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勞埃德·格林菲爾德今年43歲，一頭黑髮，反應機敏，彬彬有禮，非常注意外表，總想給他初次碰到的人留下良好印象。他注意記別人的名字，總是注意別人，也經常讚美別人。他穿的套裝質地優良，做工考究，通常搭配一件印花襯衫，上衣胸袋裡插著一個絲製手帕。他純正的中西部口音中透著一種幽默感，總是讓人想起電視廣告中的成功人士，一個有修養的年輕人，身處美國特色的友好氣氛中，身邊有一個金髮碧眼的女服務員為他送上馬丁尼。這就是說，吉姆·格林菲爾德的一切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他的品位時髦，他象徵著大機構向公眾展示的得意之作——雖未真正到達頂峰，但卻是比那些達到頂峰的人更像樣的人物。格林菲爾德通過努力工作去改變他所處的環境，他對行為方式和外表的注重並沒有降低他的身份，而只能表明他做了那些冷漠的、專橫無禮的人所不可能做到的事。詹姆斯·格林菲爾德喜歡周圍的人，也希望他們都喜歡他，而且人們確實也喜歡他。
格林菲爾德出生在克利夫蘭，父親是一個印刷工，曾經是常備軍中士。他的家庭生活並不幸福美滿，對他父親來說更是如此。為了謀生，他很小就被迫做工，14歲時在《克利夫蘭新聞報》（Cleveland Press）辦公室打工，和朋友或親戚住在一起，這些經歷使格林菲爾德較早地具有了對新人、新地方的較強適應能力。他獲得了一份哈佛大學的獎學金，靠在大學新聞社打工又掙了一些錢。1949年畢業後，他進入美國之音，在紐約和遠東幹過。朝鮮戰爭期間，他成了《時代週刊》的記者，一直干了十年，從東京到新德里，從倫敦到華盛頓來回奔波，長期的高消費造就了他優越的生活品位，認識了世界各地的人，這些人成了他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人就是《紐約時報》記者阿貝·羅森塔爾。1955年在印度，格林菲爾德結識了他。他們很快成為好朋友，後來他們還經常一起在印度旅行，從事採訪任務，有一次還去了錫蘭。
他們後來都被調往歐洲的分社——格林菲爾德去了倫敦，羅森塔爾去了華沙——他們及他們的妻子繼續保持聯繫。1962年，格林菲爾德在華盛頓當了一年《時代週刊》生活部的首席外交記者後，辭職進了國務院，進了公共事務辦公室。羅森塔爾來華盛頓時，便去看望格林菲爾德。如果格林菲爾德來紐約，也去看望羅森塔爾，而且通過羅森塔爾，他結識了克利夫頓·丹尼爾、阿瑟·蓋爾布，還有龐奇和卡羅爾·蘇茲貝格。
1965年，詹姆斯·格林菲爾德離開國務院，去洛杉磯大陸航空公司與皮埃爾·塞林傑共事，當管理者。但他很快發現，這並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希望回到新聞界。有一次出差去紐約，一天與羅森塔爾一起吃午飯時，羅森塔爾提到了格林菲爾德加入《紐約時報》的可能性。格林菲爾德表示有興趣，隨後羅森塔爾便與丹尼爾討論了此事。1967年6月，格林菲爾德加入《紐約時報》，在亞瑟·蓋爾布手下做城市版主任助理。蓋爾布手下至少有六個助理，因此費了幾天工夫才在蓋爾布周圍密集的艦隊中、靠房間前面在銀色麥克風後面找了個地方給格林菲爾德安了張辦公桌，但這還是設法把幾張固定好的辦公桌撬出來重新安放之後才辦到的。格林菲爾德本身優雅的風度使他很容易加入進來。他沒有利用卑鄙手段去謀求在同仁中的位置，而是以一種隨和的並令人愉快的方式和他們及其他職員交談。幾周後當他開始向他們提建議時，他能做到靈活機智。
羅森塔爾並不特別清楚格林菲爾德最適合干報社的哪個角色，但是他逐漸把格林菲爾德看作是新聞編輯部裡最具想像力的下屬編輯，足智多謀且與蓋爾布風格迥異。蓋爾布的觀念很大程度上是順應紐約的文化和社會生活，而格林菲爾德的興趣則在全國和海外。這不僅是指他曾生活過的國家，而且包括他的記者好奇心嚮往的那些國家。格林菲爾德非常熟悉美國的學生抗議運動，他在國務院工作的幾年裡曾研究過這個問題。他離開華盛頓去洛杉磯的航空公司後，他繼續密切地關注大學校園的思潮和他曾親自參觀過的舊金山哈夫特—阿什伯裡這樣的嬉皮士中心。他瞭解那裡年輕人的最新時尚、人生觀和語言，他是《紐約時報》社最早把嬉皮士運動視為全國性的——從舊金山到麥迪遜大道——現象的編輯之一。他提倡對青少年的關注點進行更廣泛的報道。
格林菲爾德對華盛頓政府內部運作的親身瞭解，被紐約的一些高層編輯視為一筆寶貴的財富。他向他們提供了一個用同威克的分社人員抗衡的砝碼。格林菲爾德與政府的很多人有聯繫，其中就有過去那些希望將來有一天能跟隨參議員羅伯特·F.肯尼迪重新掌權的「新邊疆派」。從這些和其他渠道，格林菲爾德經常可以收到有關約翰遜總統的忠實信徒們所不願討論的問題的特別消息。即使這樣的消息並不是總能用來寫重大報道，它也經常有助於深入理解可以得到的新聞。當美國船隻普韋布洛號被北朝鮮扣押後[註：普韋布洛號（Pueblo），一艘原屬美國海軍的間諜船，1968年1月23日在朝鮮東岸海域進行諜報任務時遭朝鮮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檢查並以非法入侵領海的理由逮捕。]，格林菲爾德獲得了描述船上電台停播和船員被扣押之前的有關過程及甲板上的慌亂場面的消息——這種細節是紐約一直想要但從華盛頓得不到的。不過此時還沒有打算讓格林菲爾德離開現在的職位去華盛頓。格林菲爾德不得不無限期地留在紐約總部，他的第一項重要使命就是幫助創辦自《世界日報論壇》停辦後龐奇·蘇茲貝格一直在考慮的試驗性晚報。
