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利奇在埃德溫·詹姆斯手下工作的六年期間是極其小心的，只有一次讓詹姆斯生氣，是關於詹姆斯的兒子米歇爾的事。
米歇爾·詹姆斯是一個瘦骨嶙峋的人，有著灰黃色的膚色和憂愁的神色，不時地有一種頑皮的微笑。他穿著緊緊的有點稀奇古怪的衣服，和一隻叫作比德特的狗住在下曼哈頓區格拉梅西公園附近，經常光顧格林威治村當時被看作是更先鋒派集中的地方。假如他是一個60年代而不是40年代的年輕人，他或許就會被嬉皮士所吸引。但在戰後時期，先鋒派還不成氣候，沒吸引力，對於異議也沒有統一的奮鬥目標，所以紐約的放蕩不羈的文化人主要是一些過於公開的、老邁的鄉村「人物」。在一些故意骯髒的酒吧裡，聚集著年輕的作家、畫家、同性戀舞蹈編導、設計師、紐約大學的不很激進的學生激進派、同黑人有過少許不清白關係的初次登台的女演員——在這個環境中還有很大一部分無法形容的人。他們在市郊工作，穿著時髦便服，憑衝動按他們的想像和收入所允許的條件來生活。在後一個團體裡就有詹姆斯。
他出生於巴黎，當時他父親在那裡當記者。他能熟練地講兩種語言，英語說得也許比他粗魯的、愛用口語的父親更好，說法語就像他的巴黎母親一樣好。埃德溫·詹姆斯把他的包括兩個女兒在內的全家帶到紐約市生活後，米歇爾被送到了普林斯頓大學，1941年從那裡畢業。在戰爭期間，米歇爾加入了美國空軍，成了B-17飛機上的投彈手，這是埃德溫·詹姆斯為自己的兒子感到最自豪的時期。他把米歇爾穿軍服的照片加框後擺在他的《紐約時報》的辦公室裡。他讓《紐約時報》的一個戰地記者經常向他報告米歇爾在歐洲的活動。這個記者的報道一般是些順風順水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詹姆斯聽說米歇爾由於生病而錯過了一次轟炸任務——正是在執行那次任務的過程中，他的B-17飛機被擊落，全體機組成員喪生。
戰後，米歇爾為合眾社和《時報雜誌》短暫地工作過。後來在1947年他向《紐約時報》求職。報社的駐外首席記者賽勒斯·L.蘇茲貝格推薦了米歇爾。C.L.蘇茲貝格用他作為業主侄子的地位，實際上已經控制了《紐約時報》的駐外隊伍——這支隊伍已經成了他的海外附屬物，現在他想再把《紐約時報》主編的兒子拉進來。詹姆斯表示同意，而特納·卡特利奇已認定自己最好迅速介入此事，提出反對。他這樣做，使得埃德溫·詹姆斯非常惱火。
卡特利奇的理由是有一些事實根據的。他覺得，僱用一個相對缺乏經驗的記者，即使他是主編的兒子，不僅會給這個兒子，而且也會給《紐約時報》的其他編輯和整個報紙增加負擔。儘管卡特利奇承認，重用親屬在《紐約時報》裡沒有什麼限制。賽勒斯·蘇茲貝格是最不指責這種做法的人，但卡特利奇認為，應該盡可能地減少這種事情。當然，卡特利奇私下是懷疑蘇茲貝格的。如果蘇茲貝格把米歇爾·詹姆斯作為「人質」放在他在歐洲的翼下，蘇茲貝格甚至可以對埃德溫·詹姆斯施加更大的影響，說不準這會走向何種地步。至少它會確立親蘇茲貝格的政策。卡特利奇如果接替詹姆斯當主編的話，他就得繼承這些政策。蘇茲貝格只有35歲左右，在未來許多年他都將是這個組織的一部分。卡特利奇知道，如果他想實現統一這家報紙、破除諸侯、擺平大公、重建主編辦公室權力的雄心的話，他最好在這些諸侯所統治的部門成為王國之前就行動。馬克爾的星期天版和克羅克的華盛頓分社，已經成了王國。
賽勒斯·蘇茲貝格已經成了一個大膽的有幹勁的人。他是一個個子高高的看起來很嚴肅的人，眼鏡背後是一雙陰暗的灰眼睛，不管什麼樣的天氣，他總是穿著一件破舊的風衣——他是那種穿風衣的記者的典型，這種記者不僅喜歡採訪戰爭，親近權貴，而且還喜歡影響世界政治和那些發佈政策的人。在戰後的歐洲和亞洲，很少有哪個獨裁者、國王、蘇丹是蘇茲貝格沒見過和採訪過的——在他的要求下，他從他們那裡得到了親筆簽名的照片，他後來把這些照片裝進鏡框裡，懸掛在他在巴黎的辦公室。
蘇茲貝格是1939年加入《紐約時報》的，此前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在歐洲作為一個自由撰稿的記者，在華盛頓作為美聯社和《匹茲堡新聞》（Pittsburgh Press）的記者工作過五年。他在《紐約時報》工作的頭三年，到過30個國家，行程十萬多英里，報道了巴爾幹半島、北非、意大利和蘇聯、近東、中東的騷亂和陰謀。他一度因間諜活動的指控被南斯拉夫的蓋世太保逮捕，還有一次被墨索里尼的助手指責為一隻「爬行的蜘蛛，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散佈毒素」。
他的旅行最終使他獲得了普利策獎。但在旅行過程中，蘇茲貝格的確想找個地方停下來，以便享受歐洲更令人愉快的生活，放縱自己對女人和美酒的品味。他對女人的眼光在他選擇秘書上非常明顯。他的秘書總是漂亮的，或許在歐洲或亞洲的不止一個首都，他都至少熟悉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麼是文雅的、高貴的，要麼是富有的。在他的職業早期，有一次到訪雅典時，他認識了一位迷人的希臘女人，這位女人和希臘王室有聯繫。他從土耳其通過短波電碼和她保持接觸，一年後，他們在黎巴嫩結了婚。
