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那帶著巨人聲音的夜鶯，驚醒了大多數沉睡者……除了為爭取或反對自由而戰，還有什麼事情值得我們關注？那些不可能熱愛人類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專制君主。但是，普通人怎麼可能無動於衷？
——伯爾納（Ludwig Boerne），1831年2月14日[1]
已失去平衡的各國政府感到恐懼，受到威脅，並且因社會中產階層的呼聲而陷入混亂之中，他們處於國王和臣民之間，打碎了君主的權杖並盜用了人民的呼聲。
——梅特涅致沙皇，182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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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政府在阻止歷史進程的無能為力上，表現得像1815年後那個時代那般明顯而普遍。防止第二次法國大革命，甚或一場法國模式的歐洲普遍革命，是所有剛剛花了20多年才粉碎第一次革命的列強的最高目標，即使英國也是如此。雖然它並不同情在整個歐洲重新建立起來的反動專制主義，而且清楚地知道改革不可能也不應該避免，但是它對一場新的法國雅各賓擴張的恐懼，恐怕更甚於其他國際偶發事件。更有甚者，革命主義在歐洲歷史上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這樣流行，這樣普遍，這樣容易在自發感染和有意宣傳的影響下傳播開來。
在1815—1848年之間，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亞洲和非洲尚未受影響，亞洲第一輪大革命，「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國運動」，要到19世紀50年代才發生。〕第一次發生在1820—1824年。歐洲地區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帶，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臘（1821年）為中心。除希臘外，所有起義都遭鎮壓。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運動重新復活，該運動是受到拿破侖於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發，並在最初的嘗試失敗後，淪為少數偏遠地區的難民和盜匪活動。西屬南美的三個偉大解放者，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聖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分別建立了獨立的「大哥倫比亞」（包括現在的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共和國）、阿根廷〔但減去現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維亞內陸地區，以及減去拉布拉塔河（River La Plate）的對岸草原，在這裡，現屬烏拉圭的東班達牛仔們曾與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戰〕，以及秘魯。聖馬丁在英國激進貴族柯克蘭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爾艦長》（C. S. Forester』s Captain Hornblower ）的原型〕統率的智利艦隊幫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勢力的最後堡壘——秘魯總督府。到了1822年，西屬南美已獲解放。溫和、有遠識而且具有罕見自我克制精神的聖馬丁，把解放後的南美留給玻利瓦爾共和派，自己則退往歐洲隱居，靠著沃伊金斯的補助金，在通常是債務纏身的英國人的庇護地布倫（Boulogne-sur-Mer）度過了高貴的一生。與此同時，派去對付墨西哥殘存農民游擊隊的西班牙將軍伊圖爾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響下與游擊隊聯合起來共同起事，並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獨立。1822年，在當地攝政領導下，巴西平靜地從葡萄牙獨立出來，該攝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侖垮台後，重返歐洲時留駐在巴西的代表。美國幾乎立即承認了巴西這個新國家中最重要的一員；英國關心的是與它締結商業條約，不久也承認了巴西的獨立；法國人實際上在19世紀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該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發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響了俄國以西的整個歐洲以及北美大陸，因為傑克遜總統的偉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雖然與歐洲的動盪沒有直接關聯，但仍應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歐洲，推翻法國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種動亂。