蘇茲貝格並非是唯一一個對紐約晚報市場感興趣的出版商，《紐約每日新聞》的老闆們也在琢磨這些可能性，紐約的西班牙語報紙《日報》（El Diaro-La Prensa）的社長也一樣，不過這些人像蘇茲貝格一樣，對他們的計劃是絕對保密的。人們知道的有關《紐約時報》投資計劃的唯一事情，就是它將被擴寬為六欄，多少類似於倫敦的《觀察者報》。羅森塔爾領導著一個12人的委員會負責第一期，協助他的是一位名叫勞倫斯·豪克的牛欄編輯，還有阿瑟·蓋爾布和詹姆斯·格林菲爾德，以及一些編輯、排版師、記者，所有人員都集中在11層的一個臨時編輯部裡，那裡門窗緊閉，嚴防外人探聽消息。在那裡，他們制定了關於欄目、特色和整個新聞版式的計劃，而在大樓外面廣告部、發行部人員則負責調查，估算在紐約這樣的報紙會有多少收益。
經過幾周的努力和羅森塔爾的精心策劃，一張樣報終於拿出來了，在一天早晨5：30在時報大樓底層地下室得以付印。警衛看守著那堆剛印出來的40版的報紙，不讓外人隨意閱讀或偷走。當天晚些時候，這些報紙被送往副總裁伊凡·維特的辦公室，45份報紙被標好了號，送給大樓裡被選定的行政管理人員。幾天後，把所有報紙都要回來，但少了一份。經貿部負責人湯姆·馬拉尼離開大廈去度週末之前把他那份報紙鎖進辦公桌抽屜裡，但下周他回來時卻發現抽屜被撬，他那一份報紙不見了。
對於這份試驗品和第二個樣品的反應是複雜的——有的管理者喜歡它，也有的不喜歡，還有的猶豫不決，坐等觀望，其他起初就反對它的那些人，繼續反對，斷定第二種報紙將給《紐約時報》帶來不利的影響。蘇茲貝格最初對這個計劃很興奮，但後來他越想越不滿意。第二種報紙需要創造一種與《紐約時報》不同的哲學思路，但又不能不與其保持一致。還有另外一些問題：《紐約時報》當時的員工在這座大樓裡已很擁擠，把第二批人員安排在哪裡？此外在生產和勞動成本有史以來最高的情況下，能否有足夠的廣告收入來支撐一份新報？最後，蘇茲貝格擔心他和他的高級管理人員分散精力會影響《紐約時報》，於是他宣佈晚報計劃束之高閣。由於紐約的其他報社老闆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所以這個城市暫時還是只有一份晚報——《紐約郵報》。
羅森塔爾對蘇茲貝格的結論深感失望。羅森塔爾對這個新事業一直充滿熱情和樂觀精神，而且它也意味著自他就任主編助理以來的第一項重大項目，而現在他作為失敗者退下陣來。其他管理者卻不這樣認為，至少不這樣說。其實，晚報版一事一直是保密的。《紐約時報》很少有人清楚羅森塔爾的投入和希望。儘管如此，羅森塔爾還是深感不安——他順利而快速的陞遷被中斷了，蘇茲貝格的決定給他以打擊，同時他又碰上了另一個雪上加霜的消息：他與蓋爾布合著的那部長篇著作，研究那個在讀了麥坎德利什·菲裡普的文章後自殺身亡的猶太人納粹分子丹尼爾·伯羅斯的書，在一些期刊上沒有得到好評，包括《紐約時報》自己的星期天「書評」。幾乎和這種評論一樣令人難堪的是，《紐約時報》選來的評論家是納特·亨托夫。亨托夫是位小說家和批評家，以前曾在《村聲》（Village Voice）上撰文詆毀羅森塔爾在《紐約時報》的編輯工作。事實上，《村聲》是借羅森塔爾的升職而將矛頭對準《紐約時報》的，或者說是表面上是衝他來的。它吹毛求疵地攻擊《紐約時報》的像哈勒姆的「血腥兄弟」[註：哈勒姆的「血腥兄弟」（Harlem「Blood Brothers」），又叫哈勒姆六兄弟（Harlem Six），指1964年捲入一起對哈勒姆服裝店老闆襲擊案的六名黑人男青年。在審判前被關押期間，六名男青年都遭遇了獄警不同程度的毆打。1965年3月該案開庭審理，六名青年一級謀殺罪名成立，被判處終生監禁。後因有新的判例成立，該案在1968、1971年分別重審，最終五名青年被釋放，還有一名仍在服刑。]這樣的獨家新聞。有一次《村聲》上發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是由一位以前在《紐約時報》工作的人寫的。他因編輯部的士氣低落和其他更糟糕的變化而對羅森塔爾大加指責。
為什麼《紐約時報》的「書評」會把羅森塔爾和蓋爾布合寫的《又一個犧牲品》（One More Victim）送給《村聲》的人來寫書評，這令羅森塔爾和蓋爾布既困惑不解，又極為憤慨。他們禁不住要懷疑，這是否出於八層的某個下屬編輯惡意的幽默感。如果是這麼回事，那麼一個書評編輯能很容易地實現他的意圖：這位編輯瞭解評論家的根底，瞭解他們的文學修養、虛榮心和弱點，他們在對待某些作家、主題或政治哲學時的傾向。他僅僅是使某一本書與某一個評論家組合，來達到某種差不多是確定的結果。在馬克爾擔任最高領導者的情況下，這種導致令人不滿結局的文學雜交遊戲在星期日「書評」的下級是不可能做的：當時總要努力把《紐約時報》的重要人物寫的書和《紐約時報》的朋友的書交給友好的書評家。但現在「書評」無疑已不想再遵循馬克爾領導下平淡的舊模式了，而是追求更刺耳的風格，努力想造就一種更鋒芒畢露的東西。約翰·西蒙，紐約文化圈裡人人皆知的「壞約翰·西蒙」，回來為《紐約時報》撰稿，他與馬克爾之間的矛盾已經無人再提。《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了一些引起讀者抗議的書評，讀者抱怨這些評論家顯赫的政治地位和偏見使一些書根本沒有得到公正評論的機會（例如，西德尼·胡克對於邁爾·齊利格斯博士的《友誼和同胞相殘：惠特克·錢伯斯和阿爾傑·希斯解析》[Friendship and Fratricide：An Analysis of Whittaker Chambers and Alger Hiss]的評論）。同時比起以往的評論，《紐約時報》現階段發表的評論似乎都無緣由地惡毒許多（例如威爾弗裡德·拉希德對威廉·斯蒂倫的《奈特·特納的懺悔》[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批評）。
