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斯去世一個月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成了《紐約時報》的業主。他44歲，已經在報社干了18年。在他晉陞後的那天，他在《紐約時報》上聲明，他決不會背叛奧克斯的基本原則，但私下他告訴編輯們，一年之內報紙會有一些變化。家長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勞工組織比以前更強大，他們極力想拉攏《紐約時報》所有的記者和編輯參加工會。蘇茲貝格反對這樣做，儘管他不反對工聯主義，但他不想讓他的職員和一個「除了同為美國人之外還有其他共同特徵」的集團關係密切。他同意在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面前作證，願意如實表明他的立場。他在自己的馬甲口袋裡放了一個小紙條作為對自己的提示。他在上面寫道：「保持冷靜，微笑，不要顯得精明。」他微笑著度過了四天的聽證會，他沒有屈服於報紙協會的只能僱用工會會員的非分要求，但也決不對抗勞工領袖。他的紳士舉止是一種不可否認的財產。
在《紐約時報》，蘇茲貝格的地位稍微有點超然。他的一些高級編輯決不會讓他忘記他是奧克斯的女婿，但蘇茲貝格盡量謙和地承認這一點。他的一些公共講演是這樣開頭的：「也許你們奇怪我是如何成了一個大報的業主的。讓我告訴你們我的套路：早起床，努力工作，並且娶老闆的女兒。」
他喜歡展現他自己的這一面，輕快幽默的和稍微自我貶低的一面，這一面儘管討人喜歡，但不會顯露太多他的真實面目。在家裡，他的舉止有時也像是令人愉快的客人，講滑稽故事，說雙關語，用聰明的小禮物或小發明使家裡的人感到驚奇。一天晚飯後，一個僕人在桌子上放了一塊蛋糕，蘇茲貝格說這標誌著伊菲吉妮拒絕他起初的結婚提議的日子。蛋糕上的糖衣上寫道：「只給A.H.S.（蘇茲貝格）」蘇茲貝格拿了把刀子，為自己切了一塊，然後把蛋糕繞著桌子推過去。剩下的蛋糕卻是用木頭做的。
還有一次，在蘇茲貝格的孩子們長大成人後，他要求他們都貢獻一些個人軼事，出版一本關於蘇茲貝格—奧克斯家族的書，收錄一些回憶。他們的孩子沒有理睬這一要求，他就決定自己做這本書。當這本有漂亮的皮封面的書完成後，他給每個家庭成員都送上一本，書名是：《蘇茲貝格—奧克斯家族的幽默故事選集》。書的開頭是：「在我的孩子們幫助下，我把他們和他們的孩子的故事彙編成冊。隨著時光流逝，你們可以發現它是有趣而值得一讀的，可以回想起一些插曲。」而這本書的其他部分卻是空白。
他很少忘記生日和週年紀念日，在他送出的賀卡上他通常都聰明地畫上一個插圖或寫上一首打油詩。他經常因為不能參加他哪一個孩子的畢業典禮而給他們寫上一封溫情的信。在他離家最遠的時候，他有時看起來像和他的孩子們最親近。他是一個複雜的人，他的內心緊張可由他偶爾臉上的皮疹、由他長時間的沉默和他夜裡喝酒的方式所證明，但他從不會喝醉。他是一個非常英俊的人，威嚴而且世故，是浪漫的流言蜚語的攻擊對象，但他也是一個非常專心的業主。在他的領導下，《紐約時報》繁榮程度超出了奧克斯的想像。但在奧克斯的名義下將成功隱藏起來，是蘇茲貝格負擔的一部分，別的人也會這樣做。即使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信中表達個人意見，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也寧願署上一個假名「A.艾特切斯」。在政界和新聞界之外，他是不怎麼知名的。他融合進這個機構中，做他的高級管理者的工作，然而他對職員有敏銳的意識，而且給他們的印象是比他的更講禮節的岳父更有人情味。在某個職員去世後，蘇茲貝格會發一封唁電，不僅給死者的髮妻，也會發給他的情人。
蘇茲貝格是在《紐約時報》一個非常危急的時期接管它的。該報不僅正受到報業工會的挑戰，而且還正遭到公眾的譴責：由於該報對猶太人的政策而受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譴責；由於赫伯特·馬修斯來自西班牙的報道而受到天主教的譴責，而且孤立主義者也指責《紐約時報》正在把這個國家推入另一場世界大戰；似乎每個星期都有一個代表這個或那個派別的代表團訪問業主的辦公室，或發表指責《紐約時報》的聲明。「我不習慣被叫作混蛋，」在一次不愉快的體驗後蘇茲貝格對一個編輯說，「但我想我將學會喜歡它。」
在這些歲月裡，蘇茲貝格最親密的同事是他的首席社論作家查爾斯·默茨，一個高大健壯的衣著考究的人，戴著一頂藍色的霍姆堡氈帽，用一種普魯士軍官的步子走路。由於面色紅潤，暗示著他有高血壓；由於他那副小小銀邊眼鏡緊緊地夾在他的方臉和鼻子上，以致他的耳朵向前凸，他看起來像個非常暴躁的人，實際上，默茨是一個性情平和的人。他畢業於耶魯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軍事情報部門當中尉，後來他為《哈珀週報》（Harper's Weekly）、《科利耶斯》（Collier'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寫文章。1920年他給《新共和》寫的一篇文章是分為兩部分的系列文章，合作者是沃爾特·李普曼。這篇文章對《紐約時報》1917年3月到1920年3月對俄國革命的報道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默茨和李普曼寫道：《紐約時報》每天的報道都對蘇維埃革命者有很大的偏見，非常急於表達對美國及其盟友最容易消化的事實，從而使《紐約時報》的讀者誤以為布爾什維克不可能取勝。有利於布爾什維克的事實都被弄成了像是政治宣傳，不利的事實被表達成無可辯駁的真理。默茨和李普曼對《紐約時報》報道的分析得出了如下一個主要結論：
