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編輯部的編輯們，已經從他們的記者那裡得知今天的世界處在它通常的貪婪與無序、混亂與冷漠的狀態，現在正準備參加新聞會議，向丹尼爾傳達這一信息。他們知道，丹尼爾會非常平靜地接受所有這一切。在一個小時內，新聞會議結束，大多數人會回家去，忘掉它，知道在早上《紐約時報》的一切都又會是整潔和整齊的。
他們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紐約時報》：它是每天的奇跡，是一個程式化工廠。每一天，除非勞工罷工或頭上氫彈爆炸，它都會出現在全國的11464個城市和所有首都，其中50份進入白宮，39份進入莫斯科，有幾份被偷運到北京，一份厚厚的星期天版在每週末被空運給台灣的外事主管，他每次都得付16.4美元。他需要這份報紙的原因是，如同其他千千萬萬在世界各個角落被孤立的人一樣，他需要《紐約時報》作為一個必要的證據來證明世界的存在，作為測量一切紛紛雜雜的晴雨表，作為世界理智與否的評估者。如果世界曾經存在，而且繼續存在著，它每天都會被《紐約時報》及時地記錄下來——1966年6月23日下午4：57，在紐約的一個特定的下午，世界就在第四十三大街與百老匯大道交會處的一幢巨大的哥特式灰色建築當中被記錄下來。
在這一時刻，大約有4000名僱員工作在這座14層大樓裡。他們有接待人員和電話接線員、印刷工和照相感光製版工、製圖員、自助餐廳廚師、護士、社論作者。他們大多數自早晨9點或10點就到了這座大樓裡，是在大卡車停靠在路邊之前來到的。大卡車在路邊卸下幾十大卷紙，這些紙卷砰然一聲掉進《紐約時報》的地下室裡，再掉進機器裡，機器的紙張消耗每一年都要吞掉500多萬棵樹。
《紐約時報》的全部在冊僱員有5307名，只有700人工作在第三層的新聞部門。他們是編輯、記者、文字編輯、評論員、新聞助手，他們自認為是《紐約時報》的總體，是它的體現和唯一的精神。即使他們沒有完全無視大樓裡其他那些諸如生產、推銷和廣告之類的部門，他們也是以帶著某種恩賜的態度來承認它們。廣告部畢竟是現金交易，永遠具有最骯髒的商品——金錢。它僱用幾百個人銷售那些在新聞部不能買到的東西。它是奧克斯聖殿的世俗一面。
起初奧克斯基本上就是一個商人。後來他不單是商人了，但如果沒有他那不可思議的經營意識，他就不可能在1896年接管衰敗的《紐約時報》，並使它恢復活力，這是靠削價這樣不高明的策略計謀實現的成就。1898年奧克斯把《紐約時報》的價格從每份三美分——這是最體面的日報當時所要的價格——削減到一美分，這是專門獵奇的小報的標準價格。奧克斯的合夥人認為他在犯一個重大的錯誤，使《紐約時報》的形象掉了價，卻沒有解決它的資金問題。奧克斯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紐約時報》在風格上不會掉價，只是在價格上降低，並且說在價格相同的情況下，大量斤斤計較的紐約人可以從閱讀廉價報紙轉向閱讀《紐約時報》。
一年後證明他的設想是正確的，《紐約時報》的發行量增長了三倍，廣告收入滾滾而來。到1915年，奧克斯的報紙富裕和強大到了足以選擇和拒絕廣告商的程度，在報紙需要更多的版面用於刊登最近出現的新聞時就刪除一些廣告。這些特權相當自然地滋生了新聞部的自豪和自大。這些特權是奧克斯一生中的亮點，使得他滿足於一種雙重動機——他能夠在一個屋頂下既管理興旺的生意又管理一種神權政治。但他知道二者不能摻和起來：它們必須各自在不同的樓層發揮作用；錢商必須待在他的聖殿之外。他在經濟上是堅實的，在社會地位上同時又是高尚的。在他的報紙上決不允許搞一些像連環漫畫這樣的發行花招（但連環漫畫在他的第一張報紙《查塔努加時報》（Chattanooga Times）上是被容許的，而且現在還允許）。在他死後，歷史不會讓他的猶太同胞、那些大商人來取代阿道夫·奧克斯，這些商人成了銀行家，但奧克斯卻會進入偉大公僕的更莊重的行列裡。
奧克斯決沒有忽略他的商業部門。1966年夏天，負責為《紐約時報》賺錢的人是一個懂經營、沒廢話的典型，叫作門羅·格林。格林60歲，坐在第二層他的大辦公室繁忙的桌子後面，指揮著有350人的部門，這個部門每年通過賣廣告帶來一億多美元的收入。平日版上的一張整版廣告大約值5500美元，在星期天版上值7000美元，來自廣告的收益是該報的發行銷售和其他經營事業收入總和的三倍。
