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克利夫頓·丹尼爾和《紐約時報》幸運的是，在丹尼爾辦公室裡或周圍發生的大部分事情，通常都透不出《紐約時報》大樓的厚牆。如果透露出了，如果每一天都有其他媒體的記者和專欄作家注視和詢問《紐約時報》的編輯，追著他們轉，分析他們的行動並記錄下他們的錯誤，如果《紐約時報》就像它採訪外界一樣也受到採訪，那麼丹尼爾的大辦公室就會失去它現在擁有的大部分尊嚴和體面。但丹尼爾一般能非常嫻熟地掩飾他的想法，在壓力之下保持著平衡，他在1966年初夏曬得黝黑的皮膚，也有助於遮掩緊張的跡象。迄今只有一次他沒有保持鎮靜，毗鄰他辦公室的新聞編輯部的秘書和下屬編輯們注意到了這件事情。
這件事對丹尼爾來說是無法忘記的。他當時對他的一個年輕編輯、華盛頓分社的新社長湯姆·威克極為憤怒，以致他幾次用拳頭捶桌子，咆哮叫喊，他柔和的下巴被氣得顫動。正如人們所指責的，即使威克的確沒有同紐約總部保持足夠密切的接觸，還疏忽了他作為記者和管理者的其他一些職責，丹尼爾也沒有理由這樣反應。他為所發生的事情感到抱歉，並且奇怪他竟會允許自己做這樣的事情。這種事情在《紐約時報》是不可能發生的。它應該發生在關於大公司的小說中，或者發生在紐約周圍一些有更大壓力的媒體中，但不會發生在《紐約時報》，至少不會這樣公開地出現。威克無疑是在為他的前任賴斯頓和克羅克這些年來享受的自主權付出一部分代價。而且，或許無助於事的是，非常愛衝動的威克對丹尼爾的行為是氣憤的，聲稱他不習慣以這種方式接受談話。他還說他不敢保證自己就此會做出什麼事情來。於是他很快轉身，離開了丹尼爾的辦公室，乘下一班飛機回到了華盛頓。
三四天後，丹尼爾到華盛頓和威克共進晚餐，這件事情表面上被忘記了，但實際上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忘記。如果丹尼爾打算對威克坦誠相見的話，他決不會這樣做的。他就會承認，從一開始他就不欣賞威克的性格，而且在職業上也對他沒有什麼深刻印象。當威克1958年第一次向《紐約時報》求職時，丹尼爾是看不起他的紐約編輯之一。威克是一個個頭高高的、骨瘦如柴的、膚色紅潤的南方人，有著十個粗指頭和一雙警覺的小眼睛，厚下頜部分地被淺紅色的鬍鬚所掩蓋。當時他30出頭，作為一名記者也不是很有經驗，但他的確有了有趣的資歷。他已經寫了五部小說，三部是以筆名出版，刻畫了農村背景中的一些暴力、性和政治的赤裸裸的場面。他起初為他的家鄉北卡羅來納州的《溫斯頓—塞勒姆雜誌》（Winston-Salem Journal）工作了五年，1957年他獲得了哈佛大學新聞專業的尼曼獎學金[註：尼曼獎學金（Nieman Fellowship），由1938年成立的尼曼基金會（The Nieman Foundation）出資，設於哈佛大學，旨在促進和提高美國新聞記者專業素養。]。威克是一個鐵路工人的兒子，是大蕭條期間在一個叫作哈姆雷特的小地方長大的。像克利夫頓·丹尼爾一樣，他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得到了新聞專業學位，但這並沒有使威克得到丹尼爾的偏愛；它也許產生了一種相反的效果，使得丹尼爾對威克更有批判性，特別是在威克留著鬍鬚進入《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後。當時在《紐約時報》的記者隊伍中，沒有人不刮鬍鬚，只有一位剛從土耳其回來的駐外記者除外，這個記者很快被調到澤西市去了。
威克在哈佛大學結束了他訪問後，加入了《納什維爾田納西報》（Nashville Tennessean）。在1960年他刮掉了鬍鬚，又出現在《紐約時報》，這一次是在賴斯頓的華盛頓分社，他被僱用了。他成了賴斯頓手下的一個小伙子，四年後在38歲時接替賴斯頓當了分社社長。這種難以置信的迅速陞遷，既是因為《紐約時報》60年代的大轉變，也是由於威克的記者才能。威克是個奮發努力的人，敏銳而嚴格，曾毫無怨言地去幹他作為一個小說家決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但他無法理解他的一些同代人如厄普代克和菲利普·羅斯[註：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美國作家、詩人，代表作有“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兔子歸來》《兔子富了》《兔子歇了》），其中後兩部使他於1982年、1991年兩度獲得普利策小說獎。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1933—），美國小說家，代表作有《再見，哥倫布》《美國牧歌》《反美陰謀》等，獲得過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等多項大獎。]等人的成功，這些人善於寫作，但在威克看來似乎又對周圍的世界所知甚少。
加入了《紐約時報》之後，湯姆·威克就沒有多少時間思索小說裡的當代美國人的口味了。他一下子被捲進新聞界的潮流中，就像每日吸食使人興奮的鴉片一樣。他和政治家一起在全國旅行，在飛機和汽車後座上寫他的報道。雖然有最後發稿期限的壓力，但他的寫作是輕鬆的，他喜歡這樣的生活。通過他在《紐約時報》的地位，這種生活給他帶來了一種名望。如果他繼續長期孤獨寫作，以求一朝成名，這種名望很有可能根本無法實現。作為一名記者，威克也能夠巧妙地利用其他財富，其中就有他使人消除敵意的鄉村小伙子的舉止，這種舉止是他不打算改變的，而且在華盛頓也不是什麼障礙。事實上，在林登·約翰遜執政早期，它差不多是一種財富，因為約翰遜也是一個南方人，一度是農場小伙子和鄉村學校教師。威克在1964年對約翰遜的新聞報道顯示出一種深刻的理解力，這種理解力在肯尼迪時代卻不是那麼明顯。