比利時（1830年）從荷蘭贏得獨立；波蘭革命（1830—1831年）在經過重大的軍事行動後被鎮壓下去；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地動盪不安；自由主義在瑞士盛行，那時它是一個遠不如現在太平的國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則開啟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內戰時代。甚至連英國也受到影響，部分是因為其境內火山——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開改革鼓動的愛爾蘭——隨時都有噴發的危險。英國1832年的《改革法》（Reform Act）相當於法國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確受到來自巴黎的強烈刺激。該時期是近代史上英國政治發展與歐洲大陸同調的唯一時期，我們可以中肯地說，若非受到輝格和托利兩黨的抑制，某種革命形勢可能會在1831—1832年的英國發展起來。而在整個19世紀，也只有這段時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純然虛構出來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嚴重得多。事實上，它標誌著西歐資產階級勢力對貴族勢力的最後勝利。接下來50年的統治階級，將是銀行家、大企業家，以及有時是高級文官的「大資產階級」。他們被不露鋒芒或同意推行資產階級政策的貴族所接受，沒有受到普選的挑戰，儘管有來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滿商人、小資產階級和早期工人運動的困擾。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治制度，在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大致相似。它們都採行君主立憲，都為選舉人設下財產或教育資格的限制，借此確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國最初只有16.8萬人具有投票資格。事實上，這與法國大革命的第一階段，也是最溫和的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制定的1791年憲法極其相似[1] 。然而在美國，傑克遜式的民主已比歐洲更進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贏得邊疆居民、小農場主和城市貧民的選票而全面得勢，擊敗了類似西歐的非民主有產者寡頭政治。這是個不祥的變革，溫和自由主義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認識到擴大普選權可能是遲早的事，因而密切地注視著這個問題。特別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queville），他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一書，曾就此問題得出悲觀的結論。但是正如我們在後面將看到的，1830年同時也標誌著一種甚至更加激進的政治變革：英、法工人階級開始成為一支獨立自覺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義運動也開始在許多歐洲國家興起。
在這些重大政治變化背後，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重大變化。從社會的任何方面來說，1830年都代表著一個轉折點，在1789—1848年，這顯然是最值得紀念的一段時期。在歐洲大陸和美國的工業化和都市化歷史上，在人類社會和地理的遷移史上，在藝術和思想史上，這個年代顯得同樣突出。而且在英國和整個西歐，它開啟了新社會發展的危機年代，這場危機結束於1848年革命失敗和1851年後的經濟大躍進。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機的產物。在法國、意大利全境、德意志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轄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年），革命幾乎同時爆發並（暫時）取得勝利。不算劇烈的動亂也影響了西班牙、丹麥和羅馬尼亞，並零星地影響了愛爾蘭、希臘和英國。再沒有任何事件比這場自發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這個時期起義者夢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了，這場革命革了本書討論的這個時代的命。1789年由一個單一國家掀起的革命，現在看來似乎已演變成整個歐洲大陸的「民族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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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8世紀後期的革命不同，後拿破侖時期的那些革命是蓄謀已久甚至計劃周密的。法國大革命本身最重要的遺產，是它確立了一整套政治大變革的模式和典範，而這套典範已為各地起義者普遍採用。1815—1848年間的革命，並不像密探和警察（充分就業的一類人）匯報給他們上司的那樣，只是少數不滿的煽動者所為。革命的發生，是因為強加於歐洲的政治制度極不適合歐洲大陸的政治狀況，而且在一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期，便顯得愈來愈不適合；革命的發生，也因為經濟和社會的不滿是如此尖銳，以致一系列革命的爆發實際上無可避免。但是1789年大革命創造的政治模式，有利於向不滿者提供一個特定的目標，即把暴動變成革命，而且要先把整個歐洲聯成一個單一的顛覆運動或顛覆潮流。
