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意徹底排斥愛國主義觀念。我知道它存在，並且還知道它在當前的爭端中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但是我敢斷言，一場偉大持久的戰爭決不能僅僅靠這個原則來支撐，還必須有對於利益或回報的預期。
喬治·華盛頓寫給約翰·巴尼斯特的信，1778年4月21日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1776年《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的確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但它既不能反映殖民時期美國的真實狀況，也和獨立後的美國國家發展沒有太多關聯。不過，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一旦清晰地表達了這一理念，就和奧馬爾·海亞姆（Omar Khayyam）在《魯拜集》（The Rubaiyat）中所說的一樣，手動自然「字成，任你如何至誠、如何機智，都難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任你眼淚流完也難洗掉一字」。這樣雄心壯志的言辭，一旦被付之於紙面之上，就不可能再被收回。
在起草《獨立宣言》之時，美國的國父們堅信他們僅僅在為脫離英國的決定進行辯護。但事實上，他們創製了一份充滿夢想的宣言。在宣言中，他們向這個國家的子孫後代做出承諾，要將殖民者曾經信仰卻從未實現的理想變成現實。在建國之初，美國就面臨一個悖論：奴隸主宣揚著自由，而這種悖論至今仍在美國的土地上遊蕩。同時，從美國由殖民地變成國家的那一刻起，它就背負起「將原則付諸實踐」這樣一個自我強加的命令，並在此基礎上謀求發展。「人人生而平等」的言辭就像國王宴會中班柯的鬼魂一樣揮之不去。與此同時，「不言而喻的真理」這樣的斷言還伴其左右，總是不合時宜地跳出來，撼動著白人共和派的牢籠。
1776年，目睹殖民地時期美國的奴隸制現實，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中指出，殖民地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大不列顛所奴役。在18世紀的殖民話語中，奴隸制度絕不是一個抽像的概念或修辭的手法，而是越來越多殖民者的一種生活方式。不過，這個詞卻很難被準確地定義。實際上，對於這個新生的國家來說，奴隸制和自由一樣，都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在19世紀中葉，美國內戰（1861—1865）激戰正酣之時，聯邦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總結了北方和南方各自的立場。「我們都宣稱為自由而戰，」林肯評論道，「但我們雖然使用了同一個詞，表達的意思卻是不同的。對於有些人來說，自由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支配自己以及自己的勞動成果；而對另一些人來說，自由可能意味著某些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他人以及他人的勞動成果。」[1]革命的一代開創了這樣一個自由的矛盾體，而幾乎在一個世紀之後，美國人仍然在與之苦苦鬥爭。
在17、18世紀的殖民地，「生而自由的英國人」這種身份的內在矛盾漸漸顯現。白人政治意識形態圍繞在這兩種彼此交纏卻截然不同的對於自由的理解周圍，與那個時期的黑人社會現實之間幾乎沒有交集。一方面，共和黨認為自由本質上是一種公民和社會建構，依賴於積極、明智的公民。國家可以保衛這種自由，也可以摧毀它。隨著自由的黑人逐漸喪失選舉權，他們在共和黨話語中也喪失了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洛克派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一種個人權利，一種普世權力，是「全人類的事業」。國家既可以培養這種自由，也可以終結它。在這麼多黑人遭到奴役的情況下，對於黑人人口而言，個人權利這種概念也就變得毫無價值。基本說來，在美國獨立背後的整個哲學辯論，其實都只限於白人群體。
英國和美國之間關於自由和專權的討論自然而然地逐漸相互交叉滲透。這些討論聚焦公民角色和國家統治，也聚焦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平衡。例如，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一書的開篇就闡釋了共和黨的立場。這些話本質上總結了像約翰·特倫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馬斯·戈登（Thomas Gordon）這些英國「英聯邦人」的觀點，這些人對於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形態的觀點在殖民地獲得的接受程度反而要高於在英國的接受程度。做好了鋪墊之後，潘恩向那些至少已經半信半疑的人指出，「社會是由我們的慾望產生的，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產生的」。
特倫查德和戈登的系列文章以「凱托來信」（Cato's Letters）的形式發表在了18世紀20年代初期的《倫敦雜誌》和《英國雜誌》上。這一系列文章捍衛了共和主義和信仰自由。到了18世紀中葉，他們的論點已經隨著這些信件在殖民地廣為流傳。到了1776年，潘恩對這144封信件中探討的問題進行總結，寫成一本更容易理解的小冊子，因其與當時英屬美洲殖民地的經歷頗為切合，故而迅速擴大了這些觀點的影響力。畢竟，從頭開始要比在現有基礎上進行革新簡單得多。一些殖民者相信，治理國家和撫養孩子、建築房屋，是同一個道理。潘恩當然也這樣認為。他指出，正因為「殖民地處於嬰兒狀態」，才是時候爭取獨立，爭取在天賦人權這個原則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國家。「對於國家和個人而言，」他向殖民者保證道，「青少年時期都是養成良好習慣的時期。」
然而，在1776年，就種族關係而言，殖民地非但沒有養成什麼特別好的習慣，反而有了些可怕的壞習慣。白人殖民者要麼借用潘恩的共和主義言論，要麼援引洛克的自由主義觀點，甚至是兩者並用，想要對這些壞習慣進行探討，並且為之辯護。但事實上，他們不管如何嘗試，都無法解決天賦人權和奴隸制之間的兩難。他們為財產權進行辯護的時候，秉持著一個基本的信條，即他們有權將人定義為財產；簡言之，他們有權蓄奴。潘恩認為「那些自視為天生的統治者、視別人為天生的奴隸的人，很快便橫行霸道起來。由於他們是從其餘的人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的心靈早就為妄自尊大所毒害」，殖民者也許會同意潘恩對於君主制度的批評，但是卻完全忘記了他們自己社會中的蓄奴現象與此無異。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獨立宣言》的作者，也就是後來的美國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就察覺到了共和黨觀點中的缺陷。鑒於在美國本土共和主義觀點的架構過程中，傑斐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能夠發現這些問題也不會讓人感覺意外。對於傑斐遜來說，奴隸制也具有多重含義。他在對1774年《不可容忍法案》的回應中，批評了那些施加在殖民地白人身上的「一系列壓迫手段」，認為這些壓迫表明了存在「一個企圖將我們變為奴隸的精心、系統的方案」。這種虛設的奴役與殖民地非白人群體遭受的更為嚴苛的奴隸制現實截然不同。傑斐遜宣稱，「在這些發展初期被不幸地引入奴隸制的殖民地中」，廢除奴隸制是「那些殖民地中最重要的目標」。傑斐遜的這段話與其說是一種預期，不如說是一種希望。
當然，一些殖民地已經通過議會嘗試對非洲奴隸的進口徵收高額稅，英國議會也對這些嘗試全部加以制止，但雙方的動機都不是出於任何道德的考量。傑斐遜認為，英國王室阻止廢除奴隸進口，說明他們「寧可貪圖少數非洲海盜的眼前利益，而不顧美洲殖民地的長遠利益，不顧這種不光彩的做法是多麼嚴重地損害了人性的權利」[2]。傑斐遜對殖民行為寄予了太過積極的期待。殖民者想要的是稅收，並不希望稅收的來源被切斷。傑斐遜認為殖民地希望廢除奴隸制，但事實上非但沒有證據支持這一點，反而有大量相反的證據否認了這種判斷。
傑斐遜並不會輕易放棄這個信念，而是會與之苦苦鬥爭。在《獨立宣言》和之後的《弗吉尼亞紀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7年）中，他屢次重提這個主題。在《弗吉尼亞紀事》中，他思考了奴隸制對於白人的負面影響，認為「主人與奴隸之間的整個交往，就是不斷施加最為狂暴的肆虐，一方無盡地壓迫，另一方屈辱地服從」。在傑斐遜看來，奴隸制會使白人社會的工業和經濟喪失活力，更糟糕的是，它對於這個新國家自身的根基具有腐蝕作用。傑斐遜問道：「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堅信自己的自由是上帝所賜，而我們卻移除了這唯一堅實的信念基礎，這個國家的自由還能夠被認為是安全的嗎？」這當然只是一種設問，傑斐遜自己也清楚答案。他總結道：「當我反思到上帝是公正的時候，我確實為我的國家憂慮。而他的正義不會永遠沉睡。」[3]
