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工廠主，就像殖民地的種植園主生活在他們的奴隸中那樣，生活在自己的工廠裡。他一個人要面對成百個工人，而里昂的破壞活動，就像是聖多明各的那種暴動……威脅社會的野蠻人既不在高加索，也不在蒙古草原，而是在我們工業城市的郊區……中產階級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局勢的性質；他應當知道他的處境。
——吉拉丹（Saint-Marc Girardin），《辯論報》（Journal des Debats ）1831年12月8日
想要做官掌權，
總得披大氅，掛綬帶。
我們為你們大人物紡紗織布，
死後卻不包裹屍布就草草掩埋。
我們是織布工，
卻赤身裸體，無遮無蓋。
你們的統治行將結束，
我們掌權的日子就要到來。
我們為舊世界織好了裹屍布，
造反的吼聲已響徹天外。
我們是織工，
從此衣冠整齊，有穿有戴。
——里昂紡織工人歌謠
1
對那些發現自己正處在資本主義社會道路上的貧民來說，在他們面前展現出三種可能性，而且他們在當時仍難以進入的傳統社會領域內，再也得不到有效的保護。這三種可能性是：他們可以爭取成為資產階級；或讓自己忍受折磨；或起而造反。
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那樣，第一條道路對那些身無分文得以賺取財產或接受教育的人來說，不僅實行起來有困難，而且也頗令人厭惡。純功利式的個人主義社會行為，秉持的信條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理論上看似合理的叢林競爭法則，在成長於傳統社會之人的眼中，無異於淫亂的魔鬼。1844年，絕望的西裡西亞麻布手織工，為了與自己的命運抗爭，發動了一場失敗的起義。[1] 起義工人中有人說道：「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發明了各種巧妙無比的技巧，用來削弱和破壞別人的生計。唉！但再也沒有人會想到《聖經》第七條戒律的訓示：你不能偷盜。他們也沒記住路德對這一條戒律的評注，路德說：我們應當敬畏上帝，我們不能拿走鄰居的錢財，不能用假貨和欺詐的交易去獲取錢財，相反，我們應當幫助鄰人保護並增加其生計和財產。」這段話代表了所有發現自己簡直是被地獄的力量拖入深淵之人的心聲。他們要求的並不多。（「過去富人常給窮人以施捨，而窮人安於過著極簡樸的生活，因為在那時，下層人不像他們今天那樣，很少需要誇耀用的衣著和打扮。」）但即使這麼卑微的地位，如今也被剝奪了。
因此，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抵制，即使經過最合理的計劃，也少不了野蠻的行為。以濟貧稅救助低薪勞工的「斯平漢姆蘭」制度，由鄉紳主導實行，並深受勞工依賴，雖然經濟學上對這種制度的反對已成定論。作為緩和貧困的一種方式，基督徒式的施捨毫無助益，就像在大量興辦慈善事業的教皇國家可以見到的那樣。但它不僅在傳統的富人當中普受歡迎，而且也在傳統的窮人當中普受歡迎。富人把它看作是防止邪惡平權的手段（這種平權觀念是「那些堅持自然創造的眾人都是平等的，而社會差別純粹只有在公共效益中才能找到」的夢想家所提出的[2] ）；而窮人深信，他們有權獲取富人餐桌上的麵包屑。在英國，有一道鴻溝把互助會（Friendly Society）中產階級提倡者和貧民分隔開來，前者認為互助會完全是個人自助的一種形式；而後者還把它當作，並且根本常常當作是舉行歡樂聚會、儀式、宗教祭典和慶祝活動的社會團體，這對互助會的健全是有害的。
甚至連資產階級也認為，在這些方面，純粹的自由競爭並未給他們帶來實際好處，因而加以反對，這使那種抵制更為強化。誰也不比頑強的美國農場主和工廠主更熱心於個人奮鬥精神，沒有一部憲法像美國憲法那樣——或者他們的法學家直到我們這個世紀以前還認為的那樣——反對類似聯邦童工立法那種對自由的干預。但是如我們所見，卻也沒有誰比他們更堅定地致力於對其實業的「人為」保護。新式機械是私人企業和自由競爭的主要好處之一。但是，不僅勞工盧德派（Luddites）奮起搗毀機器，當地的小商人和農民也同情他們，因為他們也認為改革者破壞了他們的生計，而政府則不得不於1830年發出措辭嚴厲的通告，指出「機器應像其他任何形式的財產那樣，受到法律的保護」。[3] 在資產階級自由派深具信心的堡壘之外，新興企業家懷著動搖和疑惑的心情，著手完成他們破壞社會和道德秩序的歷史任務，這更加強了窮人的信念。