這家報紙整體上來說被人們懷有的希望給統治了。一開始他們熱情地支持他們的國家，因為美國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戰爭當中前途未卜。直到停戰協議的簽訂，他們的興趣在於打敗德國。他們的希望一直延續到俄國無法再繼續戰鬥。當他們看到俄國的力量不如從前，就開始以干涉行為來與德國對抗。當與德國的戰爭結束之後，這種干涉卻依然存在。他們為自己的干涉行為找到了理由。德國危害作為干涉的理由直至停戰協議的簽署不再成立；而在那之後，「紅災」幾乎馬上就取而代之。「紅災」接下來又被對「白軍」將軍們的希望所替代。當這些希望全都破滅了之後，「紅災」又出現了。總體上來說，《紐約時報》對俄國報道的不是事實，而是記者們自己想看到的。
查爾斯·默茨在紐約《世界報》社和李普曼一起密切工作，正是從李普曼那裡，他第一次聽說了關於出售《世界報》的秘密談判。1931年，在《世界報》關閉的前一天，默茨被《紐約時報》僱用，讓他感到欣慰的是《紐約時報》所有編輯都沒有提到他在《新共和》上的批評文章，以致他懷疑《紐約時報》的編輯們是不是讀過這篇文章。
年齡相仿的默茨和蘇茲貝格在政治上都是自由分子，有許多共同點，不久他們成了好朋友。他們一起帶他們的妻子去度假，在希蘭代爾度週末。有時默茨會和蘇茲貝格討論《紐約時報》的政策。有時，他會幫助蘇茲貝格完成《紐約時報》的填字遊戲，這是在奧克斯去世後蘇茲貝格帶進報紙的一種業餘消遣。
蘇茲貝格和其他編輯的個人關係不像和默茨的關係這樣親密。埃德溫·詹姆斯1932年取代伯查爾就任主編，他對蘇茲貝格的口味來說有點太執拗，但這位業主也找不出詹姆斯有什麼不可寬容的事情。星期天版主任萊斯特·馬克爾，是1923年從《論壇報》過來的，是個專橫的和自以為了不起的人，但他在《時報雜誌》和評論部門幹得極其出色，蘇茲貝格不用干預。華盛頓分社社長阿瑟·克羅克，的確使蘇茲貝格相當不舒服。有時蘇茲貝格不敢相信在克羅克1927年從《世界報》來到《紐約時報》後不久，他本人曾經是克羅克的崇拜者。事實上，1933年奧克斯感到為難，他非常害怕政治專欄會把《紐約時報》拖進同非常重要的人物無休止的爭論中，正是蘇茲貝格有力地支持了克羅克辦這樣一個欄目的雄心。按奧克斯的標準，《紐約時報》有一個社論版，用來表達對藝術和娛樂的意見就足夠了。在奧克斯看來，允許一個記者對美國總統和國會說三道四，這樣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奧克斯曾提議讓克羅克從華盛頓給一個想像的人物寫「信」，這個建議使克羅克覺得可怕。蘇茲貝格同意克羅克的觀點，最終說服奧克斯讓克羅克寫他願意寫的這個專欄。但奧克斯去世幾年後，蘇茲貝格開始理解了奧克斯的慎重。
即使克羅克的散文經常是嚴密的和複雜的，但在字裡行間也有一種「底漆」，特別是在克羅克談論新政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時。雖然蘇茲貝格本人並不特別讚賞羅斯福，雖然《紐約時報》編輯部曾譴責他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進最高法院之類的動機，但《紐約時報》的反對意見決不像克羅克那樣具有個人色彩。蘇茲貝格能夠理解羅斯福公開地把克羅克叫作「小阿瑟」時表現出的那種惡意傾向。
羅斯福在一次克羅克沒有參加的新聞界聚會上講了一個典型的寓言。他說：「小阿瑟一次到巴黎旅行，想看看風景。他請求當一名儀仗兵，結果被派給了共和國的總統和軍隊總司令，他如願以償。不久後，總統陪他來到羅浮宮，他們在那裡看到了米洛的維納斯雕像。『啊！』小阿瑟讚歎道，『多麼優美，多麼古典的美麗，何等的神聖！』但他走近一看說，『哎呀！她有口臭！』」
阿瑟·克羅克反唇相譏地做出了反應，把羅斯福描繪成一個狡猾的「教授」或「狐狸老弟」。克羅克指責羅斯福的罪惡是「比我見過的任何人物都更無情、更聰明、更巧妙地極力壓制正當的負面評論」。克羅克，一個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把新政推行者視為一個威脅集團。這個集團正在毀滅美國的權利，利用聯邦財政部來保住官位，推進那種會使國家屈服於更惡毒的自由主義者或「一種法西斯主義者」的立法。