威克對政治抱有濃厚興趣，他思維敏捷，能夠清楚表達頭腦裡的東西。像許多記者中的南方人一樣，威克經常是講的比寫的好，而他又善於寫作。他或許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電視評論員。在就重大問題進行公開討論時，他總能打動人。他使用長長的福克納式的句子，加上摻雜有卡羅來納方言的比喻和巧妙措辭，構成他講話的要點。一天晚上，在紐約的一次小型晚餐聚會後，威克陷入了和詹姆斯·鮑德溫[註：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國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詩人、民權人士，代表作有《向蒼天呼籲》《喬凡尼的房間》《另一個國家》等。]的一場爭論，這是一個文火燜燒般的場面。鮑德溫偶爾跳起來尖叫著對威克進行攻擊，說他是南方來的白色魔鬼。這天晚上大家都惱火了，以致威克的妻子含著眼淚氣憤地離開了餐桌。但在鮑德溫和同桌的另一位黑人歇斯底里的連連攻擊之下，威克仍然保持著冷靜，逐一駁斥他們，他或許在這天晚上充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又沒有求助於謾罵。
儘管有這樣一些品質，但湯姆·威克在《紐約時報》的早期成功主要在於運氣，在於他在合適的時間出現在合適的地點。儘管許多年輕時就大有成就的記者一般說來也許都是這樣，但這尤其符合威克的情況：他加入《紐約時報》恰恰是在該報發生革命之前，他加入賴斯頓的分社又恰恰及時適合了肯尼迪時代的早期激動和隨之而來的戲劇性場面，他碰巧是華盛頓新聞界裡和肯尼迪一起到達拉斯旅行的《紐約時報》的唯一記者。威克關於刺殺肯尼迪的報道在1963年11月23日的《紐約時報》上佔了一版還多，這是報道和寫作上一個傑出的成就。他在混亂中搜集事實，回憶他一生中最混亂的這一天，充滿了絕望、痛苦和懷疑，然後通過電話傳到紐約，並且以一種充滿感情的連續不斷的聲音口授了這篇報道。
威克這一天沒有打算帶筆記本，所以他在關於肯尼迪到得克薩斯兩天旅行期間的油印宣傳材料的背面潦草地寫下他的觀察和事實。今天這些筆記中的許多內容是威克本人都無法讀懂的，但在11月22日它們對他來說就像打印稿一樣，是清清楚楚的。在達拉斯機場的新聞編輯室裡，他和其他記者寫自己的報道，他是帶著他的打印機和手提箱大步奔跑了半英里路後到達那裡的，途中還跳過了路邊的一個籬笆。他差不多完全記住了在肯尼迪遭槍擊後他看到和聽到的一切，但對此前發生的事情卻記得相對少些。威克當時在總統的車隊裡乘坐的是一輛新聞公共車，但他已記不得是哪一輛了。在肯尼迪遭槍擊時，威克沒有聽到槍聲，但公共車上的另一位記者注意到，排在大約第十輛車之前的總統的轎車迅速地開跑了。
新聞車繼續以遊行的速度行進。但事情很快開始起了變化：威克注意到一個騎摩托車的警察跳上路邊的台階，下了車，開始跑過來。沿著路邊排成行等著見總統一面的人群似乎有些混亂。新聞車停在了肯尼迪準備向人們發表講話的地方。威克注意到人們飛快地轉身傳遞著什麼消息，他真正見識了謠言的傳播，這讓他想起風掠過麥田的情景。後來一個陌生人抓住他的胳膊問道：“總統遭槍擊了？”“我想不會，”威克說，“但肯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威克和其他記者，大約有35人，走向他們準備聽肯尼迪講話的地方，正是在那裡他們看到一個記者帶著消息跑來，接著所有的記者都跑起來了。他們跳上了新聞車，這輛車把他們帶到了帕克蘭醫院。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記者們開始把細節彙集起來——目擊者的描述，醫療報告，白宮發言人的話。一個新聞工作者回憶說，他曾聽到了槍聲。一個達拉斯的電視記者描述說，他曾看到有人從得克薩斯州教科書倉庫五六層的窗口撤走一支步槍。有真實的，半真實的，錯誤的，想像的，傳聞的，第二手的敘述，甚至第三手的敘述——所有這些東西都自由地傳遞給記者，並且在他們中間流傳，根本沒有時間核對這些敘述是事實還是猜測。威克和其他記者不得不靠自己的本能，靠他們積累的全部經驗，靠他們對其他人的看法來行事，這是優秀的記者在危機中形成並能利用的一種特殊感覺。在這場危機中，威克的本能對他是很有用的。
也許威克這一天在達拉斯的報道、一個下午的工作，將比他曾寫過的或將寫作的任何小說、劇本、文章或新聞報道都存活得更久。不是說他拿出了一個傑作，他並沒有。他以前報道得也不錯，寫得更好。但達拉斯的考驗不同於其他任何考驗。它是那種能在幾個小時內造就或毀掉《紐約時報》記者一生職業的任務。威克是在為歷史寫下這一天，他的報道上了頭版，以雙倍的篇幅展開，文章用的字號比通常用的更大，他的署名也是這樣。這一期的《紐約時報》在以後的任何一天也不會被讀者扔掉，它是收藏家的一項珍品。它會被幾百個或許幾千個讀者所保存。他們會在頂樓或密室裡儲藏它幾十年，並且會把它作為家庭的傳家寶或紀念物傳下去，或者是當作一種模糊的證據，證明他們活著的某一天有位總統遭槍擊了。
即使威克的報道有重大的錯誤——實際上沒有——這些錯誤也會保存下來，在威克的同事中貶低威克，但更多地是在《紐約時報》的讀者中貶低它。《紐約時報》的讀者不僅僅是那一天看到這個報道的上百萬人，而且還有那些在半個世紀後讀到它的人，有學生和歷史學家，他們會不斷地把它變成微縮照片。
人們指望《紐約時報》採訪這種事件，一個驚人的事件，就像世界上沒有其他報紙一樣。這種期望既是依據於《紐約時報》作為記錄性報紙的傳統義務，也是依據這樣一個事實，即《紐約時報》有碰見任何緊急事件的便利條件——它有龐大的記者隊伍，有著在白宮兩翼候補的多餘的人；它有許多編輯人員，加工改寫人員，無數的資料室職員，這種組合使得多版面的報紙能夠迅速得到處理、檢查，並輔之以背景或不太重要的資料；它的大量資金能夠支持任何通訊和旅行的開銷；它的編輯梯隊，儘管在消息屬於常規性的時候有時彼此摩擦，但他們在危機期間卻能被塑造成一支非常協調的團隊；最後同隊伍的混合物混合起來的，是統治家族看不見的力量，即奧克斯的幽靈。
許多年前，為一次大型採訪，《紐約時報》很好地組織起了一個工作隊。第二天編輯們在會議室裡坐成一圈，彼此祝賀。但阿道夫·奧克斯，在他們中間默默地坐著，說他在另一家報紙上讀到了一個事情，卻被《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忽視了。一個編輯回答說，這是微不足道的，又說《紐約時報》已經發表了幾次重要的消息，都是其他報紙沒有刊登的。對此，奧克斯的反應是怒目而視。他回答說：“我想要《紐約時報》報道所有事實。”