這些模式雖然都起源於1789—1797年之間的法國經驗，但卻呈現出幾種不同的典範。它們與1815年後反對派的三種主要潮流相一致，它們包括：溫和自由派（或說上層中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的派別）、激進民主派（或說下層中產階級、部分新興製造商、知識分子和心懷不滿的鄉紳的派別），以及社會主義派（或說「勞動貧民」或新興的產業工人階級的派別）。順道一提，從詞源上看，這些名詞全都反映了這個時期的國際性：「自由派」起源於法語——西班牙語，「激進派」起源於英語，「社會主義派」起源於英語——法語。「保守派」也部分起源於法語，這是《改革法案》（Reform Bill）時期英國和歐洲大陸政治密切聯繫的另一證明。第一種潮流的激勵力量是1789—1791年的革命，其政治理想類似於帶有財產資格限制，因而是寡頭代議制度的准英國君主立憲制度，1791年的法國憲法採用了這種制度，而且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那樣，它成了1830—1832年後，法國、英國和比利時憲法的標準類型。第二種潮流的推動力量可以1792—1793年的革命來代表，而其政治理想：帶有「福利國家」傾向和對富人的某種憎恨的民主共和國，是與1793年理想的雅各賓憲法相一致。但是就像主張激進民主的社會團體，是個定義模糊、面貌複雜的群體一樣，因此也很難為法國大革命的這種模式貼上一個準確的標籤。1792—1793年被稱為吉倫特主義、雅各賓主義以及甚至無套褲漢主義等多種成分的結合，儘管也許在1793年的憲法中，雅各賓主義的味道最濃。第三種潮流的推進力量是共和二年革命和後熱月黨人起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貝夫的平等派（Equals）密謀，那是雅各賓極端派和早期共產主義者的重要起義，後者標誌著近代共產主義政治傳統的誕生。第三種潮流是無套褲漢主義和左翼羅伯斯庇爾主義的產兒，雖然除了從前者那裡繼承了對中產階級和富人的強烈憎恨以外，並沒有得到什麼。在政治上，巴貝夫主義的革命模式已蘊含在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的傳統之中。
從專制主義政府的觀點看來，所有的運動都同樣是穩定和良好秩序的顛覆者，儘管某些運動似乎比其他運動更有意識地熱衷於散佈混亂，而某些運動似乎比其他運動更加危險，因為更可能煽動無知而又貧困的群眾。〔因此19世紀30年代梅特涅的秘密警察，在今日看來，似乎太過重視拉梅內（Lamennais）《一個信仰者的話》（Paroles d』un Croyant ，1834）的發行，因為用非政治性的天主教語言來說，它只可能訴諸沒受到公開無神論宣傳影響的臣民。[3] 〕然而事實上，反對派運動之所以能聯合，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對1815年政權抱有的共同憎惡，以及所有——不管基於任何原因——反對專制君主、教會和貴族的人，一向有合組共同陣線的傳統。然而1815—1848年的歷史，就是這個統一戰線瓦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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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辟時期（1815—1830年），反動黑幕籠罩著所有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在這樣的黑暗中，拿破侖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歧幾乎看不出來。除英國外，至少在政治上還沒有出現自覺的工人階級革命者或社會主義者。而英國，在歐文於1830年前發起的「合作運動」影響下，不論在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趨勢已經出現。大多數非英國群眾的不滿還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統主義者和教權主義者那樣，對似乎只會帶來罪惡和混亂的新社會發出無聲抗議。因此除了極少數例外，歐洲大陸的政治反對派通常局限於一小群富人或受過教育的人，而這兩者多半意味著同一群人，因為即使在巴黎綜合工藝學校（Eook Polytechnique）這樣強大的左翼陣營中，也只有1/3的學生——一個突出的反抗分子群體——來自小資產階級（大多經由低層軍官和文官晉陞而來），而只有0.3%來自「大眾階層」。這些窮人就像自覺加入左翼的人一樣，接受中產階級革命的經典口號，雖然是激進民主派而非溫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過是向社會挑戰的某種暗示。