儘管特納·卡特利奇不能挑剔蘇茲貝格對女人的選擇，而且也不能說他作為一個記者不勤奮，但他懷疑蘇茲貝格想要主編的兒子加入駐外記者隊伍的判斷力。卡特利奇無權阻止它，因為埃德溫·詹姆斯也有這種想法。所以，在1947年，米歇爾·詹姆斯成了《紐約時報》的一員，幾乎使每一個人都感到驚奇的是，他很有才華。可以肯定，這是一種在《紐約時報》的記者身上不常見的作家的才華，一種對用詞流暢的感覺。米歇爾·詹姆斯還有一種幽默感，以他奇特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不是《紐約時報》的大多數人認識到的那個嚴肅穩重的星球，而是一種不確定的、搖晃的、充滿白癡的地方。這種態度偶爾地表現在他的報道中。因為這一點，並且由於他的海外開拓，米歇爾不久就被看作是《紐約時報》一筆有問題的財產。他在外開支極大，一度在巴基斯坦雇了一頭犛牛當坐騎，馱著裝備去執行採訪任務。他有時會幾天、幾周不和外界接觸，然後又會背著一隻猴子突然出現在波恩或巴黎。米歇爾·詹姆斯在《紐約時報》上栩栩如生地報道了阿爾及利亞起義者的全面進攻，他的角度其他人根本看不到。當他回到紐約後到新聞編輯部轉悠時，通常都能指望他用一句話或一個動作使這個地方活躍起來。他是一個優秀的裸體攝影家。他的桌子經常被其他記者所包圍，他們覬覦他的照片。一次他打算在《紐約時報》每年的「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慈善活動中印出一個一美元的贈品，以紀念一個還活著的並且在《紐約時報》編輯部工作的暴躁的老人。
這樣的想像力不一定使米歇爾·詹姆斯成為《紐約時報》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幾年後他靜悄悄地辭職了，離開了紐約，定居於西部的一個小城鎮，後來再沒有人聽說過他。至於他進入駐外記者隊伍是不是加強了C.L.蘇茲貝格在主編辦公室的影響，誰都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因為1951年12月，埃德溫·詹姆斯去世了。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在新聞編輯部公告板上的備忘錄寫道：
致全體人員：
死亡帶走了組織裡一位寶貴的成員，總是一件悲傷的事情。埃德溫·詹姆斯的離去就是這樣，但這個機構必須繼續下去，為此我今天任命特納·卡特利奇擔任《紐約時報》主編……
卡特利奇盡可能平穩地開始了他的把新聞部門集中化、為他的陣營增加友好力量的運動。他一開始任命了兩個人進入主編助理行列，他們是羅伯特·E.加斯特和西奧多·M.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填補了由於尼爾·麥克尼爾和戴維·H.約瑟夫的辭職造成的空缺。麥克尼爾是一個高大的自傲的人，已經為這家報紙工作了33年，討厭卡特利奇的集中化計劃。約瑟夫已經在《紐約時報》干了44年，在近些年任務甚少，以致有一天他終於領會了這其中的暗示，有了想去找卡特利奇的想法。他走進卡特利奇的辦公室說：「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會做什麼？」
卡特利奇看起來興趣索然，約瑟夫突然提高了聲調，重複說：「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會做什麼？」
卡特利奇看到他面前是一個老人，蒼白而且部分禿頂，有一雙深深悲哀的眼睛，氣得發抖。在過去的幾年裡卡特利奇知道這不是這個人的性格。約瑟夫一直是不動感情的，辦事有條不紊，按卡特利奇的標準是太有條不紊了，是一個來自奧克斯時代的辦公室古董。卡特利奇沒有他也行，但不會把他打發掉，至少在他擔任《紐約時報》主編的第一年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可恥的。職員中還有奧克斯的許多人，可以說在奧克斯的時代，《紐約時報》只有一個人事經理——上帝。當《紐約時報》的員工年齡大了、身體虛弱、幾乎不勝任工作後，他是不會被解雇或被迫退休的。相反他可以繼續留在職員隊伍裡，直到上帝把他打發掉。奧克斯親自錄用了戴維·約瑟夫，對約瑟夫的照章辦事和羞澀有好感，而且約瑟夫像奧克斯一樣，都曾為《路易斯維爾信使報》工作過。
