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其特殊使命，這些使命將攜手走向人類總使命的完成。這樣的使命構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神聖的。
——青年歐洲兄弟守則，1834年
這一天將會來臨……當優秀的日耳曼人站在自由和正義的青銅底座上，一隻手握著啟蒙的火炬，把文明的光束投向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另一隻手持著仲裁者的天平。人們將懇請她解決爭端，即那些現在向我們高喊強權即公理，並輕蔑地用長筒靴踢打我們的民族。
——西本費弗爾（Siebenpfeiffer）的漢堡演講，18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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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後，如我們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樣，贊成革命的總運動分裂了。而分裂所導致的一項後果值得特別注意，即自覺的民族主義運動。
這場運動發展的最佳象徵，便是1830年革命後由馬志尼創建或發起的「青年」運動：青年意大利、青年波蘭、青年德意志、青年法蘭西（1831—1836年），以及19世紀40年代類似的青年愛爾蘭。青年愛爾蘭是芬尼亞勇士團（Fenians）或稱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前身，它是19世紀早期密謀派兄弟會組織當中，唯一延續至今且獲得成功的革命團體，並以進行武裝鬥爭的愛爾蘭共和軍而聞名於世。這些運動本身並不重要，且只要有馬志尼存在，就足以使它們完全無效。但在象徵性意義上，它們卻極其重要，從日後的民族主義運動紛紛採用像「青年捷克人」或「青年土耳其人」這類標籤，即可見一斑。它們標誌著歐洲的革命運動碎裂成民族的革命運動。這類民族革命團體之間，無疑有著大致相同的政治綱領、戰略和策略等，甚至有大致相同的旗幟——幾乎總是某種形式的三色旗。他們的成員認為：其自身的要求與其他民族的要求之間並沒有矛盾，而且他們的確設想建立一種可同時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關係。另一方面，各個民族革命團體則傾向於通過為大家選擇一個救世主的角色，來為其首先關注本民族利益的心態進行辯護。借由意大利（據馬志尼說的）、波蘭〔據密茨凱維奇（Mickiewicz）說的〕，世界上受苦受難的人民將被引向自由。這是一種很容易淪為保守政策或帝國主義政策的觀念，在那些強調自己是神聖的羅馬第三帝國的俄國親斯拉夫派，以及那些日後不斷重複著將以德意志精神治好全世界的德國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危險。大家一致認為，民族主義這種模稜兩可的現象，可回溯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但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世上的確只有一個偉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為也足以讓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動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個模糊不清的（實際上由一小撮密謀派和流亡者代表的）「意大利」、「波蘭」或「德意志」，只有對意大利人、波蘭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義。
如果新興的民族主義只限於民族革命兄弟會的成員，它就不值得太多注意。事實上，它代表著更為強大的力量，這些力量在19世紀30年代以雙元革命的結果出現，並顯露在政治自覺之中。這些力量當中，最早出現且最強大的是小地主或鄉紳的不滿，以及在許多國家當中突然冒出的民族中產階級，甚至下層中產階級，兩者的代言人大多是專業知識分子。
小鄉紳的革命作用，也許可在波蘭和匈牙利得到最好說明。總體而言，當地的土地大亨早就發現與專制主義和外國統治達成協議，是可能且合乎需要的。匈牙利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長期以來已被吸收為維也納宮廷的社會支柱，他們之中極少有人參加1848年革命。對於舊日波蘭——立陶宛聯邦（Rzeczpospolita）的記憶，使波蘭的地主權貴具有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但是他們之中最有影響力的准民族主義派別——恰爾托雷斯基集團，當時正對寓居巴黎朗貝爾飯店（Hotel Lambert）的奢華移民，進行活動，他們總是贊成與俄國聯合，而且喜歡外交活動更甚於起義。