英國勞動貧民一次又一次為之團結在一起的典型綱領，只是單純的議會改革，具體表現在《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 ）的「六點要求」上。[2] 這個綱領實質上與潘恩時代的「雅各賓主義」沒有區別，而且與老穆勒（James Mill）提出的功利主義中產階級改革家的政治激進主義完全一致（其與日益自覺的工人階級的聯繫除外）。復辟時期唯一不同的是，勞工激進分子已經更願意聽取用他們的語言所進行的宣傳——如演說家亨特（Orator Hunt，1773—1835）那樣善於侃侃而談的人，或者像科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那樣既聰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評家，當然還有潘恩（1737—1809）——而不是中產階級改革者的語言。
因此，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社會的甚或民族的差異，都沒有明顯地把歐洲反對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陣營。如果我們略去大眾政治的正規形式已告確立的英國和美國（雖然在英國直到19世紀20年代還受到反雅各賓主義歇斯底里式的壓制），對歐洲所有國家的反對派來說，政治前景看起來非常相似，而達成革命的方式也幾乎一樣，因為專制主義的統一戰線，實際上在大部分的歐洲地區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數進步精英，在缺乏活力、無知且被誤導的廣大群眾中活動，並為了其最終利益而進行抗爭。普通群眾在解放到來時無疑會起而歡迎，但是不能指望他們積極參加抗爭、準備解放。他們全都（至少在巴爾幹半島的西部）認為自己是在與單一的敵人作戰，即沙皇領導下的專制王公聯盟。因此，他們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統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單一的歐洲現象，而不是國家或地區解放的集合體。他們都傾向於採用同一類型的革命組織，甚或同一個組織——秘密暴動兄弟會。
這類兄弟會每個都有來自或仿自共濟會模式的複雜儀式和等級制度。它們在拿破侖時代後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其中最負盛名的（因為是最國際性的）是「好表親」或燒炭黨（Carbonari）。它們似乎是通過意大利反拿破侖的法國軍官，繼承了共濟會或類似的結社，1806年後在南意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類似團體一起向北傳播，並在1815年後越過地中海。這些組織本身，或其衍生組織和平行組織，連在俄國特別是希臘，都可以找到其蹤影。在俄國，這類團體聯合成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他們在1825年發動了俄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義。燒炭黨時代在1820—1821年達到頂峰，及至1823年，大多數兄弟會實際上都被破壞殆盡。然而，（一般意義上的）燒炭黨以革命組織的主幹角色堅持了下來，也許還藉著幫助希臘爭取自由（親希臘運動）的共同任務而結合在一起，而且於1830年革命失敗後，通過波蘭和意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傳播到更遠的地方。
在意識形態上，燒炭黨及其類似組織是個混雜的團體，只是因為對反動派的共同憎恨而聯合在一起。激進派，其中最堅定的是左翼雅各賓派和巴貝夫主義者，很明顯對兄弟會的影響日益增強。巴貝夫的叛亂老同志布納羅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們之中最能幹、最不屈不撓的密謀者，雖然他的信仰對大多數兄弟會和「好表親」而言是太過偏左。
他們是否曾致力於發動國際性的協同革命，仍是件有爭論的事，雖然他們的確堅持不懈地嘗試聯合所有的秘密兄弟會，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層次上，組成國際型的超級密謀黨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間，歐洲確實發生了大量燒炭黨類型的起義。他們在法國完全失敗，那裡的革命政治條件相當缺乏，而密謀者在相關條件尚未成熟的形勢下，無法接觸到暴動的唯一有效力量，即不滿的軍隊。在當時以及整個19世紀都是行政機構一部分的法國軍隊，無論什麼樣的官方政府命令他們都得執行。他們在一些意大利邦國，特別是在西班牙，獲得了徹底但是暫時性的勝利。在西班牙，「純粹的」起義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軍事政變。組成秘密軍官兄弟會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團隊跟隨他們一起起義，而後者則聽命行事。（俄國十二月黨人密謀者於1825年極力發動禁衛軍起義，但是因為害怕走過頭而失敗。）軍官兄弟會——由於軍隊為非貴族青年提供了職業，故而他們通常具有自由主義傾向——和軍事政變，自此成為伊比利亞半島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戲劇，同時也是燒炭黨時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懷疑的政治成果之一。從過往的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儀式化、等級森嚴的秘密會社如共濟會，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強烈地求助於軍隊人員。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權，於1823年被歐洲反動勢力支持的法國入侵推翻。
