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利夫頓·丹尼爾完成了口授之後，裡夫小姐站起來，扭著漂亮的臀部，離開了房間。丹尼爾坐回到椅子上，揉揉眼睛，把他的有角質框的眼鏡塞進了他像皇冠一樣的長頭髮裡。他會在4點鐘的新聞會議開始之前先抽出十分鐘，處理一下裡夫小姐留在他辦公桌上的一些紙條，有些是來自海外分社的電報，有些是這座大樓裡送來的備忘錄。《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有一篇稱讚他關於豬灣講演的社論的參閱件，還有一些愛挑剔的讀者的來信，其中一封來自小阿瑟·施萊辛格[註：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國歷史學家、社會批評家、公共知識分子，曾任約翰·肯尼迪的特別助理。代表作有《美國民主黨史》《美國共和黨史》《傑克遜年代》《肯尼迪在白宮的1000天》，曾獲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等榮譽。]，還有一封信來自差不多40年前就認識丹尼爾的沃思堡的一位女士。當時丹尼爾正在他父親在北卡羅來納州澤比倫的藥品雜貨店幹活。他也記得她，她叫黑茲爾·珀金斯。20年代她是澤比倫的美女之一。他一直認為，澤比倫這麼小的城鎮有許多非常漂亮的年輕女人。其中有梅爾巴·錢布利，一個藍眼睛、紅頭髮的女人。他在高中時曾和她約會，並且在他上了教堂山大學[註：教堂山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簡稱UNC。成立於1789年12月，是全美最早的州立大學。]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繼續和她約會。還有薩迪·魯特，她是後來的，當時她遭遇了一次車禍，失去了一隻眼睛。還有貝齊·安德森，他認為她是她們中最漂亮的，他經常惦念她過得怎麼樣。她和黑茲爾·珀金斯習慣坐在路邊的桌子旁，由他為她們提供服務。這是丹尼爾在藥品雜貨店的工作中最愉快的一件事——來回地走，跟人們打招呼，跟聚集在丹尼爾藥品雜貨店的姑娘們談話。這個藥品雜貨店不同於現在，當時是澤比倫社會生活的中心。副縣長和警長也經常在這裡閒蕩，像農民一樣談論煙草和棉花的價格，來訪的政治家們也會停下來跟人們握握手。藥品雜貨店的前面有一架鋼琴，一個黑人塔德·查維斯在不幹活或不去送貨時，通常在鋼琴上彈奏拉格泰姆音樂[註：拉格泰姆音樂（ragtime），一種源於美國黑人樂隊的早期爵士音樂。——譯者注]，但他有時要和一台離鋼琴不遠的愛迪生留聲機相競爭，這台留聲機發出的大音量拼湊成了《在一個西班牙小鎮》的曲子。當時藥品雜貨店裡沒有收音機，所以年輕的克利夫頓·丹尼爾會偶爾地溜過大街到飼料庫後面去聽廣播新聞中的棒球比分，也正是在那裡，他記得聽到了林白跨越大西洋飛行的新聞。然而，他從來不敢在那裡待太長時間，因為藥品雜貨店很忙，如果他不在桌子邊伺候，他就要在裡面接聽求醫的電話，或者聽副縣長敘述一些地方吵架的事情。一天晚上，丹尼爾看到一個人進了藥品雜貨店，他的喉嚨被人割了個大口子。丹尼爾叫了醫生，也叫了《澤比倫記事》（Zebulon Record）的記者。
在他上高中的暑假裡，他給《澤比倫記事》送去了幾條新聞，一周掙了五美元。藥品雜貨店是一個乾淨的大房子，在那裡能聽到一些地方的傳聞和新聞，這是一個非常適合年輕記者的地方。他過完暑假回到高中上學後，繼續為《澤比倫記事》寫稿，報道學生活動和體育活動，雖然他本人從來不是運動員。從12歲時起，他的左耳開始有點聾。他纖細的身材並沒有因在浴室裡做體操而有所改變。一天早晨，他做體操時滑倒了，在浴盆上磕掉了一顆門牙，這導致一段時期內他不再從事體育文化項目。他企圖通過描述別人的活動，使他的報道發表，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來滿足自我。有時，在寫作關於一些地方新聞條目彙集的報道時，他會用一個帶有他的姓名首字母——ECD：代表埃爾伯特·克利夫頓·丹尼爾——的小計謀把每一條新聞分開，澤比倫的一些人認為這樣做有點過分了。
他們說，年輕的丹尼爾有某種做作的和不切實際的東西，在這個不拘禮節的城鎮裡能被他的禮貌所打動的人是很少的。他們很早就看出他形成了一種自我表現和一種似乎略微傲慢的舉止。但他認識的漂亮姑娘卻非常喜歡他，不僅喜歡他衣著乾淨和彬彬有禮，而且也喜歡他對老年人特別是對他父母的尊重。她們認為他是年級裡最帥的小伙子，並在1929年韋克隆高中的年鑒裡把他選為「最英俊者」。但這些姑娘覺得她們沒有機會和他在一起，從他那裡她們一無所獲。他的確沒有和她們攪在一起。他似乎在遙遠的地方有個大計劃——一個圓滑的鄉村小伙子想出人頭地。許多年後，他開始在《紐約時報》騰達起來並娶了瑪格麗特·杜魯門，一些澤比倫的人笑了，點頭稱道。
瑪格麗特·杜魯門也是一個小鎮姑娘，她和丹尼爾在出身和舉止上要比大多數人所知道的更相像。像丹尼爾一樣，瑪格麗特也是家裡的獨生子女，兩個人都得到了他們父母的過分關愛和指導，相信社會的價值觀，很少自我懷疑。他們是在一個固定的社會裡有點古板的環境裡長大的。他們意識到了他們的家庭比他們的大多數鄰居更優越。他們的父親都是小商店老闆，對於生活和黑人問題有許多地方的觀念。老丹尼爾一度積極從事政治，兩次擔任澤比倫的市長，在20年代初使這個城市有了自來水，後來又用電燈取代了煤油燈。哈里·杜魯門有一次對他說：「哎，你做的就像我做的——你只是待在你的小城鎮裡幫助窮人，我起來了，和那些有錢的雜種們混在一起。」
瑪格麗特11歲時，她的父親、一個密蘇里的新當選的國會議員，開始每年的上半年都帶他的家人去華盛頓。但這種體驗，像她在白宮最後的幾年和她的演藝生涯一樣，並沒有使她清除掉她的地方品味。隨著她的年齡增長，她的觀點逐漸定型，她對故鄉的忠誠更加公開。她雖然搬到了紐約，卻不為紐約所打動。她像一個長期的旅行者一樣居住在紐約。她很快看出了紐約的粗俗和紐約人的笨拙。她對東部人服裝上鑲著的複雜的閃閃發光的裝飾物沒有什麼好印象。在她結婚和她的孩子們出生後，她很少邀請社交人士到她家裡，而她丈夫卻一直認為這些人很有趣。一些人對此懷有怨恨，他們散佈不友好的故事，如瑪格麗特沒有盡到妻子的責任，家裡主要是丹尼爾做飯，但瑪格麗特繼續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並且以禮貌的方式保護她的隱私。她有點兒猶豫地去參加卡波特[註：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5），美國小說家、劇作家，早期作品發展了美國南方哥特小說傳統，主要作品有紀實小說《冷血》《兇殺》，電影《打垮魔鬼》等。——譯者注]的化裝舞會；毫不猶豫地去參加紐約歡迎英國公主瑪格麗特的晚餐舞會，但遺憾的是沒有參加貝內特·瑟夫[註：貝內特·瑟夫（Bennett Cerf，1898—1971），美國出版家，蘭登書屋創始人之一。著有自傳體回憶錄《我與蘭登書屋》等作品。]為弗蘭克·辛納屈[註：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1915—1998），美國著名歌手及奧斯卡最佳男演員，被公認為20世紀最優秀的美國流行男歌手。]舉行的晚會，要不然丹尼爾夫婦就會一起出現在這個重要場合了。儘管瑪格麗特·杜魯門有成套的設計的非常好的服裝，但她以簡樸的方式處理了它們。像她的父親一樣，她是直率的和固執己見的；與丈夫不同的是，她又是開放的和隨便的。但在最近幾年，在她的影響下，加上丹尼爾自己的成就，導致丹尼爾顯得更隨意一些。