正是這種思維，在《紐約時報》的一些人中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思想變化和畏難情緒，也產生了對其他人來說不可思議的任務。幾年內《紐約時報》新聞編輯部的職員每天都要細看報紙，計算每項體育運動的分數，查看每一個訃告，確保《紐約時報》報道了所有事實，或起碼比別家報紙更全面。晚上，《紐約時報》新聞編輯部的編輯來回踱步等著送稿生[註：送稿生（copyboy），一般指報社中負責替人跑腿、遞送文稿等初級工作的人員。資深的送稿生往往也有參與新聞報道的機會，進而進入記者、編輯隊伍。]帶來剛出版的其他報紙，生怕這些報紙會有一件事或一些事實在《紐約時報》上沒有發表。湯姆·威克從達拉斯傳來他的報道，一次兩頁。他在達拉斯機場的台階上跑上跑下，每一次都要穿越一個候機室進一個公共電話亭。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總能及時找到一個電話亭或一條通向紐約的線路。《紐約時報》的主要興趣不是威克的散文風格——而是作者是不是全部佔有事實，正確地佔有事實，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日子裡顯得太瑣碎的事情。例如，總統車隊路經的一些街道的名稱；開槍地點得克薩斯州教科書倉庫是一座出租出去的國有建築；目擊者的名字以及他們在林登·約翰遜在飛機上宣誓繼任總統時具體站在什麼地方；主持儀式的法官叫什麼名字、何時任的職；主持肯尼迪臨終儀式的兩位神父叫什麼名字；聲稱看到這一或那一事實的目擊者是什麼身份；還有每件事情發生的確切時間，以及所有在達拉斯這個漫長的下午所發生的一切。威克實際上幾乎什麼也沒有看到，他是在盲目地寫作。他是在感覺事實，是受本能驅使的。第二天《紐約時報》刊登了他的全部報道，共106段，然而這些段落中只有一段多一點兒描述了威克親眼所見的事情。這是在醫院的緊急入口處附近威克和其他記者站在一起時發生的，當時肯尼迪夫人正走出來。威克後來寫道：“她的表情是悲傷的。她死死地盯著地板。她還穿著山莓色的服裝，這是她在沃思堡和達拉斯向歡迎的人群致意時穿的。但她已經摘掉了這天早些時候她所戴著的與衣服成套的藥盒帽，她的黑髮被風吹散了，顯得凌亂。她的手輕輕放在她丈夫的靈柩上，靈柩被抬上了一輛靈車。”
在這天的暗殺事件以及接下來的有關事情發生之後，威克的股本在《紐約時報》裡迅速升值了。當時他37歲，進入賴斯頓的隊伍才不過三年，他無疑是幸運地在合適的時候出現在了合適的地點。在達拉斯的這個特殊的下午，他是個合適的人選。他以他多少稀奇古怪的職業把大部分事情描述得就像它們實際存在的那樣，這種職業經常把最偉大的名望給予記錄最混亂狀況的人。毫不奇怪，一年後賴斯頓選擇威克接替自己當華盛頓分社社長，但分社的一些人對這種選擇並不感到喜悅。他們認為，威克陞遷得太快。賴斯頓領導的一個直爽的年輕人安東尼·劉易斯因為自己沒有得到這個職位而感到失望，打算調到倫敦分社，當那裡的分社社長。賴斯頓的另一個門徒馬克斯·弗蘭克爾，乾脆從《紐約時報》辭職了，接受了《記者》（The Reporter）雜誌提供的一個職位，但幾天後弗蘭克爾對此突然另有想法，請求《紐約時報》撤銷他的辭職信，報社同意了。無疑，由賴斯頓——當時纏身於某些更高層的有趣的政治編排當中——所設計的湯姆·威克的飛黃騰達，已經挫傷了《紐約時報》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自尊心，也使得紐約的一些編輯感到不愉快，其中就有克利夫頓·丹尼爾。
在公佈對威克的任命之前，丹尼爾甚至不知道此事，可見賴斯頓安排這些細節之迅速。但此後的兩年，生活對威克來說卻不那麼順利。他在丹尼爾辦公室裡碰到的那個場面只是自他當分社社長以來所經歷的幾次不愉快事件之一。到1966年春，紐約總部裡一直在傳聞，威克很快會被別人取代。丹尼爾是樂於看到這種局面的，但他知道這是一種故意的放風。不管《紐約時報》的人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分歧，任何管理者的更換都必須體面地進行。不應該做出倉促的決定，因為在《紐約時報》從沒有倉促地做過任何事情，似乎《紐約時報》也不會犯一種內部錯誤，現在又極力去糾正它。一切都必須平靜地以紳士般的方式來解決，既不會有任何惹人注目的口角，也不會有公開的糾紛，因為這種糾紛會在辦公室引起流言蜚語，可能會洩露給一家新聞雜誌。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將是最不幸的。《紐約時報》應該去報道新聞，而不是製造新聞，特別是這樣的新聞。然而，丹尼爾和他在紐約的下屬編輯——這些人中有他密切的盟友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認為，威克不是擔任華盛頓分社社長的合適人選，應該體面地把他調到其他崗位。
對威克來說，問題在於是什麼樣的崗位。威克是個有才能的人，這是不成問題的。他應該在報社有一個重要的地位。他還年輕，可以相信他能擔當《紐約時報》的一部分重任。編輯們知道，在阿瑟·克羅克退休後，威克能接過克羅克的專欄。這對威克來說是一個理想的位置，但前提是如果克羅克能退休的話。克羅克已經78歲了，但他自己認為就像他1927年最初加入《紐約時報》時那樣靈活。紐約前不久發生的一次讓他退休的企圖失敗了。一封關於克羅克退休的信件曾送到了克羅克在華盛頓的辦公室，但後來根據紐約的說法，這封信被克羅剋夫人截住了，沒有讓她丈夫知道。她向賴斯頓談了此事，賴斯頓在幕後操縱著業主的辦公室，過問了這件事。持久的阿瑟·克羅克已經經歷了十任總統、四次戰爭、無數次反叛和各種難處理的事件，這一次又渡過了難關。