當然，也有一些勞動者極力躋身於中產階級，或者至少是遵循節儉、自助和自我改善的訓誡。在中產階級激進主義的道德和說教讀物、戒酒運動和致力傳道的新教當中，隨處可見把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視為其荷馬的那類人，而事實上，這樣的團體吸引了或許還鼓勵了雄心勃勃的年輕人。1843年創立的羅頓節欲院（Royton Temperance Seminary，局限於小伙子，大部分是棉紡織工人，他們發誓戒酒、不賭博，並養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在20年裡培養了五個紡紗廠老闆、一名教師、兩名俄國棉紡廠經理，「和不少取得諸如經理、監工、機械工工頭、合格校長之類的體面職位，或變成體面的店舖老闆」。[4] 顯然，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以外，這種現象不那麼普遍，在那些地區，工人階級以外的道路（除了移民）要狹窄得多，即使在英國，這樣的道路也不特別寬廣；而激進中產階級對熟練工人的道德和理智影響，也要小一些。
另一方面，顯然有更多人面臨他們無法理解的社會災難，遭受貧困和剝削，麇集於淒涼污穢的貧民窟或正在擴大的小規模工業復合村，因而陷於道德淪喪。失去了傳統制度和行為指南之後，人們怎能不淪入以權宜之計臨時餬口的深淵呢？許多家庭在每週發薪日之前，不得不把他們的毛毯典當出去[1] ；而酒精則是擺脫曼徹斯特、裡爾或博裡納日（Borinage）等工業重鎮折磨的捷徑。酗酒大眾幾乎已成為輕率失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現象，「酒瘟」開始在全歐洲蔓延。[5] 也許那個時代無數感歎酗酒日益嚴重、妓女或男女淫亂日益敗德之人，有些誇大其詞。不過，1840年左右，在英國、愛爾蘭和德意志，有計劃的戒酒宣傳突然大增，有中產階級的，也有工人階級的，這種情形顯示，對世風日下的擔憂既非學究專屬，也不限於任何單一階級。其直接成就十分短暫，但在該世紀的其餘時間，不管是開明的僱主還是勞工運動，對烈酒的厭惡仍然是共同的。[2]
但是，悲歎新興城市和工業區貧民世風日下的同時代人，當然並不是在誇大其詞。而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情況更加惡劣。城鎮和工業區在沒有計劃和監管的情況下迅速發展，一些最起碼的城市生活服務設施，例如，街道的清掃、飲用水供應、衛生，更別提工人階級的住房了，都完全跟不上城市發展的步伐。[6] 這種城市狀況惡化的最明顯後果，便是傳染性疾病再度出現（主要是水源性傳染病）、廣泛流行，特別是霍亂。霍亂從1831年起再度征服歐洲，並在1832年橫掃從馬賽到聖彼得堡的歐洲大陸，後來還曾再度爆發。舉一個例子來說，在格拉斯哥，「1818年前，斑疹傷寒並未被當作什麼流行疾病而引起注意」。[7] 此後，斑疹傷寒的發病率不斷增加。至19世紀30年代，該城有兩種主要流行病（斑疹傷寒和霍亂），19世紀40年代則有三種（斑疹傷寒、霍亂和回歸熱），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還有兩種，一直到一整代人忽視城市衛生的情況改善為止。忽視城市衛生的可怕後果，又因為中產階級和統治階級未曾親身感受，而更顯嚴重。本書所論時期的城市發展，以飛快的速度將不同階級隔離開來，新興的勞動貧民，被推入政府、商業中心以及新辟的資產階級專門住宅區之外，溺陷於黑暗的苦難深淵。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歐洲各大城市，幾乎被普遍地劃分為「豪華」的西區和「貧窮」的東區。[3] 除了勞工自己主動興辦的設施外，在這些新興的勞工聚居區裡，除了酒館，或許還包括小教堂，此外根本沒有公共設施。一直要等到1848年後，當新的流行疾病從貧民窟蔓延出來，開始造成富人的死亡；以及在貧民窟中長大的絕望群眾，以社會革命嚇壞了當權者的時候，有計劃的城市改建和改善才開始進行。