關於羅森塔爾與蓋爾布合著的那部書，是由一個最近加入「書評」部的年輕聰明的反傳統主義者找亨托夫來評論的——他讀過《村聲》，在弗朗西斯·布朗不在時代理部門主任，是他把書交給亨托夫的，而且他也意識到這次書評可能會引起非議。雖然沒有人對這位不明智的編輯表示任何抗議，但理所當然地在6354名《紐約時報》僱員中，他的未來前景就不會是最光明的了，而且他的學識和文學鑒賞力從此以後也會被認為一錢不值，就像平日版的評論家埃利奧特·弗裡蒙特—史密斯的命運一樣，他曾以贊成的態度評論過《又一個犧牲品》。
弗裡蒙特—史密斯，38歲，整潔而又豪放，曾在《村聲》當了很長時間的書評家。他是俄亥俄安蒂奧克大學的畢業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念過研究生。他從《紐約時報》星期天「書評」起家，但後來於1965年調到平日版當書評人，承擔起主要文學鑒賞人的角色，這個角色以前是由奧維爾·普雷斯科特承擔的。在《紐約時報》，這個頭銜顯而易見是能成就一個人的，突然丟了這個頭銜也就一錢不值了。奧維爾·普雷斯科特多年來一直是圖書行業中令人膽寒的人物，是個獨裁者。他讚許的一點頭就能使你賣出1000本書，但當普雷斯科特的首席評論家的職位被弗裡蒙特—史密斯接替後，半退休的普裡斯科特仍在《紐約時報》和別處發表書評，可人們對他的評論再也不感到害怕或喜悅了。然而，承擔起重任的弗裡蒙特—史密斯，一時權傾天下：他的話被重印在出版商的廣告上，他成了出版界的神，大內克[註：大內克（Great Neck），又譯作「大頸」，是紐約長島地區最接近曼哈頓的城鎮。]女士們的文學導師。如同他的前任，弗裡蒙特—史密斯通過為他人寫書評受到人們更多的注意，掙的錢比自己寫書還多。更糟糕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寫書。評論家把自己的好時光都用在靜靜地閱讀他人作品上了，提煉出自己的品位，對同時代人提出更高要求，大多數評論家都既無時間或許也無勇氣，去檢驗自己——他們的品位對他們自己也有壞處。評論家也知道，作為評論家，他會樹敵，如果他冒險寫一本自己的書的話，他的敵人將躲在旁邊看著他自食惡果。
所以，《紐約時報》這位文筆優秀、胸懷抱負的評論家過的是一種令人厭倦的生活。他的選擇將是走下他的寶座，不去冒險得到像他從前一樣的那些人的憐憫，或試圖在奧克斯之家謹慎行事，希望自己不會因管理者的變化而遭受不利影響，也不會與當代文學品位失去聯繫，不像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後幾年那樣。普雷斯科特已經成了一位白髮蒼蒼的紳士，喜歡傳統的東西，似乎被60年代中期文學的盛衰所觸怒，正是這些東西促使了他的繼任者上台。目光明亮、鋒芒畢露、精明能幹的埃利奧特·弗裡蒙特—史密斯，知道最好不要把《紐約時報》人的書送給納特·亨托夫評論，他才是克利夫頓·丹尼爾想要的那種現代評論家——多才多藝的記者，能寫出有趣而又機智的評論，勤奮創業，當情形不妙時善於避開，或許在準備為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的書搞個書評時他就是這樣做的。弗裡蒙特—史密斯很好地處理了這件事，沒有把這本書當成向西方鼓吹其宣傳價值的爛書加以輕視，而是熱情地敘述這位斯大林之女在美國海濱的確精神飽滿，安然無恙。在另一篇評論約翰·霍恩伯格的《新聞媒體》（The News Media）的專欄文章中，弗裡蒙特—史密斯設法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儘管新聞界的批評是可取的，儘管缺乏有影響力的批評，但那種在《村聲》上展示的特殊的新聞報道卻不是答案。他寫道，《村聲》「看起來越來越有它個人的和政治上的私心，而且很可能是相反的影響」——這句話不會對他在辦公室的前排位子有什麼危害。
正如弗裡蒙特—史密斯的出現使《紐約時報》讀者遺忘了奧維爾·普裡斯科特一樣，新的劇作評論家克萊夫·巴恩斯也使讀者遺忘了斯坦利·考夫曼，某種程度上說，甚至也忘了沃爾特·克爾。在克爾接替考夫曼擔任平日版劇評人之後，《世界日報論壇》停辦之後，不論是在百老匯還是在《紐約時報》社內部，人們都對《紐約時報》的這一個評論家享有的過分權力非常擔憂。正是克爾建議《紐約時報》應該有兩位戲劇評論家——一位為平日版評論戲劇，另一位每週為星期天的戲劇版寫一個綜述。克爾希望人們從長遠觀點來看待戲劇，自願承擔星期天版的任務，他在平日版的位置由克萊夫·巴恩斯取代。巴恩斯是個39歲的生氣勃勃的矮個子英國人，儘管主要從事舞蹈評論達17年，但對戲劇也很有見地。巴恩斯有足夠的精力，來承擔芭蕾舞和戲劇評論兩項任務。事實上，他一直堅持保留作為芭蕾舞評論家的職位，因為舞蹈是他最大的愛好，而且他想出了一個方案，既能看百老匯的第一場夜場，又能看芭蕾舞的第二場夜場，偶爾改變程序，像斯坦利·考夫曼一樣，出席百老匯戲劇公演前的最後綵排。
多少有人希望，巴恩斯和克爾的組合將削弱戲劇交椅的權力，給讀者提供關於戲劇的不同觀點。但是，新的安排根本不是這樣——它僅僅是把平時的亮點從沃爾特·克爾轉移到克萊夫·巴恩斯身上而已。克爾的週末評論有時在首演一周後或10天後才刊登，而且它們也缺乏巴恩斯迅速評論的直接性。不論克爾在他的週末專欄中寫什麼，定論已經有了，《紐約時報》已經說過了。公眾注意力轉向巴恩斯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那更為生動和簡明易懂的散文風格。自從離開《先驅論壇報》來到《紐約時報》後，克爾的風格中似乎少了一些稜角和靈氣，就好像他一來到《紐約時報》就被日益增大的權力和可畏的責任束縛住了一般，這個大機構似乎在他肩上壓了一副沉重的擔子。然而，克萊夫·巴恩斯，並不像克爾一樣在時報大樓的陰影之中工作多年。事實上，當他最初在倫敦被聘用時對《紐約時報》幾乎一無所知。巴恩斯當時在倫敦的報攤上和英國出版社裡經常見到《紐約時報》，但他見到的都是內容貧乏、給人印象不深的海外版，直到來紐約後，他才認識到《紐約時報》真正的影響力。