這個國家決定切斷與大不列顛的殖民關係時，並沒有決定廢除奴隸制，但這並不能全然歸咎於《獨立宣言》的起草者。事實上，在傑斐遜的《獨立宣言》初稿中，關於奴隸制的內容要比最終版中多得多。在初稿中，傑斐遜指出，喬治三世在殖民地犯下的最終的，可能也是最無爭論餘地的罪行就是「向人性本身發起殘忍的戰爭，剝奪了一個從未開罪於他的遙遠民族最為神聖的生命和自由的權利，捕獲和販運他們到另一個半球為奴，或者使得他們在轉運的過程中遭受悲慘的死亡」[4]。傑斐遜想要將奴隸貿易的過錯轉嫁於大不列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個人很難站在奴隸拍賣台前宣揚自由。此外，傑斐遜以那些殖民地的名義落筆起草宣言的時候，那些殖民地也不只尋求在大不列顛面前為自己辯護，而是著眼於所有那些對此感興趣的世人。
在這些世人當中，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兼批評家，名為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約翰遜在殖民地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因編著《英語大辭典》而揚名，其小說《拉塞拉斯：一個阿比西尼亞王子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1759年）也於1768年引進美國出版。在當時的大西洋世界中，貿易、消費和印刷文化大多與奴隸制和奴隸貿易緊密相連。同樣作為大西洋世界的參與者，美洲殖民者和英國人都準備好了去仔細研讀約翰遜對於《不可容忍法案》的辯護。這份辯詞以小冊子的形式呈現，標題為《稅收並非暴政：對於美國國會決議與致辭的回應》。在這份辯詞中，約翰遜提出了與傑斐遜相反的觀點，認為那些針對英國國王的反愛國主義「偏見」僅僅是「夭折的愚蠢派系鬧劇」。約翰遜暗示這些人「生來只為尖叫和死去」。在辯詞主體的結尾部分，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在美國奴隸制度廢除之前被一再提起：「有人說，美國人如果屈服於此，將可能導致我們自己的自由越來越少，只有極具洞察力的政客才能夠預見此事。」他接著問道：「如果奴隸制果真具有這樣致命的傳染性，我們又為何聽到黑人領導者為自由奔走疾呼？」[5]雖然傑斐遜做出了嘗試，但天曉得，這並不是一個他可以回答的問題。
不論傑斐遜懷有何種信念或期望，在獨立革命爆發前的幾十年中，許多美國人從來就沒有想過廢除奴隸制。18世紀末期，美國和英國對於非白人文化都持蔑視的態度，事實上，他們認為，除了白人之外的任何人種的文化都沒有資格被稱為文化。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國第一位黑人女詩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在最初出版詩集時遭到的質疑（圖16）。惠特利年幼時就被賣到美國成為奴隸，在主人家，也就是波士頓的惠特利家族中長大。1773年，她出版了一本名為《宗教與道德詩歌集》（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的詩集。不過，在這本詩集的前言中，不得不找來很多波士頓當時的顯要白人男性，包括後來馬薩諸塞州總督的托馬斯·哈欽森（Thomas Hutchinson）等人，向那些持懷疑態度的讀者保證，他們面前的這本詩集的確是「出自菲利斯這樣一個年輕的黑人女孩之手，她剛剛從非洲被賣到這裡不過幾年的時間，在此之前，她只是一個未經開化的野蠻人」。這些人在前言裡通情達理地承認，菲利斯自從來到殖民地後，一直都「在鎮上一戶人家家中為奴」。正是由於菲利斯是奴隸身份，她的才智和文學才能就必須要靠那些白人男性來證實，性別和膚色讓這些白人男性獲得了毋庸置疑的可信度，也讓菲利斯自己失去了話語權。[6]
圖16 菲利斯·惠特利《宗教與道德詩歌集》首頁插圖（倫敦：A. 貝爾，1773年）。這幅版畫最初的創作者是西皮奧·穆爾黑德。
就算菲利斯沒有因為出色的寫作能力脫穎而出，她在波士頓為奴的命運和當時主要生活在南方的其他大多數奴隸的命運也還是會截然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當然不是全部）生活在南方。革命的硝煙也許已經遮蔽了馬薩諸塞的奴隸制，但在18世紀，奴隸制的分佈仍舊十分廣泛，遍及社會各個領域，並一直持續到19世紀。大多數奴隸買賣，不管是私下的還是公開的，都主要集中在波士頓和紐波特兩地。貴格會廢奴主義者約翰·伍爾曼（John Woolman）對此感到十分沮喪，他在日記中透露了自己得知有一名貴格會教友也在買賣奴隸時的痛苦感受。「我渴望我的教友們可以竭力向立法機構請願，以阻止今後的奴隸進口，」他在日記中寫道，「因為我明白這種貿易是非常邪惡的，並且會招致更多的麻煩。」不過，伍爾曼擔心這樣的嘗試是沒有意義的。他也意識到，殖民地越來越認定「黑人就是奴隸、白人本應自由這種觀點」。「在一些地方，這些錯誤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他觀察道，「我們很難從中脫身。」[7]
在北部城鎮，解放奴隸尤其麻煩，因為那裡的奴隸已經處於相對自由的狀態，並不只是在主人家裡做奴僕，而是也從事著種類繁多的職業，如侍從、車伕、鐵匠、理髮師和修鞋匠等。城鎮的環境也模糊了自由與奴役的界限。一些奴隸宣稱自己是自由身份，因此打起了官司，這表明北部海港城鎮的奴隸制度已經搖搖欲墜。在南方殖民地則是另一番景象。當北方殖民地的奴隸制度已經開始漸漸鬆綁之時，南方殖民地的奴隸制度卻捆綁得越來越緊，在這裡，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區別已經幾乎等同於奴役與自由的區別。隨著英國殖民時期的美國逐漸變得成熟、穩定，在南方地區，奴役與自由的中間地帶也逐漸收縮。這導致黑人迴旋的餘地越來越小，白人則在拚命維持這種奴隸體系。從經濟層面上來說，這種體系只會使一小撮人受益，但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它成為白人生活方式的一個越發鮮明的特徵。
到了1776年，弗吉尼亞已經是英國殖民地中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殖民地總人口的1/5都居住在這裡。即便如此，在弗吉尼亞首府威廉斯堡，永久居民人口一直維持在不到2000人。除去南卡羅來納州的著名城市查爾斯頓之外，殖民地時期的美國南方並沒有出現在規模和人口上可以和波士頓、紐約或費城媲美的城市中心。因此，奴隸對於南方殖民地的發展而言更為關鍵，他們為切薩皮克地區、卡羅來納州的大米和靛藍產區以及18世紀之後的佐治亞州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農業技能和勞動力。南卡羅來納州的奴隸多來自加勒比海地區，但其他南方殖民地不再局限於英屬加勒比殖民地，而是越來越多地從菲利斯·惠特利自視為故鄉的「非洲歡愉居所」進口奴隸，這導致南方成為一個更為兩極分化的社會。甚至是南卡羅來納州也出現了社會兩極化的情況，不過其原因不是「非英」奴隸的進口，而是由於更富有的奴隸主傾向於在自己的種植園和查爾斯頓之間分配時間。簡單來說，南方的黑人和白人過著比北方城鎮更為相互隔離的生活，這使得這種體制裡本來就有的緊張關係愈加惡化。
如果說在革命之前的幾年中，港口城市越來越被商人階級主導，那麼南方殖民地則見證了種植業精英的崛起。這些人的經濟力量根植於，並且依賴於影響著整個大西洋世界的消費文化之中。就算他們當中有些人的財富是繼承所得，通常也還是通過奴隸貿易才實現了增長，但可能是出於對殘酷現實的故意否認，這些人建造的社會卻是對上層英國文化移植到殖民地的一種自覺反映。考慮到在殖民後期，最富有的南方種植園主中有很多人都曾在英國接受教育，並且把他們的孩子也送回英國上學，這一點就不會讓人感到驚訝。事實上，南方精英和英國的地主，以及那個時期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的商人有很多相似之處：那些人擁有的雄偉壯麗的建築，以及美輪美奐的別墅，都來源於他們從奴隸貿易中獲得的利潤。區別在於，他們不需要和這些奴隸勞動力毗鄰而居，但南方白人卻不得不這樣做。在南方殖民地，這種情況造成了一種非同尋常的文化複雜性。這種複雜性在當時、在後革命時期、在19世紀早期和中期，甚至一直到20世紀初，都界定了南方文化的特徵。
從任何標準來看，這些種植園主都是相當富有的。那些所謂的第一代弗吉尼亞家族——卡特家族、菲茨休家族、李家族和倫道夫家族——主要從他們可觀的煙草種植業中獲利，但在南卡羅來納州低地，大米種植業的可觀利潤迅速將它變成了最富有的英屬美國殖民地之一。其主要城市查爾斯頓也變成了一個非常繁榮、精緻的城市。從很多方面來講，這都是一種特權生活，但它並不全然是簡單安全的。到了18世紀中期，南卡羅來納州的白人仍然被曾折磨過早期殖民者的那些問題所困擾。天花等疾病定期蹂躪著這片殖民地，殖民者在這些疾病面前也顯得無能為力。南卡羅來納州種植園主伊麗莎·盧卡斯·平克尼（Eliza Lucas Pinckney）在其丈夫於1758年去世後接管了他在庫珀河邊的種植園。伊麗莎對她的一個朋友說：「我發現要想照料好卡羅來納的財產，需要極大的謹慎、專注和活力。相比之下，完成自己的職責並將工作變為財富，則要輕鬆許多。」對她的另一個朋友，伊麗莎評論說一片「巨大的烏雲似乎如今就懸在這座城市上空」，這裡「不斷地遭受印第安人的侵犯」，同時還承受著「一種摧毀性的天花……幾乎讓所有貿易停擺」。伊麗莎沮喪地說她的很多奴隸「即使接種了疫苗，也很快都死去了」。[8]