門羅·格林是個大塊頭的留著黑色波浪頭髮的人，穿著線條分明的深色服裝，上面有閃閃發光的袖扣，打著白色或銀色的領帶。他迅速有力地對著辦公桌上一個紅色電話講話。他作為一個廣告人在《紐約時報》已工作25年了，此前是在《先驅論壇報》和《美國雜誌》（Journal-American）的廣告部工作，再往前是梅西百貨公司的廣告經理。他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後到的梅西百貨。《紐約時報》的廣告中每一天都描繪著豪華的世界，在假日裡去歐洲旅行的幸福的人，穿著貂皮衣或佩戴著蒂芙尼珠寶的苗條的時裝模特兒，一點兒都不像格林在他的大半生所知道的世界。他的父親曾在新澤西州的南安博伊經營一家小服裝店，在他唯一的孩子格林才10歲時就去世了。儘管他也可以無憂無慮，輕鬆愉快，但他天生是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一個不容易被他的廣告的虛幻夢想所影響的人。
從他辦公室的窗戶向外看，他能看到大街和一個醉鬼睡在一個舊劇院後面的台階上。格林能隱約地聽到交通擁堵的警報器聲。這聲音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位騎警的注意，他將必不可少地指出新聞車或卡車停放不當，但不會拿出處罰單，因為他知道當天稍後他得把他的馬拴進《紐約時報》裝卸斜坡後面的圍欄裡。格林能感覺到樓下印刷機的震動，並且以完全不同於樓上克利夫頓·丹尼爾的方式意識到《紐約時報》的權力。他的生活觀肯定不同於十層的社論作者們的生活觀，這些作者在平靜的居處寫作一些有時使格林感到惱怒的崇高期望和理想。記得一天早晨，他讀了《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該文章批評在喬治·華盛頓橋南沿哈得孫河建的有豪華房間的新摩天大廈。依《紐約時報》的社論作者所見，這座大廈是對新澤西崖壁景觀的褻瀆。但格林不同意這種觀點。他最近剛剛向這些公寓的建築者和擁有者出售了一份5萬美元的廣告副刊，並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對這個工程的讚美。格林知道，蒂什曼房地產和建築公司對這篇社論是最惱火的，他坐在辦公桌旁等著他們打電話來。他們甚至會撤銷以後的廣告，如果《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或評論冒犯了大商人的話，在他們中間這是常見的反應。例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談論吸煙引起肺癌後，一個捲煙廠主撤銷了廣告，使報紙損失了幾千美元。除了格林，報社的管理者中沒有人真正關心這件事。當《紐約時報》關心它的廣告人想些什麼時，一些管理者就說，那樣做將不再是《紐約時報》了。
儘管這不無道理，但格林還是相當怨恨他樓上一些同事漫不經心的態度，懷疑他們對待報紙商業方面的方式也許反映了他們私下對他的看法。他像他們一樣意識到了《紐約時報》的吸引力，但他也認為《紐約時報》一年在廣告上吸引1億多美元不單是靠這種磁力——還與格林有關，與他的幹勁、他的決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員有關。正是他們帶來了金錢，使得十層編輯部的聰明人能大發慈悲，也正是在這金錢的支持下，三層的記者們才可以僅僅為了核實一項事實而打電話去柬埔寨。格林還覺得，廣告費儘管是由熱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時也為《紐約時報》的讀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僅告訴人們買什麼和在哪裡買，而且每天還描述了國家的經濟，對當代品味的見解。廣告對日常生活展現了第二種願景，證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滿了貧窮、威脅、炸彈和灰燼。