在羅斯福的圈子裡，克羅克習慣打擊的目標是副國務卿薩納·威爾斯。威爾斯最終辭職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克羅克徹底公開了威爾斯同國務卿科德爾·胡爾的不和，而胡爾是克羅克的朋友。被克羅克的短劍擊中的另一個人是羅斯福的親密顧問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克羅克寫道：「霍普金斯先生有時也許會想到總統說或做的某些事情是不完美的。如果是這樣，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壓制住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想法。」
由於無法撤換克羅克，蘇茲貝格也就沒有什麼高招了，只能暗示這位專欄作家走得太遠了，這種暗示是克羅克不必顧及的。在美國，克羅克是最有權力和最優秀的記者之一。在他作為一個政治記者的歲月裡，他獲得了有價值的消息源。在整個羅斯福時代，他為《紐約時報》提供了無數的獨家新聞。1933年，根據紐約的參議員羅伯特·F.瓦格納的情報，克羅克提前揭示了羅斯福的國家復興法案的框架，這個法案是打算放棄1932年綱領中的保守主義，以利於公共工作計劃。羅斯福很快否認了有這樣的計劃，結果一些記者發表了對克羅克報道的駁斥，但不久之後，在羅斯福的要求下國會使國家復興法案成為立法了。
據說羅斯福的財政顧問正在就是否增發貨幣問題進行爭論，克羅克便給一位高官打電話來核實貨幣增發計劃是否已經取消。「是的，」這位官員說，「這很好，不是嗎？難道你不認為對黃金來說這是絕妙的嗎？」克羅克一時沉默了。這是否意味著放棄了金本位了？克羅克害怕去追問，心想他稍微顯示出驚奇或無知，只會使這個線人意識到他自己無意識地透露情況了。克羅克掛斷了電話，給他知道的華盛頓最不謹慎的人、財政部長威廉·H.伍丁打了電話。伍丁正在他的飯店的房間裡彈鋼琴，克羅克的電話打斷了他。克羅克漫不經心地迅速問道：「總統將在什麼時候宣佈放棄金本位？」
「星期六上午。」伍丁毫不猶豫地回答。第二天的《紐約時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克羅克的報道。
伍丁因健康原因於1934年辭職後，羅斯福任命他的一個老朋友小亨利·摩根索擔任財政部長職務。摩根索這個人是克羅克很不喜歡的，在此後的十年，摩根索經常向蘇茲貝格和其他人抱怨阿瑟·克羅克的「詭計」。特別讓他氣憤的是，克羅克經常表達出這樣的意見，認為約瑟夫·P.肯尼迪、傑西·瓊斯或約翰·W.黑尼斯都是取代摩根索的理想人選。摩根索在臨近他的政治生涯結束時又感到麻煩的是，克羅克事先暴露了所謂的摩根索計劃。克羅克是從一個重要的消息來源那裡最早聽說這個計劃的。這個提供消息的人邀請他去喝波旁威士忌酒，問道：「你是否知道亨利·摩根索在哪裡？」克羅克承認自己不知道，但很快意識到找到摩根索是很重要的。線人透露，摩根索在魁北克會議上提出了他打算把戰後的德國改造成一個完全的農業國的計劃，這一計劃已經得到了總統批准，而且摩根索是沒有跟國務卿或國防部長打招呼就去了魁北克。就是這樣的報道體現了克羅克廣闊的聯絡網，並使蘇茲貝格不願插手他的報道。像《紐約時報》在其他地方的許多人是不可替代的一樣，克羅克在華盛頓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在1932年1月被奧克斯看中後被拉進《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的。克羅克以前曾為其他報紙在首都採訪，但他已經討厭了這個城市，寧願生活在紐約。華盛頓分社社長理查德·V.庫拉漢於1931年12月突然死於肺炎，使得奧克斯在《紐約時報》裡一下子還找不到什麼人願意或能夠接管分社，所以克羅克按自己提出的條件接受了這個職位，這些條件幾乎等於完全的自主權。一個記者一生中很少有這樣的時刻，使他的業主處於劣勢。所以，克羅克抓住了他能夠抓住的運氣，有了這種陌生的奇妙體驗。
克羅克以前和業主的關係總是以他的失望而告終。在《世界報》他曾是業主拉爾夫·普利策的助手。普利策有一次寫道：「克羅克的舌頭像金剛砂一樣銳利，心腸又像玉米片粥一樣柔和。」克羅克覺得自己處於一種非常得寵的地位，但當沃爾特·李普曼被任命為《世界報》主編後，他一頭栽進了水裡。不久後克羅克加入了《紐約時報》。十年前，克羅克曾是《路易斯維爾信使報》和《路易斯維爾時報》（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 and Times）的編輯，在亨利·沃特森上校的冷嘲熱諷的脾氣下工作了一段時間（阿道夫·奧克斯1875年在路易斯維爾作為印刷工為沃特森工作過），後來在未來的駐英國大使羅伯特·W.賓厄姆接管這家報紙後，克羅克的位置受到了衝擊。當賓厄姆把另一個編輯安插在克羅克之上時，克羅克辭職了，去了紐約。（若干年後，當賓厄姆大使躺在一家醫院裡還沒有斷氣時，只有克羅克在《紐約時報》上做了報道，約瑟夫·肯尼迪將是下一任駐英國大使。這使得羅斯福總統勃然大怒，指責克羅克沒有禮貌，甚至沒等到賓厄姆進墳墓就宣佈了賓厄姆的繼任者。）