伊麗莎·平克尼也許不能幫她的奴隸們治病，但是她的確有信心管控這些奴隸。在她接管平克尼的財產時，南卡羅來納州已經通過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奴隸人口增長並對其加以管制的法律。這些試圖牽制黑人奴隸的法律事實上清楚反映了當時黑人對奴役制度的反對。1739年，在查爾斯頓附近發生了一場短暫但充滿暴力的奴隸起義，即以奴隸們聚集的河流命名的史陶諾動亂。在奴隸人口已經佔據大多數的殖民地中，這場動亂點燃了白人對於黑人的恐懼。參與反抗的奴隸都是天主教徒，但這無濟於事。和之後所有的大規模奴隸叛亂一樣，史陶諾動亂並沒有取得成功。那些參與動亂的黑人就算沒有戰死，之後也遭到了處決，或者像上個世紀印第安人被新英格蘭殖民地處理的那樣，被賣到了西印度群島。南卡羅來納州和佐治亞州的小規模叛亂，加上接下來幾年裡奴隸進口數量的持續增長，都讓奴隸主相信，他們不僅需要針對黑人奴隸，還應該對所有黑人都實行更加嚴格的控制。
因此，南卡羅來納殖民地在1740年通過了《黑人和奴隸管理法案》（亦稱《黑人法案》）。這項法案規定奴隸未經主人允許不得擅自活動，禁止奴隸接受教育，並且允許奴隸主處決反叛奴隸。南卡羅來納殖民地的《黑人法案》和其他殖民地密切相關。1700年之後，在切薩皮克地區，從契約勞動力到奴隸勞工的轉變走向了高潮，卡羅來納殖民地和佐治亞殖民地的稻米經濟也愈加有利可圖，一系列限制性法案開始更密切地影響黑人的生活和自由。如果說有哪個殖民地既能顯示奴隸貿易利潤的強大吸引力，又能證明白人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已經被捲入，甚至是依賴於黑人奴隸制的話，那一定是佐治亞殖民地。
佐治亞殖民地是英國慈善家詹姆斯·奧格爾索普（James Oglethorpe）為了給英國窮人提供一個新的開始而創建的，其創建觀念是帶著理想主義色彩的。奧格爾索普試圖從第一批殖民者到達佐治亞時就開始除去所有的誘惑之源。他認為，正是這些誘惑讓這些人陷入了貧困，讓他們來到了佐治亞。因此，酒精和奴隸在佐治亞均被禁止。奧格爾索普期望佐治亞殖民地中居住的都是那些在英國生活嚴謹、不畏辛勞的「值得幫助的窮人」。然而，這些窮人感覺他們理應獲得更多利益，於是像生而自由的英國人一樣請願，希望有權擁有奴隸。1751年，佐治亞成為皇家殖民地時，新議會第一時間便廢除了禁止奴隸和酒精的法令；到了革命前夕，佐治亞最主要的城市薩凡納已經像查爾斯頓一樣成為重要的奴隸貿易中心（圖17）。很多黑奴從這裡被送往各個水稻種植園。他們將在那裡度過餘生，而他們的餘生也很有可能因此縮短。
圖17 1774年薩凡納的一張奴隸拍賣的單頁廣告。這頁廣告反映了革命前夕南方的奴隸現實。具體到薩凡納普遍趨勢來說，越來越多的奴隸是直接從非洲進口的。從1755年到1767年左右，在薩凡納的奴隸中，有大約60%來自加勒比地區，大約25%來自非洲國家。不過，在1768—1771年左右，來自非洲的奴隸比例上升至86%（廣告中的奴隸來自幾內亞）。這頁廣告除去出售奴隸之外，還有一則出售種植園的消息，以及一則招聘種植園看守的工作啟事。後者表明很多主人都不在自己的種植園居住，這也凸顯了奴隸主和奴隸的距離。不過，其中最引人矚目的還是兩個奴隸（比利和誇米那）逃跑的消息。從誇米那面部的「國籍印記」來看，他可能來自非洲。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 [LC-USZ62-16876（1-2）]。
正如圖中薩凡納的大幅廣告所展示的那樣，雖然1774年已經處於革命前夕，那一年美國召開了第一屆大陸會議，傑斐遜為英屬美國殖民地的權利奮力疾呼，菲利斯·惠特利正享受著她的文學成果，但奴隸貿易仍然一片繁榮。即使傑斐遜宣稱「給予我們生命的上帝同時也給予了我們自由」，但很顯然，正是通過剝奪英國殖民地中黑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有時甚至是剝奪他們的生命權，英國人才越來越有可能享受到了這些權利。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不可避免的。從殖民初期開始，無論是切薩皮克殖民地、新英格蘭殖民地，還是位於它們之間的其他殖民地，在與非白人、非新教徒的接觸中，便在不斷強化一種白人和新教的身份。種族優越感和革命本身都是基於一種英國性的存在。不過，精英殖民者生活中所展現的跨大西洋特質即使真的削弱了這種英國性，也至少鞏固了這種身份。正如約翰·伍爾曼預見的那樣，自由等同於白人，奴隸等同於黑人。但它僅僅是一種白人的視角，這一點對於未來的美國來講至關重要。
生存還是毀滅
如果說有些真理看起來並不像一些白人殖民者所認為的那樣不言而喻，那麼對於英國人來講，至少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自由的確是全人類的事業，人類也許已經做好準備為它而戰。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時，弗吉尼亞總督、鄧莫爾勳爵約翰·默裡（John Murray）立即宣佈「所有受契約束縛的僕役，不管是不是黑人……只要能夠並願意拿起武器，就可以重獲自由」。有了自由作為激勵，很多弗吉尼亞的奴隸毫不猶豫地加入了「鄧莫爾勳爵的黑人軍團」，和英國人並肩作戰。同樣，也有很多自由的黑人為革命言論所感染，希望為殖民地作戰。畢竟，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在殖民地軍隊中服役過。即便如此，殖民地的主要軍事武裝大陸軍卻拒絕接納黑人。在1775年10月的徵募令中，他們宣稱拒絕接納「黑人、拿不起武器的男孩和承受不了戰爭疲勞的老人」。
雖然鄧莫爾勳爵的公告點燃了奴隸反抗的恐怖陰影，南方和北方的奴隸主卻並不願意遵從官方的決議，讓自己的奴隸參軍。而各州需要自行負責籌集民兵並且提供資金，有時候就會在巨大的成本面前望而卻步。在當時，軍隊裡的月俸還不到6美元（或者40先令），而奴隸主卻可以因為失去自己的奴隸而獲得約1000美元的可觀補償，招募奴隸參軍的成本在人均100美元到400美元之間。然而，隨著戰爭越拖越久，各州疲於應對國會攤派的大陸軍徵兵配額，於是，很多地方，尤其是新英格蘭的一些地區都廢除了只接納白人的徵兵政策。在南部各州，這一政策仍處於搖擺之中，立法機構還在猶豫是否允許徵募黑人軍團。不過，奴隸主有時候的確會派一名奴隸代替自己去戰場。因此，在獨立革命戰爭中，很多參戰的黑人都是在為兩方面的自由而戰：為他們自己，也為白人社會。
在革命時期的美國，自由總是伴隨著一定代價。美國獨立戰爭中，很多人相信為了正當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如此一來，鑒於美國獨立革命是一出建國之舉，其革命故事自然得到了太多的潤色和虛構，因而有些時候，革命過程中實際使用的手段也已經淹沒在了那些建國神話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名望業已奠定，恰如有時種族已被忽略。波士頓大屠殺的遇害者克裡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不僅死在了英國人的子彈之下，在殖民地插畫家的筆下也遭到了選擇性的無視。其他一些個體則幸運地走上舞台中央，成為一些得到全社會關注的事件的象徵。其中一個例子便是雕刻師和銀器匠保羅·裡維爾（Paul Revere）。他在漫畫中描繪了一個英國化的阿塔克斯，在為獨立革命的輿論造勢中，這個作品成為有力的宣傳工具。同樣，他在半夜奔騎到萊剋星頓發佈驚天警告的著名事件也成為革命傳奇。顯然，這個傳奇之所以被人傳頌，還要仰仗亨利·沃茲沃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詩歌《保羅·裡維爾的奔騎》。這首詩寫於事件發生的一個世紀之後——恰逢美國內戰激戰正酣——此時，美國也許最能夠接受這種獨特的愛國主義信息，而就在那幾年中，保羅·裡維爾的故事在印刷品、繪畫和石版畫作品裡都得到了生動、形象的表達。
當然，正如所描繪的那樣，裡維爾在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的確騎馬來到了萊剋星頓、康科德和那裡的武器倉庫，警告人們英國軍隊正在向那裡進發。不過，他幾乎不可能像之後人們描述的那樣，大聲呼喊過「英國人就要來了」。首先，英國正規軍本就駐紮在那裡，實際上，在波士頓傾茶事件發生之後，他們就在那裡了。其次，這句話本身也是一個荒謬的說法，因為很多殖民者認為自己就是英國人。不過，真相和這種半虛構的表現手法之間的鴻溝，本質上正是美國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分野。實際上，作為殖民者的愛國主義與作為英國人的民族主義是相互衝突的，但是白人殖民者並沒有像戰後的革命故事中所暗示的那樣，立即轉變身份，把自己當成是美國人。在裡維爾的奔騎傳奇中，蘊含著這樣一種觀點：在革命時期，美國殖民者自發團結在一起，共同對抗英國人的鎮壓。這與事實完全不符。不過，從殖民者的角度來看，裡維爾在傳說中獨自奔騎的故事恰好反映出1775年和1776年殖民地事件的真髓：正如托馬斯·潘恩勸誡的那樣，是時候讓英國的殖民地獨立了。裡維爾的故事成為反抗英國統治者的一個象徵性事件。這種反抗意識在當時已經在緩慢凝聚，但在1775年時還沒有統一形成一種追求美國獨立的信念，更沒有塑造出明確的美國人身份。