此外，還必須為威克找到一個地方。1966年初夏，這是丹尼爾考慮的事情之一，但不排除還有其他更有壓力的問題，即使其中許多問題沒有表現在他的臉上，或者對他的舉止有不安的影響。丹尼爾看起來非常善於控制事態，對自己和自己佔據的位置是自信的。和威克爭吵的記憶對他來說是少有的不幸的一天，他想像自己當時是一種粗野的、反常的形象。他天性上是一個寬容和沉著的人，富有自信。他在這個夏天的下午表現出了他的公開形象：他在辦公室裡嚴肅地坐在桌邊的黑色皮椅上，在4點鐘的新聞會議開始前15分鐘向他的秘書帕特裡夏·裡夫口授筆記。裡夫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年輕女性，衣著得體。他親自選擇了她，沒有人感到驚奇。
當帕特裡夏·裡夫小姐幾年前第一次出現在《紐約時報》時，新聞編輯部裡幾乎沒有哪個記者會不注意到她——女性的美麗不是報業裡常見的，至少不是在《紐約時報》主編辦公室門前常見的。丹尼爾的前任只僱用了男性秘書，前任之前的主編曾僱用了一個教條的灰頭髮的女人——她的傲慢給人一種印象，好像她是主編。
這位女人在1928年到1951年間曾為《紐約時報》的幾任主編工作過，在這一時期在她面前死去的人她見的多了，不再像過去那樣敬畏地對待她的上司，她開始把《紐約時報》的年輕管理者看作是辦公室的小夥計、職員或者更低的人物。但她犯了一個錯誤，把一位副主編歸入了此類，這個人在1951年她的老闆死後成了他的繼任者。這位新的副主編採取的最初的行動之一就是接受了她的辭呈，接連使用了幾個男秘書，這種狀況一直到克利夫頓·丹尼爾1964年入主主編辦公室，帶來了裡夫小姐。許多職員都渴望和裡夫小姐約會，一些人也的確成功了，但她敏銳的判斷力和適度冷淡的方式很快就使他們失望了，只有一個在國際組工作的直率的年輕編輯例外。他很快邀請到裡夫小姐共進午餐，後來他們通過《紐約時報》的內部郵件交換小條子，白天在辦公室的電話裡簡單交談——他坐在新聞編輯室旁邊一個柱子背後，這使得他能夠偷看到她又不那麼顯眼，而她卻坐在丹尼爾辦公室外面的桌子邊直接向前看，擺出一副刻板且辦事高效的姿態。
《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對追求者而言有些不合時宜：它是一個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從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佔據著《紐約時報》14層大樓的第三層，內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屬桌子、打字機和電話連接起來，幾百個人手裡握著筆坐著，或者敲擊打字機，寫作、編輯或閱讀著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來，每五分鐘就有一次災難的報道到達這裡——仰光的暴亂，坦桑尼亞的騷動，某國的軍事政變或者地震。但所有這一切似乎不會給這個房間裡的人留下什麼印象。彷彿這麼多的壞消息早就滲透了這個地方的氣氛，以致這裡的任何人都對它產生了免疫力。這些消息像是一種無害的病毒，漂流進這座大樓，通過這個系統流傳，在打字機上進出，經過筆下加工，進入旋轉的金屬機器，被印在報紙上，裝進卡車，分發到報攤，銷售給容易煩惱的讀者，在世界上引起反應和反行動。但《紐約時報》新聞編輯部的居民依然不受影響，無動於衷，他們考慮的是其他事情——愛情，或者對裡夫小姐和桌旁的那位年輕小伙子來說是婚姻。一天他們平靜地離去，結婚了。後來，在丹尼爾的賜福下，他們回來了，又佔據了這所房間裡他們的辦公桌邊的位置，並且以不打擾這裡更重要的目標的方式繼續進行他們的私人生活，這就是丹尼爾所希望的。
丹尼爾對外貌很感興趣，這不僅包括一個人的打扮或服裝，還包括他從事私生活的方式。丹尼爾不是一個清教徒式的人物。即使《紐約時報》的全部職員都追求著各種各樣的快樂，性的或別的什麼，他也不怎麼介意。但一件事情如何表現，對他來說經常就像它實際的狀況那樣有意義。這種態度影響了他的一生——他做過的事情，他做事情的方式，他對人們和地方的反應，他對物品的口味，他對女人的選擇，不管這女人是妻子、情人還是秘書。甚至他的辦公室也反映出這一點：這個房間是英格蘭傳統風格的，35英尺[註：1英尺約等於0.3048米。]長，18英尺寬，裝飾著加襯的條紋帷幕，地面通過一塊藍黑色的花呢小地毯而連接起來，掩飾了通往排字間走道上的沾著墨水的腳印。房間的前面是一個橢圓形的胡桃木會議桌，周圍是18把英格蘭銀行風格的椅子，是模仿一把曾屬於阿道夫·奧克斯的椅子做的。在房間的後部，來訪者需走很長一段距離，才能抵達丹尼爾的大桌子和他的黑色皮椅。據裝飾家說，這椅子是特製的，因為它能把丹尼爾衣服上的皺褶減少到最低程度。
桌子的右邊是一扇門，通向一個充滿個人情趣的小起居室，牆壁上掛著巨大的照片，記錄了克利夫頓·丹尼爾和妻子在白宮得到林登·約翰遜、哈里·杜魯門、約翰·肯尼迪接見的情景——這些照片只是丹尼爾夫婦擁有的許多同類照片中的樣板，其中一些模糊不清，是傑奎琳·肯尼迪拍的。在這個小房間後面是一間浴室，還有一個小廚房和吧檯。在小廚房的牆上是招貼畫，顯示丹尼爾作為《紐約時報》記者曾工作過的國家，如英格蘭、埃及、西德、蘇聯。在這個小房間裡，還有其他一些個人的紀念品。但在丹尼爾辦公室的大房間裡卻沒有什麼是明顯個人的東西。這個房間裡的一切東西都反映著這個機構，這裡微妙地洋溢著丹尼爾的品位。一邊牆上是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並且引起丹尼爾注意的新聞圖片，它們被加框放大，並定期更換。在丹尼爾桌子後面的書櫃裡碼放的是許多由《紐約時報》的人寫作或編輯的書籍。當這些人到他的辦公室時，他們的眼睛總是迅速地瀏覽一下這些書櫃，希望看到他們的書最近被他仔細閱讀過。書櫃的左邊懸掛著報社業主的照片，這些業主在這個世紀裡領導過這家報紙，有奧克斯和他的三位繼承人。在右邊，是四位人士的照片，這些人在他之前擔任過主編，這些人代表了他們的時代，並且描寫了他們的時代。