在克羅克的職業生活或個人生活中沒有什麼事情是輕鬆的，有特權的人對克羅克的幽默和威嚴溫和的舉止有深刻印象，經常對他愛記仇的性情感到驚奇。克羅克是一個看起來樸素的戴眼鏡的五英尺九英吋高的人，有著淡褐色的眼睛和乾淨的近乎淡紅色的膚色。克羅克一直沒有什麼顯著的外表特徵，直到他那滿頭的黑髮在晚年變成了花白。那時，克羅克三次榮獲普利策獎，在新聞界成為「大師」和「泰斗」級的知名人物。他並不認為後一個稱號是什麼奉承，這使他想起了他1910年來到首都時統治著華盛頓新聞界的長輩們——一個「自命不凡的騙子小集團」。他寫道：「他們的標誌是不願意幹大量的跑腿的活兒。但更顯著的標誌是他們習慣於穿著長外衣，戴著絲帽，慷慨丟下大名，拿著手杖，在這一時期的高貴沙龍裡頻繁接觸他們單個的消息源。」
阿瑟·克羅克在很多事情上可以受到指責，但決不是「不願意幹跑腿的活兒」。他忙碌地過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雖是《紐約時報》的一位大師，但勤奮程度與他年輕時在家鄉肯塔基州做記者時騎在馬背上去完成任務時有增無減。1886年11月16日他出生在肯塔基州南部的格拉斯哥城中，鄰近田納西州的邊界。他的父親是一個猶太人，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他在會計工作中屢遭挫折，在空閒時間寫詩。他的母親是半個猶太人，是當地的一個紡織品商的女兒。當他父親離家去芝加哥追求克羅克難以想像的夢想之後，他的母親搬去和自己的父母同住，阿瑟·克羅克是在他們的家裡長大的。
1904年他被送到普林斯頓大學上學，但一年後由於缺錢而不得不失學，這使他深感沮喪。他從芝加哥路易斯學院得到了一個兩年制的大專學歷，後來他回到肯塔基州，希望在路易斯維爾找到一個報社的工作。像當時的許多報紙一樣，路易斯維爾的報紙也有一種「見習體制」。沒有經驗的年輕人開始時沒有薪水，只是為了有一個學手藝的名分，但這種名分是克羅克負擔不起的。所以，他令人信服地裝作一個非常有經驗的記者，因而被《路易斯維爾先驅報》僱用，周薪15美元。
克羅克迅速學習。幾年之內他成了州里的一個最忙的記者，採訪各種各樣的事情——包括肯塔基州的一些偏僻地區的選舉，這些選舉是在哈特菲爾德—麥科伊兩家的獵槍槍口下進行的[註：哈特菲爾德—麥科伊（Hatfield-McCoy）兩家的夙怨，指的是1863年到1891年居住在西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邊界的兩個家族之間的衝突械鬥。此後，這一衝突成為固定詞彙，指代黨派群體之間的長期積怨。]。一天晚上，克羅克被派去採訪佈雷西特縣選舉，他和一些人坐在縣律師的家裡，這位律師在政治上站錯了隊。突然一陣槍響打碎了窗戶，打壞了一盞燈，每一個人都蹲伏下來。後來克羅克自願護送房間裡的兩位女人穿越肯塔基河去對岸。很快他領著她們經過河上的一個兩百英尺寬的高架橋，他手裡拿著的提燈，幾秒鐘之內就被橋下站著的一個神槍手擊成了碎片。克羅克和兩位女人爬過了剩下的路程，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他得了急性闌尾炎。
還有一天，也是在佈雷西特縣，克羅克在路上碰見了一個漂亮姑娘，姑娘對他微笑。他們交談了一會兒後，她建議他送她回家。路上，他注意到路對面有一個看起來不懷好意的人在觀察他們，克羅克問這位姑娘：
「那人是誰？」
「他是我的男友。」
「他怎麼了？」
「他不喜歡你和我一起走。」
克羅克毫不猶豫地離開了這位姑娘，走到她的男友跟前說：「聽著，什麼事也沒有。我沒有任何想法，我現在就回城裡。」克羅克回頭就走了。
1911年，克羅克24歲。他娶了一個鐵路官員的女兒，他們有一個兒子後來進入了公關行業。克羅克的婚姻是美滿的，持續了27年，直到他的妻子在長期患病後於1938年去世為止。克羅克後來參加了華盛頓的一次聚會，結識了芝加哥的一位光彩照人的離異女士，叫馬莎·格蘭傑·布萊爾，是為華盛頓的《時代先驅報》（Times-Herald）工作的社會專欄作家。她以前見過他，並且曾把他作為華盛頓的一個「魅力男孩」列入她的專欄。她稱他是一個努力讓自己對女性產生魅力的男人，「認為他有一種容易使人上當的魅力，但實際上沒有」。她寫道，儘管「他看起來兇猛，非常嚴肅地對待一切」，但他卻有「誘惑力」。
他們在1939年結婚了。他們和她的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後來成為《紐約時報》的記者）生活在弗吉尼亞的鄉下，有296英畝土地，他們在華盛頓還有一套大公寓。克羅克一年從《紐約時報》掙三萬多美元，他的報道獲得過外國政府授予的榮譽。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得到了名譽學位，他實現了大部分職業上和社會上的理想。在家裡同他的妻子和繼子在一起，他是放鬆的、溫和的和不拘禮節的。晚上從分社回來後，如果他和妻子不出去吃飯，他就會調製一杯老式的波旁威士忌酒，抽著他的精製雪茄煙，給全家讀他剛剛寫的專欄。儘管家人在表面上像是認真聽他說的每一句話，但實際上他們對這種努力不怎麼欣賞。
在辦公室和同事在一起時，克羅克是一個講規矩的典範。甚至對那些已經認識他多年的記者來說，他也是克羅克先生。
「這個『先生』來『先生』去什麼時候能結束呢？」一次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問他。
「只要你想待在這，就結束不了，」克羅克回答說，「不好意思，這就是我的風格。」