從某種意義上講，成為美國人的過程一直都是個被衝突所驅使、所定義的過程：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衝突，殖民者與土著之間的衝突，以及殖民者之間的衝突。在當時，這是顯而易見的。1775年，大陸會議發佈《對於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聲明》，這份聲明指出是之前的很多殖民經歷導致了這種境況。這份聲明中的一些斷言如果不說是過分樂觀，也是言過其實的。「我們的事業是公正的，」它宣稱，「我們的聯盟是完美的。我們的內部資源是豐富的，如果必要的話，國外支持無疑也是唾手可得的。」不過，它對於殖民地「已經在戰爭中經受了磨煉，並掌握了適當的方法保護」自己的判斷，倒是更切合實際的。殖民者與土著部落不斷發生衝突，又在開拓邊疆的生活中得到磨煉，比起當時的很多歐洲人來說，他們對於自家門口的戰爭都更熟悉。
因此，公民持槍權在美國人心中的重要性其實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地時期。歐洲人相信幾乎所有殖民者都是天生射手的想法，同樣也源自這一時期。來自殖民地的報告也強化了這種觀念。一位英國聖公會牧師在1775年評論說，殖民地製造的武器要比歐洲通常使用的武器「好太多」，殖民地的軍械工人「遍佈各處、從來不會失業」。他觀察到，捕獵麋鹿和火雞已經讓「美國人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射手。」[9]即便如此，與當時最強大的軍隊交戰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比捕殺普通的火雞要多費不少力氣。英國的人口是殖民地人口的三倍多，其海軍和陸軍也非常強大。與英國人交戰不僅是一著險棋，在道德和意識形態上也充滿了不確定。
由於美國的國家身份明顯根植於英國性之中，在這個為英國人的權利而戰的衝突之中，殖民者被要求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殺害他們的同胞。對一些人來講，這是不能接受的。在牧師埃比尼澤·鮑德溫（Ebenezer Baldwin）看來，這場革命是「一場非常不合人情的戰爭」，一場不道德的戰爭。在戰爭中，「那些來自同一國家、擁有同一祖先、說著同樣語言、秉持同樣信仰、繼承同樣特權的人，手中卻要沾滿彼此的鮮血」[10]。不過，對英國人的敵意似乎逐漸變得自然而然，並且不可避免。萊剋星頓打響的第一槍的硝煙散去時，出現了一個非常不同的局面：英國人的壓迫和殖民者的反抗都開始鮮明地顯現出來。之前，對於英國政府行為的抱怨尚且暗流湧動，此時，在這些抱怨的驅動下，大多數處於半成形狀態的關於獨立的觀點逐漸凝固結晶。
前羅得島總督、同時也是大陸會議代表之一的塞繆爾·沃德（Samuel Ward）可以視作是殖民者觀念轉變的縮影。1775年年底，他在費城寫信給他的兄弟亨利，在信中他認為英國人意圖「把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變成他們的奴隸」。他注意到駐紮在殖民地的「國外軍隊」已經引起了大規模的不滿。「英國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羅馬天主教徒、黑森人、漢諾威人」都對城鎮和貿易造成了威脅。面對這樣的威脅，沃德爭辯道，「每一種個人觀點、情緒和利益都應該暫時擱置。我們在同一艘船上，一旦沉船，我們都跑不掉。如果它在暴風雨中挺了過來，我們將會因為美德獲得獎賞，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擁有自由的後代），以及所有帶給人類尊嚴與福祉的事情。」他還呼應潘恩，勸告他的兄弟說，他們的事業「不只是殖民地和英國的事業，還是人性本身的事業」。不過，單就殖民地來說，他們始終在承受一個「適合去侍奉羅馬暴君尼祿的政府」，對此，他們只有一種可能的行動，只有一種可以選擇的決定。「生存還是死亡，」沃德宣稱，「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問題。」[11]
沃德也許已經點出了問題的關鍵，但是他所期待的肯定回答既沒有得到允諾，也沒有很快到來。在萊剋星頓打響的戰爭一直持續了八年之久，直到1783年，殖民地才通過簽署《巴黎條約》最終獲得獨立。又過了五年，殖民地的居民才可以充滿自信地宣稱「我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但在歷史記敘中，這八年的戰爭和其他大多數戰爭一樣，都被講述得很簡略。人們在事後已經知道了戰爭的結果，因而就只是將這些戰爭描述為一系列的小片段、爆發點，很少會將戰爭真正的複雜性告知子孫後代。而在當時的人看來，為獨立而打的戰爭經常是進一步退兩步的情形。
圖18 1775年，英國軍隊在馬薩諸塞州萊剋星頓開槍射擊一排「一分鐘人」（約翰·丹尼爾斯父子，1903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5478）。
由於殖民地沒有任何固定的或是有組織的軍隊，因而1775年4月19日殖民地民兵和英國正規軍在萊剋星頓首次交火後，當殖民者嘗試將自己組織起來時，殖民地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混亂。很多在萊剋星頓聚集起來的殖民地軍隊，也就是後來被合稱的「新英格蘭監察部隊」，因為缺乏補給，同時士兵們又不能對自己的種植園或生意置之不顧，很快便解散了。這也使得英國正規軍能夠在波士頓駐紮下來。即便如此，大多數公眾心中還是記住了那些永遠做好準備立即應召的「一分鐘人」（Minutemen），他們是殖民地民兵志願軍頑強抵抗英國軍隊的中堅力量（圖18）。事實上，「一分鐘人」的理念不過就是對新英格蘭民兵的一種矯情的稱呼，意圖掩飾這種民兵組織形式的缺陷：他們是臨時湊合集結起來的武裝力量，經常缺乏足夠的軍需品，當然更沒有統一的制服。不過，雖然這種新的公民士兵形象在某些方面被誇大了，它還是證明了一個更深層、更永恆的真相：美國國家正在形而在其形成過程中的革命時代充斥著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又體現在軍事規模和軍隊的志願性質上。
逐漸崛起的美國民族主義本身包含著一些相互強化的成分，例如公眾普遍相信殖民地前線的軍事效力，也對這樣一種民兵志願軍系統十分信任。這一系統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國1181年頒布的《武備條例》。該條例規定，所有體格健全的自由人都必須自籌經費，為保護公眾而參與軍事訓練。雖然在歐洲，隨著職業軍隊逐漸興起，這種平民服役的觀念已經顯得十分陳腐，但在殖民地衝突的背景下，市民是社會抵禦攻擊的第一道，也是最後一道防線。從經濟和意識形態上講，這種方法都有其可取之處。另一種方法就是僱傭正規軍，由各殖民地提供經費，但軍隊效忠於皇家總督。不過，當時的殖民者強烈反對1765年的《英兵駐宿法案》，因而要想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軍隊並不怎麼可行。一個市民可以在危機時刻被改造成一名士兵，危機過後又可以迅速回到市民的角色，這樣的方式不僅廉價，而且從殖民者的角度看來也更加安全。不過，也未必要讓公民強制服役。為自身利益的自我防禦也許確有必要，但一旦危險過去，武裝反抗的需要也就隨之消失了。正如賓夕法尼亞牧師約瑟夫·多德裡奇（Joseph Doddridge）所回憶的，殖民地民兵志願軍的成員「在他們選擇成為士兵的時候，就是士兵；當他們選擇放下武器的時候，就變回了平民。這種軍隊服役行為是自願的，當然也就談不上報酬」[12]。
相反，這些民兵志願軍如果被徵召進了新組建的大陸軍，至少會得到一定工資，但這也不會立即將他們轉變為統一的職業戰鬥力量。這樣一種自願的軍事傳統，加上近乎普遍被神話的英勇作風，都無法為殖民地的軍隊建制提供穩定的根基。實際上，殖民地從來沒有成功組織起一支固定軍隊。大陸軍和各州的民兵志願軍雖說是並肩作戰，但有時候也令人無法理解地做不到這一點。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曾憤怒地指出，1780年在南卡羅來納的卡姆登戰役中，民兵志願軍「剛一開火就撤退了，導致大陸軍遭受到四面圍攻，寡不敵眾，只好不求勝利、但求自保」[13]。如果說民兵志願軍有時候並不可靠，那麼，13個殖民地同心協力反抗英國政府這件事情，也並不是那麼可靠。或者毋寧說，爆發的是13場本質上互不相關的革命，這些革命最終都沿著相似的軌跡，但卻是從完全不同的方向朝預期的終點進發，也帶著不同的目的和動機。
華盛頓之所以可以成為大陸軍的將軍和總指揮，與其說是因為擁有豐富的軍事經驗，不如說是因為他是弗吉尼亞人。大陸軍希望，讓一個弗吉尼亞人掌管一支最初由新英格蘭人組成的軍隊，能促進殖民地之間的團結。華盛頓本人是保守派，同時也是一個富有的種植園主，這些特質無疑減輕了保守主義者對於激進運動的恐懼，選擇華盛頓後來也證明是一個明智之舉。華盛頓在1775年7月走馬上任時，殖民者剛剛經歷過美國獨立戰爭中最為血腥——至少對於英軍而言——的戰役，發生在波士頓的布裡德山邦克山戰役（6月17日）。英國軍隊在邦克山戰役中獲得了相對的勝利，此後，對於美國人來說，戰爭局勢則每況愈下。英國人很快攻陷了紐約，並一直佔領到戰爭結束。實際上，在獨立戰爭的過程中，英國軍隊成功奪取了所有主要的美國城鎮，華盛頓打的敗仗要比勝仗多，但殖民者最終還是取得了戰爭的勝利，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多虧華盛頓個人。華盛頓非常擅長平衡獨立戰爭中各個群體的利益。不得不說，這件工作有時候也會讓他難以將精力集中在戰場上。
