，唯一（市場和小店除外）以大眾為主要訴求的是小酒館以及從中衍生的劇場、音樂廳。小酒館成了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豪華酒館」。人們進城之後，他們從鄉下或前工業小城鎮裡帶來的古老習氣，因無法與城市生活取得協調，便難以為繼了。
2
大城市的人口在總人口中雖然只佔少數，但許多稀奇古怪的事將在這裡發生。大型工業企業尚不很多，按現代標準衡量，這些企業的規模並不非常令人敬畏，當然它們會繼續發展。在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一家300人的工廠就算是非常大的廠了。直到1871年，英國棉紡廠平均只有180位員工。中等規模的機械製造廠只僱用85人。[15] 眾所周知，重型工業是這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工業部門，其規模比起一般企業要大得多，它們不但集中資金（這些資金足可控制整個城市甚至地區），更將極為龐大的勞動大軍置於其掌控之下。
鐵路公司是一種規模龐大的企業。在19世紀60年代晚期英國鐵路系統達到穩定之前，從蘇格蘭邊境到本寧山脈，從海邊到亨伯河（Humber），這中間的每一英尺鐵路都是控制在東北鐵路公司（Northeast Railway）之下。煤礦大體上屬於大型個體企業，雖然偶爾也有規模很小的公司。我們可從不時發生的煤礦傷亡事故中，一窺它們的規模：1860年裡斯卡（Risca）事故中有145人喪生；1867年芬代爾（Ferndale，也在南部威爾士）事故中有178人死亡；1875年約克郡（Yorkshire）的一次事故造成140人斃命；在蒙斯（Mons，比利時）事故中110人被埋在礦井裡；1877年在蘇格蘭海布蘭泰爾（High Blantyre）事故中共有200人飲恨黃泉。企業兼併日益興盛，尤其是在德國，這種同行之間與不同行業之間的合縱連橫，使它們成為控制千萬人生命的企業王國。這種現象自1873年便開始受到關注，因為Gutehoffnunshutte A.G.這家位於魯爾區內的公司，此時已從單純的煉鐵業發展到採掘鐵礦和煤炭——實際生產21.5萬噸鐵礦和它自己需要的41.5萬噸煤的半數——並擴展到交通運輸、橋樑、造船和各種機器製造業。[16]
位於埃森（Essen）的克虜伯軍工廠，在1848年只有72名工人，1873年已增加到幾乎1.2萬人；法國的施奈德（Schneider）公司也以幾何級數增長，及至1870年已增至1.25萬人，以至於克勒索（Creusot）市有半數居民是在高爐、軋鋼、鍛造以及工藝加工等部門工作。[17] 重工業並沒有造就出像「公司城鎮」那麼多的工業區，在這類「公司城鎮」裡，男女老幼的命運都取決於同一個主人的盛衰榮辱和喜怒哀樂，這位主人背後有法律和國家權力的支持，政府認為他的權威是不可或缺的，是造福眾生的。（186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第414條規定，任何人為達到增加或削減工資目的，而企圖或真正造成，或繼續維持集體停工，或採取暴力、威脅，或施展陰謀詭計干涉工業自由操作，或干涉勞動，都構成犯罪。有些地方的立法，例如意大利，並不以此為典範，但即使在這些地方，這部法國法典幾乎仍然代表了法律的普遍態度。）[18]
原因在於，統治企業的不是非人格化的「公司」權威，而是企業「主人」，不論企業是大是小。甚至連公司也是認同於某一個人物，而非董事會。在多數人的頭腦裡和現實生活當中，資本主義仍意味著由一個人或一個家族擁有和管理的企業。然而這種情形為企業結構帶來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關係企業資金的提供和企業管理。
整體而言，19世紀上半葉大部分具有特點的企業都是由私人籌措資金——資金是來自自家財產——並利用利潤的再投資來擴大規模，這意味著，由於大部分資金已投注在這上面，所以企業為維持當前的運作必須依賴相當數量的貸款。但是對那些規模以及產值不斷提升的企業，如鐵路、冶金以及其他投資巨大的工業，資金籌措是個相當困難的問題，特別是在一些剛開始進行工業化且缺少大量私人資金的國家。當然有些國家已儲備了大量資金，不僅能充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期盼其他國家前來借貸（從中獲得適當的利息）。英國在這一時期的國外投資可說是空前的，或相對而言——據某些人說——也是絕後的。法國亦然。法國的國外投資恐怕已損害了本國工業，致使法國工業發展速度落後於它的競爭對手。然而即使在英國和法國，也必須設計一個新的辦法來調動這些資金，去引導這些資金流向需要的企業，並將這些資金組織成聯合股份，而不是私人籌資的活動。