然而，丹尼爾仍然是一個拘泥於禮節的人，仍然著迷於那些有特權和富有的人——《紐約時報》現在對社會新聞無所不包的報道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但他也更自在地對待他本人和他的過去。偶爾在情緒高漲時，他甚至稱自己是一個「鄉村小伙子」。實際上他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鄉村小伙子。如果不是他的父親，一個自傲的人清理了從卡羅來納州的鄉村煙草通向遠方更茂盛的土地的道路，我們很難說他會成為什麼樣子。
老埃爾伯特·克利夫頓·丹尼爾，現在80歲了。他的面部特徵，特別是他的眼睛和他的兒子極其相像，但他灰色的波浪式的頭髮和他的衣著卻不怎麼保守。他有時出現在他的藥品雜貨店，下身穿一條傳統的灰條紋的睡褲，上身穿一件棕色的雙排紐扣的夾克，裡面是藍條紋的襯衫和白色的圓點花紋的蝴蝶領結，還戴著一頂棕色帽子，穿著黑皮鞋，拿著一根棕色的枴杖。所有這一切，在他身上看起來很和諧。他被看作這個城鎮最傑出的活著的里程碑。他是澤比倫第一個有電話的人，幾乎每一個人都為此感到自豪，但也有一些人，很少人，發現他有點傲慢，他也許把這個特點傳給了他的兒子。除了他在政治上的冒險之外，他還曾短期投資並持有瓦庫電影院。他一度推銷帶有他自己商標的肝藥丸和一種止瀉藥。在他大約18歲時，由於闌尾炎的發作，他躲開了他的父親的、他的祖父的以及丹尼爾家族所有其他人艱難的農場生活——他們是上一個世紀從英格蘭乘船遷移來的，定居在了南方地區。他的病使他碰到了一個來自羅利的年輕醫生，這個醫生成了他的朋友，後來又鼓勵他從事賣藥生意。1905年，他從祖父扎卡賴亞·G.丹尼爾——一個沒有受過教育，但勤奮的煙草農場主，有時趕著他的馬車到弗吉尼亞州兜售他的產品——那裡借了一些錢，從一位醫生朋友那裡得到出售醫藥「許可證」，老克利夫頓·丹尼爾投資建了他的第一個藥品雜貨店。他在醫生朋友的允許下研製他的配藥，直到1911年，他完成了在格林斯堡學校的培訓。有一天在藥品雜貨店，他看到埃爾娃·瓊斯小姐和其他姑娘坐在櫃檯邊喝著蘇打水。她是一個煙草貨棧主的女兒，曾在羅利的初級大學上學，非常漂亮。他很快向她求愛，在當年12月，在鄰縣她祖母的房子裡，他們結了婚，到裡士滿和巴爾的摩度了蜜月，在第二年9月他們的兒子出生了，這就是《紐約時報》未來的主編小埃爾伯特·克利夫頓·丹尼爾。
小丹尼爾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孩子，他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妥當的。他在九個月後長出了他的第一顆牙，一歲學會了走路，小心翼翼的，顯示了他一直具有的謹慎性格。他對骯髒有天生的厭惡，他身上沒有一點農場主的東西。他的平靜像他母親。他的服裝整潔、乾淨而得體。後來他老纏著母親，待在屋裡不出來，大部分時間都在小地毯上拚命讀書，他的父親開始為他擔心。但這個孩子在學校裡非常出色，在家裡溫順，放學後在藥店幫助幹活，還在城裡賣《磐石》（Grit）和其他雜誌，攢零花錢。1929年底他到了上大學的年齡，但家裡沒有充足的資金，《澤比倫記事》為他提供了資助。
他在學院生活中想要的大部分東西，都得到了；他沒有得到的東西，也沒有錯過。他加入了學生聯誼會，為《焦油腳人[註：「焦油腳人」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人的別稱。——譯者注]日報》（Daily Tar Heel）撰稿。他一直想當《焦油腳人日報》的編輯，但在進入該報後不久，他因為蔑視一位高級編輯而被解雇。到他重新恢復職員身份之時，他又與這位編輯的工作發生了矛盾。他曾經是校園文學雜誌《卡羅來納》（The Carolina）的編輯，依靠兄弟會的政治機器，並戰勝了一位獨立候選人的吵吵嚷嚷的異議，他當選為學生會的副主席。這位候選人曾對每一個人說：「我不介意你是不是投我的票，但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投克利夫頓·丹尼爾的票！」
丹尼爾其實可以得到主席候選人的提名，但他謝絕了，因為他有這樣一種觀念——他後來承認「有點兒自以為是」——他是一個報人，他認為新聞界人士應該堅持客觀立場，站在政黨政治之外，決不能不可救藥地奉獻於任何一種事業或任何一個人。這種立場是幾乎所有記者都具有的，但要付出代價——這種超然態度使他們失去了通過介入其中產生的更深刻的體驗，而他們有時僅僅變成了見多識廣卻無動於衷的隱秘探子。他們像看待碼頭工人罷工一樣漠然地看待死亡和災難。他們認為他們公佈別人弱點的權利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從沒有親自提供證據。當然，如果記者和一種事業或一個偉大人物一致起來，他們可以成為衛道士或宣傳家、名人的走狗。克利夫頓·丹尼爾知道有些記者會是這樣的，但他決不會這樣。他一直是過於小心謹慎，對他想要的東西過於自信，他或許得益於一種自然的冷漠態度，甚至也許缺乏激情。如果他在職業或個人生活上做出妥協的話，也沒有多少人會知道的，不會有任何醜聞，他會很好地掩蓋他的足跡。
丹尼爾1933年從北卡羅來納大學畢業後，先是為城裡的一家小報工作了一年，後來加入了《羅利新聞與觀察家》（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1934年到1937年間，他採訪過政治和犯罪方面的事務，承擔過各種各樣的任務，會見了許多有趣的人，其中有凱瑟琳·康奈爾，這是他採訪的第一個著名女演員，還有托馬斯·沃爾夫[註：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國小說家，畢業於北卡羅來納州大學，在哈佛大學獲得劇本寫作碩士學位後在紐約大學任教。沃爾夫創作於大蕭條時期的作品描述了美國文化的變化及多樣性。代表作有《天使望故鄉》《時間與河流》《網與石》《你不能再回家》等。]，他的小說《天使望故鄉》幾年前剛剛出版。1941年，丹尼爾離開了《羅利》，開始為美聯社工作。他曾經在1937年來到紐約找工作，但幾乎遭到了所有日報的拒絕，包括《紐約時報》。有家報紙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就是《世界電訊》（Telegram），由於提供的薪水只有每週35美元，比他在《羅利》
的工作還少十美元，他沒有接受。