然而，因為對自己和周圍環境都不太看重，巴恩斯便繼續做他以前做的事，拚命地寫很多文章，兩手不停地敲打字機，依靠自己的直覺判斷。這種風格有即時的新鮮感。他的理智，似乎是明快地迸發出來，無意充當權威。巴恩斯機智靈活，這有助於他在《紐約時報》很好地完成他複雜的任務：巴恩斯沒有像考夫曼那樣，以一種確定的方式批評一個劇，而是能夠輕鬆對待，同時對兩件事情迅速地做出靈活的權衡，有時在一句話中對一個作品既褒又貶，這樣既不失誠實，又不傷害票房收入。評論百老匯出品的約瑟夫·海勒的《我們轟炸紐黑文》（We Bombed in New Haven）時，巴恩斯這樣寫道：
如果我被迫做出一個決斷的話，我會將它稱為一部任何一位好的劇作家都應該為創作它而感到自豪、任何好觀眾都應該為之著迷的壞戲劇。
在巴恩斯對兩部哈羅德·品特的短劇，《茶會》（Tea Party）和《地下室》（The Basement）的評價當中，他寫道：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請不要讓我阻撓你去看戲的慾望，因為它們非常激動人心——這兩場劇只是二流的品特。然而鑒於品特是自奧尼爾之後英語世界當中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二流的品特比任何其他劇作家一流的表現都要強。
當時，在《紐約時報》的文化—新聞部還有一位評論家同樣很受公眾注意——一位名叫雷娜塔·阿德勒的年輕女士，芳齡29歲，黑眼睛，黑頭髮，一貫邋邋遢遢。她生於美國的邁蘭，畢業於布林馬爾大學，並在哈佛大學獲得了一個比較文學碩士學位。在1967年11月進《紐約時報》當電影評論員以前，她在《紐約客》報社工作了五年，寫過各方面的文章——紐約迪斯科流浪藝人喧鬧的生活，阿拉巴馬州的民權示威活動，芝加哥的新左派集會，各種「漫談」片斷，偶爾也有對電影和書籍的評論，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是對小說家赫伯特·戈爾德的作品進行的一次無情的解剖性評論。戈爾德先生要想在這個評論問世後繼續當他的多產作家，就得顯示他有超凡的決心了。阿德勒小姐本人看起來也是相當迷人的和溫柔的，居然能夠寫出這種評論，實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阿德勒小姐發表在《紐約客》上的文章引起了克利夫頓·丹尼爾、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及其他編輯的注意。他們無法使她對加入《紐約時報》感興趣，於是提出讓她擔任電影評論家，接替已在這個位子上工作27年的博斯利·克勞瑟，她同意了。克勞瑟雖已63歲，但仍然很硬朗，可是編輯們認為當代電影需要一位更年輕的觀察家，於是就僱用了雷娜塔·阿德勒，而克勞瑟則成了榮譽評論員。「榮譽」這個詞在《紐約時報》社令人鬱悶。不到一年，克勞瑟便退休到哥倫比亞畫報社當了執行顧問。
在克勞瑟還沒有走的最後幾個月裡，阿德勒小姐很快成了一個很有爭議性的評論家。讀者批評克勞瑟的信件主要涉及他未能理解《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中的故意傷害罪的象徵性意義，而阿德勒小姐在娛樂行業則被認為對於電影自命不凡、毫無激情。據《綜藝》（Variety）的說法，在她評論過的27部電影中，她僅僅對其中兩部感到滿意（《查理·巴布斯》[Charlie Bubbles]和《我們倆》[The Two of us]）。她在評論《畢業生》（The Graduate）和《冷血》（In Cold Blood）這樣受到廣泛歡迎的作品時有所保留，其中一個製片人在這位小姐嚴厲批評了他的一部電影之後花了6000美元在《紐約時報》上買下一個整版廣告，對她的品位提出質疑。該廣告強烈暗示她根本不喜歡電影，她對《新聞週刊》的一位記者否定了這個說法。她說：「我喜歡電影，我也喜歡不好的電影，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得說它們是好電影。」
然而，起初人們對她評論的反應也是令她不安的。當一個自由作家找她合作，要為她寫一個傳略發表在一家雜誌上時，她懇求把這想法推遲一下，理由是在不遠的將來她會被解雇。但是，此時編輯們可沒有這樣的意圖。儘管意識到自己對電影迷們尤其是國外或藝術家市場的電影迷們的巨大影響，但她不像巴恩斯有力量去成就或破壞一個作品，而且《紐約時報》的編輯們也認為她文筆很好，把一些並非娛樂性的題目寫得妙趣橫生。在評論1968年1月聯美電影公司出品的《極奔自由》（The Wicked Dreams of Paula Schultz）時，她寫道：
即使你心目中的一段美好時光是觀看很多中年德國人——其中有些非常肥胖——但全都對著艾爾克·薩默臉紅、做鬼臉、出汗，為之傾倒，我也覺得你不應該看《極奔自由》這部電影，因為作為今年上映的第一部電影，它在許多非常無趣的方面讓人感到不可置否的糟糕……這部電影有點像一部裝模作樣的彩色色情片，一部在第四十二街上迷失了方向並最終飄蕩至阿斯特劇院的裸體電影。
這樣，雷娜塔·阿德勒在《紐約時報》社度過了試用期，成了一班年輕記者中最晚加盟的一員，他們使《紐約時報》的新專欄更精緻了，正在實現主編丹尼爾眾多目標中的一個。