從經濟上看，如果不太浪費的話，他們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們喜歡的話，甚至有財力投入足夠的資金來改善其土地，以從該時代的經濟發展中獲得好處。塞切尼伯爵（Count Szechenyi）是這個階級的少數溫和自由派和經濟進步倡導者，他曾將約6萬弗羅林（florins）的年收入贈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學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的生活水準曾因這筆無私的慷慨捐贈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別於其他貧困農民的小鄉紳（匈牙利人口中約1/8據稱擁有鄉紳地位），既沒有錢財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圖，也沒有與日耳曼人或猶太人競爭中產階級財富的意向。如果他們無法靠其地租體面生活，而且衰敗的年代又剝奪了他們投身軍隊的機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話，他們或許會考慮選擇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識性職業，但是不會從事資產階級活動。這類鄉紳長期以來已成為本國專制主義、外族以及巨富統治的反對堡壘，隱藏在（像在匈牙利的）加爾文派和縣級機構的雙重支持背後。很自然的，他們的反對、不滿，以及希望獲得更多工作機會的願望，如今將引燃民族主義。
自相矛盾的是，在這個時期興起的民族商業階級，竟是個較小的民族主義因素。眾所公認，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一個統一的民族大市場，其優勢是非常明顯的。《聯合下的德意志》（Deutschland uber Alles ）的作者呼喚：
火腿和剪刀，靴子和吊襪帶，
羊毛和肥皂，紗線和啤酒。[1]
民族精神所無法促成的民族統一意識，德意志已借由關稅同盟達成了。然而，卻沒有什麼證據可以顯示，比如說，（日後將為加裡波第提供許多財政支持的）熱那亞的船運商對意大利民族市場的喜愛，會更甚於遠較繁榮的地中海貿易。而在多民族的大帝國中，在特定省份內發展出來的工業和貿易核心，當然會對現存的歧視表示不滿，但是在他們心底真正喜愛的，顯然是此刻對他們開放的帝國大市場，而不是未來獨立的民族小市場。因此，波蘭企業家既然有整個俄國可資利用，自然少有人會去支持波蘭民族主義。當帕拉茨基（Palacky）代表捷克人宣稱「如果奧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須造一個出來」時，他不僅是在籲請君主反對德意志，而且也表達了一個龐大卻很落後的帝國經濟核心地區的合理心聲。然而，商業利益有時也領導著民族主義，例如像比利時，該地一支強大的工業先驅社群，基於十分奇怪的理由，認為處在荷蘭商業集團的有力統治下，他們的地位將非常不利。比利時是在1815年陷入荷蘭手中的。不過這是個特殊例子。
在這個階段，中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強大支持者，是下層和中層的專業、行政和知識階層，換句話說，即受過教育的階層。（當然，這些人與商業階級並無明顯區別，尤其是在落後國家，那裡的土地行政人員、公證人和律師等等，通常即等於農村財富的主要積聚者。）確切地說，中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先鋒，是沿著教育進步的路線進行戰鬥，而教育進步，則顯現在大批「新人」進入當時仍被少數精英佔據的領域。學校和大學的成長顯示出民族主義的進展，因為學校尤其是大學，正是其自覺的鬥士：普魯士與丹麥之間，曾為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問題，先後於1848年和1864年爆發過兩場衝突，但在此之前，基爾大學和哥本哈根大學，便曾為了這個問題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發生過激烈爭執。
教育的進展十分明顯，雖然「受教育者」的總數仍然很小。法國國立學校的學生人數在1809—1842年間增加了一倍，而且在七月王朝統治之下，增長得特別迅速，但是即使如此，及至1842年，也只不過1.9萬人（那時所有受過中等教育的孩子[2] ，總數是7萬人）。俄國於1850年左右，在6 800萬總人口中只有大約2萬名中學生。[3] 大學生的人數儘管不斷增加，但其總數卻很少。很難想像，1806年後那些受解放思想煽動的普魯士大學青年，據說在1805年時竟不超過1 500人；後1815年的波旁王朝毀滅者，巴黎綜合工藝學校，在1815—1830年間，共訓練了1 581名青年，即每年僅招收約100人。學生們在1848年革命中的突出表現，使我們很容易忘記下述事實：整個歐洲大陸，包括未進行革命的不列顛群島，可能總共只有4萬名大學生，雖然數目仍在上升之中。[4] 俄國的大學生人數便從1825年的1 700人，上升到1848年的4 600人。而且即使人數沒有增長，社會和大學的變化（參見第十五章），也為學生賦予了一種社會團體的新意識。誰也不記得在1789年巴黎大學有大約6 000名學生，因為他們在大革命中沒有發揮過獨立作用。[5] 但是到1830年，任誰也不能忽視這群年輕大學生的重要性。