阿瑟·克羅克和奧克斯的共同點要遠遠多於他和蘇茲貝格的共同點。儘管蘇茲貝格只比克羅克年輕五歲，但克羅克卻像是奧克斯時代的一部分。克羅克和奧克斯給人以君主般的陌生感，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他們都白手起家，自信而且虛榮，經受過蘇茲貝格未曾有過的體驗和磨煉。
最終，蘇茲貝格承認了克羅克是奧克斯遺產的一部分——準確地說，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遺產，但蘇茲貝格別無選擇。克羅克認識華盛頓的每一個重要人物，在全國或許比國務卿都更有影響。如果克羅克覺得不高興，他可以辭職，接受其他業主提供的許多職位中的一個。克羅克不是非常依戀華盛頓。正如克羅克親口說的：「我喜歡華盛頓就像一個化學家喜歡他的實驗室一樣——儘管有氣味——因為它有用來工作的材料。」蘇茲貝格的確不想讓克羅克離去，還沒有能勝任的人物可以取代他，像他一樣管理分社。在蘇茲貝格看來，克羅克大大改進了華盛頓分社的日常業績，比在以前的分社社長領導下要好得多。
所以，蘇茲貝格把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別的地方，允許克羅克和他的分社有更多的自我管理權，這是以前甚至以後也不會再允許的。當《紐約時報》1944年贊成富蘭克林·D.羅斯福擔任總統時，克羅克寫了一欄文章反對羅斯福，紐約的編輯沒有改動一個詞。這是克羅克得到奧克斯諒解的一部分。相反，四年前當《紐約時報》支持溫德爾·威爾基當總統，而《查塔努加時報》的主編堅持支持羅斯福時，蘇茲貝格卻表示反對，提出《查塔努加時報》的主編和他的助手要麼贊成威爾基，要麼接受六個月的帶薪休假。他們選擇了後者，因此《查塔努加時報》鞏固了《紐約時報》在1940年對威爾基的支持。蘇茲貝格的理由是，既然他和《紐約時報》的其他決策者要對這兩家報紙的編輯部觀點負責，那麼在北方支持一位共和黨人，而在南方支持一位民主黨人，就多少不合適了。但蘇茲貝格沒有用這種辯解來對付華盛頓的阿瑟·克羅克。
特納·卡特利奇在克羅克手下差不多工作了十年。他實際上是在克羅克接手兩年前進入分社的——卡特利奇於1930年1月來到華盛頓，五個月後他在紐約被僱用。當時華盛頓分社的社長是理查德·V.庫拉漢——卡特利奇後來能夠不總是愉快地感覺到這兩個人風格上的差異：庫拉漢是一個高貴的紳士，自1912年起管理分社，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允許他的職員在華盛頓採訪。克羅克在庫拉漢死後告訴職員們，分社現在要作為一個團隊起作用，這意味著要服從命令。
克羅克在自己的手下安排了一個副社長，即行政助理。他必須是忠誠而有效率的，沒有過分的野心或自命不凡。他的工作主要是協調對首都的報道。克羅克也不想讓他的記者每天或每週的任務變來變去；相反，他想讓他們每一個人都集中注意政府的一個具體領域，在這個領域發展消息源並進行報道——一個記者集中注意五角大樓，另一個記者注意白宮，第三個記者注意國務院，第四個記者注意勞動部，依此類推，直到政府的每一個機構都有《紐約時報》的人在監視。
在理論上，這種體制有明顯的優勢。記者會更淵博，可以寫得更深刻，可能會少犯錯誤，少造成誤解，少被政府發言人愚弄。但這種體制也有內在的劣勢——記者會太熟悉他們的題材，最終無意識地假定一種讀者並不具備的熟悉度；記者還會成為沃爾特·李普曼所謂的報紙事業的禍根，即任人唯親，新聞界和政府消息源之間的朋友情誼。這是由他們密切的日常關係、他們彼此間個人的信任和在職業合作上的相互依賴造成的，這最終——的確經常——意味著記者在精神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或者即使不是精神上的一部分，記者至少也會對他負責的政府部門有一種專屬的興趣。他每日的發稿取決於他從這個部門的消息源獲得情報的能力。如果他以前寫了不利的報道，他們的合作便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對大多數記者最有利的就是從正面報道政府新聞，只有最優秀的記者，最獨立和雄心勃勃的記者，才會不受這種任人唯親的影響。
在克羅克擔任分社社長的年代裡這並沒有表現為一個問題，他對政府表示警惕和懷疑，而且他太有煽動力以至於除他自己之外不允許任何人來給新聞添油加醋。儘管如此，在詹姆斯·賴斯頓之後對華盛頓分社的管理卻不怎麼嚴格了。賴斯頓是一個更愛國的和靈活的人，在1953年接管了分社。即使在賴斯頓領導下，任人唯親也不是太明顯；即使它太明顯，紐約的編輯們也不願強烈地指責它。賴斯頓像克羅克一樣，是一個有身份而且可靠的人，他很少能容忍來自紐約的干預。就像克羅克在奧克斯之下建立了他的帝國，賴斯頓和蘇茲貝格之間也有一個強有力的聯盟，甚至比和蘇茲貝格的接班人奧維爾·德賴富斯的聯盟更強有力。同樣真實的是，當賴斯頓接過分社的指揮權時，可能存在的任人唯親現象還不會引起紐約總部過多的關注和注意，因為美國政府仍然是一個受人歡迎、值得信任的機構。「信任鴻溝」的出現，是多年以後的事情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勝之後的鼓舞精神，在戰後繁榮時期的順從，對國家智慧和正義的信仰深深注入了美國人的思想裡，這種哲學並沒有被朝鮮戰爭或杜魯門政府的醜聞所破壞。直到艾森豪威爾執政的最後幾年，許多關於美國的幻想才開始減退。