「你是個詩人嗎？」奧克斯在申請表上看到約瑟夫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後曾教過一段時間英語，並且是ΦBK協會[註：ΦΒΚ協會（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稱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或美國優秀大學生聯誼會，1776年成立於弗吉尼亞州威廉與瑪麗學院，是美國最早以希臘字母命名的社團，後擴展到全美其他高校。它曾是男性會員的秘密社團，後向女性開放，並轉型為全國性的榮譽學會。它吸納並培養在文科與科學方面有優異表現的大學生，目前已有280餘個分會，超過50萬名會員。該社團的標誌是一把鑰匙。]一員之後，這樣問道。
約瑟夫似乎不好意思回答這個問題，而奧克斯為這位求職者謙遜的樣子而感到欣喜和感動，因此說道，「週三來上班吧。」那是1908年10月21日，星期三。此後約瑟夫證明自己是一名優秀的記者，他同奧克斯和范安達一樣可靠而客觀。1927年，約瑟夫被任命為城市版主任，1948年他在詹姆斯手下當了主編助理。現在，四年後，約瑟夫站在那裡瞪著卡特利奇，要求卡特利奇回答一個使他困惑的問題。
「好吧，」卡特利奇最終說，「如果是你在我的位置上，你會做什麼呢？」
「我會告訴你的，」約瑟夫說，「但首先讓我坐在你的位置上。」卡特利奇又打量一下約瑟夫，比剛剛更茫然了。但約瑟夫顯然不是在開玩笑。他等卡特利奇站起來，走到桌前，交換位置，在約瑟夫顫抖的舉止中有一種信念是卡特利奇要服從的。卡特利奇離座走到了前面，而約瑟夫坐在了卡特利奇桌後的位置上。
「現在，如果我是你，」戴維·約瑟夫鎮靜下來說，「我會要求我辭職。」
卡特利奇默默地站了一會兒，然後溫和地說：「好吧，戴維，你這話正是我想說的。」
於是他就這樣做了——約瑟夫正式退休了。對約瑟夫來說在這麼多年後割斷他和《紐約時報》的聯繫是如此的困難，以致他不得不用一種戲劇性的場面來完成他不能以別的方式做到的事情。卡特利奇被這種姿態所感動，並為這種結果而高興。他給業主辦公室打電話，對蘇茲貝格說了讓約瑟夫退休的決定。在下一期報社的內刊《時報閒談》（Times Talk）上，出現了一篇關於評論約瑟夫職業生涯的友好的長文，並在埃塞克斯廳為他安排了一次告別晚會。伊菲吉妮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出席了，社論版主任查爾斯·梅茨出席了，《紐約時報》的其他高層人士也都出席了。卡特利奇就約瑟夫多年的服務發表了一些頌揚之詞，然後他代表全體工作人員向約瑟夫贈送了禮物——一個皮夾，最後大家起立唱《歡樂的往日》（Auld Lang Syne）。
特納·卡特利奇從不自行其是或不切實際地認為他本人能統治《紐約時報》的新聞部門。它現在已經太龐大、太難以操作了。即使《紐約時報》有一種它並不具備的協調的力量，它也不會最有效地對一個嚴格執行軍紀的軍官的命令做出反應。由於它的規模，《紐約時報》是一個複雜的敏感的怪物。它不得不受到寵愛、哄騙、輕微的刺激。卡特利奇覺得，它像一頭大象，一種行動緩慢的、沉重的生物，如果不加以合適的引導，就會變得非常愚蠢，它的牽引者也會變得愚蠢。它是一頭嚴肅的動物，如果它想要在大庭廣眾面前跳舞，它最好跳得很好。
但《紐約時報》不得不向前運動，跟上50年代更快的生活速度。現在報紙有了一個嚴峻的新威脅，就是電視。卡特利奇知道，需要對范安達、伯查爾和詹姆斯運作得很好的慣例進行某種調整。在採訪現場新聞時一家報紙是無法和電視的速度競爭的，而且它也趕不上電視對一個新聞場景，如一次政治會議或女王加冕活動的生動的展示。但卡特利奇深信，報紙能給讀者帶來更多的細節，能比電視更有效地詮釋這些細節的意義。除了極少數例外，電視記者實際上是在瀏覽標題，粗略介紹一些頭條新聞。報紙記者現在不得不更深刻地挖掘更多的領域，更徹底地告訴公眾；他們不能再單純報道所有事實，而是經常要解釋這些事實背後的意義。這樣做的決竅是不發社論。儘管詮釋和社論之間有區別，但卡特利奇知道，二者之間的界線有時是非常細微的。如果《紐約時報》要達到這樣的新目標，避免使奧克斯關於客觀性的箴言成為笑柄，它就必須有更警覺的編輯部，有更不可挑戰的總部權威——這裡又提出了權力的問題。誰應做出決策和在哪裡決策呢？卡特利奇私下決定，分社社長不能再夾在高級編輯和全國及海外記者中間，但他也知道，現在著急是不明智的，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剷除這些社長。《紐約時報》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時間，偶爾卡特利奇也不得不借助上帝的幫助。卡特利奇不得不保持耐心和謹慎。《紐約時報》的一些老人已經向伊菲吉妮抱怨「事情都不是過去的樣子了」，「你親愛的父親決不會容忍現在這裡發生的事情」。賽勒斯·L.蘇茲貝格也意識到了紐約的輕微變化，他會定期從歐洲飛回來，帶著那些報道被砍掉的人的抱怨走過新聞編輯部進入牛欄。然後西奧多·伯恩斯坦——卡特利奇的語法總監和規則的推行者，會力圖維護編輯工作。有一次伯恩斯坦舉起他的手叫喊：「該死，賽，你到底想要什麼，一份不經編輯加工的報紙？」賽勒斯·蘇茲貝格指出，這不是一個壞主意。
