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我與這些中產階級紳士中的一位走進曼徹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慚愧和不衛生的貧民區，想引他注意這個城市的工廠工人，其居住地區是如何令人作嘔。我表示我生平從未看過建得這樣糟糕的城鎮。這位紳士耐心地傾聽，然而卻在我們分手告別的那條街道的街角上評論說：「但是這裡有很多錢可賺啊。早安，先生！」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
新金融家們以在報紙上公佈晚餐菜單和來賓名單為炫耀的時尚。
——卡布菲格（M. Capefigu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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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體制很容易識別，但是，它們無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國大革命的主要結果是廢除了貴族社會，但廢除的不是階級意義上的「貴族」——那種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標記加以區分，而且經常以「血緣」貴族這樣的階級為自己塑形的社會地位。建立在個人發跡之上的社會，歡迎這種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標誌。拿破侖甚至重建了一個正式的貴族階層，它在1815年後，與殘存下來的舊貴族連成一體。貴族社會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貴族影響力的終結。新興階級自然會傾向於依據先前上層集團所確立的舒適、奢侈或浮華的標準，來看待他們自己的財富和權力象徵。英國柴郡（Cheshire）那些賺了錢的布商妻子們，會在許多關於禮儀和體面生活的書籍指導下，變成「女士」。也是基於這種目的，這些書籍從19世紀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於同樣原因，在拿破侖時代發戰爭財的那群謀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頭銜，並喜愛在資產階級的沙龍中，擺滿「天鵝絨、黃金、鏡子、路易十五時代座椅的拙劣仿製品，以及其他傢俱……徒有講究僕人和馬匹的英式時髦風尚，卻沒有貴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麼發跡的銀行家誇口道：「當我出現在劇院中的專屬包廂時，所有的長筒望遠鏡都轉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歡迎。」還有什麼比這種誇口更為驕傲呢？[3]
而且，像法國這種在宮廷和貴族的習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會失去其印記的。因此，那種特別沉醉於為私密關係做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國散文（其源頭可溯至17世紀的貴族作家），或那種已將性愛活動以及情人情婦標準化的18世紀文學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資產階級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國王們有正式的情婦，現在則加進了成功的股票經紀人。高級名妓不僅將其回報豐厚的寵愛投給那些敗家的年輕貴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價錢的銀行家，以作為他們成功的活廣告。事實上，在許多方面，法國大革命以一種異常純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國文化中的貴族特點；出於同樣原因，俄國革命也以異常的忠誠，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紀資產階級對待「美好文學」的典型態度。這些特質被革命接受同化，視作令人嚮往的歷史遺產，因而受到革命的保護，而非銷毀。
然而，舊制度還是死亡了，儘管1832年時，布勒斯特（Brest）的漁夫認為：天降霍亂是上帝對他們廢黜合法國王的懲罰。除了信仰雅各賓的法國南部和一些長期實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區，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農民之中的擴展速度相當緩慢，但是，在1848年5月舉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選中，正統主義的勢力已經只局限於西部和較貧窮的中部省份。今日法國鄉村的政治地理，在當時已大體可以辨認出來。在更高的社會層次上，波旁王朝的復辟並沒有恢復舊制度，或者正相反，當查理十世力圖這麼做時，他就被推翻了。復辟時代的社會，是巴爾扎克筆下資本家和野心家的社會，是司湯達（Stendhal）筆下於連（Julien Sorel）的社會，而不是返鄉流亡貴族的社會。一個如地質變動般的新世紀，分隔了復辟社會與塔列朗所回顧的18世紀80年代的「甜蜜生活」。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於莫泊桑（Maupassant）筆下的《俊友》（Bel-Ami）一書中的杜洛亞，一個19世紀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於20世紀40年代好萊塢電影中的典型人物薩米·格裡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紀80年代非貴族的成功者費加羅（Figaro）。
簡言之，革命後的法國社會在結構上和價值觀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是暴發戶的社會，換言之是自我成就者的社會。不過，當時這種情形還不十分明顯，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發戶統治，即實行共和主義或拿破侖主義的政府。1840年時，有半數的法國貴族屬於舊貴族家庭，在我們看來這種現象似乎不夠革命，但是在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眼中，半數貴族在1789年時曾是平民這一事實，卻是非常驚人的，特別是在他們目睹了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階級排外性後，更顯震驚。「善良的美國人死後，就上巴黎去」，這句話表明巴黎在19世紀的形象，儘管要到第二帝國時期，巴黎才完全成為暴發戶的天堂樂園。倫敦，或者特別是維也納、聖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錢可以買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發戶時是如此。在巴黎，卻幾乎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是用錢買不到的。