第一張照片是卡爾·范安達的。他於1904年被奧克斯任命為主編，是從《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挖過來的。范安達在《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和他的家鄉俄亥俄州的一些小報度過不平凡的幾年後，於1888年進入了《紐約太陽報》。范安達在這幅照片裡有著堅強的嘴唇和冷靜而暗淡的眼睛。他是一個五官勻稱的人，長著高額頭，戴著無框眼鏡，穿著有高高硬衣領的衣服，佩戴著一個鑲有珍珠的領帶夾。他看起來像是一個陌生的、不顧人情的人。這個時期《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把范安達的樣子描述成一種“死光”。當《紐約時報》的一群人請求范安達把作者的名字印在他們的報道上時，他厲聲說：“《紐約時報》不是你們這幫記者的私人名錄！”即使他對他的職員來說不是傳說中的英雄，但他卻得到了很少有主編會得到的尊敬，因為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報人，而且還是一個學者，一個數學天才，一個科學和邏輯學的研究者。正是他推動了《紐約時報》擴大對極地考察和航空事業偉大功績的採訪，為報紙在太空時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礎。他是第一個把愛因斯坦公諸大眾的編輯——一次在審查一篇關於愛因斯坦的一次演講的報道時，他發現這位科學家在一個方程式上犯了錯誤。范安達讀過象形文字學，發表過許多關於重大考古發掘的報道。一天晚上，他用放大鏡考察了一個4000年前的埃及墓穴的銘文，發現了一處偽造，這一事實後來被古埃及學家所證實，導致考古學家得出結論：一個年輕的法老，即圖坦卡蒙[註：圖坦卡蒙（Tutankhamen），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國王，公元前1361—公元前1352年在位。——譯者注]，乃被一個叫作霍倫海布的軍事首領所暗殺。正是范安達駁斥了關於泰坦尼克號不會沉沒的斷言，在這艘輪船發出緊急求救信號之後杳無音訊時，他推斷已經出了事，促使他的手下人員去抓緊報道這次災難的消息。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搶先發佈新聞的範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卡爾·范安達給自己配備了軍事地圖，查找戰鬥的線索。他預見了後來的幾次戰役，提前派記者去那裡採訪。在這一時期《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是無與倫比的。
到1926年，范安達進入了半退休的狀態，把更多的時間用於他畢生從事的對數學、天文學和天體演化學的研究上，他在《紐約時報》的位置被他多年的助手弗雷德裡克·T.伯查爾所接管。伯查爾是一個好衝動的、敏捷瘦小的英國人，由於他一直保持著英國國民身份，因此沒有從奧克斯那裡得到完全的主編頭銜，但在此後的五年裡實際上起著主編的作用。19世紀80年代他在《紐約太陽報》曾是范安達手下得力的工作人員，1905年在范安達的慫恿下加入了《紐約時報》。在新聞編輯部裡伯查爾總是戴著一個綠色的眼罩，部分地遮蓋住了他的光頭，他還留著給人印象深刻的范戴克[註：安東尼·范戴克（Sir 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比利時弗拉芒畫派畫家，是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時期的英國宮廷首席畫家。范戴克式鬍鬚指他畫中查理一世的鬍鬚樣式。]式的鬍鬚，從丹尼爾辦公室裡的照片上看，這鬍鬚像是黑色的，實際上它是粉紅色的。“老粉紅鬍子”是伯查爾在新聞編輯部裡的綽號，職員們在他周圍比和范安達在一起放鬆多了。伯查爾是更自由的，因為職員們在范安達手下被徹底馴服了。伯查爾不是一個天才，但是更講人情。他工作努力，堅持他的良師益友的標準。伯查爾經常在他的辦公桌邊工作到半夜，審閱關於恐怖事件的報道。他上下閱讀長條校樣，看看有沒有排印錯誤。有時他會整夜都在報社，從他的辦公室裡出來睡到大廳的一個小房間裡，偶爾有重大事件發生，勤雜工會喚醒他。然後他穿著睡衣、拖鞋和浴衣又出現在《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裡，給他的記者和下屬編輯們發指示。
在新聞編輯部外，伯查爾就有點兒不同了。那裡似乎有某些浪漫的幻想在他身體裡設下了陷阱。有一次他瞇著眼睛在《紐約時報》圖書館高高的書架之間，踮著腳沉醉地用芭蕾的舞步打著轉。除了其他地方之外，他和他的英國妻子基本上生活在哈得孫河邊的一座農宅裡。他在周圍養了幾十隻猴子、小鳥、流浪的貓和狗，還有一隻鸚鵡。每當伯查爾夫婦來到時，這只鸚鵡就會以倫敦東區土話腔調的招呼表示歡迎：“哈囉，親愛的！”接著製造出喀嗒喀嗒的聲音，模仿伯查爾給威士忌杯子裡加小冰塊的聲音。伯查爾看女人的眼光在《紐約時報》根本不是秘密。據說由於迷戀一位特殊的女人，一位德國男爵夫人，1931年他決定騰出實際上的主編職位，到海外去當《紐約時報》在歐洲的首席記者。在歐洲他經常去見她，一天在開車時他一隻手把住方向盤，另一隻手放在這位男爵夫人的大腿上，有兩個美國朋友在後座上坐著，結果伯查爾不留神撞上了德國一輛公共汽車的尾部。沒有人受重傷，但此後不久伯查爾評論說：“駐外記者應該是太監。”他卻是對這一論點的活生生的駁斥。在30年代初期他是《紐約時報》的一名傑出的記者，敏銳地報道了希特勒的最初興起，1933年他榮獲了普利策獎。
伯查爾在主編辦公室的位置被一個叫作埃德溫·利蘭·詹姆斯的浮誇的弗吉尼亞花花公子所接替。詹姆斯在職員中是最得人心的，他們用各種各樣的名字稱呼他，如“吉米·詹姆斯”、“詹姆斯國王”、“傑西·詹姆斯”、“德雷西·詹姆斯”。詹姆斯是一個矮胖的小個子，長著一雙藍眼睛，服裝是在巴黎定做的。20年代他在巴黎是《紐約時報》的首席記者，在他作為主編回到紐約總部後很久，他仍然過著花花公子的生活。每天早晨出現時他都穿著一套色彩鮮艷的服裝，皮鞋擦得珵亮，有時帶著一根手杖，在電梯太慢時就用它敲打電梯。在辦公室裡，他吸著雪茄，同任何一個來訪者進行長談。每天早晨，他還找時間研究賽馬新聞，同一個賭注登記者打賭，這個賭注登記者同時兼做一個新聞組的職員。