有一個時期，二三十年前，報紙幾乎是不經編輯的。但在那些日子裡，報紙生產和勞動力的成本不是很高，《紐約時報》能夠很慷慨地把它的版面用於新聞。那時在《紐約時報》上也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記者在「版面」上做動作，這意味著他們按一個固定標準得到報酬，儘管這會鼓勵其中一些記者把更多事實塞進他們的報道中，但也導致《紐約時報》的文章充滿了廢話和冗詞，這種情況在版面體制被終止之後仍持續了很長時間。但現在，50年代，《紐約時報》的寫作風格更需要緊湊。報紙在財務上負擔不起大量刊登關於次要新聞事件的長篇報道。儘管高層管理者不願意強調，但報紙現在的新聞欄目實際上比它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更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報紙還大大增加了廣告量，以致它通常用的廣告欄比新聞欄更多，此外它還接受某些百貨公司減價促銷的廣告，而這是《紐約時報》曾經不屑一顧的。管理者證明增加廣告是合理的，理由是《紐約時報》不得不賺更多的錢來滿足日漸增加的報紙生產的成本，支付職員更高的薪水。職員的薪水自卡特利奇1929年加入《紐約時報》以來已經增長了一倍。《紐約時報》既能報道新聞又能支付工資單的唯一方式是讓它的記者在更少的版面上說更多的話。紐約的《每日新聞》的記者幾年來就做得很好。但對於一家變化總是緩慢發生的報紙來說，要實現這點並不容易。《紐約時報》的老記者，在一種冗長的導語和平淡文風的體制裡已經工作幾十年了，彷彿所有重要的事實都在一篇報道裡——奧克斯曾說「我想要所有事實」——就不能指望他們會愉快地調整成一種更短更精悍的風格。當然，伯恩斯坦的編輯能夠重寫這些報道，但這會疏遠記者隊伍，會把過大的權力交到編輯和伯恩斯坦本人的手中。卡特利奇不想這樣做。伯恩斯坦是一個有抱負的人，只要稍加鼓勵，他就會佔領整個編輯部。對於報紙編輯和英語，伯恩斯坦的確比報社的任何人知道的都多——至少肯定比特納·卡特利奇多——他會毫不猶豫地誇耀他的知識。在為《紐約時報》編輯溫斯頓·丘吉爾的回憶錄期間，伯恩斯坦給溫斯頓先生寫信，提出在寫作上可以改進或完全砍掉的地方。丘吉爾惱了，回答說他正「全力從事」其他事情，要求伯恩斯坦按已寫的稿子發表回憶錄，伯恩斯坦最終還是這樣做了。
卡特利奇巧妙地使伯恩斯坦的勢力和記者隊伍之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並非所有記者都需要編輯。的確，有一些記者有平衡和優美的風格，這些風格或許被飛揚跋扈的大編輯扼殺。卡特利奇同樣知道《紐約時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他所引進或允許的任何變革也許會反過來影響此前成功的組合。
賽勒斯·蘇茲貝格除了是海外總督，還是位第一流的記者。駐外隊伍儘管有難駕馭的成員，或許像《紐約時報》在海外召集的隊伍一樣好或者更好。許多記者都是語言學家和傑出的作者，一些人是學者，幾乎所有人都在世界各地待了幾年，親眼目睹了歐洲或亞洲的戰爭。現在，在卡特利奇小心地承擔起主編的責任時，國際新聞隊伍正在世界遊歷，報道戰後政治和經濟的發展趨勢，以及新爆發的敵對行動。蘇茲貝格和安妮·奧黑爾·麥考密克在倫敦分析英國的選舉。克利夫頓·丹尼爾、塔尼亞·朗和前副國務卿的兒子本傑明·韋爾斯在寫英國的其他報道。倫敦分社社長雷蒙德·丹尼爾在格拉斯哥和丘吉爾一起旅行。在巴黎，一位來自佐治亞州的羅德斯學者托馬斯·傑斐遜·漢密爾頓，正準備採訪聯合國大會，由一個敏捷的年輕記者阿貝·羅森塔爾充當助手。巴黎的「常年六人組」分社社長是哈羅德·卡倫德。他自1924年起就在《紐約時報》工作，在西班牙戰爭中追蹤佛朗哥的軍隊採訪，世界大戰前在德國和挪威工作過，直到德國人入侵納爾維克。在羅馬，分社社長是阿諾爾德·科特西（他的父親以前在羅馬為美聯社工作過，據說意大利國王和教皇曾做過其品德見證人）。阿諾爾德學過工程師，後來繼承父業進入新聞界。一天在羅馬的《紐約時報》分社裡，有人宣佈有50萬人聚集在聖彼得廣場上。阿諾爾德·科特西下去按平方英尺仔細計算整個廣場的面積，最終確定50萬人稍有些誇張。