在廣告上穿著名牌服裝的漂亮姑娘、吸著一支溫和昂貴的香煙的男士，都為《紐約時報》讀者在閱讀灰色的莊重欄目之餘提供一種輕鬆的休閒。格林懷疑，從現在開始到50年後，那時歷史學家想知道20世紀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夢想時，他們就像閱讀新聞一樣也從閱讀廣告中得到許多啟示。當然，廣告強調的是積極的方面，而新聞強調的是消極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間的某個地方。
6月的這一天，新聞集中注意的是“漫長炎熱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種族暴力；廣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貨公司寬鬆的貂皮長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現在降到了236美元。新聞挑出來的是嚴重的失業問題；幫助與求助廣告塞滿了對熟練工和新手提供職業的信息。新聞強調是住宅的短缺；廣告展示的是在紐約周圍各種價格的可購買的住宅。新聞注意的是名譽和權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敗；廣告卻迎合了每一個人每天的夢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廣告也記錄日常人的悲劇，但只是在報紙背後以最小的字體，在商場清單和騰達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間——在這裡，接近於最下面，一個人可以在極小的字體中讀到那些已經破產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經被拋棄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經失去了包括夢想在內的某種東西並試圖復甦的人的名字。他們把這些消息告訴《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會發表它，在它的分類廣告版裡每一行只收取幾美元——時報大樓六層的一個特殊部門負責這件事，成員主要是中年婦女，她們坐在用玻璃隔開的小房間裡，接聽電話，匆匆記下日常生活的可憐事實。如果這些事實不是太庸俗或報復性的，她們便把這些事實轉發到四層的排字室，供《紐約時報》下一版的公告欄目用。
今天《紐約時報》會公佈一個事實：瓊·龐皮羅，銷售小姐，住布魯克林的肖爾路89-01號，已經破產。她承擔的債務是15251元，她的財產價值1275元。今天皇后區二百零七大街89-36號的愛德華·多爾蒂，在《紐約時報》上宣佈，他的妻子弗洛倫斯“幾個月前已經離開了我的臥室和餐桌”，但現在卻要對她的債務完全負責，他不再支付任何錢。今天一個丈夫逃跑的妻子會在《紐約時報》上呼籲：“萊恩·W.-伊麗莎白和我孤獨無望。我們知道你感覺到了我們的痛苦和眼淚。我們沒有你不行。請你快回家吧。”東部的曼哈頓的一位女士，心煩意亂，因為她丟了她心愛的手錶，請求《紐約時報》發表啟事：“一塊帕太克·菲利普方形金錶，白色和黃色的表帶，多加酬謝。”
這塊手錶沒有再回來，所以東部的這位女士不久又買了一塊，不是帕太克·菲利普表，這對《紐約時報》來說不是新聞了。《紐約時報》不會研究萊恩·W.和弗洛倫斯·多爾蒂在哪裡，《紐約時報》的讀者也不會知道致使銷售女郎瓊·龐皮羅陷入1.4萬元債務的確切原因是什麼。如果要求討論她的財務困境，她也不願意這樣做。這不是新聞。對三層的《紐約時報》編輯來說，新聞是由目前你不知道但應該知道的、有意義的事件構成的。在門羅·格林的世界裡，新聞就是鼓吹生意，重點是快樂、成功、舒適和陶醉。對格林來說，B.奧爾特曼公司的鞋店有一種“令人產生幻覺的無帶輕便舞鞋”賣41美元；J.普雷斯公司有低口袋的、鉤狀開衩的、易洗的、速干的絛綸棉毛夾克衫；東方航空公司有直飛聖安東尼奧的噴氣式飛機航班，這些就是新聞。