新社會的支配優勢並非法國獨有的現象，但是，如果將民主的美國除外，在表面上，這種優勢在法國的確更為明顯、更為正式，儘管實際上不如在英國和低地國家那樣深刻。在英國，名廚仍是為貴族服務，如卡雷姆（Careme）為威靈頓公爵服務那樣（他先前曾為塔列朗服務）；或是為寡頭俱樂部服務，如「改革」俱樂部的索耶爾（Alexis Soyer）。在法國，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貴族家庭廚師，已經建立了開辦高價餐館的穩固傳統。一本法式烹飪指南經典的封頁，暗示著世界的一項變化。它是這樣寫的：「（作者）博維耶（A. Beauvillier），普羅旺斯伯爵老爺的前任官員……現任飯店老闆，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號。」[4] 美食家是王政復辟時期的創造物之一，並經由1817年創刊、布裡亞——薩瓦蘭（Brillat-Savarin）編寫的《美食家年鑒》而不斷繁衍。他們已絡繹不絕地前往英式咖啡館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嚐沒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國，報刊依然是指導、咒罵和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國，吉拉丹（Emile Girardin）於1836年創辦了現代報紙：《報界》（La Presse ），這份報紙是政治性的，卻也是廉價的，旨在積聚廣告收入，以閒話、連載小說和各式各樣的其他噱頭吸引讀者。[1] 英語中的「新聞」（journalism）和「宣傳」（publicity）、德文中的「宣傳」（Reklame）和「廣告」（Annonce），這些詞彙都會使人想起法國人在這些混沌初開的領域中的先驅之舉。巴爾扎克筆下所讚美的時裝、百貨商店和公共商品櫥窗，也都是法國人的發明，是19世紀20年代的產物。[2] 法國大革命還將向才幹人物開放的職業——劇院——帶進了「良好社會」（在此同時，該種職業的社會地位在貴族統治下的英國，仍然類似於拳擊手和騎師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爾馬（Talma）和其他戲劇界人士，在拉菲特別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該郊區變得時髦起來的銀行家姓氏命名）這幢莫斯科親王的豪華住宅旁，確立了他們自己的地位。
工業革命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影響，在表面上不那麼劇烈，在實際中卻更為深遠。因為工業革命創造出與官方社會並存的資產階級新集團，這些集團是如此之大，以致無法為官方社會所吸收，只好接納了其頂層的少數人。但這個新集團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們並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們所提的條件基礎上。在1820年的英國，我們尚難在國會大廈和海德公園附近，發現眾多殷實富商的身影。在國會大廈裡，貴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著尚未改革的議會；而海德公園內，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禮儀的上流仕女們，如哈麗葉·威爾遜（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絕裝扮成殘花敗柳的女人時也顯得很不正經）。她們乘坐四輪敞篷馬車，身旁簇擁著打扮入時的傾慕者，他們來自軍隊、外交使團和貴族階層，其中也有不屬於資產階級的「鐵公爵」威靈頓（Wellington）。18世紀的商人、銀行家，甚至於企業家，其人數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會中。事實上，以老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為首的第一代棉紡業百萬富翁們，可說是相當堅定的托利黨人，只不過較為溫和穩健而已。老皮爾的兒子還正在接受日後成為首相的訓練。然而，在北方佈滿雨雲的天空下，工業化使實業家的實力成倍增大。曼徹斯特不再肯向倫敦屈服讓步。在「曼徹斯特今日所思，就是倫敦明日所想」這一戰鬥口號下，曼徹斯特準備將自己的要求強加給首都倫敦。
這些來自各個地方的新貴，是一支可畏的大軍，而當他們日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階級」，而不是填補上層和下層階級空隙的「中等階層」時，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經可以抱怨說：社會評論家「在他們那個關於地主、資本家和勞工的三角關係中百思不解，直到他們似乎領悟到，社會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區分成這三個階級」。[6] 他們不僅是一個單純的階級，更是一支戰鬥的階級大軍。最初他們是為了反對貴族社會，而與「勞動貧民」合作組織（他們認為這些貧民一定會追隨自己的領導）[3] ；後來，他們既反對無產者也反對地主，這在反《穀物法》同盟這個最具有階級意識的團體中，表現得最為顯著。他們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們極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規高等教育的庇蔭。就像狄更斯《艱難時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們並非不願誇耀這種事實。他們富有，而且在那個年代變得更為富裕。他們先是充滿極為強烈和強悍有力的自信心，這種自信心是因為他們屬於這種人：其親身經歷已向他們表明，天命、科學和歷史已經會聚在一起，準備將世界完全交給他們。