少數精英可利用外國語言活動；而一旦受過教育的幹部變得足夠多時，民族語言就會自行產生影響（如自19世紀40年代起，印度各邦為爭取承認其語言而做的抗爭）。因此，當開始用民族語言出版教科書、報紙或進行某些官方活動時，都代表著民族發展邁出了關鍵一步。19世紀30年代，歐洲許多地區都跨出了這一步。於是有關天文學、化學、人類學、礦物學和植物學的第一批重要的捷克文著作，便是在這10年中寫作或完成的；而在羅馬尼亞，用羅馬尼亞文代替以前流行的希臘文的第一批學校教科書，也是如此。1840年，匈牙利文取代拉丁文作為匈牙利議會的官方語言，雖然受維也納控制的布達佩斯大學，直到1844年才停授拉丁語課程。（可是，為爭取使用匈牙利語為官方語言的抗爭，從1790年起一直斷斷續續地進行。）在薩格勒布（Zagreb），蓋伊（Gai）1835年起便用迄今仍是方言綜合體的第一種書面語言，出版了他的《克羅地亞報》〔Croatian Gazette ，後來改名《伊利裡亞民族報》（Illyrian National Gazette ）〕。在很早就擁有官方民族語言的國家，這種變化是不太容易衡量出來的。可是有趣的是，1830年後用德語（而不是拉丁語和法語）出版的書籍，首次持續超過90%，法語書籍的數量，則在1820年後降到4%以下。[1] [6] 此外，出版物的普遍大增，也給予我們一個可資比較的指標。例如，德意志出版的書籍數量，在1821年和1800年大致相同，一年大約4 000種；但1841年卻上升到1.2萬種。[7]
當然，大多數歐洲人和非歐洲人仍是未受過教育的。的確，除日耳曼人、荷蘭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瑞士人和美國公民外，沒有一個民族能在1841年被形容成是有文化的。有幾個民族可說幾乎是文盲，像南部斯拉夫人，他們在1827年只有不到1.5%的識字率（甚至在更晚的時候招募到奧地利軍隊中的達爾馬提亞人，也只有1%能夠讀寫），或者像只有2%識字率（1840年）的俄國人，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半島戰爭後，似乎總共僅有8 000名兒童在校），以及除倫巴底和皮德蒙特之外的意大利人。19世紀40年代，甚至英國、法國和比利時，也有40%—50%的人是文盲。[8] 文盲絕非政治意識的障礙，但事實上沒有證據指出，除了已受雙元革命改變的國家——法國、英國、美國以及（政治和經濟上依附於英國的）愛爾蘭，那種近代式的民族主義已形成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
把民族主義等同於識字階層，以俄國大眾為例，並不是說，當他們碰到非俄國的人或事物時，不會產生「俄國人」的自覺。然而，對一般群眾而言，民族性的檢驗物仍然是宗教：西班牙人是以是否為天主教徒來確定的，俄國人則依據是否是東正教徒。然而，與外國文化直接接觸的情形雖日漸增多，但仍屬罕見，而某些民族感情（例如意大利人的），對廣大群眾而言仍是全然陌生。他們甚至不使用共同的民族書寫語言，而且說著彼此幾乎不能明白的方言。甚至在德意志，愛國主義神話也極端誇大了反拿破侖民族情感的程度。在德意志西部，尤其是法國自由徵召的戰士中，法國仍極受歡迎。[9] 隸屬於教皇或皇帝的人民，或許表現出對碰巧也是德意志的敵人法國人的不滿，但這其中幾乎不帶有任何民族情感，更不用說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任何願望。此外，民族主義是以中產階級和鄉紳為主幹的事實，就足以使窮人們秉持懷疑立場（像南意大利燒炭黨中比較先進的分子和其他密謀派所表現的那樣）。波蘭激進民主革命派急切地試圖動員農民，甚至到了提出進行土地改革的程度，但他們還是幾乎徹底失敗。即使這些革命派實際上宣佈廢除農奴制度，加利西亞的農民在1846年還是會反對波蘭革命者，他們更願意屠殺鄉紳並相信皇室官吏。
民族的遠離家園，也許是19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現象，它瓦解了深厚、古老而且地方化的傳統主義。直到19世紀20年代，世界上大多數地區都幾乎沒有什麼移民或外遷者，除非是在軍隊和飢餓的強制下，或在傳統上經常遷移的社會中，例如在北方從事季節性建築工作的法國中部農民，或者德意志的流動手工業者。遠離家園還意味著一種思鄉病，但不是即將成為19世紀特殊心理病的那種溫和形式的思鄉病（反映在無數多愁善感的流行歌曲中），而是醫生們在臨床上最早用來描述旅居國外的舊式瑞士僱傭軍，那種強烈得足以致命的心理疾病。在法國大革命戰爭的徵兵中，便可發現這種疾病，特別是在布列塔尼人身上。遙遠北部森林的吸引力非常強大，它可以使一個愛沙尼亞女僕離開她那位極其仁慈的薩克森庫吉爾根（Kugelgen）僱主，儘管在薩克森她是自由的，而回到家鄉卻將淪為農奴。遷居和移居國外（其中移居美國的數據最方便查找）的人數，在19世紀20年代以後顯著增加，雖然直到19世紀40年代才達到很大的比例，那時有175萬人越過北大西洋（將近是19世紀30年代數字的3倍）。即使如此，英國之外唯一的主要移民民族仍是日耳曼人，長期以來，他們一直都遣送子孫到東歐和美國做定居農民，到歐洲大陸做流動手工業者，並到各國充任僱傭兵。