1776年年底，僅僅是戰爭的第二年，美軍就迎來了轉機。華盛頓在12月26日的特倫頓戰役中成功指揮大陸軍橫渡了即將漲潮的德拉瓦河，取得勝利，殖民軍的士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長。不過，華盛頓還是繼續給大陸會議施壓，要求提供更多的殖民地正規軍。他強調「除非是在最緊迫的危急時刻，否則根本不應該依靠這些民兵志願軍，或指望他們提供援助」。實際上，他憤怒地說：「在這令人心神不寧的危機中，他們落後、遲鈍的懶散面貌似乎證實了這樣一種擔心：沒有什麼可以使他們走出家門。」這其實是華盛頓一以貫之的信念：他從不會相信一支志願軍能起到多大作用。實際上，他曾經指出，美國人輕信民兵志願軍不僅可以「組成小縱隊在林間作戰」，而且可以在其他方面無所不能。但在他看來，無論是民兵志願軍還是「沒有經驗的軍隊」，都不能「勝任真正的戰爭」[14]。
對於革命者來說，戰爭的現實是一種掙扎。當然，所有的戰爭都有各自的痛苦之處。在這場革命中，美國人的痛苦在於組織了一支難以勝任的軍隊。議會從沒有給華盛頓提供他所想要的部隊，也沒有給華盛頓既有的部隊提供適當的補給。短期兵役（通常是三個月）造成士兵的更換過於頻繁，效忠各州的士兵之間幾乎一直在為了軍銜爭吵。在戰爭之初，美國人的戰線也拉得過長。在1775年末至1776年初，美國入侵加拿大的計劃失敗。這既體現了英屬北美殖民地以外的其他地區對於革命事業的熱情極為有限，也預示著在接下來的六年裡，許多殖民地部隊都將遭受可怕的困境。正如萊剋星頓戰役之後軍營的狀況一樣，此時補給缺乏、疾病肆虐。軍隊在轉移的過程中將可怕的天花帶到了各個殖民地，這迫使華盛頓在殖民地軍隊中下達命令，第一次大規模針對這種病毒進行疫苗接種。然而，卻沒有任何疫苗可以抑制人們對革命支持的動盪不定。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華盛頓的軍隊人數一直在兩千人到兩萬人之間波動。
不管從哪個角度講，華盛頓都是一位四面楚歌的領袖。很多有關革命的畫作都描繪了華盛頓所面臨的困難，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就是描繪1777—1778年賓夕法尼亞瓦利福奇的寒冬的畫作（圖19）。當時，華盛頓的軍隊於1777年9月在布蘭迪萬溪戰敗，英國軍隊佔領費城，華盛頓則率軍隊潰退至瓦利福奇。那時，華盛頓對大陸會議的前景十分沮喪：「除非議會中突然發生某種巨大且重要的變化，否則大陸軍的結局無非就是三種可能：遍地餓殍、分崩離析，或是為了保命而自行潰散。」「放心吧先生，」他強調說，「這絕不是在聳人聽聞。」[15]但瓦利福奇並不像看起來那樣，是美軍的低谷，而是美國歷史中黎明前的黑暗。遇到困難的並不僅僅是華盛頓一方，英國軍隊也因為缺少補給和協調，沒能把自己的軍事優勢保持到最後。華盛頓面臨著徵兵、留任的難題，英國軍隊也有自己的困難，兩者都是使這場衝突繼續拖延下去的原因。
到了1778年春天，殖民地軍隊開始迎來了機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前一年秋天，在約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將軍的指揮下，英國主力軍隊沒有能夠攻下哈得孫河谷，否則就將切斷新英格蘭殖民地通往南方各殖民地的要塞。10月，在紐約的薩拉托加，伯戈因宣佈投降，他的殘餘部隊退回到加拿大。更重要的是，就像《對於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聲明》中曾自信宣稱的那樣，美國在薩拉托加的勝利使殖民地獲得了國外援助。法國意識到殖民地在戰爭中取得了優勢地位之後，才決定向殖民地施以援手。
華盛頓對此看得很清楚。「我從心底樂意接受我們的新盟友最善意的關切，也在一定程度上珍視他們在其他方面提供的援助，」他表示，「但在人類的普遍經驗之上有這樣一條準則：任何國家的行為都與其利益密切相關，不應過度信任。沒有哪位謹慎的政治家敢無視這一條訓誡。」華盛頓放眼未來，警告美國「應該格外小心，因為我們還不夠強大和成熟，一旦不小心犯下任何錯誤，都很難從中恢復過來。」[16]不過，1778年，法國對殖民者施以援助，不管對誰來說都是有利的。法英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並在1778年夏天正式宣戰。西班牙很快也跟隨參與了進來，不過西班牙跟的是法國而不是美國。西班牙從沒有給予美國的革命事業任何直接援助，但英國在歐洲腹背受敵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給美國人的勝利增加了不少籌碼。
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戰爭即將結束。華盛頓面臨的問題仍舊十分棘手。讓他一直以來都十分沮喪的是，殖民地的志願兵制度和地方主義都妨礙了戰爭的順利進行和迅速結束。他曾嘗試「淡化各種地方性聯繫和各州之間的區別，將它們統稱為美國」，但也承認「克服偏見是不可能的」。四年之後，這種情況依舊沒有什麼變化。1780年年底，華盛頓仍舊「對自己的觀點堅信不疑」，他建議約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少將「把軍隊送到戰場之後，各州的干涉越少」越好。一面是英國軍事力量的威脅，另一面是各州的野心和各州之間的衝突，華盛頓感到進退維谷，他竭力協調殖民地軍隊這台機器上的各個零件，試圖使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正常運轉。正如他對沙利文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無論何時都是一支軍隊，或是為了共同的防禦目標組成同盟的十三州軍隊，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困難可言了，但我們有時兩者皆是。如果我說我們有時兩者都不是，而是兩者的混合體，似乎也並不為過。」[17]
圖19 《瓦利福奇1777》。華盛頓將軍和拉斐德侯爵看望受傷士兵。拉斐德是一位輔佐華盛頓的法國軍隊指揮官。他在軍隊從布蘭迪萬戰役中撤退時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後又通過談判成功讓法國加入到這場戰爭中，與美國人並肩作戰。此後他返回美國，在約克敦擊敗了康華里。此畫由A.吉貝爾創作、P.哈斯印刷出版。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19）。
到了1780年，隨著獨立戰爭的主戰場轉移到了南方，這個混合軍也離開了新英格蘭。英國人受到親英支持者的報告的鼓舞，認為奴隸制讓社會體系走向衰弱，也讓勝利的時機轉向成熟，因而開始向佐治亞州進軍。英國軍隊於1778年12月攻佔了薩凡納，又在1780年5月佔領了查爾斯頓。在隨後的卡姆登戰役中，正如華盛頓所抱怨的，殖民地誌願軍竟然又錯過了勝利的機會。不過，英國軍隊在康華里勳爵的帶領下剛剛轉身要攻打北卡羅來納州，殖民者就放棄了他們的所有戰果，轉而採取了游擊戰術。這種戰術雖然時不時容易遭受些挫敗，卻讓美軍很難被一擊致命。到了1780年夏末，英國軍隊仍然佔領著薩凡納和查爾斯頓，但是這已經是他們的全部領地了。第二年春天，法國同盟軍也最終證明了自己的價值。美法聯合陸軍和法國海軍共同擊敗了康華里在約克敦半島的軍隊。1781年10月19日，康華里在那裡宣佈投降。
約克敦經常被理解為美國獨立戰爭的終結地，但事實並非如此。對於英國來講，它只是戰爭終結的開始，當然，對於美國來講，也是建國初期的尾聲。英國軍隊仍駐紮在殖民地，但已無心戀戰，權作守勢。1782年，各國密使齊聚巴黎，共同商討和起草和平條約，並宣告美國這個新國家的誕生。一幅當時的政治漫畫描述了這一情形（圖20），生動形象地向英國人指出，他們曾經的殖民地現在已經佔據上風。
信仰的契約
圖20 詹姆斯·吉爾雷《美國響尾蛇》（倫敦：W.漢弗萊，1782年4月）。殖民地經常會以蛇作為象徵；在星條旗出現之前，美國國旗上也有蛇的圖案。之前的漫畫，尤其是1754年的一幅漫畫，把殖民地描繪成一條被割斷的蛇，暗示他們「要麼團結，要麼死亡」。這幅漫畫出現在巴黎和會召開之時，它描繪了一條完整的蛇。這條蛇的舌頭上得意地寫著，「我的身體已經『伯戈因』了兩支英國軍隊（這句話將「伯戈因」作為動詞使用，意為圍困。這種用法旨在諷刺伯戈因在交戰中屢次慘敗。——譯者注）/我還為更多的軍隊留足了地方」。這條蛇的身體捲成三個圈，其中兩個圈所包圍之地分別象徵著伯戈因和華康裡的軍隊。第三個圈則宣稱是「為其餘的軍隊準備的」。下面的詩句說的是「在北方平原上的英國人/想想你們該如何行軍前進、如何挖掘戰壕/這條巨蟒在議會呼風喚雨/在法國也是一樣」。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531）。
對於英國和殖民者雙方來講，這場戰爭還代表了一種新的衝突。不管是殖民者在邊遠地區的戰爭，還是英國正規軍的大範圍戰役，都沒有給這種新衝突提供可供借鑒的先例。從根本上講，這既是一場直接的軍事對抗，也是一場爭奪民心的戰役。英國軍隊的總司令之一亨利·克林頓（Henry Clinton）男爵充分意識到了「贏得民心」和「征服美國人思想」的必要性。[18]不過，需要面對這個難題的不只是英國一方。即使華盛頓竭力勸服議會提供更加有效的軍隊，勸服他的同胞加入這支軍隊，但同樣有一些人堅持認為組織軍隊、通過武力形式對抗英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這些人就是親英分子。