酗酒還不是世風日下的唯一象徵，殺嬰、賣淫、自殺和精神錯亂等社會現象，都與這場社會和經濟的大災難有關。這項發現主要得感謝當時的科學家對我們今日稱為社會醫學所進行的開拓性工作。[4] 刑事犯罪和日益增多而且經常是無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暴力犯罪表明了個人對威脅著要吞噬馴服者的力量的盲目宣洩。盛行於此時的天啟教派、神秘教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迷信（參見第十二章），也處處表明：對毀滅人類的社會大震動，人們表現出類似的無能為力。例如，霍亂的流行在信奉天主教的馬賽以及信奉新教的威爾士，都同樣造成了宗教復興。
在社會行為的各種扭曲形式之間，有一點是共同的，而且恰好都與「自助」有關。這些形式都是逃脫貧民勞工命運的企圖，或者至多是接受或忘記貧困和羞辱的企圖。那些相信來世的人、酒鬼、小偷小摸、精神病患者、流浪乞丐，或雄心勃勃的小業主，都對其集體狀況視而不見，並且（小業主除外）都對採取集體行動的能力漠不關心。在這一時期的歷史上，這種群眾性的冷漠態度所起的作用，比人們經常認定的大得多。下述的那種情況絕非偶然：技術最不熟練、受教育最少、最無組織性，因而也最沒希望的貧民，在當時和後來都是政治態度最冷漠的人。在1848年普魯士哈勒（Halle）城的選舉中，有81%的獨立手工業師傅和71%的石匠、木匠和其他熟練建築工人參加投票，而在工廠和鐵路工人、雇工和家庭代工當中，只有46%的人參加投票。[9]
2
逃避和失敗之外的另一選擇就是暴動。當勞動貧民，特別是已成為貧民核心的工業無產階級面臨這種局面的時候，暴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實際上是迫不得已的。19世紀上半葉出現了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而且實際上不僅是群眾性的社會革命騷動，也是不可避免的事。1848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後果。
1815—1848年間的勞動貧民處境，著實令人震驚，這一點是任何通情達理的觀察家都無法否認的，而這樣的人所在多有。眾人普遍認定，貧民的處境正在日漸惡化。在英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便是基於這樣的假定，認為人口的增長必然會超過生活所需的增長，並且得到了李嘉圖派經濟學家的支持。那些對工人階級的前景持樂觀看法的人，比抱悲觀看法的人少一點，才能也要差一些。在19世紀30年代的德意志，至少有14種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漸貧困作為討論主題的。而且，關於「日益貧困和食物短缺的抱怨」是否得到證實的問題，也被提出來作為學術獎勵的論文題目。16位競爭者中，有10位認為已得到證實，只有2位認為這些抱怨沒有得到證實。[10] 從這類意見佔有的壓倒性多數，便可看出貧民普遍陷於令人絕望的苦難之中。
無疑，鄉村實際存在的貧困狀況，顯然是最糟糕的，特別是在無地的工資勞動者、鄉村家庭作坊工人，當然還有擁有土地但很貧困的農民，或靠貧瘠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中間。那些發生在1789年、1795年、1817年、1832年、1847年的歉收，仍然造成不可逃避的饑荒，就算沒有額外災難的干預，諸如破壞了西裡西亞家庭亞麻工業基礎的英國棉紡織品競爭，情況也是如此。1813年的倫巴底歉收，造成許多人僅靠吃肥料、乾草、豆葉和野果制的麵餅維持生命。[11] 甚至在瑞士這樣穩定的國家裡，像1817年那樣的歉收年，也會造成實際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的慘況。[12] 與愛爾蘭饑荒的大災難比起來，1846—1848年的歐洲大陸饑民也顯得黯然失色，但這樣的饑荒已經夠現實的了。在普魯士的東部和西部（1847年），1/3的居民已無麵包可吃，僅靠馬鈴薯維生。[13] 在德意志中部山區，簡樸、貧窮的製造業村莊裡，男男女女坐在圓木和長凳上，很少有簾子或桌巾，沒有玻璃杯而用陶器或錫杯喝水，居民已有點習慣了馬鈴薯食品和淡咖啡。在饑饉期間，救濟工作者不得不讓居民吃他們提供的豌豆和稀粥。[14] 因飢餓而產生的斑疹傷寒，在佛蘭德斯和西裡西亞的鄉村肆虐，在那裡，農村的麻布織工與近代工業進行著注定要失敗的鬥爭。