在許多方面令人驚奇的是，這麼一個人居然能夠得到這樣一個對個人素質要求很高的主編職位。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奧克斯、范安達和伯查爾都被他的個性迷住了，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和20年代的報道有深刻印象。當奧克斯打算暫時擺脫他所創造的維多利亞式的城堡時，他會單獨去巴黎和詹姆斯碰面，然後去看第二天的賽馬。詹姆斯是奧克斯的補藥。
詹姆斯不僅能做這些事情，在職業方面也是成功的，因為他在打字機上有充足的耐力和難以置信的速度。他在寫作上從不下功夫，他也不是一個文體批評家，但他寫的東西的確有很強的可讀性，他能用有趣的細節包裝自己的報道，並使用各種方法使報道顯得曲折。事實上，1915年作為《紐約時報》地方部的一名記者，他最早承擔的任務是被派到阿斯特賓館採訪羅馬尼亞總領事的招待會。紐約的要員們參加了這次招待會，並且先由懷俄明號戰艦鳴放11炮以示歡迎。採訪了這次招待會後，詹姆斯開始懷疑這位總領事，覺得他是一個騙子。這位總領事的船破舊而凌亂，他的口音似乎是裝出來的，而且還有其他一些事情在詹姆斯看起來也有點不對頭。他後來向范安達匯報了這種想法，接著開始了進一步的調查。最終，詹姆斯和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合作，揭露了這個總領事是一個精神錯亂的模仿者，以前曾在紐約州北部的埃爾米那教養院待過。這篇報道第二天早晨發表在《紐約時報》上，標題是《假總領事在阿斯特招待晚餐》，結果這個騙子又換來了一次鐵窗之旅，詹姆斯也很快和范安達密切起來。
三年後，詹姆斯28歲時，他經常從范安達那裡為他來自歐洲的戰爭報道得到署名權。在歐洲的採訪任務，他有時是在馬背上進行的，穿著馬褲和騎馬外套，外面是軍用雨衣。在這次戰爭後，他採訪了凡爾賽、洛迦諾和日內瓦會議，使他的報道有了一種敘述性的筆法，現在這種筆法在《紐約時報》很常見，但當時卻是少有的。他寫道：“在美好的一天結束時，隨著夜色迅速地從周圍的群山降臨，兩個駝背的中年人，一個留著平滑的頭髮，另一個頭髮都掉光了，從明亮的窗戶向外望去。他們臂挽臂地站著，一齊面向馬喬列湖。這是法國外交部長阿里斯蒂德·白裡安和德意志共和國總理漢斯·路德。在他們背後，秘書們正在用吸墨水紙吸乾一份條約上簽名的余墨，根據此條約這兩個國家承諾彼此決不再戰。”
在從1925年開始的五年裡，詹姆斯在歐洲漫遊採訪了最好的事情。1927年林白[註：查爾斯·奧古斯都·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美國飛行員，1927年5月20日因單獨完成橫越大西洋不著陸飛行而聞名於世。——譯者注]橫越大西洋的飛機著陸時，他在勒布爾熱機場。他寫道：“巴黎，5月21日——林白成功了。在今晚10點20分，在2.5萬雙眼睛的注視下，一架灰白色的飛機突然地並且輕柔地滑出了黑暗……”後來在1930年，埃德溫·詹姆斯帶著他的法國妻子和三個孩子，翻領上佩戴榮譽勳章，回到了紐約，當了伯查爾的助手。1932年他被任命為主編。他佔據這一職位一直到1951年去世。在他的任期內，《紐約時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龐大和輝煌，把它的報道範圍擴大到了全國和全世界。但詹姆斯討厭這一職位給他帶來的瑣事，他允許其他人展示才能和雄心。奧克斯死後，《紐約時報》很快分裂成幾個小辦公室公國，每一個公爵都有自己忠實的隨從和特殊的保護領地。當然，《紐約時報》的大王之一就是阿瑟·克羅克，另一個是萊斯特·馬克爾，一個獨裁的人物。1923年馬克爾在29歲時被奧克斯聘用為星期天版部主任，有五個人的隊伍；到1951年，馬克爾有了84人的隊伍，包括58名編輯、版面編排和美術人員，以及在巴黎、倫敦和華盛頓的特派記者。他改革了星期天版部，把1923年只擁有一個小雜誌和一個沒有價值的特寫副刊的部門變成了一個龐大的部門，設有書評、每週新聞的評論和關於娛樂和藝術的評論，還出版一本厚厚的雜誌。這本雜誌儘管經常因其冗長的文章和無休止的女性內衣廣告而受到批評，但卻是非常有影響且利潤豐厚的。萊斯特·馬克爾實際上是在這家報紙裡又創辦了一個重要的報紙，他的口味支配著他的產物和幫助他生產的人，40年裡他在星期天版部的權威是無可懷疑的——他就是太陽王[註：太陽王（the Sun King），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稱號，他以希臘神話中的阿波羅來象徵自己。]。
在這座大樓的其他地方還有一些強有力的人物，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新聞編輯室裡或周圍謀求他們的統治地位。因為只有增加工作人員，延長工作日，《紐約時報》才能最大量地發表來自世界各地的最近發生的新聞。特別是，這一狀況導致工作人員分成“白班”和“夜班”兩組，控制每一班的是一些統治著許多下屬編輯權勢等級秩序的主任們，這些下屬編輯進而又統治著分成三個競爭小組——國際組、全國組和紐約組——的辦事員。最終，又出現了一些在海外以實際的自主權運作的公爵們，管理著他們在外國首都的分社。由於當時通訊的速度很慢，紐約的指示無法迅速傳達到那裡或指導他們。
所以，在詹姆斯作為主編的19年裡，這個崗位比范安達和伯查爾在任時困難和複雜得多。在紐約和華盛頓、倫敦和巴黎以及其他外國城市裡，這些公爵氾濫起來。儘管他們效忠於奧克斯死後的名聲和他無私奉獻的原則，但他們卻以繁多的方式彼此競爭，經常確定不了一篇新聞報道如何採訪，誰進行採訪，安排多大的版面，刊登在報紙的哪個地方。有時這些公爵或他們的親信不是平靜地進行他們的戰役，而把他們的野心在頭條新聞正發生的地方公開，還有些記者的附帶活動。這些附帶活動經常像被報道的新聞事件一樣生動。