克利夫頓·丹尼爾擔任主編一職進入第四年，使他感到自豪的，不僅對藝術以及社會有了更為生動的報道，而且其他專業部門的報道也有了改進。任命羅伯特·利普賽特為體育專欄作家，讓他與阿瑟·戴利輪崗的決定，給體育報道帶來了一種平和的文學的色彩，這種色彩是自《先驅論壇報》和雷德·史密斯消失之後紐約的早報都缺少的東西。丹尼爾還在改進《紐約時報》的訃文撰寫方面發揮了作用，安排一個有獻身精神的名叫奧爾登·惠特曼的專家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弗雷德·M.赫金傑被任命為教育新聞部主任，取得了他的前任們不曾有過的成功。自從幾年前傑克·福裡斯特退休後，湯姆·馬拉尼一直負責財經部。照片部有著決定《紐約時報》選用哪張婚禮或訂婚照片的權力，歸一位有階級意識、不收受賄賂的拉塞爾·愛德華領導。
國外的、全國的、地方的職員現已明確都處在紐約的管轄權限範圍之內，丹尼爾現在似乎比幾個月前更自信了。辭退考夫曼是很不得體的，這對丹尼爾來說是一次感到不安的體驗，這種體驗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因為丹尼爾對克萊夫·巴恩斯的發掘是非常成功的。
事實上，自從1967年1月他的朋友索爾茲伯裡從越南河內凱旋後，社裡的生活對丹尼爾來說變得更好了。儘管丹尼爾與龐奇·蘇茲貝格的關係不像他們希望的那樣融洽，但他們在整個1967年一直理智地相互協調。隨著1968年到來，丹尼爾對自己在這個等級結構中的位置相當清楚了。卡特利奇仍然躲在幕後，但這位總編輯近來到處旅行，一位去過新奧爾良的《紐約時報》記者帶回消息說，卡特利奇已經在那兒安了家。也許卡特利奇會比大多數管理者所預料的更早退休。
此時新聞編輯部裡唯一沒有解決的而且很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安排華盛頓分社社長人選。1968年的競選活動已經開始加速進行，威克忙於自己的專欄而經常不在首都，如果找個恰當時機讓威克把分社讓給另一個有更多時間處理行政事務的人的話，現在正是時候。但是，像過去一樣，好像沒有令人滿意的人選可以接替他。丹尼爾和紐約的大多數管理者，不包括羅森塔爾，仍拒不接受麥克斯·弗蘭克爾，而華盛頓其他人也都沒有資格。在紐約，有人暗示羅森塔爾行，但他不想放棄目前的管理職位去華盛頓，索爾茲伯裡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到華盛頓還不知能否幹得令人滿意。對倫敦分社社長安東尼·劉易斯來說，情況可能也是這樣，華盛頓分社的人對他沒有什麼好感。如果劉易斯接替威克當華盛頓分社社長，其結果有可能會導致弗蘭克爾辭職，還有其他人也會辭職。今年，弗蘭克爾在報道白宮方面做得很好，儘管丹尼爾、卡特利奇等人對弗蘭克爾管理才能的保留態度，他們不希望失去弗蘭克爾作為記者的貢獻。
所以，這種狀況近乎是難以解決的。威克，此時可能不想再幹這個職位，但仍然把住它不放。他必須守住它，就像一個人經常不得不珍愛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贈送的，而自己並不喜歡的禮物一樣。這還涉及賴斯頓的虛榮心，威克不得不尊重它，直到安排某個體面的退卻或替換令賴斯頓滿意為止。不過，對幾乎每個人都很明顯的是，威克正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集中於專欄寫作，這給《紐約時報》的社論版增色不少，就連紐約的編輯們私下裡也都承認這一點。實際上，索爾茲伯裡最近已成為威克大作的狂熱讀者，他非常讚賞威克經常在他關於首都和全國的情緒變換的報道中所展現的情感和洞察力。
但奇怪的是，威克是唯一沒有被《紐約時報》促銷廣告中宣傳過的專欄作家。拉塞爾·巴克、C.L.蘇茲貝格和賴斯頓，經常被《紐約時報》的廣告宣傳，而且配有他們的照片。《紐約時報》也同樣宣傳過像克雷格·克萊本和夏洛特·科蒂斯這樣的專家和優秀的文化評論家。起初，威克認為那只不過是個疏忽，雖然他在接替克羅克任專欄作家時已經感到受了冷落。《紐約時報》宣佈克羅克退休的報道再次詳盡地講述了《紐約時報》這個老兵多彩的職業生涯。不過，它沒提到威克是克羅克的接班人。此後兩年中，威克仍舊沒被報社廣告宣傳過，好像一種南部種族間仇殺式的鬥爭在《紐約時報》社內部的確開始了。威克的自尊心使他沒有公開追究此事，但他內心怨氣日甚。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加上他做分社社長遇到的很多其他挫折，才使他更加專心於自己的專欄，也使得分社繼續按自己的慣性運作。他不是紐約選出來的分社社長，但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下來了，主要是因為紐約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來替代他。看來好像這個僵局還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但突然之間，情況起了變化。威克知道了紐約已選定詹姆斯·格林菲爾德來接替他。
這是羅森塔爾的主意，後來逐漸得到丹尼爾、卡特利奇乃至最後龐奇·蘇茲貝格的同意。自晚報版計劃放棄後，格林菲爾德一直無所事事，羅森塔爾深信格林菲爾德擔任華盛頓分社社長定能出色完成任務。格林菲爾德和政府及其外圍的重要人物，同他在國務院工作的幾年裡的同事們，仍然保持聯繫。不論是獲得消息方面，還是擺脫政府發言人經常炮製的愚民政策方面，他都處於有利的位置。他作為新聞記者的老練和影響力，早就給羅森塔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同於威克，格林菲爾德不會去寫文章，而會全身心投入分社的管理工作。羅森塔爾認為，格林菲爾德那種圓滑的、既和氣又有禮貌的個性也會有助於他贏得分社人員的支持，從而解決紐約其他編輯都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樣，事情就最後決定下來了，紐約的人希望馬上宣佈。但是賴斯頓獲悉後建議，華盛頓分社的任何人事變動都應推遲到總統選舉之後。他寫了一個長長的備忘錄來闡述理由。他沒有收到任何回音，便認為自己的建議正被紐約總部考慮採用。但幾周後，就在龐奇·蘇茲貝格按計劃到達華盛頓宴請賴斯頓和威克之前不久，賴斯頓明白了，蘇茲貝格仍然決意立刻把格林菲爾德安排到華盛頓分社。紐約總部的編輯們認為沒理由等到大選之後，蘇茲貝格支持他們的意見。