實際上我們可以說，1848年真正以群眾為基礎且具有嚴密組織形式的西方民族運動，只有一次，而且即使這次，也因為與教會這個強大的傳統支撐者保持一致的態度，而獲致巨大好處。那就是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1785—1847）領導下的愛爾蘭取消聯合運動。（譯者註：19世紀初，愛爾蘭反對與英國組成聯合王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奧康奈爾是農民出身、嗓音洪亮的律師鼓動家，也是第一位（直到1848年是唯一的一位）普受歡迎的奇裡斯瑪型領導人，他帶動了當時猶屬落後群眾的政治意識覺醒。〔1848年前，唯一可與奧康奈爾相比的人物是另一位愛爾蘭人奧康納（Feargus O』Connor，1794—1855），他已成為英國憲章運動的象徵；或許還有匈牙利的科蘇斯。科蘇斯可能在1848年革命之前已獲得某些群眾聲望，雖然在19世紀40年代，其威望實際上是因身為鄉紳擁護者而獲致的，由於他後來被歷史學家奉為聖人，因此很難完全看清楚他的早期經歷。〕奧康奈爾的天主教聯合會（Catholic Association），在爭取天主教徒解放（1829年）的成功抗爭中，贏得了群眾支持和教士們的信任（這點未獲完全證實）。這個聯合會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與新教徒鄉紳和英裔愛爾蘭鄉紳發生關係。它是農民和那個貧困大島上的愛爾蘭下層中產階級的運動。被一次又一次的農民暴動浪潮推上領導地位的「解放者」，是貫穿愛爾蘭政治史上那個令人震驚的世紀的首要推動力。這個力量在秘密恐怖會社中被組織起來，而這些會社本身，則有助於打破愛爾蘭的地方主義。然而，奧康奈爾的目標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獨立，而是通過與英國輝格黨達成協議或談判，來實現溫和中產階級的愛爾蘭自治。事實上，他並不是民族主義者，更不是農民革命家，而是溫和中產階級的自治主義者。的確，後來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對他提出的主要批評（很像更為激進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批評在其國家歷史上佔有類似地位的甘地），便是他本來能夠發動整個愛爾蘭起來反對英國人，但他卻有意地拒絕。不過，儘管如此，這並不能改變下列事實，亦即他所領導的運動，的確得到廣大愛爾蘭民眾的真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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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近代資產階級世界之外，還有反對異族統治（一般情況為不同宗教而非不同民族的統治）的人民起義運動，有時這似乎預示著日後民族運動的走向。這類運動指的是反對奧斯曼帝國、高加索反對俄羅斯人，以及印度反對入侵的英國統治者的戰鬥。把諸多的近代民族主義塞入對這類民族運動的理解之中，是不恰當的，雖然在武裝好鬥的農牧人口聚居的落後地區，以部落集團為組織，而且由部落酋長、綠林英雄或先知們所發動的對外國（或更確切地說是不信任的）統治者的抵抗，採取了一種與精英式民族運動頗為不同，但更接近其真義的人民戰爭形式。然而實際上，馬拉特人（Mahrattas，印度的封建軍事集團）和錫克教徒（一個軍事宗教派別）分別於1803—1818年及1845—1849年所發起的抗英運動，與後來的印度民族主義幾無關聯，而且他們也沒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2] 野蠻、英勇、世仇不斷的高加索部隊，在穆裡德運動（Muridism）的純淨伊斯蘭派別中，暫時找到了團結一致、反對俄國人入侵的紐帶，而且找到沙米爾（Shamyl，1797—1871）這個重要的領導人。但是直到今天，高加索人仍尚未組成一個民族，而僅僅是在蘇聯一個小共和國中的一小群小山民集體（已具近代民族意義的格魯吉亞人和亞美尼亞人，並未參加沙米爾運動）。被諸如阿拉伯地區的瓦哈比派（Wahhabi）和今天利比亞的賽努西教團（Senussi）等純淨宗教派別所掃蕩的貝都因人，為了安拉的單純信仰，反對賦稅、蘇丹和城市的營私舞弊，並為了保有簡樸的牧民生活而戰。但是我們今日所知的阿拉伯民族主義（20世紀的產物），是來自城市，而不是遊牧民族的營地。