他在《紐約時報》大樓裡的求職會面是短暫的。他拜訪了新聞編輯部，但沒有進去看看他有一天會佔據的主編辦公室，他也沒有見到埃德溫·詹姆斯本人。他見到了詹姆斯的一個下屬，一個叫作布魯斯·雷的城市夜班編輯，一個有自制力的小個子。雷在20年代曾是第一流的犯罪問題方面的記者，現在渴望成為詹姆斯的接班人，不管詹姆斯是否嫌惡他。確切的理由並不清楚，但容易理解，因為詹姆斯是一個驕傲自大的小個子男人，他最不希望身邊也有一個驕傲自大的小個子男人。雷本來有可能得到副主編的高位，但後來，由於卡特利奇進入總部成為詹姆斯的助手，雷便被派到關島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負責太平洋前線的報道。當丹尼爾接任卡特利奇當主編時，雷仍在《紐約時報》一個更低的編輯位置上，隨著時間而變得老成。即便他還記得1937年沒有僱用丹尼爾的話，他也不願意提它，丹尼爾也不願意，但丹尼爾的確記得。那只是一次例行常規的會見，是通常的機構裡的過場，是禮貌和無確定承諾的適度混合，這使得丹尼爾在遭拒絕時並不真的感到失望。作為卡羅來納州的一個記者，丹尼爾對《紐約時報》非常在意，但沒有被它嚇倒。他父親在澤比倫的藥品雜貨店不銷售《紐約時報》，而且現在也沒有。丹尼爾承認被《紐約時報》僱用是件榮耀和重要的事情，但他並沒有把它看成是他特別想工作的地方。當時他知道最優秀的記者，要麼是在晚報工作，要麼是為《先驅論壇報》（Herald Tribune）工作，比如H.艾倫·史密斯和約瑟夫·米切爾，後者是北卡羅來納大學1929年的畢業生，是《紐約客》的大記者。《紐約時報》一直有許多優秀的記者，但幾乎沒有什麼優秀的作家。唯一例外的是邁耶·伯格。伯格1932年對芝加哥的阿爾·卡彭[註：阿爾·卡彭（Al Capone，1899—1947），綽號「疤面」，美國知名罪犯，是芝加哥犯罪集團的老大，拉斯韋加斯的創始人之一。他的罪行不但時至今日仍常被提及，更被搬上過銀幕，例如奧斯卡獲獎電影《鐵面無私》，影星羅伯特·德尼羅在其中飾演卡彭。]逃稅案審判的報道很快確立了他的名氣。伯格在1937年退出了《紐約時報》，去了《紐約客》，但他一年後又回來了。他發現自己在面臨持久的壓力和緊迫的發稿截止期限時，反而能把工作做得最好。
當克利夫頓·丹尼爾1937年向《紐約時報》求職時，它是一家正在緩慢轉變的報紙。阿道夫·奧克斯去世兩年了，儘管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引入了變革因素，但一切都在漸進地平靜地進行，希望避免給人以印象認為《紐約時報》正在改變奧克斯為它制定的路線。1937年的平日版一份銷售兩美分，準備再漲一美分，它的發行量在歷史上第一次達到了50萬份以上，星期天版幾乎到了77萬份。這一時期這家報紙的形象，它的頭版構成和設計，同27年後丹尼爾成為它的主編時的情況沒有根本的不同，第一版圖片仍然是很少的。奧克斯喜歡它的這種樣子，只有當一個非常特殊的新聞事件需要有當事者的照片時他才會發慈悲地配照片。如林白在他1927年飛行後的頭版兩欄照片，羅斯福在1932年贏得總統選舉勝利後的兩欄照片，紐約新當選州長赫伯特·H.萊曼的一欄照片，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1934年去世時的兩欄照片，但他的繼承者阿道夫·希特勒沒有照片。阿道夫·奧克斯1935年去世時有四欄照片。
正如後來的報紙版面所顯示的，蘇茲貝格喜歡照片，但他利用了微妙的時機引入自己的口味，以致很少有讀者會注意到這種從奧克斯時代向蘇茲貝格時代的轉變。蘇茲貝格1937年做了一項驚人之舉，奧克斯如果活著無疑會反對：蘇茲貝格任命了一位叫安妮·奧黑爾·麥考密克的女人負責國際專欄。也許在奧克斯看來，沒有什麼事情比在《紐約時報》任命一位女專欄主任更大了。麥考密剋夫人自1921年以來以歐洲自由作家的身份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她的報道之清晰，見解之深刻，不僅給蘇茲貝格，而且也給當時領導《紐約時報》的三位主編范安達、伯查爾和詹姆斯留下了很好印象。他們都意識到，她是歐洲第一個注意到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興起的記者，並報道過它年輕的代言人——爾後《時報》稱之為「墨索里尼教授」。所以，蘇茲貝格絕對無法拒絕他的顧問或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要求，伊菲吉妮曾禮貌地悲歎她父親關於女性權威的許多維多利亞式的保守觀點。蘇茲貝格於1937年任命了麥考密克在歐洲的重要職位——因為《紐約時報》要為似乎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戰建立駐外記者隊伍。
這是1937年的大新聞——不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即將發生的事情。不同於國家的多數報紙，《紐約時報》正在為之做準備。漢森·鮑德溫當時開始了他作為報社軍事記者的生涯，於1937年被派到歐洲，瞭解他所能瞭解的關於歐洲軍事狀況的一切。赫伯特·馬修斯1937年報道了西班牙的內戰，並在《紐約時報》和一本書中寫道，西班牙內戰是後來一個更大衝突的預演。在一篇發自西班牙的評論中，他警告說：「你們這些沿著百老匯大道散步的人，自鳴得意地以為戰爭離和平的美國是多麼遙遠。某一天你們也將感覺到戰爭拍到了你們的肩上，你們將會聽到號召……戰爭是一隻長長的臂膀，它將伸向我們每一個人。」
馬修斯寫這段話的時候36歲。他個頭高高的，很瘦，很嚴肅，是個學者式的人物。他是但丁的研究者，有一副瘦削的苦行僧的面孔和一雙悲哀的黑眼睛。他對於世界和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持一種浪漫的、宿命論式的態度。他既十分迷戀戰爭英雄，也非常關心戰爭的犧牲品，這種興趣，連同他的歷史感和偽善，使他的報道有了一種引人入勝的和令人難忘的層面和稜角。他不是一個記者式的記者，而是一個作家式的記者。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從保皇派方面來報道它，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文學左派及其他人的很高評價，因為他們都鄙視佛朗哥。馬修斯的一位朋友——海明威，稱他是「最直率、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記者，一個憔悴的真誠的燈塔」。但在紐約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前線，馬修斯同時又被叫作共產主義者。一年前，1936年，馬修斯是埃塞俄比亞戰役期間始終站在意大利這邊的唯一一個記者，《紐約時報》的許多讀者都把他稱為法西斯主義者。在赫伯特·馬修斯的神秘變化過程中有某種東西能夠激活讀者，引起他們過分地稱讚或蔑視。不像許多記者，馬修斯沒有用官方版本安全地處理事情，也許只有《紐約時報》能把這個長期以來總引起爭議的人物吸收到它的隊伍裡。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在克利夫頓作為主編期間，在馬修斯關於卡斯特羅的古巴的報道再一次激起全國的關注之後，就出現了《紐約時報》能夠承擔多少責任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紐約時報》的等級結構會開除馬修斯，他太重要了，而且還有其他的辦法。在1937年，赫伯特·馬修斯是《紐約時報》令人激動的年輕人中的一員，如果說這對他的上級是一種考驗的話，那麼對他的下級則是一種激勵。他發自西班牙的報道是戲劇性的，他對它的後果的見解是有預見性的。
在這些日子裡，前任主編弗雷德裡克·T.伯查爾儘管65歲了，還在歐洲進行報道，就像他五年前取代埃德溫·詹姆斯作為首席記者那樣精力充沛地一次又一次穿越歐洲。在這一過程中，伯查爾熟悉克拉科夫就像熟悉巴黎一樣，熟悉都柏林就像熟悉日內瓦或柏林一樣，他從這些地方傳來一些報道，如德國的海關官員在機場扣留了他，迫使他脫掉衣服檢查他們認為他極力偷運出該國的但並不存在的剩餘貨幣。有時伯查爾的報道抓住了戰爭即將降臨的歐洲相當不安的時刻。在一篇發自倫敦的報道中，伯查爾描述了一天下午在公園散步時他突然意識到的該城市的一種奇怪的新變化，如把沙袋堆成坑狀，還有輪式履帶，掩體戰壕。於是他寫道，在他散步時出現了這樣的事情：「在整個公園裡，以前在這個時候擠滿了在玩球的快樂的孩子，互相追逐，以各種方式盡情歡樂，現在卻看不到一個兒童。想一下吧，」他繼續說，「也可以肯定，這一周人們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個16歲以下的小伙子或姑娘。這是一個沒有孩子的城市。」