龐奇·蘇茲貝格來到華盛頓分社後，當天就打算宴請賴斯頓和威克。賴斯頓表情嚴肅，態度冷漠。賴斯頓不能支持紐約的這個計劃，他告訴蘇茲貝格，他不想和他一起吃飯，蘇茲貝格應該請威克一個人去。蘇茲貝格對賴斯頓的反應多少有點驚訝，儘管他已預感到這個決定的微妙，所以他親臨華盛頓正式宣佈這個決定，而沒有派特納·卡特利奇。蘇茲貝格也認為威克是親密的私人朋友，而且他想在華盛頓舉行晚宴會減少鬧誤會的風險——這種方式輕鬆隨便，就像過去他和威克及賴斯頓經常討論業務時一樣。在蘇茲貝格看來，威克沒有感到喪失顏面，相反他情願自由地干自己擅長的事情，也願意從辦公室那些無關緊要卻令人焦頭爛額的事務中抽出身來。蘇茲貝格事先就聽紐約的編輯們說威克非常願意甚至是迫切想辭去分社社長職務，蘇茲貝格假定這是真的，便照此行事。
但在和威克一起吃飯時，蘇茲貝格認識到情況並非確切如此。威克有點緊張，明顯很不安，為他對分社、賴斯頓和自己的忠誠而焦慮。威克感到紐約自行選出一個官僚來迅速替代他，這個決定傷害了他。他私下懷疑，羅森塔爾很可能把威克視為未來競爭主編職位的對手，於是希望把他威克清除掉，同時在華盛頓安插一個對他沒有威脅、又欠他人情的同夥。威克是否被主編職位這樣的目標所誘惑，與他同蘇茲貝格一起吃飯時的情緒和理論依據毫不相干。威克此時感到受了迫害和排擠，被賤賣出局——於是他憤憤不平。
蘇茲貝格說了他不得不說的話之後，讓威克放心，對格林菲爾德的任命會使每個人的生活更輕鬆。次日早晨他便乘專機飛回紐約，不料途中遇上暴風雨，一路上顛簸碰撞，讓他感到大難將臨。與蘇茲貝格一起吃飯之後，威克度過了一個不安之夜，他通宵未眠，在挫折與痛苦的感覺中生了一夜悶氣。
第二天，威克打電話去告訴蘇茲貝格，他打算向職員宣佈辭去分社社長的職務，但蘇茲貝格請求他推遲一下。蘇茲貝格說，還有其他一些細節問題要先解決，還說沒來得及通知倫敦分社的劉易斯或麥克斯·弗蘭克爾。威克清楚流言蜚語在華盛頓傳播有多快，希望使自己免遭更多的屈辱，希望自己在華盛頓宣佈辭職可以暗示是他最早提出了這個決定，或至少他在這個決定中扮演了令人滿意的角色——他不想在紐約的編輯面前表現得像一個蒙受恥辱的無條件投降者。但蘇茲貝格繼續勸說威克什麼都不要做，威克照辦了，不過他在分社的朋友都覺察到也理解他的不自在。不久，麥克斯·弗蘭克爾和其他人都像威克一樣感到絕望，便也考慮自己的辭職問題。
詹姆斯·格林菲爾德令華盛頓分社職員不滿的原因，不僅僅在於他是紐約總部任命的，他在分社出現是對威克和賴斯頓的當眾羞辱，而且也在於他們真的認為他沒有這個資格。他加入《紐約時報》才七個月，而且他此前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行政人員，是靠與皮埃爾·塞林傑的朋友關係謀得那份差使的。他被分社人員視為一個「鮑比·肯尼迪式的人物」。人們感到，如果他負責分社，那麼他的政治忠誠會給《紐約時報》在華盛頓的政治事件報道帶來懷疑。他們還想起格林菲爾德在副國務卿喬治·W.鮑爾辦公室工作時對新聞界很不坦誠的那些事情，還有人宣稱他曾試圖查封來自《紐約時報》駐剛果的記者的消息，後來又支持《時代週刊》生活部（格林菲爾德以前工作過的地方）駐剛果的記者從事同樣的報道工作。分社的幾個職員之所以反對格林菲爾德，是因為他們認為他過於世故，借名人名字來炫耀自己，似乎過分癡情於政治生活微不足道的富有魅力的一面。一句話，他們認為他不適合代表《紐約時報》擔任華盛頓分社社長。
儘管如此，對他的任命據說仍會即將到來——這個消息很快在華盛頓不脛而走。它傳遍了新聞界，也成了不抱幻想的、《紐約時報》記者的妻子們的電話談資。湯姆·威克的妻子內娃認為，這樣對待她的丈夫太不體面，她曾在與賴斯頓通電話時以及在後來接到卡羅爾·蘇茲貝格的電話時表達了她的感想。在所有這些內部的紛擾期間，華盛頓分社繼續不中斷地進行新聞報道。但是報道受到了可怕的影響，分社和它在這個1968年2月第一個星期所撰寫的頭版故事所遭受的壓力之間存在著一種奇怪的相似性；河內廣播報道，南越最近接連受到襲擊——越共進攻了南越四十四個省府當中的二十六個，決心推翻傀儡政府及其美國盟軍。華盛頓對這一新聞感到非常震驚，而湯姆·威克在報道國務院、國會和五角大樓對此所做出的反應時，引用了一些議員的話，將河內的報道形容為「令人尷尬的」和「具有侮辱性的」。不過麥克斯·弗蘭克爾對此的報道是，白宮的態度依舊自信而堅定，同時約翰遜總統發誓說「敵人終究會一次又一次的倒下」，因為「我們絕對不會投降」。詹姆斯·賴斯頓，像華盛頓大多數人一樣對越共進攻感到不知所措，利用他的專欄集中分析了河內的恐怖策略；但幾天之後——當盟軍開始反擊，派噴氣式飛機在西貢、順化和南越的其他城市低空盤旋，摧毀了盟軍先前曾加以防護的南越——賴斯頓在專欄當中提出了這個問題：「可以證明這一屠殺正當的理由是什麼？如果我們把越南在戰爭中毀掉，那我們將如何拯救它呢？」
這個問題並不是不像賴斯頓曾針對紐約編輯提出的那個問題。賴斯頓是應該發起一場反擊，來阻礙格林菲爾德對華盛頓的佔領，但同時也有可能會震動整個《紐約時報》的等級制度，引發一場會損害報紙公眾形象的醜聞嗎？還是應該為了企業的和平與和諧接受更高一級的決定呢？
賴斯頓等了幾天，而後動身去了紐約。
在新聞編輯部，詹姆斯·格林菲爾德已經接受了幾位獲悉任命他去華盛頓這一消息的記者的祝賀。起初，他勉強敷衍幾句，正式任命事宜蘇茲貝格辦公室還要等一等，儘管他聽說任命書已起草好，但推遲幾天著實讓他有點擔心。當他向羅森塔爾表示他的疑慮時，對方很快向他保證無須擔心——這個決定已不可更改，老闆已簽署了，格林菲爾德將成為華盛頓分社的新任社長。