在德黑蘭，邁克爾·克拉克在寫一篇關於阿巴丹沉寂的油井的報道。在開羅的阿爾比恩·羅斯在寫英國同埃及的危機。悉尼·格魯森在特拉維夫描述最近的中東爭端。卡米爾·西安法拉和美國的第六艦隊在地中海上。在雅典是令人崇敬的A.C.塞奇威克，他的妻子是王后的密友，也是C.L.蘇茲貝格妻子的嬸嬸，在各方面都感到很方便。在作為所謂「火爐」的一部分的卡拉奇，羅伯特·特朗布爾在分析巴基斯坦總理被暗殺的事件。蒂爾曼·德丁在雅加達採訪印度尼西亞的反共運動。亨利·R.利伯曼，以前曾利用所有可利用的運輸工具，從山羊皮筏子到青海木製的馬鞍，到過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現在香港觀察著中國。林賽·帕羅特，一個粗魯的小個子，上過普林斯頓大學，後來在他前妻寫的一部浪漫小說裡成了一個惡棍，現在是東京分社社長，和另一個《紐約時報》人格雷格·麥格雷戈一起報道朝鮮停戰談判。麥格雷戈曾最早作為海軍陸戰隊士兵到過東方的瓜達爾卡納爾島。在朝鮮和軍隊在一起的是默裡·舒馬赫和喬治·巴雷特，《紐約時報》馬克爾的星期天版和克羅克的華盛頓分社的人經常介入他們的事務。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在莫斯科報道冷戰，而在貝爾格萊德對冷戰的反應正由M.S.漢德勒來記錄。在柏林是法恩斯沃思·福爾，在波恩是德魯·米德爾頓和傑克·雷蒙德，在日內瓦是邁克爾·霍夫曼，在斯德哥爾摩是喬治·阿克塞爾森，在都柏林是休·史密斯，在維也納是約翰·麥科馬克，在海牙是丹尼爾·肖爾，在馬德里是薩姆·波普·布魯爾來記錄。從艾森豪威爾將軍在沙普的司令部發回消息的是愛德華·A.莫羅。《紐約時報》還有福斯特·黑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報道。克雷德·卡爾霍恩在巴拿馬，福特·威爾金斯在馬尼拉進行報道。還有其他幾個《紐約時報》記者的戰線從南撒哈拉延長到雷克雅未克。如果卡特利奇想找出他們或駐外隊伍管理方式的過錯，他是能做到的——並且會做的——但不是現在。在他有機會訪問海外分社後他會把注意力集中到駐外人員身上，但現在他要待在國內，努力整理好他自己的辦公室，看看為改進在紐約新聞編輯部工作的眾多男男女女的業績能做哪些事情。
紐約的隊伍，是《紐約時報》的所有新聞隊伍中最龐大的，無疑最受傳統束縛，也是最不協調的。每天早晨都有幾百人擠在新聞編輯部裡，要麼像教堂禮拜者一樣坐在一排排的桌子旁，要麼消失在某個柱子或內牆背後，消失在某個陰暗的角落裡或裝玻璃的曲徑後面。這些地方的門上都貼著「科學」或「地產」或「戲劇」或「體育」或「社會」什麼的——即使卡特利奇站在他的辦公室外面用他的雙筒望遠鏡盯著整個新聞編輯部看，他也無法確切地知道他們在那裡做什麼。為了得到這種信息，他不得不詢問他的各種各樣、雜七雜八的助理編輯，有時他懷疑他們都在那裡幹些什麼。有時那些崗位在第三層的《紐約時報》的各部僱員並不真的是在為時報工作，而佔著崗位做郵購生意，或者寫雜誌文章或小說，或者利用電話監視交易生意（的確，有的人在報社的資料室裡就這樣做了），再或者用電話和賭注登記人下賭注——然而埃德溫·詹姆斯的賭注登記經紀人卻被報社僱用了，安排在鄰近牛欄的新聞桌上，仍舊在進行大量的賭博操作。
新聞編輯部在許多方面都像是紐約——龐大，多變，過分擁擠，混亂，淨是些形形色色的技術工人、天才、怪人和懶漢。如果一場大災難在紐約發生——如一架飛機撞向帝國大廈，或紐約的電力中斷，或當幾小時後兩艘海上班輪安德裡亞·多里亞號和斯德哥爾摩號在海上相撞，死掉幾名乘客，包括《紐約時報》記者卡米爾·西安法拉——《紐約時報》的城市版主任也只是拿起他的話筒召喚幾十個人，派他們去現場。在這種採訪的過程中，《紐約時報》的人經常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同事。儘管《紐約時報》人也許不像其他報紙的一些記者那樣有幹勁或工作努力，但他們總是靠人多壓倒了對手——它有更多的人來挖掘更多的事實，然後把這些事實傳送到新聞編輯部，由工作人員挑揀出來，再由較高職位的編輯仔細檢查，然後交到一些打字迅速、思維敏捷的高級編輯的手中。在採訪災難時新聞編輯部一般是平靜的，在沒有重大的新聞事件使職員集中精力時，新聞編輯部的人似乎是在十足的惰性和模糊的漠不關心之間搖擺。卡特利奇要用幾年時間來弄清這個地方的秘密，熟悉在那裡工作的所有的人，包括很少在辦公室裡出現的棒球作者，夜裡遊蕩的芭蕾舞評論家，甚至在夏天也穿一件厚厚大衣的白髮蒼蒼的國際象棋比賽棋譜譽寫員，在暴風雪的天氣裡也從不穿大衣的音樂評論家，在辦公室從不摘帽子的訃告組首席編輯，業餘時間做喪事承辦者的電報室的快活的職員，被中央情報局僱用而《紐約時報》卻一無所知的電報室的安靜的職員。
新聞編輯部對人們來說意味著許多事。正如一位訪問記者注意到的，這裡有時是多少按照巴黎的咖啡館運作的。他提到，在下午快下班的時候，桌旁的記者們會靠在他們的椅子上，品嚐咖啡，讀報紙，觀察他們面前來來往往的其他人。一些人經常在一個辦公桌上打牌，在另一張桌子邊聚會，也有時下班前這個地方是平靜的，使人昏昏欲睡。一些正在談情說愛的男人和女人，會在高級編輯去參加下午4點鐘的新聞會議後，溜到時報廣場附近的某個飯店裡約會，只是別忘了給辦公室的一位朋友偶爾打一個詢問電話，然後在6點20分之前返回辦公室，因為這時城市版主任會沿著走道溜躂，例行常規地跟上早班的每個人說「再見」。有一個叫艾伯特·J.戈登的記者，有一次在這一天結束時沒有等到主任說「再見」就回了家。後來他接到了一個電話，主任說想跟他討論一個最重要的事情——現在，當面。戈登住的地方離辦公室很遠，不方便，此時還下起了雨，但他還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新聞編輯部。他到那裡後渾身上下都濕透了，有點兒慍怒。他在城市版主任面前站了一會兒，這位主任卻只是抬起頭來微笑地說：「晚安，戈登先生。」