弗雷德裡克·伯查爾在30年代的報道，特別是來自巴黎的報道，經常貶低德國人，以致《紐約時報》紐約總部的一個編輯預見到伯查爾會遭到德國當局的傷害，而做了一件《紐約時報》的人絕對不能去做的事情：這位編輯偽造了新聞電訊的電頭。他在伯查爾報道的上端、在日期之前劃掉了「巴黎」，寫上了「倫敦」，因而違犯了蘇茲貝格也許最為強調的規矩。蘇茲貝格經常說，《紐約時報》一篇報道上的電頭是神聖的，並且說讀者永遠有權利確切地知道電訊是從哪裡和何時發出的。如果蘇茲貝格知道了這位編輯的行為，這位編輯就會受到懲戒甚至被解雇，以前其他違反這個規矩的人都曾被這樣處理過。幸運的是，蘇茲貝格並不知道這件事。這位編輯是個大塊頭的、做事果敢的人，叫尼爾·麥克尼爾，他也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同事。這是可能的，因為在30年代麥克尼爾是個高級編輯，負責領導新聞編輯部的其他人，而且他幹的是夜班工作，下午6點鐘才來到新聞編輯室。恰恰這時埃德溫·詹姆斯準備離開，詹姆斯急於下班，很高興有像麥克尼爾這樣有經驗的下屬在夜裡處理日常事務。
麥克尼爾工作在新聞編輯室中一個沒有任何明顯道理就被叫作「牛欄」[註：牛欄（bullpen），在棒球運動中該詞用來表示替補投手練習區，或指一支球隊全體替補投手。]的部門。這個部門由三四張桌子組成，在新聞編輯部的東南角形成一個直角，這些桌子是高級編輯們用的，他們在消息到來時在這裡進行閱讀，然後決定刊登多少和刊登在報紙的哪個位置上。在業務上，牛欄的編輯們受主編領導，但在埃德溫·詹姆斯的時代，他們自行裁斷是不成問題的。直到特納·卡特利奇1951年接替詹姆斯擔任主編並建立了主編辦公室的日常新聞會議制度時，牛欄編輯們才失去了他們作為新聞接收者和評價者的獨有權力。到這時，尼爾·麥克尼爾已經在《紐約時報》干了33年，他要求退休，於是就退休了。
但在30年代，《紐約時報》在夜裡是被這些牛欄編輯支配的，這些人在這些年裡緩慢地耐心地以自己的方式應付著新聞編輯部裡或許最令人討厭的和得不到喝彩的工作——文字編輯。文字編輯是新聞界裡的特殊工種。他們是屋裡的生物，循規蹈矩者，無名的人。許多人從美國各地來到紐約，想有更大的作為，在這種理想還沒有得到實現時，他們就在週而復始的古怪環境裡埋頭在《紐約時報》的案牘上了。有教養的人，閱歷廣泛的人，幹這種工作最理想，但很少人承認這一點。他們不曾打算成為文字編輯。沒有人會打算這樣做。他們經常談論辭職或得到一個外缺去做記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小城市裡一度就是記者，但他們大多數仍然常年伏案工作。私下裡他們也喜歡這種修道院式的斟詞酌句、履行常規、報酬豐厚的案牘生活。在《紐約時報》的這種工作氛圍中，他們有了安全感，擺脫了不穩定性。他們在夜裡讀稿件，編輯關於世界最新的災難和混亂、威脅和失敗的報道，他們同現實的唯一聯繫是筆尖。他們似乎並不介意工作得很晚，這是報紙業務最不幸的時段，錯過了劇院和晚餐舞會，在大多數工作人員都準備離開時他們來到新聞編輯部，在清潔女工來上班時他們才離去。時報廣場上的清潔女工和妓女通常是和他們碰面的僅有的女性，但他們也不介意這一點。他們似乎非常滿足於在辦公室的男性圈子裡，遠離妻子和孩子。在工作之後，文字編輯們一起到時報廣場或百老匯周圍的小酒館裡喝酒，在這個時候品嚐一下和紐約的特殊親密關係。他們和小酒吧周圍的有趣的人群混在一起，演員和音樂家，無賴，騙子和線人。這些人把碰到《紐約時報》的人視為一種特權，因此文字編輯們覺得自己是紐約下流夜景的一部分，但他們是隔著一定距離來感覺它的。他們仍然是文字編輯，是好內省的人，認真的人，是只做夢不行動的人。這不是貶低他們。他們對於報紙比大多數記者都有價值，他們一開始就掙得更多。許多文字編輯是學者，幾乎都擁有豐富的信息和法律知識，幫助報紙避免錯誤和誹謗。文字編輯不會走得太遠。如果很勤奮，他在十年間可以從開始他職業生涯曲線編輯桌的一端，走到桌子的中間，成為一個負責新聞文字編輯的副主編，使得他能夠把送來的報道分配給其他的文字編輯進行編輯和加標題。如果很勤奮又幸運，某一天他會被提拔為組長，並且擁有一個頭銜。如果非常勤奮又幸運，他最終會在某天晚上不再坐在牛欄裡。這就是尼爾·麥克尼爾所碰到的事情。可以理解，一旦他努力地走完迷宮並在30年代達到頂端，他會成為一個非常堅定、自豪和自信的人。
麥克尼爾出生於新斯科捨，是一個肌肉發達的大個子，不像很多文字編輯那樣落下了不良姿勢的壞習慣和蒼白的面孔。他的聲音是深沉的、指揮式的。在牛欄裡他的桌子上放著一個小鈴鐺，當他想要找送稿生時，他就用他的粗手指搖響它。送稿生們都尊敬他的地位，很快做出回應。因為他有紳士風度，不用當時一些地位不高的編輯經常使用的高傲口氣對他們說話，所以他們喜歡他，極力使他高興。當他偶爾派他們半夜去第八大道上的一家食品店為他買一小袋蘋果時，他們也不生氣。
如同30年代新聞編輯部裡許多編輯的情況一樣，麥克尼爾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在這些年裡經常有人說《紐約時報》是一家「被猶太人擁有，並由天主教徒為新教徒編輯的」報紙。在辦公室裡牛欄被輕率地叫作「天主教的牛欄」。據說尼爾·麥克尼爾、雷蒙特·H.麥考（牛欄高級編輯）等人在評價新聞時反映出一種天主教的觀點，這導致了一系列結果，包括壓制關於控制出生率的報道和誇大對關於警惕共產主義的報道。如果《紐約時報》的某個記者被傳聞說是傾向於左派的，那麼他的報道就會被牛欄編輯們警惕地再三審閱。他們審慎地對待赫伯特·馬修斯發自西班牙的有爭議的電文，也會同樣審慎地對待像A.H.拉斯金這樣的年輕人發自紐約的不怎麼引人注意的報道。拉斯金30年代在研究生期間當過《紐約時報》在紐約城市大學、伯克利大學的校園記者，後來加入了《紐約時報》隊伍。
從馬修斯的情況來看，他對美國國內存在的大量親佛朗哥的天主教徒讀者感到不滿，這在《紐約時報》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很多有組織的活動和聲明攻擊馬修斯的這種態度，有一次天主教新聞協會向《紐約時報》的業主發起了一次正式抗議。抗議中說道，天主教新聞協會從忠實信徒的角度對於馬修斯的報道「不抱任何信心」，同時除了其他方面，它尤其不滿於馬修斯在報道當中頻頻暗示意大利法西斯，甚至是德國法西斯秘密大力支持佛朗哥。《紐約時報》佛朗哥方面的記者威廉·P.卡尼否認了這一點，並且有一天晚上馬修斯收到了來自新聞編輯室的信息：「你為什麼繼續說意大利人在西班牙戰鬥，而卡尼聲稱西班牙沒有意大利人？」馬修斯接下來的報道重複了他原來的觀點——「這些軍人完完全全地來自意大利」——但這句話出現在《紐約時報》上面時被改成了：「這些軍人完完全全的是叛亂者。」
A.H.拉斯金曾是城市大學的一個愛惹是生非的校園記者，當他1934年被選拔進《紐約時報》隊伍時，大學的一位官員問尼爾·麥克尼爾，為什麼《紐約時報》會容忍像拉斯金這樣的政治危險分子。麥克尼爾說他一點兒也不覺得拉斯金是個危險分子。此後幾年麥克尼爾非常認真地審查了拉斯金的報道，發現沒有任何道理說他是危險人物。不管出於什麼理由，阿貝·拉斯金反正是用了很長時間才在《紐約時報》上有了署名權，而且是靠這一時期緩慢的編輯進階程序才得到的。