加速這種幻滅的是這樣一些因素，如蘇聯在空間領域的成就所引起的震驚，當局在U-2飛機遭蘇聯擊墜事件期間散佈的謊言，這是「信任鴻溝」的開端。到20世紀60年代，全國性的懷疑已經加劇成為全國性的不滿，這首先是由不被舊的幻想所觸及的新一代美國人激發的。這一代人不願意在道義上支持政府在越南的軍事行動，或者在國內的民權姿態。這種不滿也是由幾百個個人的理由和畏懼所激發起來的，人們想從反政府的更大呼聲中尋找安慰——國旗和兵役應徵卡被燒掉了，愛國主義成了傻瓜的品格，舊態度和術語的含義被扭曲——「法律與秩序」實際上意味著種族主義，「母親」和「和平」成了有爭議的詞，媒體從許多小事件和小人物中製造出了巨大的事件和龐大的人物。對政府的話應該抱著懷疑的態度來聽——《紐約時報》在紐約的編輯像其他任何人一樣也受到了新的幻滅和懷疑主義影響，前所未有地剌激著華盛頓分社對政府保持一種審視的眼光，以暴露它的罪惡。如果華盛頓分社不這樣做，紐約的一些編輯，其中包括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就開始懷疑分社過分庇護它的消息源，是否會是任人唯親的產物。
這一時期的分社社長是1964年開始任職的湯姆·威克。威克在《紐約時報》工作才四年。賴斯頓想用更多的時間來進行寫作，還有點擔心總部的辦公室政治，在干了差不多12年後騰出了社長的職務，安排38歲的威克接替了他的位置，因為賴斯頓在威克身上看出了與自己相仿的品質。但威克當時還不具備的和賴斯頓以及克羅克的共同之處，即作為一個強大的個人與業主辦公室的一種聯繫，這是為《紐約時報》做出傑出的服務同時慢慢建立起來的一種個人紐帶。所以，沒有和《紐約時報》統治家族鞏固的關係，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全國確立作為一個記者的名望，湯姆·威克從他作為分社社長一開始就是脆弱的，這是賴斯頓和克羅克從來沒有過的。
威克另外的劣勢在於他是在政府的誠實普遍受到懷疑之時接管分社的，這種情勢要求分社逐步增強它的提問和挑戰的職責——在一段時期威克缺乏自主地指揮他的職員的權力。《紐約時報》本身正經歷內部的變動和事後審查，一是由於它作為一家報紙迅速擴張起來（這種擴張由於紐約的《先驅論壇報》的消失而加速），二是由於《紐約時報》內部一些重要的管理者產生了膨脹的野心和經營哲學上的分歧。
不管在60年代中期湯姆·威克的個人局限性是什麼，他似乎都為一些他支配不了的因素所煩擾——他進退兩難的處境實際上是和美國政府更大的問題聯繫在一起的。約翰遜政府已經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崇高形象和美國人民對它的信任，同樣，威克的分社也失去了它在《紐約時報》組織中的許多特權和說服力——政府的苦惱已經感染了分社，或者說一些紐約的編輯傾向於這麼認為。現在他們極力把分社降格，清除它自我管理的最後特權，這樣《紐約時報》就能成為一個公司實體，把所有權力都集中於紐約總部。在這種意義上，紐約總部正走著一條和美國政府平行的路線——政府加強了聯邦化，總統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力，減少了各州的權利。整個《紐約時報》微縮地反映了政府的集體風格，這既不偶然，也不奇怪，因為處在高層的這兩個機構都是被同樣的歷史、社會和經濟力量塑造的——政府發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也會在《紐約時報》發生。只要美國繼續作為一個領先的大國，《紐約時報》的報道在世界上就將繼續有份量。如果美國作為一種國際影響而衰弱，《紐約時報》也將衰弱——沿循著倫敦《泰晤士報》的軌跡。《泰晤士報》今天已經不能像它在大英帝國輝煌時期那樣在海上雷鳴了。
儘管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有了難以置信的財富增長，但政府和《紐約時報》卻為國內衝突、宗派主義、管理層頻繁更換——部分原因無疑在於首席執行官夭折之後高層的突然變化——所苦惱。奧維爾·德賴富斯擔任《紐約時報》的業主才兩年，在1963年肯尼迪被刺殺前幾個月去世了。他的突然離去，實際上動搖了管理秩序和機構內的聯盟，給已經運動起來的力量增加了衝擊力。它導致《紐約時報》的一些老人懊悔地認為這家報紙現在已經完全割斷了它同阿道夫·奧克斯無所不在的家長制的精神紐帶。在奧克斯的早期日子裡，當時美國政府是一種孤立主義的力量，派出的是更高志和獨立的大使。當時《紐約時報》的特點是分社社長和記者在世界的大城市中享有一種大使般的地位。但在60年代中期，《紐約時報》的總部像白宮一樣，似乎致力於垂直管理。通過遠程通訊、噴氣式飛機和現代寡頭統治所能利用的各種計算機式的精巧裝置，紐約總部的確能夠指揮它的人在全球快速運動，用不著靠分社社長來工作，也不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分社社長。現在高級職員就能做這種工作：來自紐約的一個電令能迅速發送到幾千里之外的高級職員的辦公桌上，高級職員能夠把它傳遞給《紐約時報》的同事，這些同事很快會按紐約的願望行事。