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編輯每天早晨給人員分派任務時也恪守傳統。最好的地方新聞給前排老兵採訪，而派給坐在後面的年輕記者的採訪一般都是維克維爾的給水管破裂或弗魯星的小火災之類的事情，或者被派到紐約的沃特敦去採訪朱利葉斯·奧克斯·阿德勒將軍的老部隊——第77師的訓練活動，這是任務單上的一個「傳統項目」。有自己寫作風格的年輕記者從來沒有得到過城市版主任和他助手的完全信任，借口是「作家」的優美文筆會損害事實。因此，這些作家通常都被派去採訪天氣、遊行或布朗克斯動物園的巡迴表演——在那裡如果引述寫得誇大一點，也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小丑和動物是不會給報社寫信抱怨的。
城市版編輯們計劃採訪的是每年都發生的那些新聞事件，如歌劇季開幕，復活節遊行，州長預算發佈，賽馬表演，首次進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的廣場聚會，洛克菲勒中心的聖誕樹點亮等。任何在上一年和前年、大前年成功地並且沒有爭議地採訪過並發表了的具體事情，今年還要（而且通常也會）以同樣的方式進行採訪。佈局會是一樣的，用同樣大小的照片和文字，幾乎一樣的標題和字號，像一年前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的報道一樣；而且每一年經常是同一個記者被派去進行同樣的報道。除了日期和某些名字要改變之外，這個記者在去年寫的報道完全可以用於今年和明年。
特納·卡特利奇不想干預《紐約時報》的傳統，但他的確認為紐約的有些編輯走了極端，儘管編輯部對於傳統的恪守是可以理解的：長期對它進行監管的那些高級編輯是奧克斯原教旨主義者，並且受到了范安達進行的瑞士衛兵式的灌輸，以致在新聞編輯部工作的助理編輯發現遵循一種安全的模式總比去嘗試新的東西更容易。即使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不乏現代主義的觀念，願意對一個變化著的世界做出讓步，但他也要偶爾地求助於過去的方法。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去世時，蘇茲貝格派人去查閱《紐約時報》的老檔案，看看1865年《紐約時報》的原業主亨利·J.雷蒙德是如何報道林肯去世的，於是蘇茲貝格知道了要用表示哀悼的黑邊把頭版的每一個欄目分離開。接著蘇茲貝格要看1935年發佈奧克斯去世消息的那一天的《紐約時報》，他注意到在頭版上方有用黑邊框住的奧克斯的照片。蘇茲貝格最終決定要以奧克斯的這一版為樣式發佈1945年羅斯福總統去世的消息。像對奧克斯一樣，給羅斯福也安排了在頭版中心接近上方的地方一個加黑框的遺像。
儘管對《紐約時報》版面的這種直接監管不是蘇茲貝格通常作為業主的主要任務，但他的確特別注意排印和照片，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他有一次為什麼會突然發火——這似乎對他的照片編輯有點過於嚴厲了。這件事情是《紐約時報》發表了瑪麗蓮·夢露親吻喬·迪馬喬的照片。
這個攝影編輯是一個高個子的漫不經心的懶散的南方人，名字叫約翰·倫道夫。倫道夫是特納·卡特利奇的一個親密朋友，曾在卡特利奇手下為《芝加哥太陽報》幹過攝影編輯，他還和卡特利奇一起為《巴爾的摩太陽報》工作過。1949年當卡特利奇在詹姆斯手下幹得稍有影響時，他把倫道夫拉到了《紐約時報》做文字編輯。1952年，卡特利奇成為主編後一年，他使倫道夫成了攝影編輯，認為約翰·倫道夫會在《紐約時報》上使照片附有的說明文字和標題活潑起來，因為倫道夫在芝加哥已經證明了他在這方面的才能，並且作為《科利耶斯》和《時尚先生》雜誌以及關於打獵和釣魚（這也是倫道夫的狂熱愛好）方面的雜誌的自由撰稿人也顯示出了才能。
儘管倫道夫對於行政管理既沒有才能也沒有野心，但他的確喜歡和《紐約時報》照片組的編輯、攝影師一起工作，他的確為說明文字的寫作增加了亮點。他也喜歡這份攝影編輯的工作給他帶來的額外收入。在倫道夫作為一個巡迴報人的長期職業生涯中，從不存錢，而且也不努力去賺更多的錢，直到他徹底破產。打獵、釣魚和玩牌比起為雜誌寫文章來總是更使人高興的事，他1937年最早為《時尚先生》寫關於訓練獵鳥狗的文章的唯一原因，是為了支付他女兒出生的費用。