1936年的一天，拉斯金在《紐約時報》上有了五篇頭版的報道，其中沒有一篇署有他的名字。1939年，拉斯金有一篇報道深受牛欄的雷蒙特·麥考欣賞，麥考走到城市組問這是誰寫的。
有人回答說：「阿貝·拉斯金。」
「寫上作者名字，」麥考說，接著考慮了一下又問，「阿貝中間名的首字母是什麼？」
「H。」
「好吧，」麥考說，「就署上A.H.拉斯金。」
麥考說的是「署上A.H.拉斯金」，不是「署上亞伯拉罕·拉斯金」或者「亞伯拉罕·H.拉斯金」，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它提出了一個不會在《紐約時報》的編輯部裡引起爭議的問題。30年代在一些猶太記者中都有一種感覺，也就是說奧克斯和蘇茲貝格是敏感的人，不想讓《紐約時報》在公眾面前表現出「太猶太化」，於是編輯們就傾向以首字母來署名報道，取代亞伯拉罕這樣的全稱。儘管記者們並不贊成這一點，但他們願意遵循。如果有記者向編輯提出這個問題，這個記者就像是忘恩負義的妄想狂，完全無視了《紐約時報》反對任何歧視的政策，而且迴避了也有基督教記者使用首字母署名的事實，這種情況在這些日子裡是習以為常的。此外，提出這種無關緊要的猶太人的問題，也會使一個記者與一些怪人和特殊利益集團成了同類。因為有些怪人曾無休止地為難《紐約時報》，懷疑它的純潔性。那些特殊利益集團從30年代到60年代不停地指責《紐約時報》是華爾街的工具，是親英國的，親德國的，反勞工的，親共產黨人的，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是美國國務院的衛道士，不一而足。
事實上，有一個例子能用來對《紐約時報》進行這樣的指責，但這是一個脆弱的例子，因為也能很容易地——但不是永遠地——用相反的證據來抵消它。《紐約時報》在新聞報道方面原則上力圖客觀，但現實中它不可能永遠是客觀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來管理的，這些人以他們能夠看到的或者有時是願意看到的那樣來看待事物。他們根據當時受到的壓力來詮釋原則，希望能夠平衡這兩者。這就是所有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在理想情況下，《紐約時報》在它的新聞欄目裡不打算表達任何意見，把意見限制在社論版上。現實地看，這是不可能的。編輯的意見和口味每一天都在新聞裡表現出來——是他們決定某篇報道的篇幅，給某篇報道安排位置或者準備標題，甚至不發表這種報道，或者只印一次，或者加重口氣，或者壓制幾天，然後在厚厚的星期天版的後面印出來，放在燒烤架廣告和巴克拉克[註：巴克拉克（Bachrach），美國著名時裝品牌。]剛剛登場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之間。記者的自我也是新聞報道的一個因素——他寫他擅長寫的東西，他寫他理解的東西，來反映他一生的經驗，及其自豪和偏見的影子。他寫作有時是為了取悅於編輯，有時是讓人注意他自己的風格，還有時是希望他能在《紐約時報》上署名，證明他這一天還活著，這一天活在《紐約時報》，以及其所有以後的縮微膠捲上。
《紐約時報》是人的組織，龐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它也是龐大而脆弱的。每一個工作日在時報大樓裡都要做出幾百個決定。每一個決定，如果挑出來的話，都能導致誤解——誤解也是新聞報道本身內在的問題。但同樣真實的是，《紐約時報》永遠力圖做到公正，有時沒有理由或設計，事情就在《紐約時報》上發生了。在這些行動背後沒有什麼惡棍似的編輯，沒有任何虛誇的行為。事情恰恰就發生了。或者發生的是一個人的非官方行動的結果，例如尼爾·麥克尼爾把新聞電頭從巴黎改為倫敦的事。或者它也許是雷蒙特·麥考沒有進一步的思考就說「署上A.H.拉斯金」，就像幾年後《紐約時報》的其他編輯會把一個電影批評家阿貝·韋勒的名字署為「A.H.韋勒」一樣，把一個駐外記者的名字阿貝·羅森塔爾署為「A.M.羅森塔爾」一樣。自奧克斯的報紙成為美國社會秩序的《聖經》以來，沒有一個猶太人被提拔到主編的位置，即使這家報紙的猶太人編輯在數量上超過了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團，這也許純粹是巧合。《紐約時報》的一些人把這些事情解釋為純粹的巧合，但拿不出任何例證。沒有什麼事情是能夠證明的。有的只是《紐約時報》內部在許多事情上明顯缺乏政策，從而導致關於這家報紙的不真實的假定，使得它的一些人服從並不存在的規矩，導致它的其他較少受約束的人，自行其是。儘管有表面的幾百條、幾千條的規矩要遵守，但在這個機構裡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紐約時報》的每一代人都要服從上層人士對規則和價值變化的解釋。30年代的《紐約時報》是一家轉變中的報紙，有一種曖昧的氣氛。
有時似乎是奧克斯從他的墳墓裡管理著這家報紙，也有時報紙似乎是被阿瑟·海斯·蘇茲貝格還有他的妻子伊菲吉妮所操縱。偉大的范安達1937年就退休了，開始致力於天文學和宇宙起源學研究。他生活在曼哈頓或鄉下，夜裡用他的望遠鏡觀察天空，思忖「行星的來源」。但他的影響在新聞編輯部裡仍然是強大的，他的兩個來自文字編輯組的信徒現在已經升進了牛欄，這就是麥考和麥克尼爾。報社的工作人員迅速擴大，有了更多的助理編輯、專家、批評家。1928年作為記者加入《紐約時報》的博斯利·克勞瑟，曾在過於擁擠的新聞編輯室裡和漢森·鮑德溫共用一個辦公桌，後來在1937年搬進了電影部。來自新英格蘭的穿著漂亮的紳士布魯克斯·阿特金森，是一位學者和鳥類愛好者，他有一輛檸檬色的跑車，週末時就開得飛快，他現在是戲劇批評家。看起來鬱鬱寡歡的奧林·唐斯，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打字者，是音樂批評家。宗教新聞編輯是一位清教徒的女人，名字叫作蕾切爾·麥克道爾，在辦公室裡被叫作「女主教」。科學部的一位記者是威廉·L.勞倫斯，一個溫和的頭髮粗厚而蓬鬆的小個子，他是該報關於原子能的專家，並且是新聞界裡唯一目睹長崎毀滅的人。《紐約時報》的船運新聞編輯是一位英國老海輪船長，沃爾特·「船長」·威廉斯，一位律師的兒子。他沒有子承父業，而是跑到海上，在尼羅河上當了一名船員，又當了奧裡諾科河上的一個賞金獵手，後來當了中美洲的一個避雷針安裝工，又成了挖掘巴拿馬運河時期的一位工頭，最後是為赫斯特集團[註：赫斯特集團（Hearst Corporation），總部位於紐約的美國出版巨頭，創始人是報業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該集團擁有《時尚》（Cosmopolitan）、《時尚先生》（Esquir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世界時裝之苑》（ELLE）等眾多有影響力的雜誌。]工作的記者。1905年經一位認識奧克斯的英國名人的介紹，威廉斯進入《紐約時報》，穩定下來，但偶爾地他又因他的想像力而走入歧途。他報道了毛裡塔尼亞號上有人在艦橋看到加勒比海上有一條巨大的海蛇。這個故事很快受到了幾家報紙的懷疑，但威廉斯先生堅信它是真實的，是從該船的航海日誌裡摘錄下來的，並由該船的大副為這個怪物畫了像。