白手起家而且頌揚資本主義的報界人士兼出版家——《裡茲信使報》（Leeds Mercury，1774—1848）的貝恩斯（Edward Baines）、《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 ，1791—1844）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徹斯特時報》（Manchester Times ，1792—1857）的普倫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們將「政治經濟學」轉化成幾個簡單的教條式命題，並借此賦予中產階級知識上的確切性。而除了易動情感的衛理公會（Methodist）教派外，清教異端中的獨立派、唯一神派、浸禮會和教友派，則賦予他們精神上的確切性，以及對無用貴族的輕蔑。一位不為恐懼、憤怒甚或憐憫所打動的僱主，告訴他的工人說：
上帝確立的公正公平法則，人類無權侵犯。若有人膽大妄為欲加阻撓，或遲或早，必定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因此，當主人們放肆聯手，以其聯合力量更有效地壓迫僕人時，他們就是以此行為侮辱上帝，上帝的詛咒將降臨在他們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僕人聯合起來向僱主敲詐只應屬於主人的那份利潤時，他們也同樣破壞了這條公平法則。[7]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過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則是馬爾薩斯、麥克庫洛赫和所有的機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紀不可知論的偏激知識分子，或是為中產階級代言的自學成才的學者和作家，都不應當掩飾下列事實：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只顧忙於賺錢，以致無暇關心一切與賺錢無涉的事。他們讚賞他們的知識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樣，在他們還沒成為特別成功的實業家時便是如此，只要這些知識分子能迴避掉不講究實際和過於深奧的思想，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講究實際的人，這使他們懷疑一切超出經驗太遠的事情。科學家巴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們提議自己的科學方法，但卻徒勞無功。科爾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業設計、技術教育和交通運輸合理化的先驅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難以估量的幫助下，為中產階級豎立起最光輝的紀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覽會。但是，由於愛好官僚政治和愛管閒事，他被迫退出公眾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樣，在無法直接幫助他們獲取利潤時，就為他們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學成才的煤礦技師，是他把舊式馬車的軌距轉用到鐵路之上——他從未考慮過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像力、老練精幹且大膽的工程師布魯內爾（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邁爾斯所創建的工程師萬神殿中，並沒有布魯內爾的紀念碑，責難的話倒有一句：「以求實謀利的結果來衡量，像斯蒂芬森這類人物，無疑是更可信賴的模仿對象。」[8] 為了培訓以科學為基礎的新興工業技工，哲學派的激進分子，盡其努力地建立了一個「技工講習所」網絡。在這些講習所中，技工們一定得聆聽那些與其目的無關的言論，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災難性錯誤。到了1848年，大多數講習所都行將倒閉，因為大家不認為這種技術教育可以教給英國人（以區別於日耳曼人或法國人）任何有用的知識。有一些聰明、有實踐頭腦，甚至是有教養的製造業財主，一窩蜂地參加新成立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種社團。但是，若認為該協會代表了該階級的規範準則，那就錯了。
這樣的一代人，成長於1805年特拉法加之戰到1851年世界博覽會之間的歲月。他們的前輩，由於成長於有教養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異端牧師的社會組織中，成長於輝格黨世紀的知識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氣。陶業大王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學會和古董學會的會員，是博爾頓、他的合夥人瓦特，以及化學家兼革命者普裡斯特利共同組成的「新月學會」成員（他的兒子托馬斯做過攝影術實驗，發表過科學論文，資助過詩人柯勒律治）。這位18世紀的製造業大亨，很自然地依照喬治時代建築師的設計去建造他的工廠。這一代人的後繼者，如果不是更有教養，便是更為奢侈揮霍，因為到了19世紀40年代，他們已擁有足夠的金錢，隨意花在仿造豪華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藝復興式的市政廳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風格或古典風格的小教堂。但是，在喬治和維多利亞這兩個時代之間，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黑暗時代來臨了。它們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艱難時世》中，有了令人難忘的描述。
虔誠的清教主義，支配著這個淒涼荒蕪的時代：刻板嚴厲、自以為是、愚鈍無知、對倫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偽君子才配稱為其夥伴的地步。如揚（G. M. Young）所說，「美德正以一道寬廣的無敵戰線，向前推進」，將不貞潔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沒有賺到錢，也沒有控制住情感和財政開支的人）踩在泥中，他們只配享有這種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捨。在這樣的觀念中，蘊含著一些資本主義的經濟意義。如果小企業家要想變成大企業家，就不得不將大部分利潤用作再投資。在最嚴厲的勞動紀律之下，新的無產大眾被迫屈從於工業的勞動節奏，或者，如果他們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創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頭為之戰慄：[9]