1820—1822年的革命只有一次是自力維持的，部分是因為它成功地發動了一場真正的人民起義，部分是因為它得益於有利的外交形勢，那就是1821年的希臘革命（參見第七章）。希臘因此成了國際自由主義和「親希臘運動」的激勵力量。親希臘運動包括對希臘有組織的支援和無數志願戰士的前往，它對團結19世紀20年代歐洲左翼的貢獻，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晚期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行動。
1830年革命使形勢完全改觀。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這些革命是一個非常時期的第一批產物，在這個時期裡充滿著尖銳而廣泛的經濟社會騷動，以及急劇加速的社會變化。於是兩個主要結果從中而生。第一個結果是，1789年模式的群眾政治和群眾革命再次成為可能，因此對秘密兄弟會的依賴遂變得沒有那麼必要。在巴黎，波旁王朝是被復辟君主制度所經歷的危機和經濟衰退所導致的群眾騷亂聯手推翻的典型代表。所以，群眾絕非不具有行動力，1830年7月的巴黎證明，街壘路障在數量和分佈的面積上，比以前或以後的任何時候都要多。（事實上，1830年已使街壘路障成為人民起義的象徵。雖然在巴黎的革命歷史上，它們的出現至少可上溯到1588年，但在1789—1794年間，卻沒有發揮過重要作用。）第二個結果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民」和「勞動貧民」——構築街壘路障的人——愈來愈等同於作為「工人階級」的新興無產大眾。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就此產生。
1830年革命也為左翼政治帶來兩項進一步的變化。革命從激進派中分裂出溫和派，並且造成一種新的國際形勢。在這樣做的同時，它們不但促使運動分裂成不同的社會組織，而且更分裂出不同的民族成分。
在國際上，革命把歐洲分裂成兩大地區。在萊茵河以西，革命將反動列強的聯合控制擊成碎片，永遠無法恢復。溫和的自由主義在法國、英國和比利時取得勝利。（更為激進類型的）自由主義在瑞士和伊比利亞半島沒有取得完全勝利，該地以民眾為基礎的自由派運動和反自由派天主教運動互相對抗，但是，神聖同盟再也不能以它在萊茵河以東各地仍在採用的那種手段，來干涉這些地區。在19世紀30年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內戰中，專制主義和溫和自由主義的列強，各自支持其中一方，雖然自由主義國家稍顯得更有力些，而且得到一些外國激進志願者和同情者的幫助，這依稀預示出20世紀30年代的親西班牙運動。[3] 但是，各國的自由或專制課題，基本上仍有待當地的力量平衡來加以決定，也就是說它們仍懸而未決。在短暫的自由派勝利（1833—1837年，1840—1843年）和保守派復興之間，它們總是在動盪搖擺。
萊茵河以東的情況，表面上與1830年前一樣，因為所有的革命都被鎮壓下去，德意志和意大利起義被奧地利人或在奧地利人的支持下被鎮壓，更重大的波蘭起義被俄國鎮壓。此外，在該地區，民族問題繼續優先於其他所有問題。以民族的標準而言，當地所有人民都生活在不是太小就是太大的國家裡：若不是分裂成小公國的不統一民族或亡國民族（德意志、意大利、波蘭）的成員，便是多民族帝國（哈布斯堡、俄國和奧斯曼）的成員，或兩者兼是。我們不必操心荷蘭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因為他們雖然在廣義上屬於非專制地區，但因其超然於歐洲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戲劇性發展之外，而過著相對平靜的生活。
萊茵河東西兩區的革命者仍有許多共同之處，例如：他們都目睹了1848年革命在這兩個地區同時發生的事實，儘管並非兩個地區的所有部分都發生了革命。然而，在每個特定地區內出現的革命熱情，卻有著明顯差異。在西方，英國和比利時停止追隨一般革命的節奏；而西班牙、葡萄牙，其次是瑞士，已經陷入當地特有的國內鬥爭，除偶發事件外（如1847年的瑞士內戰），其危機不再與其他地方的那些危機一致無二；在歐洲的其他部分，則有「革命」的積極民族和消極或不熱心民族之間的明顯區別。於是哈布斯堡的密探機構，經常受到波蘭人、意大利人和（非奧地利）日耳曼人，以及永遠難以駕馭的匈牙利人的困擾，而沒有任何來自亞平寧地區或其他斯拉夫地區的危險情報。俄國只需擔憂波蘭人，而奧斯曼仍能指望大多數巴爾幹斯拉夫人保持平靜。
這些差異反映出不同國家的發展節奏和社會變化。這種變化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變得日益明顯，而且對政治越發重要。因此，英國發達的工業化改變了英國的政治節奏，而歐洲大陸大部分地區，卻在1846—1848年處於社會危機的最尖銳時期。英國有其同樣嚴重的危機，即1841—1842年的工業大蕭條（參見第九章）。反之，19世紀20年代的俄國理想青年或許有理由指望，一次軍事暴動就能在俄國贏得像在西班牙和法國那樣的勝利；但到了1830年後，俄國進行革命的社會和政治條件已遠不如西班牙成熟，這是一個無法忽視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