倫道夫那時已經娶了一個曾當過教師的人為妻，這個女子是他在弗蒙特的一次家庭晚會上認識的。她是新英格蘭的一個家底殷實的農場主和愛飼養動物的人的女兒。當她被介紹給倫道夫時，不修邊幅的倫道夫酒醉未醒，聲稱自己是來自華盛頓特區的記者，來弗蒙特找迪林傑[註：約翰·迪林傑（John Dillinger，1902—1934），美國土匪頭目，多次結伙搶劫銀行，1933年被聯邦調查局宣佈為「頭號公敵」，後被誘捕擊斃。——譯者注]。她的父母見到倫道夫時對他非常懷疑。他沒有地，也沒有錢，他的文憑也不起眼。倫道夫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成了一個流浪的鄉村報人。他曾在阿拉巴馬大學上過一年學，後來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上了一年，踢過一段半職業的足球賽，結果鼻子受傷。在華盛頓特區他從一家報紙轉到另一家報紙，還開過出租車。在華盛頓他作為出租車司機中唯一工作時會讀莎士比亞的人而知名，有時他會因為讀得入迷而推掉活計。
在倫道夫回到華盛頓後，他和那位女教師繼續通過郵件談戀愛，她的父母最終接受他了。她的父親對倫道夫為請求結婚而寫的優美信件印象特別深。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倫道夫在做過各種各樣的文牘工作，並在邁阿密的羅尼廣場飯店做過公關工作後，他向戰爭情報局求職。在那裡他被訓練成為一個語言學家，並被派往中國。他的工作是提供能在小冊子上發表並散發的文章，以鼓勵更多的中國人參加抗日戰爭。但這個計劃最終沒有取得成功，因為就像倫道夫之後向妻子所解釋的那樣，中國的將領，腐敗的同時，也不願意讓自己的軍隊參戰，因為參戰就意味著人員的損失，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於地位、權力的削弱，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參戰會使他們喪失在黑市上出售補給得來的大量錢財。
在戰後，靠和特納·卡特利奇幸運的友誼，倫道夫進了《紐約時報》，但他實際上根本不喜歡在紐約或它的近郊區生活。近郊區儘管不是城市，但也不是農村。所以，不久倫道夫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搬到了馬薩諸塞州的科爾雷恩，他週末乘坐火車到那裡去：他寧願兩天在鄉村、五天獨自一人在紐約市，也不願七天都在近郊區。他在紐約的每天晚上都在新聞編輯部打牌，這種夜裡的娛樂是《紐約時報》的管理者容忍的，因為它使得許多人在道「再見」之後還留在辦公室裡，從而很容易用他們來應付一個突發新聞事件。
瑪麗蓮·夢露和喬·迪馬喬在1954年1月結婚，對《紐約時報》來說不是重大新聞，但它的確是新聞。一個關於婚禮的簡要說明打算安排在第21版上，還決定使用這對新人的一張照片。倫道夫有幾個照片可以選擇，但它們基本上都一模一樣：剛結婚的這對人擺出擁抱的姿勢供市政廳外過道上的舊金山攝影師拍照。
所以，倫道夫例行常規地從這一疊照片中選出一張，為之後排版需進行的裁剪而做了標記準備送到牛欄，因為牛欄在送到製版部之前要檢查一下所有的照片。這張照片中瑪麗蓮·夢露的頭後仰著，她的嘴稍微張開，喬·迪馬喬的嘴唇翹起，眼睛閉著。這張照片似乎沒有什麼特別庸俗或出格的地方——至少倫道夫是這麼認為。西奧多·伯恩斯坦和牛欄的其他編輯也這麼認為，後來就把它通過了。
第二天早晨，使約翰·倫道夫和《紐約時報》的其他人感到驚奇的是，這張照片在業主辦公室裡引起了一場「大地震」——倫道夫不再是《紐約時報》的攝影編輯了。一開始倫道夫不能相信。他不敢相信，《紐約時報》的其他人也不敢相信，瑪麗蓮·夢露小姐張開嘴進行的法國式接吻會如此觸動阿瑟·海斯·蘇茲貝格或伊菲吉妮，或任何在業主辦公室裡表示異議的人的神經。當然，在《紐約時報》涉及性的地方的確有一種難以置信的雙重標準；那就是，儘管性是許多最優秀的記者、編輯、管理者和遵守規矩者會獨在這方面犯的傳統錯誤——有句老話說，「喝酒是《先驅論壇報》的禍根」，「性是《紐約時報》的禍害」——但《紐約時報》人的個人習慣也的確很少敗壞這家報紙本身的純潔性，它仍舊是相對維多利亞式的。《紐約時報》寫性教育或節育或性變態文章的年輕記者，事先都會得到警告要「冷靜客觀」。曾有傳聞說《紐約時報》的編輯在照片印出來之前要把狗的生殖器弄模糊，遮住某個胸部豐滿的歌劇女高音歌手的乳溝。可是，夢露的照片不是「富於性感的裸體女人像」——她穿著一件不透明的黑外衣——她和迪馬喬結了婚，在奧克斯先生的報紙上發表一張富有激情的婚禮親吻的照片，似乎沒有什麼不合適的，至少倫道夫是這麼想的。