但事實上，除去愛爾蘭那樣的全面災難之外，吸引大多數人注意的苦難——許多人都認為程度日益加重——是城市和工業區的苦難，那裡的貧民不像農村那般消極地挨餓，也不像他們那麼不顯眼。他們的實際收入是否下降，仍是歷史上有爭論的問題，儘管如我們所見，城市貧民的一般處境無疑是惡化了。在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種類的工人之間，以及各個經濟時期之間，情況千差萬別，再加上統計數據方面的缺陷，使這些問題很難得出肯定的答案。不過在1848年以前（英國也許在1844年以前），任何顯著的普遍改善都不曾發生，而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肯定是越來越大，越來越明顯。當羅斯柴爾德伯爵夫人佩戴價值150萬法郎的珠寶出席奧爾良公爵的化裝舞會時（1842年），正是布賴特（John Bright）這樣描述羅奇代爾婦女的時候：「2 000名婦女和少女唱著聖歌走過街道，這是非常獨特、非常令人吃驚的場面。這支奇異的隊伍走近了，她們是可怕的饑民，麵包被狼吞虎嚥地吞食下去，其狀難以形容，即使那些麵包上幾乎沾滿了泥土，也會被當作美食吞下去。」[15]
事實上，在歐洲廣大地區，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可能都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惡化。不僅（如我們所見）城市設施和社會服務無法與城市輕率而又無計劃的發展同步，在1815年到鐵路時代來臨之前，貨幣工資（經常是實際工資）趨於下降，許多大城市的食品生產和運輸價格也隨之下降。[16] 那個時代馬爾薩斯主義者的悲觀論調，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時間差之上。但除了這種時間差之外，光是飲食習慣從前工業時期的傳統三餐，變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時期的不加重視或無錢購買，就足以導致營養惡化，恰如城市生活和工作條件很可能導致健康惡化一樣。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而且當然也是上層、中等和工人各階級之間）在身體和健康上的特大差異，顯然都是因為這一原因。法國和英國的統計學家，特別重視研究這一課題。19世紀40年代，維爾特郡（Wiltshire）和拉特蘭（Rutland）鄉村雇工（未必是一個飽足的階級）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要比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勞工的預期壽命高1倍，但那時，僅舉一個例子來說，「直到手工業改用蒸汽動力之前，亦即直到18世紀末，在謝菲爾德（Sheffield）刀剪業中，還不知道什麼叫作磨工病。」但到了1842年，因罹患這種疾病而翻腸嘔吐的工人比例，30多歲年齡層中有50%的人，40多歲有79%，50歲以上更達100%。[17] 此外，經濟上的變化使廣大勞工階層發生了轉移或取代，這種變化有時對他們有利，但更多時候是使他們感到悲哀。廣大居民群眾因尚未被新的工業部門或城市吸收，仍舊永遠處在一個貧困無告的底層，甚至更多的群眾，被週期性的危機推向失業深淵，這種危機幾乎不可預測，它們既是暫時性的，也是反覆發生的。一次這樣的經濟蕭條，可以使博爾頓（1842年）或魯貝（Roubaix，1847年）2/3的紡織工人失去工作。[18] 20%的諾丁漢（Norttingham）居民，1/3的佩斯利（Paisley）人口，實際上可能都是貧民。[19] 像英國憲章主義那類運動，因其政治上的軟弱性，會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敗；但一次又一次的嚴重饑荒——壓在千百萬勞動貧民身上不堪忍受的重負——又將使它一次次復活。