如果不是靠這樣的方法，也是這樣的假定，導致紐約的編輯們在1966年夏天相信，華盛頓分社會接受紐約的結論，應當替換湯姆·威克——也許是從《紐約時報》的紐約總部派來一個人。威克已經在任兩年了，這足夠長了。據說在紐約，正極力證明威克沒有充分鼓勵職員去進行那種在華盛頓必要的主動的報道。不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有這種看法，而且克利夫頓·丹尼爾和A.M.羅森塔爾等人也是這樣認為的，甚至可以說這也是特納·卡特利奇的看法。但卡特利奇看起來像是在拖延時間，彷彿希望在他採取動作之前讓各種力量都拋出他們的挑釁。
如果說在卡特利奇那裡對迫使威克離職有某種猶豫的話，這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卡特利奇曾是華盛頓分社的一員，他是紐約唯一曾在該分社長期工作過的主編。他曾經親眼看到在20世紀30年代阿瑟·克羅克建立權力的過程，知道克羅克體制的長處和弱點，還曾從中獲益，得到了在頭版發稿權，這些幫助他在首都國會和總統那裡確立自己的名氣。克羅克曾把卡特利奇看作是自己最優秀的記者。1936年克羅克給了卡特利奇華盛頓首席新聞記者的稱號。但到了1941年，卡特利奇顯然已經知道，他不能再前進一步了。這個分社實際上是一出獨角戲。卡特利奇感覺到他的進步拖延了——他的腦袋正「頂著阿瑟·克羅克的椅子底」，他向一個朋友這樣說——所以在1941年冬天，卡特利奇離開了《紐約時報》。他接受了一個像是他夢想的職位，《芝加哥太陽報》的首席巡迴記者，這是馬歇爾·菲爾德三世為同《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競爭而創建的報紙。但菲爾德的野心決不會滿足，卡特利奇在芝加哥也不幸福。他的「巡迴」工作主要只是採訪1942年的裡約大會[註：1942年裡約大會，指1942年1月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第三屆拉美國家外長會議，主要由美國召集的緊急磋商會議，為應對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發起的偷襲珍珠港事件。]，而且在這家報紙的管理人員中有相當大的不和。即使他後來被提拔到《芝加哥太陽報》（Chicago Sun）主編的位置上，也沒有使他興奮起來。他從沒有把握住芝加哥的基調，從沒有感覺到是它的一部分。一天他坐在法庭上，代表《芝加哥太陽報》參加一次訴訟，他開始強烈地意識到這一點。在律師提到芝加哥的各個地區、具體街道的名稱時，卡特利奇發現自己從未聽說過它們。在芝加哥待了17個月後，他仍然像一個陌生人。
他還渴望為《紐約時報》工作，因為被《紐約時報》僱用有一種非常愉快的特權感，這種感覺能永遠寵壞一個同公司的偉大傳統能產生個人認同的人。卡特利奇已習慣了《紐約時報》的規模和權勢，它向各種生活水平的人敞開大門的方式。他讓《紐約時報》得知他想回來，1943年春天他被《紐約時報》重新僱用。他得到了全國記者的頭銜，這意味著他能在全國到處旅行，採訪政治及相關的主題。他此時的1.2萬美元薪水無法同他在芝加哥掙的2.65萬相比，但他並沒有猶豫。
儘管離開的時間不長，在回到《紐約時報》後，卡特利奇便能夠以更深刻的觀察力看待這家報紙。自奧克斯去世以來，《紐約時報》發生了許多變化——明顯的變化是有了時裝和美食版，這是奧克斯決不會允許的，還越來越多地使用了照片。星期天《時報雜誌》也大大改進了，每日報道節奏更明快，特別是紐約部邁耶·伯格的報道，還有詹姆斯·賴斯頓的報道。賴斯頓在倫敦工作過，做過蘇茲貝格的助手，於1944年成了克羅克分社的國際新聞記者。但卡特利奇想，《紐約時報》在它的成就上也滑了一點兒坡。紐約的新聞編輯部已經急劇膨脹，主要是因為僱用了許多新編輯和辦事員來處理戰爭新聞，使這個地方有一種巨大的非人化和冰冷感。報紙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記者羅伯特·伯德，他去了紐約的《先驅論壇報》。後來《紐約時報》又從《先驅論壇報》拉來了彼得·基斯和霍默·比加特這樣的人，但紐約的編輯似乎普遍不關心誰來誰往。在他們看來，《紐約時報》無疑是最好的報紙。儘管在這些日子裡《先驅論壇報》是一家嚴肅的和有趣的報紙，對於想要言論自由的記者來說是一個更合意的地方。然而，對於直接報道和採訪的深度來說，《紐約時報》是無與倫比的。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明顯，當時《紐約時報》的職員超過了並且領先於《先驅論壇報》，儘管《先驅論壇報》的一些記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們像《紐約時報》的優秀人才一樣好，但《先驅論壇報》在發行量或廣告上沒有達到《紐約時報》的水平。