在格林看來，“水寶寶讓你的皮膚曬得更漂亮”並且在廣告裡配上一張拉蔻兒·薇芝的穿比基尼泳裝的大黃褐色照片，擺出一種《花花公子》雜誌上的姿勢，引起人們驚奇，但沒有遭到《紐約時報》廣告接受適當性檢查部[註：廣告接受適當性檢查部（Advertising Acceptability department），《紐約時報》專門負責審核廣告可接受性與適當性的部門。該部門依阿道夫·奧克斯確立的寧可損失收入，也不容許不實、欺詐及有失善良風俗和尊嚴的標準而建。]的反對，這就是新聞。那些和格林一起工作但不是他手下的人，他們一般都要降低廣告中用語的調子以避免過高評價——“城市最好的傢伙”成了“最好的傢伙之一”，“我們所見到的最精美的外衣”成了“我們銷售的最精美的外衣”。他們不允許用外語做廣告，除非有英語譯文，他們很快取消了性色彩太濃或沒有品位的廣告本子。他們不允許廣告中有裸體，除非是兒童，但他們允許拍攝熱帶海島的日光浴和宣傳肥皂的廣告中有穿著很少的比基尼女人——一個管理者解釋說，《紐約時報》承認女人也有肚臍。這對格林是好消息，因為他一直在從女人的短褲和胸罩中為《紐約時報》謀取好處，特別是在星期天的《時報雜誌》（Times Magazine）上，這個雜誌有時被叫作《束腹帶公報》。在格林那裡，幾乎用不著什麼洞察力就能認識到在一個雜誌上推銷女士服裝的商業可能性，說明它的份量，它在普通市場上的款式。但格林知道，星期天的《紐約時報》以它140多萬份的發行量，不僅被男人也被許多女人所翻閱，改進了的廣告色彩給讀者一種額外的刺激，一部分版面變成了艷麗的活潑的女士的衣物間，同時它也從外交部長的照片裡選取些場面，放到讀者一眼就能看到的版面。這樣做，實際上給了產品以彈性，似乎能在版面上把那些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統一起來。
只要門羅·格林和《紐約時報》聯手，任何東西都能推銷掉，而且非常自然。格林聽說艾倫·蒂什曼在沿哈得孫河邊建摩天大樓公寓，就去接近他的朋友蒂什曼，建議他購買《紐約時報》的廣告版面，以期引起人們對這項建設的注意，招徠租戶。蒂什曼同意了，5萬美元的廣告副刊拼起來了。可他沒有想到《紐約時報》的社論竟譴責蒂什曼的建設。現在門羅·格林坐在他的辦公室裡等著艾倫·蒂什曼來電話，他束手無策。這是一篇最不吉利的社論，但現在對它做任何事情都為時已晚。在私下，格林不像社論的作者那樣認為，這些摩天大樓會玷污哈得孫河沿岸新澤西崖壁的自然優美。格林認為，蒂什曼利用的土地不是歷史的文物或神聖的保留地，恰恰相反，只是荒涼的幾英畝雜草、棚屋和未修剪的樹木。在那裡建公寓住宅比做其他任何事情更是對環境的改善。但格林對社論的作者沒有任何影響。他甚至不知道是誰寫了這篇文章，因為每一篇社論都是由社論部的十人中的一個匿名者寫的，但格林知道誰對寫這篇文章負責。他就是約翰·奧凱斯，社論部的主任，一個在這座大樓內外以熱忱的保守主義者而廣為知名的人，一個對保護樹木、河流和群山並反對土地開發商侵入幾乎到了著迷程度的人。奧凱斯是一個精神崇高的人，憎惡一切金錢和營利動機，他一度甚至譴責沿第五大道建金色的鋁電話亭，在一篇編輯部文章中聲稱：“這些金色的廢物桶……完全破壞了這個大道的整體性。”
在《紐約時報》的當權者那裡，也許再沒有哪兩個人會比門羅·格林和約翰·奧凱斯更少有共同點了。奧凱斯是一個衣著隨便的人，在50歲時密密的鬈頭髮已經白了，長著一雙白藍色的眼睛，有一副非常年輕但嚴肅的面孔。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成了一名羅德斯學者[註：羅德斯學者（Rhodes scholar），牛津大學一個以塞西爾·約翰·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商人，礦業大亨與政治家）命名的，為國際留學生設立的研究生獎學金，獲此獎學金的即稱為“羅德斯學者”。]。奧凱斯幾乎對每一件事情都有強烈的意見，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見支配著該報的社論。儘管他的確不期望他的社論部作者們贊同他們並不同意的事業，但同樣他也不期望他們贊同他不同意的事業。如果他們的觀點和他的相衝突的話，他們的文章就不能發表。如果他們在當時重大的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上一直和他的意見相左，他們最好明智一些，考慮調到報社其他部門，因為奧凱斯像任何社論部主任必須做的那樣，堅持他的觀點與業主的觀點和諧一致，奧凱斯必須對業主負責。