格林菲爾德感覺好多了，但他仍不情願向編輯部詢問他的那些人詳談這個問題。這個消息迅速傳開時，他感到驚訝了，他想知道人們為什麼對此這麼感興趣——不僅包括新聞界人士，而且華盛頓政界人士也向他的新聞界朋友打聽有關他任命的消息，當時正夾雜在越南傳來的壞消息中間。格林菲爾德剛才還接到了一位在《新聞週刊》的「新聞界」部一位年輕女士打來的電話。
「我們聽說你要當華盛頓分社社長了。」她開門見山說。格林菲爾德輕聲一笑，回答道：「噢，消息傳得真快呀，」並且問：「您是在紐約聽說的吧？」
「不，」她說，「我是從華盛頓一位可靠線人那裡聽說的。」
「噢，」他說，「非常抱歉，我現在正在國際組，周圍有些人還不知道，所以我在這裡不好多說……」
「那麼，您能告訴我這個消息是否屬實？」她問。
「是的，是真的。」他說。
「什麼時候宣佈？」
「我想，星期五吧。」他說，意思是2月9日的星期五。
「我聽說會在星期四宣佈。」
「噢，」他說，「可能你的消息來源比我的更確切。」
這位《新聞週刊》記者說，她將於星期四中午給他打電話安排一次採訪，詹姆斯·格林菲爾德表示同意。
在時報大樓14層上掛著一台老爺鐘，是奧克斯的，還有一個奧克斯的半身青銅雕像聳立在寬大的走廊裡，只要你離開電梯，進入走廊，就能看到它。天花板很高，漆黑的木頭磨得溜光，牆上掛著一些《紐約時報》社舊址和已經長眠的管理者的畫像。接待員是個男的，很有禮貌，語調委婉。這個人是個長臉，長相平常，頭髮發紅，又高又壯，似乎能夠把怒氣沖沖地從外面闖進來抱怨世界局勢，或者抱怨約翰·奧凱斯對某個遙遠國家的蘇丹言語失察的來訪者趕到任何別的什麼地方。但除此之外，14層的氛圍很平靜，走廊兩側管理者的辦公室很大，安排有序，也很安靜。
東側，從電梯向左轉，是哈丁·班克羅夫特和萊斯特·馬克爾的辦公室；再過去，就是很少使用的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辦公室。這位77歲的董事會主席，現在一直坐在輪椅上，通常都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中，在那兒可以俯瞰中央公園裡的奧納西斯水庫。他和妻子一起住在那兒，還有僕人，有一個漂亮的小護士照顧他，兩隻調皮的蝴蝶犬跳來跳去使他感到高興，但在它們咬他心愛的傢俱時他也氣得猛摔枴杖。但他決不會和它們分開：他孩提時的記憶中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家裡從沒讓他養過狗。
14層的另一部分是年輕的高級管理者的辦公室——有安德魯·費希爾的辦公室，他的辦公桌是雕刻的，很時髦；走廊盡頭是業主辦公室，這是個豪華套間，裝飾有很多古玩，很像是老蘇茲貝格一家的起居室——不過，龐奇·蘇茲貝格進來後，他也就好像使得這間大辦公室成了很隨意的地方。他經常穿著襯衣坐在不是很大的古董桌一樣的辦公桌後面，他好像不停地在動彈，斜倚著，把腿伸到桌子上，碰著文件箱和電話，這電話使他能夠與他的業務顧問、他的編輯、他的飛行員和他的秘書保持著聯繫。周圍的書架上塞滿了他一直感興趣的真皮精裝書籍，但是他手邊的書都涉及管理大機構的最新技巧，諸如《管理系統》（Management Grid）和《管理與馬基雅弗利》（Management and Machiavelli）之類的書。
14層還有一個辦公室，是一個相對很小的辦公室，每當詹姆斯·賴斯頓偶爾在城裡的時候，這間辦公室就歸他用。在2月寒冷、灰暗的日子裡，賴斯頓經常從華盛頓起程來參加總部坐落在東六十八大街的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系列會議，但當他到來後不久坐到辦公室裡時，賴斯頓的頭腦裡就不想這個委員會了。他沒有與龐奇·蘇茲貝格事先約好，但蘇茲貝格很快就得知他的到來，於是這位業主就以他特有的謹慎方式沿著走廊走過來問候賴斯頓。蘇茲貝格立刻感受到賴斯頓的心態，以及引起賴斯頓本人不愉快的原因。然而蘇茲貝格試圖造成一種輕鬆愉快的態度，以一種彷彿驚訝的口氣向賴斯頓驚歎道：「夥計，你真的對格林菲爾德的事情心煩意亂了嗎？」
賴斯頓的表情把他的內心世界展露無遺。他臉紅起來，看起來侷促不安。賴斯頓說話時，聲音僵硬，有點冷漠，幾乎是一種不安的顫抖，這意味著他本人認為事情非常嚴重了。一個決定顯然已經形成了。賴斯頓說：「年輕人的鮮血是澎湃的，老年人的熱情是不如他們的。」過後賴斯頓又加了一句：「我站在年輕人一邊。」
蘇茲貝格不知道賴斯頓的確切意思是什麼。年長的人指的是卡特利奇和丹尼爾，年輕人指的是威克、弗蘭克爾與華盛頓分社的其他人：這是不是意味著賴斯頓加入了分社的年輕人行列，並試圖與他們結為一夥進行集體辭職呢？或者賴斯頓僅僅是以一種較為模糊、較為戲劇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感覺呢？
蘇茲貝格不希望碰到這個狀況。《紐約時報》的這位業主已經出高價聘請管理者事先處理難度較大的細節，讓一切都無懈可擊，但現在蘇茲貝格發現與賴斯頓面對面交流時，如果自己堅持把格林菲爾德派往華盛頓，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蘇茲貝格站著，看著賴斯頓，後來當兩人步入蘇茲貝格的房間時，看來可能不會發生什麼事情。或許分社一半人會辭職，去加入《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但蘇茲貝格對賴斯頓的焦慮，沒有像對卡特利奇和丹尼爾的那樣嚴重，也沒有像對自己的擔心那樣嚴重，因為他去華盛頓與威克談話時，已經親自介入了。蘇茲貝格仍然相信，卡特利奇和丹尼爾——新聞編輯部裡有最終權威的編輯，本應能預測賴斯頓的最後動作，但他們沒有。現在蘇茲貝格，不想現在親自促成這種結果，僅僅傾聽而已。