增加《紐約時報》的人員和不惜任何代價採訪戰爭的決定，是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做出的，這個決定顯示了他在經營上的敏銳，是他作為業主幹得最智慧的一招。由於生產報紙所用的原材料——紙、墨、金屬——在戰爭期間是定額分配的，全國的報紙業主都不得不做出抉擇：他們是努力在自己的報紙上填充更多的廣告——廣告在當時是非常多而容易得到的——來使自己富起來，還是放棄輕而易舉便可到手的利潤，發表更多的新聞。蘇茲貝格堅決地選擇了後者，這種決心是《先驅論壇報》的所有者不具備的，結果《紐約時報》在戰爭年代雖然丟掉了數百萬美元的收入，但它使自己成為一家優秀的報紙。蘇茲貝格還體諒他的大大小小廣告商的苦衷，允許他們在《紐約時報》上刊登最小篇幅的廣告。以前一個全國性的廣告商會在《紐約時報》上購買整整一版，現在卻限於四分之一版面；一個通過《幫助與需求》欄目招聘僱員的商人，刊登一條廣告不得超過兩行。省下的版面，《紐約時報》都用於戰爭報道，而不是廣告，長遠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決定：《紐約時報》把《先驅論壇報》的許多讀者都拉過來了，這些讀者在戰後和《紐約時報》一起進入了五六十年代，而以專欄作家和紮實報道並輕鬆編排見長的《先驅論壇報》發行量開始下降，廣告商也開始跑掉了。
在戰爭期間蘇茲貝格曾幾次前往歐洲和太平洋前線，《紐約時報》一些平時和國際報道沒有關係的工作人員也到海外支援戰爭採訪。布魯克斯·阿特金森暫時離開他作為劇評家的職位，從緬甸、印度和中國發回報道。他和陳納德的飛虎隊一起執行轟炸日本目標的任務，他是第一個報道約瑟夫·W.（醋性子喬）史迪威將軍因在政策上和蔣介石有分歧而被召回國的記者。
邁耶·伯格停止了他在紐約人行道上的負責區，到倫敦進行短期報道，在戰爭即將結束時輾轉於北非和歐洲。特納·卡特利奇也於1943年訪問了歐洲戰場，報道了關於美國紅十字會的活動。1944年秋，卡特利奇在觀察北達科他州法戈地區的競選時，收到了蘇茲貝格的一封電報，問他是否感興趣和業主一起去考察太平洋前線。卡特利奇回話表示同意，11月他們開始了長達2.7萬英里的飛行，中間只在舊金山停一下。他們停下來住進了馬克·霍普金斯飯店，在吃晚飯前先到馬克飯店的頂層喝幾杯。他們坐在舒適的長沙發上，通過他們四周的大窗戶能看到這座城市北邊的全景，在舊金山海灣狹長地帶，輪船來來往往，左邊是金門大橋。
他們要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然後喝第二輪。在喝第三輪酒時，蘇茲貝格提議喝「雙份」。於是他們又要了兩份「雙份」，繼續漫談所有事情——《紐約時報》，舊金山的風景；《紐約時報》，女人；《紐約時報》，東方思想的奇妙運作方式。他們又要了一輪「雙份」。當侍者把酒拿來時，蘇茲貝格問道：「你能肯定這是雙份嗎？」侍者說：「還用我說嗎？你們都喝完一瓶酒了。」
他們又喝了幾輪，然後站起來去吃飯。但在他們離開之前，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看了看卡特利奇，攤開他的手說：「好吧，你通過了。」
卡特利奇問他什麼意思，但蘇茲貝格卻改變了話題。接下來在進餐時，蘇茲貝格回憶起年前他和賴斯頓到蘇聯的一次旅行，提到賴斯頓在那些日子從事的晚上陪同工作不像白天那麼令人滿意。賴斯頓不是一個過夜生活和喝酒的人，正是賴斯頓建議業主在這次太平洋之行帶的旅伴應該是一個能和蘇茲貝格一起過夜的人，所以，在舊金山，蘇茲貝格決定考驗一下卡特利奇，卡特利奇通過了。
這次夜裡的對飲和他們在漫長路途上的多次討論，使得蘇茲貝格有機會充分瞭解了卡特利奇。儘管這位業主這時並沒有顯露出來，但他還是考慮在紐約總部為卡特利奇安排一個管理崗位，也許是類似於主編埃德溫·詹姆斯繼承人的職位。賴斯頓也在考慮之列，但賴斯頓並不急於離開華盛頓或放棄他的記者工作。蘇茲貝格現在還有一個侄子賽勒斯·L.蘇茲貝格——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兄弟利奧的兒子——在當職員，但C.L.蘇茲貝格喜愛作為駐外記者的生活，這位業主也樂意讓他留在海外。卡特利奇也不能肯定會選擇永久地搬到紐約去。他在華盛頓有一個家，妻子和兩個女兒都在那裡，而且他一直有可能取代克羅克，但這也許要過幾年。卡特利奇現在40歲出頭，在這個紐約的職位上看到了一個更直接的機會。看起來《紐約時報》的他那一代人中無人有接替詹姆斯的更好機會。卡特利奇有在多家報紙當記者的經驗，而且他也在芝加哥當過編輯。他雄心勃勃，知道蘇茲貝格喜歡他。卡特利奇將不得不在埃德溫·詹姆斯手下工作，詹姆斯是一個難對付的人，但他至少是一個南方人，卡特利奇有把握能和他和睦相處。
所以，卡特利奇接受了蘇茲貝格關於把他調到紐約的提議，1945年1月蘇茲貝格任命他為主編助理。當然，還有其他幾個主編助理，但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是詹姆斯的同代人。當卡特利奇的桌子放在離詹姆斯辦公室最近的地方時，新聞編輯部的觀察家們足以確信卡特利奇將是下一任主編。在他來到紐約幾年後，卡特利奇收到了阿瑟·克羅克的一個便條，上面寫道：「既然現在你是我的老闆了，你是不是不用叫我克羅克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