考慮到獨立戰爭最終的確將殖民地從英國分離了出去，那些始終對英國保持忠誠的人的說辭便不可避免地在這個故事中被邊緣化，反之，美國愛國事業的浩蕩聲勢和它取得的軍事勝利一定會成為這個故事的主旋律。當然，從數量上講，就算華盛頓有時候感覺美國愛國者太過沉默，或者至少不夠活躍，他們也的確佔據了多數。在當時的殖民地大約有300萬人口，其中只有約50萬人支持英國。隨著戰爭持續進行，這些人的立場越發招致反感，因為獨立戰爭既是一場殖民者爭取獨立的戰爭，同樣也是一場內戰。
在一些州，尤其是戰爭後期的卡羅來納，親英分子組成的志願軍與大陸軍、愛國民兵志願軍發生衝突。鄰居之間反目成仇，不是因為獨立事業，而是出於私人恩怨。這場衝突導致了混亂和暴力，是親英分子一直以來都不願看到的。所有州都進行了效忠宣誓，其中既包括了對於英國皇室的譴責，也包括了效忠各個州的誓言。拒絕參與到愛國事業中的人將面臨嚴重的懲罰，其中包括財產充公、流放，有時還有死刑。最後，很多親英分子——估計人數在6萬到10萬之間——被迫離開殖民地，逃亡到加拿大或英國尋求庇護。
親英分子因為支持了戰爭中失敗的一方，所以很容易就從美國歷史中消失了。親英分子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們對美國獨立的最終成就造成了多少軍事威脅，坦白講，雖然有大約3萬親英分子與英國軍隊並肩作戰，但他們的威脅並沒有多大。親英分子的重要性在於他們幫助澄清、解釋了這場殖民地戰爭的原因——建立一個獨立於英國的美國。事實證明這場爭奪民心的戰爭是殘酷的。親英分子的經歷不僅凸顯出半個多世紀之後被美國人稱作是「多數人的暴政」的摧毀性力量，同時也凸顯了確實存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在折磨著大多數人。
親英分子並不僅僅是習慣了傳統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與殖民地年輕一代所熱衷之事格格不入的社會精英。雖然親英分子在人口構成上有一些顯著的規律，但實際上他們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和職業、背景廣泛。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與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英國白人差別不大的種族——德國人、荷蘭人和蘇格蘭人，以及那些擁有強烈宗教身份意識的人——貴格會信徒、衛理公會教徒和南方長老會教徒們——都傾向於加入親英分子的陣營中。克雷夫科爾（Crevecoeur）曾問道，什麼是美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獨立戰爭沒有給出確定的答案，但它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指出什麼不是美國人，成功地縮小了答案的範圍。
對於殖民者和英國人、愛國者和民族主義者，以及黑人和白人來說，革命時期都是一個分水嶺。在那個時期做出的抉擇十分複雜，並不僅是選擇自由還是奴役、成為英國殖民地還是一個獨立國家這麼簡單。在有些時候，對於奴隸和親英分子而言，這種選擇也並不是完全由他們做出的。華盛頓在即將卸任總統之前雖然也強調了美國身份的自願性，但是，正如他在整個革命時期一直都在強調的那樣，自願的愛國主義對於軍事行動，甚至有可能對於意識形態來說，都是遠遠不夠的。「我無意徹底排斥愛國主義觀念，」在瓦利福奇度過了整個嚴冬的華盛頓在春天來臨時指出，「我知道它存在，並且還知道它在當前的爭端中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但是我敢斷言，一場偉大持久的戰爭決不能僅僅靠這個原則來支撐，還必須有對於利益或回報的預期。」[19]
究竟是什麼樣的回報，則要因人而異。對於像華盛頓這樣的人來講，他們所得到的回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對於奴隸來講，他們得到的回報是獲得自由的前景。而對於其他一些人，則是成為奴隸主的機會。親英分子出於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擔心凝聚殖民地的唯一的黏合劑即將崩潰，暴政也將隨之來臨。從他們所處的情況來看，這些想法並不算錯得離譜。在美國殖民時期，白人一直都在極力將奴隸和自由人區分開來。在美國革命期間，他們則一直在極力區分效忠英國的人和背叛英國的人，並且不情願看到這種區分是全然出於自願的。為了壓制反對革命的聲音，殖民者限制了出版自由，也為之後全國性法律《1798年懲治煽動叛亂法案》的出台鋪平了道路。到頭來，事實證明，選擇既是一種解放，又是一種束縛。識別出誰是這個國家中受歡迎的人，誰又應該從這個新國家中被驅逐，從建國伊始就在考驗著美國人的頭腦，到今天仍然如是。
1783年《巴黎條約》之後，美國便要開始處理很多咄咄逼人、錯綜複雜的問題。其中之一仍舊是軍事問題。1783年夏天，費城負責守衛政府機關的士兵因為欠薪問題發起暴動。議會擔心會釀成更大的危機，於是很快解散了大陸軍。不過，讓士兵們迅速解甲歸田的計劃始終沒有徹底完成。很多人從他們在軍隊服役的經歷中牢牢記住了美國自由的代價。這也是這個新國家不得不解決的一個問題。
在革命軍中服役士兵總共有15萬—20萬人——當然並不是在同一時間，否則華盛頓的日子就不會這麼難挨了。其中1/3的人在戰爭中犧牲或受傷。大概有2500人在服役中死亡，大概是所有參戰士兵的1/10。參照美國現今的軍隊規模來看，相當於250萬人。在那個時期的戰爭中，致死的原因是很典型的。其中近一萬人死在戰場上，另有近一萬人死於疾病。而戰爭留下的傷痛和疾病也給很多退伍軍人造成了持續性的健康問題，造成他們過早死去。1818年，議會通過一項撫恤金法案，對存活下來的退役軍人做出補償。申請撫恤金的情況顯示了退伍軍人遭受傷病的程度。但是，這些撫恤金的接受者數量極少，革命給其他許多人都帶來了長期的生理影響。而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則又另當別論。至少從理論上講，在革命軍中服役的經歷將人們凝聚在一起，沒有參與這場戰爭的人是體會不到這種凝聚力的。雖然華盛頓不得不與軍隊中的地方性偏見做鬥爭，這場戰爭也許還是希望喚醒某種超越各個獨立州的生存意識——一種有待爭議的更為宏大的國家意識。與此同時，革命期間的效忠宣誓針對的是各個州，而不是這個作為統一實體的新國家。雖然詹姆斯·吉爾雷（James Gillray）的漫畫暗示各個殖民地之間新達成了團結，但一些當時的評論家認為這種說法最多只能算是言之過早的假設。
在這種情況下，議會解散軍隊的速度就不會讓人感覺意外，但它也許傳達了錯誤的信息，並強化了這樣一種意識：戰爭如今已經結束，生活可以重回正軌。前軍隊外科醫生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沮喪地發現「愛國者和戰爭英雄普遍都流露出隱退之意」。他認為，那些剛剛解甲歸田的人「就像是技術嫻熟的老水手，他們把一艘船從大洋中心的風暴中挽救了出來，但一等海浪平息就睡著了，在接下來的旅程中，他們將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全部交給了那些沒有任何知識或經驗的海員來照顧」。
「美國的戰爭結束了，」拉什承認，「但美國的革命還遠未結束。」「相反，」他提醒美國人，「這部偉大戲劇才剛剛結束第一幕，我們的新型政府尚待建立和完善；在它業已建立和完善之時，還需要為這些新型政府培育擁有原則、道德和禮節的公民。」[20]
拉什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這個新國家的政府架構。這是一個公認存在的問題。實際上，這也是華盛頓遇到的很多軍事問題的根源。大陸會議在1777年便起草了各州之間的《聯邦條例》，但是這些條例賦予國會的權力非常有限，甚至於幾乎無效。例如，國會可以建議各州提供維持革命軍運轉所必需的經費數目，但是只有各州才有權最終決定它們是否會支付這筆費用。如果《聯邦條例》連軍隊都不能有效地招募起來，它當然就更達不到治理國家的要求，特別是像美國這樣戰爭剛剛結束、變數巨大且尚未定型的國家。獨立戰爭讓先前的殖民地陷入了非常危險的財政處境。所有戰爭結束之後，人口都會產生流動，美國也不例外。美國人擴張到阿巴拉契亞山脈以外，進入到肯塔基和田納西地區。實際上，國會本身的地點也沒有固定下來，在1783年從費城搬到了普林斯頓、安納波利斯，1785年在紐約短暫停留之後，又轉移到了特倫頓。不過，在此之間，議會的確成功為這個國家的地理擴張建立了一些重要規程，也就是1784—1787年的諸多土地法令。
其中，第一個土地法令是由傑斐遜在1784年起草的。法令規定，只要一個領地的人口達到了建國13州中任何一州的人口數量（6萬人），就可以獲得獨立州待遇。次年，按照《1785年土地法令》的規定，除去為獨立戰爭退伍士兵保留的一部分土地，以及按規定留出用於建立學校的土地之外，其餘土地都由國會開始出售。1787年的《西北法令》中的條款禁止這些地區實行奴隸制度。法令規定「指定地區不得實行奴隸制和強迫奴役，但因犯罪而依法判決之受懲者不在此列」。如果說《聯邦條約》在很多其他方面都遭受失敗，在這方面卻取得了成功。這些土地法令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它們創造的諸多先例成為這個國家地理和政治形式的根基：其一，這些領地受到國會的控制，而不是由各州控制；其二，不去擴張既有州的面積，而是建立「與最初的十三州享有同等地位」的新州。《西北法令》的法律措辭強調了人身保護權和宗教寬容原則，這些理念將與憲法和前十條憲法修正案（《權利法案》）遙相呼應。