例如，在朝鮮戰爭期間，在前線有《紐約時報》的一些人，他們附屬於馬克爾的星期天版部、克羅克的華盛頓分社和紐約的國際組，這些部門的某些成員彼此間的敵意非常之大，以致過了近20年後，這些人在《紐約時報》大樓的電梯裡偶然碰面時也很少說話。1950年冬天在朝鮮發生過一個事件：《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的一個人，在他的一位經常在一起喝酒的上校幫助下，策劃讓《紐約時報》紐約總部的一個人離開戰區，進行了虛假的檢舉，說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害怕聽到槍聲，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屁股上受過槍傷留下的後遺症，因此他是在賓館的房間裡採訪朝鮮戰爭的。這個紐約人一直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陰謀，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撤銷對自己委任的通知時才明白過來。於是他表示強烈抗議，引起了麥克阿瑟將軍的注意。麥克阿瑟也非常惱火，因為他一點兒也不知道這個撤銷委任的命令。麥克阿瑟不想和《紐約時報》結仇，因為他在國內最需要幫助時，這家報紙寫過社論給了他支持。他聽了《紐約時報》的這個人要求重新委任的呼籲後，皺起眉頭表示不滿，吸著他的玉米穗軸煙斗。最終，麥克阿瑟滿足了這個記者的願望，但他也氣憤地揮手讓他離開他的辦公室。麥克阿瑟叫喊：“我的上帝，《紐約時報》就不能偷偷洗淨它骯髒的衣服嗎？”
繼埃德溫·詹姆斯之後擔任主編的是一個高個頭的、笑瞇瞇的、長著一雙黑眼睛的有魅力的人，一個來自密西西比的叫作特納·卡特利奇的人。卡特利奇喜歡晚上和朋友們一起喝酒聊天，有人把這誤解成他工作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經心。實際上，卡特利奇也許是所有主編中最精明的。儘管卡特利奇不具有范安達的才華，也不具有伯查爾的勤奮，但在不動聲色地處理人事和操縱形勢方面，他卻是他們的老師。在30和40年代，他在華盛頓採訪政治方面的新聞。他對詹姆斯執政最後幾年間《紐約時報》內部發生的事情深感吃驚。詹姆斯1951年12月去世時，卡特利奇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付內部的這些公爵。
如果他是在另一家報社工作，結論會很簡單，但《紐約時報》從來不輕易調動人，特別是那些有權的人，或者那些可能與業主或其家族成員有聯繫的人。處在《紐約時報》關鍵崗位上的人喜歡待在那裡，他們拚死也要待在那裡，因為在該報就業是非常有特權的——其他地方的大門都敞開，不愁沒人幫助，可以見到重要人物，世界似乎是輕鬆的。而且從奧克斯的早期歲月一開始，就對忠誠的僱員有一種傳統的微妙態度，報社裡有特權的人很少蒙受恥辱。許多公爵也是有價值的人，他們過去曾為並且仍然在為報紙做出重要貢獻。此外，這家報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紐約時報》的許多人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改變它。如果卡特利奇打算發起一場革命，把這些公爵降級，從而把權力交還給紐約的主編辦公室，他知道他最好做得微妙些，他最好能交上好運，而且他知道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在這家報紙開始自毀之前，它還能靠宗派主義繼續很長一段時間。他曾親眼看到過在華盛頓的分社裡一些權力被濫用。在他被《紐約時報》僱用後不久，他曾於1929年到那裡工作。在這些日子裡，克羅克的前任理查德·V.烏拉漢管理著分社。在那裡，記者們隨心所欲地行事，如果某一天有三個人願意採訪同一件事，他們都去，有時三篇內容相同的稿子都會送到紐約，並得以發表。烏拉漢去世後，克羅克於1932年接管了這家分社，他很快把這些自行其是的工作人員改變成一支團隊，他的團隊中最雄心勃勃的成員就是特納·卡特利奇。
卡特利奇有時一天寫四到六篇重要報道，成了一個稅法方面的專家，在整個華盛頓有了一些消息來源。如果他不是還具有一種能自我保護的品質的話，所有這些充沛的精力和強烈的野心就會對他不利了。卡特利奇善於同別人打交道，特別是老年人，特別是有權的老年人。這種品質也許是學不到的，但也是某些少有的年輕人天生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尊敬別人而自己沒有特權，自信但又不過於自信，他們引起了老年人、靠努力奮鬥起家的人的注意，從這些人那裡得到了大量的忠告和幫助。老年人也許在這些年輕精英身上看到了他們年輕時具有的一些東西，符合他們實際樣子的東西，或者認為他們具有的東西。所以他們幫助這些年輕人上台階，感覺不到任何威脅，因為這些年輕人還有一種巧妙的謙卑感。
在1939年詹姆斯·賴斯頓到來之前，特納·卡特利奇具有了所有這一切，而《紐約時報》的其他年輕人卻不具備。毫不奇怪，這兩個人以他們很有禮貌的方式在整個40和50年代，特別是60年代，成了對手。
幫助卡特利奇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赫伯特·胡佛。胡佛1927年作為商業部長對密西西比河流域進行了考察，卡特利奇當時在那裡為《孟菲斯商業之聲》（Memphis Commericial Appeal）工作。卡特利奇1923年離開他的家鄉密西西比州去了孟菲斯，坐上火車時口袋裡只有2.07美元，四年後他作為一個新聞界人士主要因為對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生動報道而名氣顯赫起來。胡佛，一個孤兒，一直欣賞年輕人的首創精神，深為卡特利奇所吸引，以致他以自己的名義給阿道夫·奧克斯寫了一封推薦信。然而，直到1929年胡佛當選總統後，《紐約時報》才僱用了卡特利奇。