這些日子裡《紐約時報》的體育記者像「船長」威廉斯一樣，是一個愛漂泊的個人主義者，這種人今天在《紐約時報》報社裡很少見到，但在當時並不少見。他的名字叫伯納德·威廉·聖丹尼斯·湯姆森，是一個英俊的人，身上經常適度地散發出一種香水味。他在辦公室裡被叫作湯姆森「上校」，但他在軍隊裡從未得到比上尉更高的軍銜，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法國當馱畜隊長時得到的。他出生於加拿大，後來熱衷於賭博，他在蒙特卡洛破產了兩次。像他的父親一樣，他最終落腳於新聞界，在他擔任《紐約時報》體育記者的21年當中，他把他的職員隊伍從六個人發展到50人。他聽從奧克斯的話，堅持認為《紐約時報》應該比其他報紙刊登更多的比賽分數。如果他的職員偶爾忽略南方黑人小學院之間的比賽分數，他便感到惱火。他大大擴展了一些對時髦的小項目的新聞報道，如網球、航海和划船，特別是划船。他喜愛這種運動，這是他唯一掌握嫻熟的運動，因此《紐約時報》對波基普西市和泰晤士河划船比賽和其他划船事件給予了認真對待，形成了直到現在湯姆森「上校」去世幾十年後仍堅持的政策。
1937年《紐約時報》更為有主見的編輯當中當然包括星期天版部的萊斯特·馬克爾，以及華盛頓的阿瑟·克羅克，以及克羅克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手下，特納·卡特利奇。詹姆斯·賴斯頓1937年仍然在美聯社倫敦分社工作，報道夏天的體育活動，冬天外交部的活動，在那一年湯姆·威克還是一個十歲的小男孩，最近和父母、姐姐一起從北卡羅來納州的哈姆萊特乘坐一輛夜班火車第一次來到華盛頓，這是一次令人激動的經歷，很多年之後當他接替了賴斯頓之後他還清晰地記得。他記得在耀眼的陽光之中從聯合車站走向國會大廈的那段路，記得國會大廈的穹頂在天空當中劃出的輪廓，這是他所見過的最美麗的景色，記得他和家人住的那間擁擠的房子，從門前經過的電車，他的母親當時是怎樣在林肯紀念像之前哭泣，以及聯邦鑄幣局的印刷機印刷鈔票時所呈現的不可思議的景象，還有海軍樂隊在羅斯福宣誓成為總統的地點演奏的樂曲；威克還記得一天晚上他在西方餐廳吃晚餐的情景，人們說這是一家華盛頓的知名人士經常光顧的飯店，很多年後，當威克自己成了名人，他有時會在西方餐廳吃飯，這家餐廳在60年代就像它在30年代一樣擁擠和吵鬧，而他會好奇第一次來這裡的那一晚他和姐姐、父母坐在哪張桌子前——「那兩個睜大了眼睛的孩子，我的父親，母親，當時為了這次旅行的完整，花了超出他們支付能力的錢在這裡吃飯。如果我認為我們坐在一個糟糕的、偏遠的餐位，我就再也不會來了。」
克利夫頓·丹尼爾1937年到《紐約時報》求職未果，穿城而過去了美聯社。他有一個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朋友在那裡工作，當加工改寫員。丹尼爾在美聯社受到的接待比其他地方更熱誠，在他這天下午離開之前，美聯社給他提供了一個每週50美元的工作。他馬上接受了，回到北卡羅來納整理完行裝，他賣掉了汽車，然後回到紐約。他在格拉梅西公園和另一位記者租了一間公寓，並且在美聯社的辦公桌上一直工作到半夜。工作之餘，他考察了這個城市，去了大多數年輕人在初到紐約的日子裡都會光顧的地方，但後來沒有再去，試圖以當時微薄的工資和日後不再有的旺盛精力做更多的事情。他經常參加社交聚會。他約會的姑娘主要是和報界或北卡羅來納州有聯繫的人。在這些日子裡他熟悉的人之一是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丹尼爾幾個人有時會和沃爾夫一起到曼哈頓中城的小酒館裡通宵達旦地喝酒，然後沿著百老匯大道散步，聽聽這位高高在上的小說家就上千個主題侃侃而談。丹尼爾總是認真去傾聽，他知道托馬斯·沃爾夫是在談論他寫的東西。儘管算不上一個親密朋友，但丹尼爾認為他在這段時間非常瞭解沃爾夫。可是後來有天晚上在一家餐館裡，和沃爾夫坐在一張桌子上，丹尼爾從談話的口氣上得知，沃爾夫根本回憶不起他以前見過丹尼爾。沃爾夫當時喝醉了，那年晚些時候就去世了。
1939年，丹尼爾調到了美聯社的華盛頓分社，碰到了他後來會經常碰到的記者，包括特納·卡特利奇。1940年11月，在28歲時，克利夫頓·丹尼爾波浪式的黑頭髮已經開始變成灰色了。一次他乘船去瑞士，船上的乘客中有位傑西夫人，一個非常漂亮的藍眼睛的金髮女郎。她已經嫁給了澤西的厄爾，在此之前還嫁給過芝加哥的一位律師和加裡·格蘭特。她後來在戰後又改嫁給皇家空軍的一位波蘭人飛行員，但在倫敦戰爭期間——在輪船上碰到丹尼爾大約一年後——她和丹尼爾交往過密，以致他們的朋友都認為他們在某一天會結婚。他們低估了丹尼爾的抵抗力。他迷戀著她，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他也對當時整個富有誘惑力的環境所著迷。他第一次承擔駐外任務是很激動的，戰爭的報道，陌生土地上的新形勢，在1940年冬天的這個日子裡所有這一切都順利地開始了。傑西夫人是伊利諾伊州卡西奇的一個母姓弗吉尼亞·徹裡爾的已婚女人，一度曾是查理·卓別林的《城市之光》的首席女演員。丹尼爾和傑西夫人在碼頭罷工期間乘坐一艘輪船從紐約出發了，垃圾沿著碼頭堆得高高的，香檳酒流在甲板上，微笑的人群高喊著再見；疲倦的移民乘坐另一條船從歐洲來到美國，為登上美國土地，擺脫了納粹分子而感到欣喜；間諜和走私者沿著碼頭在人群中走動，其中某個人甚至會找個理由和丹尼爾接近一下。
在丹尼爾到達瑞士並在伯爾尼的美聯社分社定居下來後不久，他開始收到傑西夫人的信件，九個月後他調到了倫敦，又見到了她。他先和沃爾特·克朗凱特，然後和合眾社的人飛到布里斯托爾，最後來到了倫敦。在倫敦機場丹尼爾驚奇地看到一位快樂的倫敦小姑娘攔住他，強奪過他的行李，這是他見到的第一位女搬運工。天色已暗，他在穿越這座城市時實際上只看到了海德公園的拱門。他穿過幾道門進入了薩沃伊飯店，後來又在附近一個安靜的餐館吃了一頓他再未吃過的豐盛的晚餐。
當時，一名美國記者，又是個單身漢，在倫敦是最受歡迎的外來者。一個英俊的、有魅力的美國記者通過他在美國大使館裡的關係很容易地進入倫敦的社交界，這裡麇集著迷人的女人，但缺少單身的男人。當時英國的社會狀況是很微妙的，戰爭正在使一切事情都顛倒了——全國各地的暴發戶企業家突然成了對戰爭至關重要的人物，許多老牌的貴族子弟都進了英國的陸軍或海軍。倫敦社會充滿了一種自由社交的氣氛，有著某種非常痛快的輕率。但丹尼爾在交友上一直是小心謹慎的，他和傑西夫人盡量得體地過著他們的生活。當時她為紅十字會工作很努力，在晚上她在家裡以不鋪張招搖的方式舉辦沙龍，召來一群活躍的人，有新聞界人士、演員、皇家空軍飛行員，不過他們只是談話、喝酒或者品茶。傑西夫人非常聰明，消息靈通，衣服適度考究，有光滑的金髮和一種德萊斯頓瓷偶般的面孔，長著丘比特小弓似的小嘴和完美的身材，不乏卓越的機智，不時發出輕快有節奏的、音樂般的笑聲。她當時是倫敦的一位非常理想的女人，丹尼爾曾多次由她作陪。但顯然他沒有因此而忘了他的首要目的，他的工作。丹尼爾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人，比他表面看來有更大的野心。他知道，如果他想在美聯社的倫敦分社出人頭地，他就必須付出相當大的努力，因為美聯社有許多有才能的年輕人。其中有德魯·米德爾頓、格拉德溫·希爾和威廉·懷特，這些人都走上了詹姆斯·賴斯頓的道路，他們將被《紐約時報》挖走。賴斯頓當時已經退出美聯社去了《紐約時報》。克利夫頓為美聯社努力工作。到1944年，他也引起了《紐約時報》的注意，這年冬天他接受了《紐約時報》為他提供的職位。