無論如何，他不再是攝影編輯了。卡特利奇把蘇茲貝格的決定傳達給他後，他既不耿耿於懷，也不生氣——只是驚奇。卡特利奇似乎對這整個事件感到非常窘迫。他不止一次地問倫道夫是不是把迪馬喬和夢露婚禮的其他照片也送給了牛欄。如果倫道夫這樣做了，那麼這種選擇就會是牛欄的選擇，卡特利奇也許就能夠擴散這種責任，允許他的朋友仍然當攝影編輯。但倫道夫回答說，他只送上了這一張在報紙上發表的照片。他願意平靜地承擔整個罪名，而且他的確這樣做了。
卡特利奇讓倫道夫放心，他的薪水不會減少——他僅僅是轉到新聞編輯部的另一邊的全國新聞組去當文字編輯。卡特利奇暗示，在事情冷卻之後，牌玩得很好的倫道夫多少會受到關照。
兩年後卡特利奇聽說體育部有了一個空缺——「森林、田野和河流」欄目的作家在干了19年後辭職了，接受了巴哈馬一個旅遊勝地的重要管理工作。卡特利奇想到，倫道夫也許喜歡接手這個欄目，他可以用更多的開支，自由地到全國旅行去打獵和釣魚，為《紐約時報》寫這方面的東西。倫道夫對這個職位很感興趣。如果說《紐約時報》誰是承擔一項特定任務的理想人選，這個人就是倫道夫——他的欄目很快成了一個很受讀者歡迎的亮點。並不是他的野外知識特別多，或者他是釣魚或打獵的專家，使他的寫作有特色。恰恰相反，倫道夫既不是一個有運氣的釣魚者，也不是一個高手。儘管槍法不錯，但他也不優秀的。他像其他上百萬打獵和釣魚的人一樣，僅僅是因為他喜歡這樣做，特別是喜歡逃避喧鬧的城市，在樹林中漫遊或坐在小船上放鬆。倫道夫的專欄通常會這樣開始：
這個故事的唯一缺陷在於它不是謊言。這很糟糕，因為這會顯著提高有關釣魚的謊言令人難堪的程度，總體上來說，這些謊言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這是釣魚中唯一一個沒有提升的環節。七位哲學博士、三位主教在四年之間所做的研究證明，自從《白鯨》之後，沒有什麼好的釣魚謊言曾被書寫……
《紐約時報》的編輯部裡一般都認為，約翰·倫道夫在報社干了最輕鬆的工作。他是《紐約時報》唯一靠玩耍而獲得報酬的人。他的專欄來自冬天裡有溫暖陽光的地方，來自夏天裡涼爽的湖泊。在更漫長有趣的旅行中，他通常都帶上妻子，不僅是因為他喜歡她陪伴，而且也是因為沒有她，他近乎孤立無援。最簡單的裝置，不管是開罐頭器還是打火機，都會把他難住，有時使他一籌莫展。他總是心不在焉，把他戴過的所有帽子和幾件外衣都丟在火車上。他的大多數衣服上淨是吸煙燒的洞，他從沒有填寫過支票存根。有一次他坐著釣魚，他的釣具箱竟然從他的腳下漂走，沉到了河裡。
他還是一個沒有任何判斷力的司機，他需要一個陪伴司機和個人經理，這個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喜歡嘲弄尋歡作樂的電視人，討厭所有的商業廣告，然而他會入迷地坐在那裡觀看一個廣告片，在廣告結束後又大聲地對妻子抱怨說：「瓊，不要買這玩意。」作為一個政治上的玩世不恭者，他認為所有政治家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都是腐敗的。他對理論和知識的「珍貴」不耐煩，但他追求學術的榮譽（一位牛津大學的教員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魅力的人），而且當他非常聰明的女兒貝爾登成功入選ΦBK協會後卻沒能買到鑰匙時，他感到很受傷。
倫道夫連五個優秀的當代小說家或戲劇家的名字都說不出，但他對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吉本和馬克·吐溫卻非常著迷。《紐約時報》上他的讀者中有許多文學人物，其中一個就是小說家萬斯·伯加利。伯加利在他的一本書中寫道，正是通過讀《紐約時報》上倫道夫的東西，「我第一次認識到，有可能智慧而有風度地寫寫打獵，用那種對被獵取的生物和對我們這些獵取它們的傻瓜同等的愛的精神來寫。」倫道夫既不知道也不關心當代音樂，但他喜愛歌劇，特別是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音樂。他總是說，他想在自己的葬禮上請人演奏一曲《阿伊達》中的「勝利進軍曲」，但最終卻未實現。
1961年在馬薩諸塞州的一家醫院裡，倫道夫死於肺癌。他在《紐約時報》上寫了五年的專欄，不久被別人填補到了體育版的位置。倫道夫在醫院的病床上，在他妻子的陪伴下度過了最後的幾周，靠吸氧和藥物維持生命，直到靈魂出竅。在麻醉劑的作用下他變得有些神志不清。他說話已經很費勁了，所以說的很少，只是和他的家庭及朋友在醫院裡乾等著。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刻，他看了看角落，對他的女兒說：「貝爾登，把我的釣魚竿給我。」
女兒說釣魚竿不在手邊。他迷惑地看了一會兒，閉上了眼睛。後來他的手動了大約30秒鐘，這不是進入深度麻醉病人的隨意動作，而是有著某種方向。起初他的女兒不理解，後來他的動作清晰了起來——原來他是在拋釣魚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