奧凱斯認為，社論版是一家報紙的“靈魂”，是它的內在特點和哲學的反映。自他1961年接管《紐約時報》社論版以來，這一特點和哲學比以前更生動地體現出來。社論版曾譴責越南戰爭，忠實地支持黑人民權運動。它一般是親勞工的，但批評像詹姆斯·霍法[註：詹姆斯·霍法（James Hoffa，1913—1975[失蹤]），美國勞工領袖，1967年因賄賂陪審團、詐騙、陰謀等罪被捕，被判13年徒刑。]以及後來的邁克爾·奎爾[註：邁克爾·奎爾（Michael Quill，1905—1966），美國運輸工人工會創始人之一，組織了長達12天的1966年紐約公交系統大罷工。]這樣的勞工領袖。它在中東戰爭中是以色列的支持者，但在以色列取勝後又批評以色列對領土的野心和行動。儘管它贊成約翰·F.肯尼迪當選總統，但後來當肯尼迪沒有按奧凱斯的意見履行他的聯邦援助教育法案的諾言時，它又倒戈了。由於在肯尼迪時代社論部的冷槍繼續集中在這一點和其他問題上，總統的許多家族成員和朋友開始越來越討厭約翰·奧凱斯，指責這種否定論是奧凱斯在肯尼迪剛進參議院時就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個人偏見的表現。
他們中的一些人懷疑，正是奧凱斯幫助擴散了1957年底的一個謠言，即肯尼迪不是其自傳《信仰在風中飄揚》（Profiles in Courage）的唯一作者。奧凱斯實際上在散佈這種謠言上沒有起任何作用。最應負責任的人也許是德魯·皮爾遜，皮爾遜負責美國廣播公司（ABC）的一個電視節目，促使這個廣播網繼而進行了一項調查，這項調查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種指控，ABC後來公開向肯尼迪道了歉。在這件事情上，奧凱斯所做的一切只是他在一次社交聚會上向碰到的哈珀出版公司的一個曾為肯尼迪寫這本書做過工作的編輯詢問，這個傳聞是否有實質性的意義。也就是說，西奧多·索倫森[註：西奧多·索倫森（Theodore Sorensen，1928—2010），又被人稱為泰德·索倫森，美國律師、作家，著名的演講稿撰稿人，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的主要講稿撰稿人，也是肯尼迪的親密助手，被肯尼迪稱為“知識血庫”（intellectual blood bank）。]或肯尼迪的其他某個助手是不是曾幫助寫作。這位編輯否定了這件事，奧凱斯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但幾周後，當約翰·奧凱斯在華盛頓對每個國會議員進行正常訪問時，他在肯尼迪的辦公室裡受到了肯尼迪參議員長時間的嚴厲審視。接著肯尼迪從他的桌子上拿起一封信，交給約翰·奧凱斯說：“我現在親手把它給你，而不是寄給你。”這封信的開頭是：“親愛的約翰，我最近注意到，有人引用你的話說，關於我的《信仰在風中飄揚》的著作權的謠言是真實的。”這封信共有300字。信中不含糊地聲稱，其他任何一個作者都沒有參與寫作這本書。在奧凱斯閱讀完這封信後，肯尼迪想進一步證明這一點，讓奧凱斯檢查一下肯尼迪為寫這本書而親筆寫下的一沓筆記。奧凱斯對肯尼迪說這沒有什麼必要，很快他們就討論起其他事情了。但給奧凱斯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在駁斥這件傳聞上所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在1958年1月的這一天奧凱斯得出結論說，肯尼迪已經有了爭取當總統的嚴肅計劃。後來在紐約，奧凱斯得到了肯尼迪寄來的一本《信仰在風中飄揚》。贈言寫的是：“贈約翰·奧凱斯——謹致他的朋友以高度敬重和最好的祝願——作者：約翰·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