在這些一般性的衝擊之外，還要加上特殊類型勞動貧民所面對的特殊災難。如我們所見，在工業革命初期，並沒有把所有勞工都推進機械化的工廠中。相反，在少數已機械化和大規模生產的地區周圍，增加了許多前工業革命的手工業者、某些種類的技術工人，以及家庭和作坊的勞工大軍，工業革命常常改善了他們的處境，特別是在勞動力長期短缺的戰爭期間。19世紀20和30年代，機器和市場的無情發展，開始把他們甩到一旁。在這樣的過程中，獨立人變成了依附者，人則變成了「人手」。在經常是極其苛刻的條件下，產生了許許多多喪失社會地位、貧困無告，以及忍饑挨餓的人群——手織工、網狀織物編織工等等——他們的處境甚至使多數鐵石心腸的經濟學家都感到恐懼。這些人並不是技術不熟練或愚昧無知的下等人。類似在19世紀30年代被搞得七零八落的諾裡奇（Norwich）和鄧弗姆林（Dunfermline）織工，過去通過談判確定的「價目單」已變成廢紙片的倫敦傢俱製作工，已沉淪於血汗和工場泥淖、變成流浪無產者的歐洲大陸技術工人，以及已喪失其獨立性的手工業者等等，這些人都曾經是技術最熟練、教育程度最高、最能自立的工人，是勞動人民的精英。[5] 他們不知道，他們周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自然，他們會尋求出路，甚至更自然的是，他們會抗議。[6]
在物質上，新興的工業無產階級可能多少有所改善。但同時他們卻是不自由的，要在老闆或監工的強力控制下，忍受極其嚴苛的紀律管束，他們得不到法律援助來對付老闆監工，因為公共保護才剛剛起步。他們不得不在老闆規定的鐘點和輪班時間工作，接受老闆為了確保或增加利潤而施行的懲罰和罰款。在一些閉塞的地區和行業中，他們不得不在老闆的商店裡購物，還常常得被迫領取實物工資（這樣可使厚顏無恥的僱主賺取更多利潤），或住在老闆提供的房子裡。無疑，農村小伙子或許會認為這種生活比起他們的父輩，依賴性可能小一點，情況或許還要好一些；而且在歐洲大陸那種帶有強烈家長制傳統的行業裡，老闆的專橫，至少部分被安全感、教育以及有時提供的福利設施所抵消。但對自由人來說，進入這樣的工廠充當一個「人手」，無異於陷入一種奴隸狀態，因此除非快要餓死，否則他們都寧可避而遠之。即使進了工廠，他們在抵制嚴厲紀律方面，也要比女工和童工頑強得多。所以工廠主人多半傾向於招收女工和童工。當然，在19世紀30和40年代的部分時間裡，即使是工廠裡的無產階級，他們的物質狀態也趨於惡化。
不管勞動貧民的實際狀況如何，毫無疑問的，他們當中每一個稍會思考的人——那些不接受窮人命該受苦受難、不相信命運無法改變的人——都認為：勞工是受到富人的剝削才變得窮困，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而窮人受苦就是因為富人受益。資產階級的社會機制，根本就是殘酷不公而且不合人道的。《蘭開夏合作者》（Lancashire Cooperator）一書寫道：「沒有勞動就沒有財富。工人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是誰種植、飼養了一切食品之源？是吃得半飽的窮苦勞工。是誰建造了被不事勞動和不事生產的富人所佔有的房屋、大廈和宮殿？是工人。是誰紡出了所有紗線和織出了所有布匹？是紡紗工和織布工。」然而，「勞工始終是窮人和赤貧者，而那些不幹活的卻是有錢人，並且擁有過分充足的財富」。[20] 而絕望的農村雇工（甚至到今天，黑人靈歌歌手還在重複吟唱著），說得雖沒那麼清晰，但也許更加深刻：
如果生命可以用金錢來買的話，
那麼富人可以活，窮人就該死。[21]
3
勞工運動對窮人的呼聲做了回應。我們不應把勞工運動和歷史上經常可見的集體反抗相混淆，後者所反對的只是難以忍受的苦難；甚至也不應與已成為勞工特有的罷工或其他鬥爭形式相混淆。勞工運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之前。但19世紀勞工運動的新現象，是階級覺悟和階級抱負。「窮人」不再討好「富人」。一個特定的階級，勞工、工人或無產階級，面對著另一個階級，僱主或資本家。法國大革命賦予這個新興階級信心，工業革命則使它銘記經常動員的必要性。適當的生活，並不是偶爾的抗議便能實現的，那種抗議只能恢復早已穩定但暫時被打亂的社會平衡。它需要的是永遠保持警惕、加強組織並進行活動的「運動」——工會、互助會或合作社，以及工人階級學校、報刊或宣傳鼓動。但是，那種不斷翻新、快速更動而且幾乎吞噬他們的社會變革，促使勞工們以自身的經驗和要與壓迫者相抗衡的理想為基礎，從全面改造社會這個角度進行思考。合理的社會應當是合作的，而非競爭的；是集體主義的，而非個人主義的。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且它代表的不是自由社會的永恆理想，而是一種長久而且切實可行的現存社會替代物。窮人總是把自由社會的理想置諸腦後，只有在個別情況下，他們才會考慮進行普遍的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