甚至巴爾幹各國，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馴服的南部和西部山民，他們反對奧斯曼帝國的起義行動，也不應過於簡單地用近代民族主義來加以解釋，雖然許多吟遊詩人和勇士〔兩者經常是同一些人，例如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的詩人——武士——主教們〕，會使人回憶起像阿爾巴尼亞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那樣的准民族英雄的榮耀，以及像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Kossovo）戰役中對抗奧斯曼帝國的失敗悲劇。在任何有需要或有意願的地區，起義反對當地政權或削弱奧斯曼帝國，都是極其自然的舉動。然而，僅只是因為經濟上共同的落後性，才讓我們把今日所謂的南斯拉夫人視為一個整體，甚至包括了他們居住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同族人，但是南斯拉夫這個概念是奧匈帝國知識分子的活動產物，而不是那些實際為自由而戰者所欲追求的結果。[3] 信仰東正教的門的內哥羅人從未被征服過，他們與土耳其人作戰，但也以同樣的熱情對抗多疑、信奉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同樣多疑但團結的斯拉夫人，以及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尼亞人。波斯尼亞人則像多瑙河平原上的東正教塞爾維亞人一樣樂意，並且以比阿爾巴尼亞邊疆地區東正教「老塞爾維亞人」更大的熱情，起義反對與他們信仰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人。19世紀率先起義的巴爾幹人民，是在英勇的豬販子、綠林好漢黑喬治（Black George，1760—1817）領導下的塞爾維亞人，但是在他起義（1804—1807年）的最初階段，甚至並未提出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口號；相反，他支持土耳其蘇丹反對當地統治者的營私舞弊。在巴爾幹西部山區的早期起義歷史中，幾乎沒有任何記載顯示當地的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和其他民族，在19世紀早期已對那種非依民族劃分的自治公國感到不滿，該制度是由強有力的總督，人稱「亞尼納之獅」的阿里·巴夏（Ali Pasha，1741—1822），一度在伊庇魯斯（Epirus）建立起來的。
有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放羊的牧民與綠林英雄在反對任何實存政府的持久戰鬥中，與中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法國大革命的觀念融合起來。那就是希臘的獨立戰爭（1821—1830年）。因此不足為奇的，希臘成了各地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人士的神話和激勵力量。因為只有在希臘，全體人民用一種似乎與歐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來反對壓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獻身希臘的詩人拜倫（Byron）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對希臘的最後獨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
大多數希臘人與巴爾幹半島上其他被遺忘的戰士、農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臘人構成了一個國際貿易和管理階層，他們也定居在整個奧斯曼帝國的殖民地和少數民族社區之內，以及奧斯曼帝國之外；而大多數巴爾幹人所皈依的東正教會，其所使用的語言是希臘語，其領導階層則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臘主教為首的希臘人。蛻變為依附王公的希臘行政官員，統轄著多瑙河各公國（現在的羅馬尼亞）。在某種意義上，巴爾幹、黑海地區和地中海東部，所有受過教育以及從事商業的階層，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動性質本身而希臘化了。在18世紀，希臘化進程比以往更加強勁有力。主要是因為經濟的明顯發展，擴大了希臘人在國外的散居範圍和接觸面。黑海新興繁榮的穀物貿易，把他們帶進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商業中心，並且加強了他們與俄國的聯繫；巴爾幹貿易的擴大，把希臘人或希臘化商人帶到了中歐。第一份希臘文報紙是在維也納出版的（1784—1812年）。農民起義者的定期移民和再遷移，進一步加強了流亡者社團。正是在這種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共濟會秘密會社的政治組織方式）紮下根來。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爾幹革命運動領袖的裡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講的是法語，還將《馬賽曲》改編成希臘版本。發動1821年暴動的秘密愛國會社同志會（Philike Hetairia），是1814年在俄國新興穀物大港奧德薩（Odessa）創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