克羅克也對卡特利奇有深刻印象。到1936年，當克羅克50歲而卡特利奇35歲時，克羅克暗示他不打算在華盛頓幹一輩子，卡特利奇具有當分社社長的理想接班人的素質。卡特利奇非常高興，但他繼續叫他克羅克先生，並且沒有勇氣不這樣做。後來當克羅克聽說羅斯福總統也非常欣賞特納·卡特利奇時，這種拘於禮節就變得有點兒呆板了。克羅克不喜歡羅斯福，羅斯福也不喜歡克羅克，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克羅克反對1936年的新政，也是因為羅斯福1933年3月就職演說之前的一段插曲。羅斯福懷疑，在自己作為當選總統正受到壓力要採取一次行動時，克羅克企圖在即將退任的總統胡佛和羅斯福之間充當中介。羅斯福認為胡佛不一定非通過克羅克來聯繫，並責備克羅克同意充當中間人，想使自己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所以，在1936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之後，可能為了給克羅克添麻煩，羅斯福總統暗示卡特利奇可以免於新聞檢查或直接從總統那裡得到信息。簡言之，羅斯福提供了一條線索，卡特利奇可以不通過克羅克而自己去利用這條線索。
卡特利奇很快覺得這不合適，他對克羅克講了此事，他還告訴了合眾社的一位非常親密的朋友萊爾·威爾遜。卡特利奇首先想讓克羅克知道，他是不會進行這種兩面派交易的，他也想讓某個親密的朋友知道這件事。克羅克誤解了這段插曲，或者說至少卡特利奇覺得他誤解了，因為傳言說卡特利奇曾經對羅斯福的建議感興趣。卡特利奇在萊爾·威爾遜的支持下，能夠打消克羅克的懷疑，並且重申，他不僅對羅斯福的建議不感興趣，甚至由於怕被羅斯福的做法所傷害而感到恐慌。
羅斯福的敵意不僅針對克羅克，還包括《紐約時報》其他一些人，包括在1935年之後成為業主的蘇茲貝格。羅斯福認為在奧克斯死後不久，他可以在奧克斯的遺產稅結算期間得到機會，削減《紐約時報》的獨立性，並從中獲利。羅斯福期望奧克斯家族會被迫進入金融市場，或者通過出售家族在《紐約時報》當中的一些股份來籌集必要的資金。但當奧克斯家族通過出售優先股，而不是普通股而籌集到資金時，羅斯福變得憂心忡忡，他向他在參議院的一些密友傾訴了自己的擔憂。報紙的一些編輯當時感到，現在依舊覺得，羅斯福對於《紐約時報》的憎恨不是來自更複雜的理由，僅僅是由於他無法控制這份報紙。很少有在任的總統支持新聞自由——杜魯門不支持，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都不支持；大多數報紙業主也不支持新聞自由，包括《紐約時報》的業主，當他們的個人利益受到牽連的時候，任何記者查看業主的經歷，都會迅速地發現他們為了維護個人利益而犧牲過新聞自由。
無論如何，卡特利奇沒有成為《紐約時報》的華盛頓分社社長。阿瑟·克羅克1963年說他不打算在華盛頓幹一輩子，卻繼續在那裡幹了30年。事實上，1938年克羅克在譴責羅斯福政府“鬼鬼祟祟地把官方的偏愛擴大到抱有同情的抱團的專欄作家”的時候，卻奇怪地同羅斯福進行了單獨的會見，為此他獲得了普利策獎。當時的卡特利奇覺得自己的職業生涯陷入了泥潭。1941年冬天，在40歲時，卡特利奇退出了《紐約時報》。他去了芝加哥，成了《芝加哥太陽報》（Chicago Sun）的首席記者，後來又成為主編。但在他離開之前，克羅克給紐約的蘇茲貝格通了電話，讓這位業主留著門——卡特利奇或許會回來。
今天在克利夫頓·丹尼爾辦公室裡看到卡特利奇的照片，人們印象深刻的是安詳的表情、明亮的黑眼睛和總是微笑著的圓臉以及兩鬢斑白的梳理整潔的黑頭髮。相鄰的范安達、伯查爾和詹姆斯的照片註明了日期，照片有褪色的痕跡。這些人的臉和衣著給人一種過去的感覺。但卡特利奇的照片卻是明快的和當代的，描繪了一個看起來非常有生氣的人。他的確是這樣的。在1966年的這個夏日，他仍在《紐約時報》，65歲了，與丹尼爾辦公室裡懸掛著的他的照片沒有什麼差別。丹尼爾的辦公室直到1964年還是卡特利奇的辦公室。丹尼爾搬進這個辦公室後，改變了所有佈置，根除了卡特利奇在他作為仁慈的老闆期間給這個辦公室帶來的一切政治俱樂部氣氛的痕跡。在前不久的下午，在4點鐘的新聞會議之後，在後面的小房間裡，卡特利奇和他在《紐約時報》的一些老朋友，一些像他一樣，婚姻不太順利的，或者不急於回家的人——圍著一大桶冰塊和一瓶威士忌坐在一起，談論在《紐約時報》的生活。在這個小房間裡做出了多少重要的決定，數不勝數，就像卡特利奇的性格一樣，即便那些自以為瞭解他的人也是難以確定的。他們決不可能確切地知道，在他從1951年到1964年作為主編期間他做的是什麼——他們只知道是在做出重大的決策，但他們不知道如何做或由誰做。卡特利奇的手似乎無處不在，但從不留下他的指印。他是一個平穩的、躲在幕後的管理者。他轉彎抹角，突然轉折，從不劈頭蓋臉，決不做他不能擺脫的交易。他經常是走一步看一步，捕捉風向或者學習和傾聽。他看起來經常是沒有完成什麼事情，但實際上又的確是做了。
他極少樹敵。職員們大都非常喜歡他，因為他溫和地問候他們，知道他們的全名。有時他拿著一副望遠鏡站在他辦公室的門外，進行觀察，把新聞編輯部裡的每一個人都拉近，進行聚焦。正是卡特利奇首創了每天下午在他辦公室裡舉行的4點鐘新聞會議，這個舉動把許多編輯都置於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儘管克利夫頓·丹尼爾成為主編後撤走了卡特利奇的大桌子，但新聞會議本身卻依然是履行程序的一部分，但它現在是在丹尼爾選擇的更光滑的桌子旁進行的。
隨著克利夫頓的陞遷，人們對卡特利奇的未來出現了一些懷疑。許多職員猜測，卡特利奇已被明升暗降踢上樓了，有了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新頭銜，一間豪華的新辦公室，但毫無意義；但後來，隨著下屬編輯們觀察到卡特利奇在每天下午的新聞會議上觀察丹尼爾，感覺到了他的觀察對丹尼爾的影響，這種印象就改變了，但他們不能確信。凡是涉及卡特利奇的地方，沒有什麼東西是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