在科克鎮，你什麼都看不到，只有嚴厲的勞動景象。如果某個教派的成員在那裡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個教派成員這麼做了——他們也會把它變成一座紅磚式的虔敬貨棧，有時（但這只是在精心裝飾的例子中），在鳥籠般的房頂尖還保有一口鐘。鎮上所有的公共銘文，都是漆成黑白兩色的嚴峻字體。監獄可能就是醫院，醫院也許就是監獄；市政廳可能是監獄，也可能是醫院，或兩者兼是，或者是與建造它們的宏偉用意相反的任何東西。現實、現實、現實，這個城鎮的一切物質層面都是以現實為依歸；現實、現實、現實，一切非物質層面也都是以現實為依歸。……一切事物都是處於臥病其中的醫院與墓地之間的現實，而你無法以數字表達的東西，或無法表明在最廉價的市場上可買到的東西，以及在最昂貴的市場上可售出的東西，都是不存在的，並且永遠不應當存在。世界無窮無盡，阿門！[4]
這是對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紀不可知論的「哲學激進分子」，他們都信仰功利主義，這些激進分子還將功利主義以符合邏輯的語言表達出來。這種信仰在鐵路、橋樑和貨棧中，產生了它自己的實用美，也在一排排煙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紅色的小房屋中，發展出它獨有的那種浪漫恐怖，而工廠堡壘就居高臨下俯瞰著這些小房屋。新興資產階級居住在小屋外圍（如果積聚起足夠錢財搬遷），他們發號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傳教士在海外黑人異教徒中的傳教活動。男人們將金錢人格化，因為金錢證實了他們統治世界的權利；女人們——由於丈夫的金錢甚至剝奪了她們實際操持家務的滿足——則將這個階級的道德也人格化了，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個甜美的女人，誰想更聰明就讓她去吧」）、沒學問、不求實際、理論上不談性慾、沒有資產、受人保護。她們是這個節儉自助時代唯一的奢侈品。
這個階級最極端的榜樣，就是英國的製造業者。但是在整個歐洲大陸上，還有一些較小的同類集團：法國北方或加泰羅尼亞紡織業地區的天主教徒、阿爾薩斯地區的加爾文教徒、萊茵地區的路德宗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歐和東歐的猶太教徒。他們的強硬與英國製造業者極為相似，因為他們也相當大程度地脫離了更陳舊的城市生活和家長統治傳統。福謝（Leon Faucher）儘管持有教條主義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紀40年代曼徹斯特的景象所震驚。對此，歐洲大陸上的觀察者就不震驚嗎？[10] 但是，他們與英國人一樣都深具信心，這種信心來自穩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間，裡爾當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妝，從1.5萬法郎增至5萬法郎[11] 〕，來自對經濟自由主義的絕對信念，來自對非經濟活動的拒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裡爾的紡織王朝仍一直維持著對軍旅生涯的完全輕蔑。米盧斯的陶爾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勸年輕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藝學院，就是因為他們擔心這可能引導他走上軍旅生涯，而不是實業生涯。貴族制度及其血統家系，起初並沒有對他們產生極度誘惑，猶如拿破侖的元帥們那樣，他們就是他們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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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雙元革命的決定性成就，就是它們打開了有才之士的進身之路，或者至少說是向精力、精明、勤奮以及貪婪，打開了進身之路。並不是說所有的進身之路都已敞開，也不代表它們全都能通往社會階級的頂端，或許在美國是例外。然而，這些機遇是多麼非凡！昔日靜止不變的等級意識，已經徹底地遠離19世紀！漢諾威王國的謝勒（Kabinettsrat von Schele），曾拒絕一位貧寒的年輕律師申請一個政府職位，其理由是這位年輕律師的父親是一名訂書匠，他理當繼承父業。而今，這個理由顯得既不充分又極荒唐。[12] 然而謝勒所做的，只不過是奉行穩定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時，一位訂書匠的兒子的確只有子承父業一途。現在，他卻不再非這麼做不可。在他面前敞開了四條成功之路：實業、教育（並可借此轉向政府公職、政治以及自由職業三個目標）、藝術以及戰爭。戰爭在革命時期和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是很重要的，但在隨後數代人的長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條道路是新近才出現，因為此時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獎賞，鼓勵那些能令大眾歡娛或感動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會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這點。這種地位的上升，在愛德華時代的英國，最終產生了相互關聯的景象：封為騎士的男演員和娶合唱隊女孩為妻的貴族。甚至在後拿破侖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富有特色的現象：被當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鶯」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爾絲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為神明的音樂藝術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