不過，把這些新近獲得的領地劃歸到中央控制之下是一回事，而將這些領地和原13州中的居民融匯成為一個擁有共同的國家目標的團結的國家團體，則是另外一回事。美國急需找到實現這個設想的方法，因為這個國家還處於金融動盪，以及因此而來的社會動盪之中。美國農民身負重債；美國商人沒有像他們在歐洲那樣獲得貸款，因此越發受挫，並且更糟糕的是，他們越發傾向於通過武力表達這種挫敗感。對政府最為激烈的一次挑戰出現在1786年的馬薩諸塞州，一位叫作丹尼爾·謝斯（Daniel Shays）的大陸軍退伍士兵試圖奪取位於斯普林菲爾德的聯邦軍火庫，被該州民兵志願軍鎮壓，史稱「謝斯叛亂」。這次事件並沒有對法律和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威脅，卻讓一些人，特別是像本傑明·拉什這樣的人集中了想法。拉什清楚地意識到，美國有必要提高中央政府的運轉效率，更重要的是，它應該讓美國人理解這個新共和國的重要意義，並接受「成為好公民」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在革命時期，人們就普遍認為一個國家必須在言行舉止各方面都有一個國家的樣子。事實上，大陸會議在1776年通過獨立宣言之時，就已經開始著手設計美國國璽（圖21）。但這個新國家想要確認自己的存在，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官方標識。當然，一個國家需要的軍事勝利，已經由華盛頓實現了。一個國家需要的官方旗幟（星條旗），也在1777年選定，雖然貝齊·羅斯（Betsy Ross）縫製國旗的傳奇並不是真的。按照拉什的理念，一個國家還需要通過寫作來發展報業，尤其是要形成一種可靠的發行報紙的途徑。因此它還需要擴張郵局的規模。要知道，一直到幾個世紀之後，人們才將印刷資本主義視為國家力量。
在現今這樣一個國際傳播和瞬時通信的時代，人們很容易忽視拉什在1787年所提出的觀點的深刻意義。但對於美國的發展來講，他的觀點絕不是無足輕重的。拉什宣稱，報紙所建立的不僅僅是「知識和智慧的傳播工具」，更是這個國家「守護自由的哨位」；但正是郵局代表了「政府真正的非電力導線」，也是「向聯邦共和國中每個個體傳遞光與熱的唯一途徑」。美國憲法與拉什的理念一致，它賦予國會的其中一項權力便是「建立郵局和郵路」。傳播對於這個新國家的重要性在之後的《1792年郵局法案》中得到強調，後來成為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約瑟夫·斯托裡（Joseph Story）對此也深信不疑。他在1833年讚揚美國郵政服務的高效「讓相距最為遙遠的地方和人……可以相互接觸，緩和了憂慮、增加了愉悅、振奮了數百萬孤獨的心靈」。[21]
實際上，正如拉什所期望的那樣，通過郵局快速送達美國各地的報紙不僅在刊登的文章中傳達了一種國家歸屬感，還將通過這些文章所使用的語言鞏固這種歸屬感。如果說在殖民地時期，英國種族核心已經確立了它在語言上的統治地位，那麼到了革命時期，美國人已經很樂意接受諾厄·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的努力。韋伯斯特在1783年編寫的拼寫課本中，對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在拼寫和發音上都做出一定區分，並且還提醒美國人他們已經擁有了「一個靠你們的努力去建立和支撐的帝國，以及一種有待建立和發展的國家品質」，因而應該「像獨立的個體一樣行事」。韋伯斯特堅稱美國已經「做了太久的孩子、臣服於控制，在一位傲慢的家長的利益面前唯唯諾諾」。[22]不過，如果先前的殖民地聽從這一建議，需要修改的就不僅僅是《聯邦條例》中的拼寫方式了。在美國國家事業的核心當中，連關於自由的語言自身都需要被奉為神聖、編纂整理。
圖21 美國國璽。背面圖案雖然並不被當作官方的美國國璽使用，卻也和正面國璽一起出現在了一元紙幣之上。這些文字意思分別為：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萬世的新秩序已經誕生（Novus Ordo Seclorum），引自維吉爾《牧歌》IV，5。上帝賜福我們的事工（Annuit coeptis），引自維吉爾《埃涅阿斯紀》IX，625。圖案的象徵含義參考了最初的13個殖民地（13顆星、13個條紋、未完工的金字塔有13層、禿鷹的左爪握有13只劍、右爪握有13片樹葉和13棵橄欖）。金字塔上標注的時間是1776年，也就是起草《獨立宣言》的年份。金字塔上的「上帝之眼」是18世紀基督肖像中常用的元素。美國國璽的設計在歷經幾個委員會的審查之後，最後由議會秘書查爾斯·湯姆森確定。由www.istockphoto.com友情提供。
不過，當制憲會議於1787年5月在費城召開時，修改《聯邦條例》的意向並不強烈。參會者做出重新編纂憲法的決定，是出於很多代表共同持有的政治觀點——這種觀點既根植於英國先例，也根植於近期的革命經歷。一些殖民地的精英分子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這些人對於諸如「謝斯叛亂」一類事件所蘊含的意義如果不說是充滿恐懼的話，也是心有餘悸。他們反對關於建立常備軍的整個提議，並明確主張實行君主制。他們對過度的民主普遍持懷疑態度，但也決定在整個國家延展民主的範圍，不過是要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傑裡米·貝爾納普（Jeremy Belknap）的著名言論可以很好地總結建國者們的立場：「政府來自於人民，但它必須告訴人民……他們無法統治自己」，這是基本原則。簡言之，建國者們所追求的是一種間接民主：公民推選代表，而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直接投票。這種民主制度自信地假定候選代表將從社會精英中選出。所以，理論上講，一位公民在政治代表性上有著無限可能，但在現實中，這卻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實踐上，這樣做便是安全的。
建國者們描繪的政治圖景一直以來都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它建立在分權或「制衡」的前提之上。橫向來講，即聯邦政府和州的制衡；縱向來講，即政府各個部門——執行者（總統）、立法機構（國會）和司法機構（最高法院）——之間的制衡。這種制度保證了每一方都可以監督其他權力，沒有一個機構可以佔據支配地位，而這樣做的原因在於建國者們對於人性持有矛盾的態度。美國國璽實際上就總結了這種態度：鷹的一隻爪子抓住了象徵和平的橄欖枝，另一隻爪子抓住了象徵戰爭的弓箭，兩者平衡對稱。這也許可以僅僅看作是象徵著任何一個國家都願意採納的公開立場——渴望和平同時也英勇善戰——但同樣，它也透露出另一種意思：對於人民以及人民與權力的關係，建國者們持有一種懷疑卻又現實的觀點。試圖賦予大眾更多權力的建國者們，實際上就是這樣看待大眾的。就政治權力而言，建國者就可以正視一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並直接將它們付諸實踐。
在其他問題上，相聚於費城的參會代表們表現得異常靦腆，尤其是涉及另一種不同類型的權力問題——奴隸主對於奴隸的奴役問題——的時候。造成這種困難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對於財產的信念十分堅定。在他們的世界觀中，自由和財產不可避免地緊密相連。既然奴隸是一種財產，立刻廢除奴隸制看起來並不是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代表們通過妥協有效地迴避了這個問題。憲法在奴隸制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讓這個新國家在奴隸問題上保持中立，交由他們的後代決定究竟應該如何廢除這項制度。
照顧到奴隸制的批評者，憲法規定「對於現有任何一州所認為的應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之前，國會不得加以禁止」。簡言之，到了1808年，從海外進口奴隸的貿易就將被廢止。同時，奴隸也不會因為逃往一個不那麼接受奴隸制的州而重獲自由，因為憲法為了保障奴隸制的擁護者，規定「凡根據一州之法律應在該州服役或服勞役者，逃往另一州時，將不會……解除其服役或勞役，而應依照有權得到勞役或勞動的當事人的要求，將其交出」。憲法中的這一條款明確支持奴隸主追回任何逃跑的奴隸。不過即使這樣，一些南方代表仍舊心懷不滿。他們希望魚和熊掌可以兼得。雖然他們將奴隸視為財產，但在涉及代表權問題時，又發現主張奴隸具有人性才有利於自己。土著人因為不用繳稅，也就沒有選舉投票的權利，但是奴隸被計算為3/5個自由人。簡言之，南方可以在把奴隸視為財產的同時，還將他們算作人。
如果說在這些條款中使用的法律語言看起來甚至比平時還刻板，也的確是因為友誼如此。本傑明·拉什在向一位倫敦記者講述辯論細節時，略帶諷刺地指出「憲法中沒有提到黑鬼或奴隸這樣的詞彙，僅僅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會給美國自由和政府的華美雲錦帶來污點」。「因此，」他評論道，「正如你所見，幾年前那片不到一人手掌大小的烏雲，如今已經凝結成千萬顆雨滴，最終落在了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23]