所以19世紀第三個25年，可說是為工業發展測試資金調動的結果期。除英國這個明顯的例外，大多數調動資金的做法無論如何都會直接或間接涉及銀行。所謂間接就是通過當時很時髦的動產信貸銀行，這是一種工業金融公司，它們認為正統銀行不很適合為工業籌措資金，銀行對此也不感興趣，於是它們便與銀行展開競爭。受到聖西門啟發並獲拿破侖三世支持的工業先鋒佩雷爾兄弟，率先開發了這種金融機構的模式。他們將這類機構擴展到整個歐洲，並與他們的死對頭羅斯柴爾德展開競爭。羅斯柴爾德並不喜歡這種構想，但卻被迫奉陪，而其他國家則紛紛倣傚，尤其是德國——這種一窩蜂模仿的現象在金融資本家躊躇滿志、趾高氣揚、財源滾滾的繁榮時期，是司空見慣的事。不動產銀行自此風靡一時，直到羅斯柴爾德擊敗了佩雷爾兄弟後方告結束，其間——又如繁榮時期屢見不鮮的那樣——有些人做得太過火，越過了生意上的樂觀主義與欺詐行為之間永遠存在的模糊界線。不過其他各種金融機構也紛紛面世。它們異曲同工，目的相似。其中最著名的是投資銀行。當然，證券交易所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興旺景象。在這一時期，它主要是經營工業和交通方面的股票。1856年，僅巴黎證券交易所便提供了33家鐵路和運河公司、38家礦產公司、22家冶金公司、11家港口和海運公司、7家公共馬車和公路運輸公司、11家煤氣公司和42家各色各樣、範圍極廣、從紡織到馬口鐵和橡膠應有盡有的工業公司，總價值約550萬金法郎，占所有證券交易額的四分之一強。[19]
這類調動資金的新方法，其需要程度究竟有多高？效用又有多大呢？企業家素不喜歡金融家，而具有實力的企業家也盡其可能不跟銀行家打交道。裡爾的一位當地觀察家於1869年寫道：「裡爾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它是一個偉大的企業和商業中心。」[20] 裡爾的人們不斷將利潤投入自己的企業中，他們不玩弄賺來的錢，也希望永遠不必去借債。沒有一個工業家會將自己置於貸款人的股掌之上。當然企業家也許不得不舉債。例如克虜伯在1855—1866年間，便曾因發展太快而導致資金短缺。歷史上有個令人信服的模式：經濟越落後、工業化起步越晚的國家，越依賴大規模調動、引導儲蓄流向的新方法。西歐先進國家已有足夠的私人財力和資本市場。在中歐，銀行以及與銀行相似的機構，不得不更有系統地充當起歷史的「開拓者」角色。在南歐、東歐以及海外，政府不得不進行干預，一般是加入爭取國外援助的工作，為貸款作擔保，或（這個可能性更大）設法保證使投資者有利可圖，至少使投資者認為其利潤已有保證。光是利息這項誘因便足以動員投資者掏錢，或令投資者投入經濟活動。不管這個理論正確到什麼程度，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在本書所述時期，銀行（或類似機構）所發揮的工業開發者、導演和指揮者的作用，在德國這個偉大的工業化新兵身上，要比在西歐國家大得多。是否銀行的本意就是要充當工業的開拓者和導演——就像信貸公司那樣——或只是因為它們擅長此道？這個問題就更難說清楚了。答案很可能是當認識到如今確實需要一個更為精密複雜的融資機構，當大企業家已將大型銀行納為其殖民地後，銀行才成為精通此道的專家，1870年後的德國便是如此。
金融對企業的政策也許會有某些影響，但對企業的組織影響不大。企業面臨的管理問題困難更多。個人所有或家庭所有的企業，其基本管理模式是家長統治。對19世紀下半葉的企業來說，家長作風的管理是日益行不通了。1868年一本德國手冊上說：「最好的指導是口述，是由企業主親自講解，所以東西都放在面前，一應俱全，一目瞭然。業主並應親做示範，當僱員經常可親眼看見僱主以身作則，那麼僱主的命令也就更有力量了。」[21] 這一金玉良言對小作坊的僱主和農場主人是合適的，對大銀行、大商人的辦公室或許也有意義，而且對剛步入工業化的國家來說，只要指導還是企業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條經驗也將繼續有效。有些人即使當過小作坊（最好是金屬製造方面）的工人，受過基本訓練，但還是得學會熟練工人應具備的特定技術。克虜伯公司的絕大部分技術熟練工人以及德國所有機器製造業的技術工人，都是這樣在其崗位上培訓出來的。只有英國例外。英國僱主可招到現成的、大部分是自學成材的、具有工業經驗的技術工人。歐洲大陸許多大企業裡的工人跟企業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幾乎是隨企業長大，並將繼續依賴企業。這種情況的存在與眾多大企業所採取的家長管理制不無關係。然而，人們不會期盼鐵路、礦山及鐵廠的大老闆們時時像家長一樣照看其工人，而他們當然也不會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