丹尼爾是在《紐約時報》的倫敦分社社長雷蒙特·丹尼爾的推薦下被僱用的，但他和雷蒙特·丹尼爾沒有任何個人關係。雷蒙特·丹尼爾自1928年以來就是《紐約時報》傑出的記者，報道過斯科茨伯勒男孩案[註：斯科茨伯勒男孩案（Scottsboro case），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錯案。1931年，九名黑人男青年被控強姦了兩名白人女孩，經過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二審、聯邦最高法院兩次發回重審、州法院多次再審等程序，五名青年被認定有罪，並被判處死刑、99年監禁等刑罰。2013年4月，阿拉巴馬州州長簽署了州議會赦免斯科茨伯勒男孩的議案，錯判了80多年的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2 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長（1928—1931）、美國參議員（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計劃和教育改革、反對富人擁有過分特權、參議員任內分享財富等計劃，後被暗殺。——譯者注]、休伊·朗[註：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長（1928—1931）、美國參議員（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計劃和教育改革、反對富人擁有過分特權、參議員任內分享財富等計劃，後被暗殺。——譯者注]掌權、阿肯色州收益分成的佃農的爭論和肯塔基州的煤礦動亂。1939年他被派到墨西哥城，但隨著歐洲戰爭的擴大，他很快又被派遣到倫敦。1940年，他在倫敦林肯旅社的住處被炸彈炸毀，於是他和他的同事把《紐約時報》分社搬到了他們曾住過的薩沃伊飯店。由於倫敦時間比紐約時間提前五個小時，工作人員通常要在該城市遭空襲期間寫作到黎明；他們在整個下午不管有沒有空襲都要睡覺，然後在習慣性地喝了一陣馬提尼後，回去工作，寫寫所謂的「被空襲中」和「去空襲」——「被空襲」是德國對英國空襲，「去空襲」是皇家空軍對德國的報復。
當雷蒙特·丹尼爾第一次注意到美聯社的這個與自己同姓的記者時，並不特別喜歡他，特別是他的外表。他有點太圓滑和文縐縐。對克利夫頓·丹尼爾的這種第一印象是其他記者通過觀察也注意到的：他看起來桀騖不馴，他在辦公室從不脫掉他的夾克，他是他們認識的唯一胸前有翻領的美國報人——他們對他的衣著和頭髮提出了許多問題，甚至在1956年竟認為克利夫頓·丹尼爾擁有的服裝比哈里·杜魯門賣出的衣服都多[註：哈里·杜魯門在當選美國總統前曾與好友經營過一家專賣男裝的店舖，一度生意興隆。]。但雷蒙特·丹尼爾深刻地發掘了這個人的才能。他知道克利夫頓·丹尼爾不僅是一個非常敏銳的作家，而且在最繁忙的時刻還經常負責管理美聯社的倫敦分社，總能平靜和有效地發揮作用；此外丹尼爾因其對美聯社分社社長的忠誠而知名，他決不是那種會越出自己職權範圍或一心想接班的人。
所以，雷蒙特·丹尼爾為克利夫頓·丹尼爾提供了一個職位，克利夫頓·丹尼爾接受了。但他在紐約幹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差一點把他在《紐約時報》的職位葬送掉。丹尼爾曾應邀在AA制俱樂部的午餐聚會上發表了一次簡短的關於戰時倫敦的講演。他注意到聽眾中有軍人，他以為美國軍人一定會欣賞奇聞軼事。於是，他生動地描述了一位美國上校在燈火管制時掉進了一個噴泉裡。他還告訴軍人們，如果他們去倫敦，不必擔心找不到女人。丹尼爾說，大街上有許多姑娘，很容易搭上。
朱利葉斯·奧克斯·阿德勒將軍在聽眾中坐著，憤憤不平，他的怒火差一點迸發出來。他是《紐約時報》經營方面的高級執行官，阿道夫·奧克斯的侄子。阿德勒將軍後來在《紐約時報》辦公室聲稱，這個傲慢無禮的報人不是在《紐約時報》工作的材料。《紐約時報》裡更寬容的人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才使阿德勒將軍收回反對意見，給了丹尼爾一次機會。
丹尼爾在倫敦幹得很出色。他一夜接一夜地和《紐約時報》的其他人坐在薩沃伊飯店或到戰場，撰寫第二天會在頭版上署有他名字的報道。11月的一天，克利夫頓·丹尼爾開著吉普車跟在向前挺進的第一軍後，訪問了三個國家，並且從每一個地方都發了新聞報道——比利時的奧伊彭，德國的亞琛，荷蘭的瓦爾斯。接著在1945年3月，丹尼爾在巴黎進行採訪。他寫道：「龐大骯髒的綠色卡車沿著拉法耶特大道行進，它們厚實的輪胎在鋪路圓石上歌唱，它們的車篷在冬風中辟啪作響。坐在卡車上的人經過11個小時旅途，疲憊不堪，精疲力竭，連說俏皮話的勁都沒有了。其中一個人向外看，看到了街上的地名，說：『拉法耶特，我們到了。』卡車的轟隆聲停了下來……這些人下車，先是有點兒僵硬，伸伸腰，點燃香煙，開始四處觀看。他們端詳著歌劇院的飛簷，觀看圍著老佛爺百貨旋轉的人群，眼睛盯住來來往往的姑娘——永遠是姑娘。」
到了春天，丹尼爾回到倫敦，描寫這個已解除了燈火管制的城市，但他還沒有來得及適應燈光和平靜，就去了北非，回到了槍林彈雨之中。後來他從埃及去了伊朗，和其他兩名記者一起比伊朗軍隊提前幾個小時到達大不裡士市。伊朗軍隊當時正準備從蘇聯控制下的阿塞拜疆奪回這座城市。當丹尼爾和另外兩人衝進該城時，他們受到了站在街邊的數千名村民的歡迎，為了向他們表示敬意宰殺了幾隻羊：在旅行者到來時在路的一邊將一隻羊的頭砍掉，把羊頭放到路的另一邊，讓旅行者從羊的身軀和頭中間走過去。
奇異的景觀和聲音，從中東到英國寫作重要新聞和獲取戰利品——這就是丹尼爾此後幾年的世界。儘管現在只是到了1966年，除非是像丹尼爾那樣的親臨現場者，所有這些事件和面孔即使不被忘記，也很少被人記得了。丹尼爾20年前在宰赫蘭看到，人們把肥肥的年幼駱駝的駝峰烘烤好擺在伊本·沙特國王[註：伊本·沙特（1880—1953），沙特阿拉伯國王（1932—1935），阿拉伯部族領袖，統一了阿拉伯半島中部地區，創建沙特阿拉伯王國（1932年），在位期間開發本國石油，促進民族經濟發展。——譯者注]面前；在耶路撒冷的飯店裡，他半夜聽到下面的持槍軍隊開步走過郇山廣場附近的傾斜的大街；在開羅的牧羊人餐館，他和一位漂亮的英國姑娘跳舞進餐，法魯克國王[註：法魯克一世（1920—1965），埃及國王（1936—1952），爭當阿拉伯國家聯盟盟主，埃以戰爭中大敗，被由納賽爾領導的埃及自由軍官組織發動的七月革命所推翻。——譯者注]來到後，請丹尼爾和這位姑娘一起喝酒，討論一些現在看來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後來丹尼爾回到倫敦，見到了「一位年長的長著胖乎乎孩子臉的人，叼著一支雪茄，大的就像檯球桿的粗大頭」——這就是溫斯頓·丘吉爾，少有的能產生重大新聞並引起一時瘋狂的名字之一；還有其他很快死掉或消失的人，如納吉布[註：穆罕默德·納吉布（Muhammad Naguib，1901—1984），第一任埃及總統。]、摩薩台[註：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1882—1967），1951至1953年出任民選的伊朗首相，但在1953年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政變推翻。]、克勞斯·富克斯[註：克勞斯·富克斯（Klaus Fuchs，1911—1988），出生在德國的物理學家。1932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二戰」前夕獲得英國國籍後主動與蘇聯軍事偵查員聯繫，報告英國原子武器的研製情況。因其在原子能理論領域所享有的聲望，富克斯被納入英國科學家小組，並與美國同行在「曼哈頓工程」框架內共同工作，在此期間他仍不斷向蘇聯方面報告研究及工程進展。1949年，美國國家安全局破譯了蘇聯駐紐約情報機構的一些電報，其中提到了富克斯是蘇聯情報部門的間諜。美國特工部門將此情況通報給了英國軍情五處，後者立即展開了對富克斯的審訊。1950年2月3日，富克斯被逮捕，認罪後被判處14年監禁。美國科學家們估計，因為富克斯的情報，蘇聯得以大大縮短了原子武器研製時間，並在氫彈的研製方面超過了美國。]。像丹尼爾這樣的人，儘管有時擔心自己的工作並非永久性的，不知道這種工作將把他們引到哪裡去，但總是要去見見新名字，去去新地方。