拉什一直以來都是一位頗具先見之明的評論家。制憲會議設計的政府框架在後來證明——如今也仍在證明——美國建國者是多麼的敏銳、思考是多麼的機敏、對於這個新共和國的構想是多麼的靈活。憲法本身成為美國國家身份和美國民族主義的決定性文件之一。在1787年以來的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面對變幻莫測的歷史環境，它一直都展現出非同尋常的調節適應能力。不過，對於在奴隸制方面所做出的妥協，美國的建國者們也許有一點太過自信。美國憲法並不是唯一一份定義這個新生國家的文件，在它之前還有《獨立宣言》，並且，《獨立宣言》對自由的設想更加開放。1787年9月中旬，當代表們準備離開費城之時，有關這份美國憲法的辯論尚未平息，有關《獨立宣言》的爭論才剛剛開始。
註釋：
[1]Abraham Lincoln, Address at Sanitary Fair, Baltimore, Maryland, April 18, 1864, in Roy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11 Vol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VII, 301-302.
[2]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1774), available at, among others: https://libertyonline.hypermall.com/ Jefferson/Summaryview.html (December 2, 2009).
[3]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London: John Stockdale, 1787) 270, 271-272.
[4]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raft), in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1, 1760-17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246-247.
[5]Samuel Johnson, 「Taxation No Tyranny: An Answer to the Resolutions and Address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 」in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New York:Pafraets ＆ Company, 1913) Vol. 14, 93-144.
[6]Phillis Wheatley, 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 (London, 1773) 7.
[7]John Woolman, Journal of John Woolman, available at: https://etext.lib.virginia.edu/toc/modeng/public/WooJour.html (November 29, 2009) chapter VII, 251;Woolman, 「Considerations on Keeping Negroes, 」Part II (1762) quoted in David G. Houston, 「John Woolman's Efforts in Behalf of Freedom,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2 (April 1917): 126-138, 135, n. 24.
[8]Eliza Lucas Pinckney to Mr. Morley, March 14, 1760; to Mrs. Evance, March 15, 1760, in William A. Link and Marjorie Spruill Wheeler, The Sou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Vol. I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1999) 72, 74-75.
[9]Daniel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351.
[10]Ebenezer Baldwin, The Duty of Rejoicing Under Calamities and Afflictions(New York: Hugh Gaine, 1776) 21-22.
[11]Samuel Ward to Henry Ward, November 11, 1775, in 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s://memory.loc.gov/cgi-bin/query/r?ammem/hlaw: @field(DOCID±@lit(dg002322)) (December 20, 2009)
[12]Joseph Doddridge, Notes on the Settlement and Indian Wars of the Western Parts of Virginia and Pennsylvania from 1763 to 1783 (Pittsburgh, PA: Ritenour and Lindsey, 1912) 142.
[13]George Washington to Meshech Weare et al., 「Circular Letter on Continental Army, 」October 18, 1780, in The George Washingto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s://memory.loc.gov/ammem/gwhtml/gwhome.html(December 27, 2009).
[14]George Washington to Continental Congress, December 16, 1776; to Meshech Weare et al., October 18, 1780, in Washington Papers.
[15]George Washington to Continental Congress, December 23, 1777, in Washington Papers.
[16]George 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 November 14, 1778, in Washington Papers.
[17]George Washington to Continental Congress, December 20, 1776; to John Sullivan, December 17, 1780, in Washington Papers.
[18]Clinton, memo of conversation on February 7, 1776, quoted in Stephen Conway, 「To Subdue America: British Army Officers and the Conduc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3:3 (July 1986): 381-407, quote 381.
[19]George Washington to John Banister, April 21, 1778, in Washington Papers.
[20]Benjamin Rush,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Museum, Philadelphia, January 1787.
[21]21 Joseph Story, 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onies and States, before the Ado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Boston: Hilliard, Gray and Company;Cambridge: Brown, Shattuck, and Co., 1833) 3: 1120.
[22]Noah Webster, American Magazine, 1788; quoted in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57.
[23]23 Benjamin Rush to Dr. John Coakley Lettsom, September 28, 1787, quoted in John P. Kaminski, A Necessary Evil? Slaver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onstitution(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5)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