丹尼爾原本有望成為《紐約時報》的倫敦分社社長，但德魯·米德爾頓得到了這個職位，紐約總部的一些編輯懷疑這是他和蘇茲貝格私下聯繫的結果。丹尼爾被派到德國接替米德爾頓。作為一名親英派人士，丹尼爾幾乎不能容忍德國人。他的報道是單調乏味的，有時明顯是鄙視性的：「柏林——在昨夜大雪留下的冰冷的骯髒的雪泥中，今天幾千名柏林群眾站在波茨坦大街旁，觀看德國命運的看管人乘著一隊豪華轎車駛過。他們是典型的柏林人，沒精打采，玩世不恭，經常說著俚語。」
此時已是1954年，在紐約總部出現了一個重大的人事問題，要找人到蘇聯接替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索爾茲伯裡，一個高個頭的冷漠的個人主義者，自1949年以來就是《紐約時報》在莫斯科的人。在最不利的條件下他一直很努力工作。特納·卡特利奇手頭沒有別的符合資格的《紐約時報》人願意到莫斯科。於是克利夫頓·丹尼爾自願報名了。
卡特利奇對此感到很高興。他開始接受關於丹尼爾的許多事情。事實上，卡特利奇兩年前就考慮讓克利夫頓·丹尼爾當未來的管理者。卡特利奇對丹尼爾在倫敦分社不論是作為管理者還是作為記者的表現都有深刻印象，而且對丹尼爾接受波恩任務的態度也很滿意。丹尼爾比卡特利奇年輕11歲，是一個有組織能力的人，能在《紐約時報》公司內部發揮作用。而且他也是一個南方人。脫掉所有花哨的英國服裝，剪去長長的波浪式的頭髮，收斂一下優雅舉止，丹尼爾活脫脫地就是卡特利奇的樣子——一個對他的上司說「是的，先生」的鄉下小伙子。
所以，克利夫頓·丹尼爾回到了紐約，到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俄語。在課後他到薩迪餐廳吃午餐，把他的俄語識字課本托付給衣帽間裡的白膚金髮女人。他還到澤比倫旅行了一次，去看望他的父母和朋友。在澤比倫的郵局他碰到了一個叫惠特利·錢布利的職員，錢布利俯身向前低聲說：「我聽說你要到蘇聯去？」
在得到丹尼爾證實後，惠特利·錢布利問道，「我想請你到那裡後給我買一個布谷鳥自鳴鐘，不知行不行？」
「惠特利，我認為蘇聯不製造布谷鳥自鳴鐘，」丹尼爾說，「那是在德國和瑞士造的。好吧，如果我找到的話，我把它寄給你。」
一年後，克利夫頓·丹尼爾到日內瓦參加四巨頭會議。他從莫斯科飛到那裡加入報道四巨頭會議新聞的《紐約時報》團隊。在那裡他買了個布谷鳥自鳴鐘，寄給了澤比倫郵局的那個人。
克利夫頓·丹尼爾在1954年晚秋到達莫斯科。這是蘇聯新聞的一個收穫期——赫魯曉夫帶著黨的新路線登場了，這條路線包括克里姆林宮裡的祝酒和接待。丹尼爾向《紐約時報》的讀者報道說：「我坐的離馬林科夫先生很近，就像你在讀報時離你眼前的報紙一樣近。」他在《紐約時報》上的報道是非常成功的，因為他不僅抓住了政治的議論，而且也把握了人民的情緒——從莫斯科大劇院的聽眾和哈爾科夫的理髮師，到準備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和身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服裝的模特，在這片土地上「乳房仍然是乳房，腰圍仍然是腰圍，嘴唇仍然是嘴唇，對於它們是什麼和它們適合出現在哪裡是沒有疑問的」。他還描述了儘管政府反對，「黑暗的資本主義的殘留」依舊是現實的必要組成，以及冬天的到來。
這是蘇聯聖誕節的早晨，凜冽的夾著雪花的寒風直接掀開了蘇聯歷史和文學的前幾頁，從屋頂上呼嘯而過，穿過莫斯科冰凍的大街。半夜，城市北部的耶洛柯夫斯卡婭大教堂鐘樓上的大鐘叮噹響個不停。俄國東正教的信徒——女人用披肩緊裹著，男人穿著毛皮大衣和帽子——匆匆走過教會院子，躲避冰冷寒風的撕咬。
由於丹尼爾當時是在蘇聯首都的西方、非共產黨報紙的唯一常駐記者，他能夠隨心所欲地選擇主題，把它們寫下來，不必理會紐約編輯部的事後勸告，因為在莫斯科，敵對報紙的人士集中注意的是無休止地發表聲明的政府發言人。丹尼爾沒有同伴，必須比以前工作更努力。他得了胃潰瘍，掉了三四十磅肉。1955年11月，特納·卡特利奇執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命令——蘇茲貝格此時已經收到了《紐約時報》一些人的信件，知道了丹尼爾在日內瓦的四巨頭會議的身體狀況——責成丹尼爾立即回國。
丹尼爾回來了，身體非常消瘦，但沒過多長時間就恢復了，不久又在紐約總部工作了。他被任命為國際新聞主任的助理，但在城市部裡沒有人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包括這位國際新聞主任。從丹尼爾圍著房間轉的方式和房間圍著他轉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不會在國際新聞主任助理的位置上停留多長時間。丹尼爾辦公桌的位置，一般會給人提供一個線索：它是在一個難以形容的地點，是在新聞編輯部的南邊，是所有高級編輯坐的地方，但它又被一個柱子遮住了一點。它還是在離兩位女秘書的上方不遠的地方，同國際新聞主任和牛欄形成等距離。他很少一直坐在那裡。通常他慢慢地圍著大房間轉，他的眼鏡有時夾在他的銀髮上。有時他停下來，坐下來，同科學版、體育版、教育版、金融版或社會版的記者、編輯聊聊天。偶爾他也會到哪一個部門待上一周或兩周，坐在各個地方，以非常隨便的和足以消除敵意的方式談談《紐約時報》，偶爾問問在那裡工作覺得怎麼樣，喜歡不喜歡。他當時住在阿爾岡昆飯店，在夜裡看完戲劇後也泡在薩迪餐廳裡。有一次在劇院裡有人看見他和一位高個子的迷人的黑頭髮淺黑膚色的女人在一起。
在他們至少去看了兩次戲後，他們在沃爾特·溫切爾的專欄裡成了「一對」。這位女士頗感心煩，部分地是因為她覺得丹尼爾作為一位編輯被《紐約時報》雜談欄目所議論，也許感到為難了，特別是當他們的關係非常清白之時。他們喝酒，吃飯，看戲，也許再喝酒，然後直接回家。在當著門衛的面愉快地說聲晚安，就是這些。
她是在他去莫斯科之前在紐約的一次晚會上碰到克利夫頓·丹尼爾的，後來收到過他的一張明信片，現在又見到他，的確很高興。她希望他不會因溫切爾的文章而生氣，因此往《紐約時報》給丹尼爾打了電話。
他的心情很好。當他得知溫切爾寫了他的事情時，只是笑笑，看起來對發表的這篇文章沒有不高興——她不得不承認，這使她感到驚奇。此後不久，1956年3月，她在報紙上讀到了瑪格麗特·杜魯門和克利夫頓·丹尼爾訂婚的消息。她給丹尼爾寫了一個祝賀便條，也收到了一個便條，丹尼爾感謝她「為自己和瑪格麗特做了如此好的掩飾」。
這位黑頭髮淺黑膚色的女士被這個便條壓垮了，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她既不談論也不見克利夫頓·丹尼爾。現在回過頭來看，她承認她也許不該做出這樣的反應。她想，也許這就是他輕率或幽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