賴斯頓說，如果格林菲爾德按計劃任職的話，這會給華盛頓帶來粉碎性和解體性的嚴重影響，這會從內部和外部給《紐約時報》帶來嚴重的危害。他請蘇茲貝格考慮一下，如果《紐約時報》突然把格林菲爾德擺到威克、弗蘭克爾這些人的頭上，首都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它會使《紐約時報》受到這樣的指責，即不信任那些報道政府的活動的人來自己管理分社。從分社外面找人當社長，會使忠實的人洩氣，將會損害《紐約時報》的名聲，從而使其他報紙業最出色的人、大學裡最出色的學生失去了想為《紐約時報》工作的熱情。賴斯頓與蘇茲貝格的討論隨著情緒和方式的變動而不斷變化——有時他與蘇茲貝格擺道理，有時責備他，他甚至把格林菲爾德事件戲劇化地稱為代際與代際間的戰鬥，年長者與青年人的爭論，而在賴斯頓的哲學中，他總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年輕人為重。
賴斯頓走後，蘇茲貝格發現自己遇到了一生中最棘手的問題：如果他拒絕賴斯頓的請求，他可能會失去賴斯頓及其崇拜者們；但如果他支持賴斯頓，他就得推翻自己的決定，這樣他以後說話就會一文不值了。蘇茲貝格打算用白天剩下的時間和整個夜晚來考慮此事。賴斯頓將在紐約一家旅館住下，第二天他們再見面。蘇茲貝格有時間和幾個在新聞部之外工作的管理者——哈丁·班克羅夫特和像伊凡·維特這樣的副社長，他有時將其視作傾訴對象。蘇茲貝格還會徵求他妻子卡羅爾，他的姐姐們魯思、瑪麗安和朱迪思，以及母親伊菲吉妮的意見。
此時湯姆·威克正在新罕布什爾為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第一站撰寫文章：理查德·尼克松已經宣佈自己是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而羅伯特·肯尼迪不想與總統約翰遜競爭。完成了在新罕布什爾的任務後，威克飛往紐約，希望更多地瞭解有關自己將來的情況。自從一周前和蘇茲貝格共進晚餐後，威克一直情緒壓抑，而且數日後在華盛頓聽傳聞說自己會從分社社長位子上被趕下來了，更是苦惱萬分。如果在紐約總部做出這個決定後，蘇茲貝格不阻止他宣佈自己辭職，他還能在放棄職位時保留點臉面和尊嚴；他還從新罕布什爾打電話給蘇茲貝格，抗議這種從紐約來處理華盛頓局面的方式。蘇茲貝格聽後表示理解，並讓威克再給卡特利奇打電話抱怨一下。威克也這樣做了，卻沒收到令他滿意的回答。一天後，威克來到了紐約。
他是中午到的。管理者都出去吃午飯了，威克決定去吃點東西。他走進位於四十三大街的離時報大樓東面只有兩個街區遠的世紀俱樂部。他最近剛被吸收為世紀俱樂部會員，這是個排他性的男子俱樂部，成員包括很多傑出的作家、編輯、歷史學家、社會評論家和社論作家。這是威克第一次來，他進來時覺得一個人形單影隻，很不自在。
在大堂裡，一個穿白色夾克、有禮貌的黑人守門人上前迎接他。然後他走上大理石台階，便發覺自己置身於橡木板鑲飾的、吊頂很高的房間裡，人們散亂地坐在桌旁，面前放著午宴前的飲料，竊竊私語著。還有一些人，坐在又大又軟的真皮沙發上，讀著《華爾街日報》或《紐約時報》。威克要了一杯馬丁尼，喝完後又要了一杯。然後起身上樓，發現了吃飯的去處——一個房間裡有一張多人共用的大桌子，周圍有幾張小桌子，在別的房間裡，還有些桌子，旁邊坐滿了不談正事的竊竊私語的人們。
要好了午餐，威克感到馬丁尼開始起作用了。坐在對面桌子旁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樣子看上去有90歲了，他說他曾經編過一個雜誌。當威克含含糊糊地與老人交談時，他觀察了這個房間，遠處的房間——所有桌子旁都坐著陌生人，只有一張桌子例外。在這張桌旁，在埃利奧特·弗裡蒙特—史密斯的對面坐的是哈里森·索爾茲伯裡。
索爾茲伯裡是世紀俱樂部會員，《紐約時報》的幾個高級人員也是，他們中有約翰·奧凱斯、克利夫頓·丹尼爾和詹姆斯·賴斯頓。威克吃午飯時不知道這事，但賴斯頓那時也在俱樂部裡，坐在一個隔牆後面，和華盛頓分社原來的同事約翰·龐弗雷特在一起，這人現在是《紐約時報》人事方面的管理人員。
賴斯頓和龐弗雷特起身離開時，他們看到了威克。在這裡見到他，他們又驚又喜，很快這三位《紐約時報》同仁便開始了熱情的交談，索爾茲伯裡從房間對面看到了他們。雖然他起了疑心，但卻沒有對弗裡蒙特—史密斯流露出來。索爾茲伯裡不知道對格林菲爾德的任命是否會按計劃執行，但在過去的一周裡他沒問過丹尼爾或羅森塔爾。實際上，他並非有意地而是本能地避免直接介入調動格林菲爾德去華盛頓的計劃，因為他感到此事有點不太吉利，儘管他找不到有力證據來支持這種想法。他的感覺是對辦公室變動敏銳意識的結果，他的本能是有道理的，因為宣佈對格林菲爾德的任命已經推遲了幾天。此刻，看著賴斯頓、威克和龐弗雷特三人一起坐在世紀俱樂部的餐廳裡，索爾茲伯裡那敏銳的神經又跳動起來了。
他離開俱樂部後步行回了時報大樓。在新聞編輯部裡，編輯們的表情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丹尼爾和羅森塔爾似乎很平靜，格林菲爾德站著和一位文字編輯談話時也沒表現出有什麼麻煩。下午4點，索爾茲伯裡和其他編輯走進丹尼爾的辦公室開每日例會。會議像往常一樣由丹尼爾主持，周圍坐著羅森塔爾、伯恩斯坦、托平和其他編輯。丹尼爾背後的那個人，穿著藍色細條紋套裝，兩腿交叉，舒服地坐著，皮鞋擦得珵亮，有一隻腳輕輕動著，這就是特納·卡特利奇。如果賴斯頓和威克在新聞編輯部，他們無疑會被請來出席會議，但這兩人都沒有在三層露面，索爾茲伯裡也許是這個房間裡唯一知道他們倆都在紐約的人了。
2月7號週三的這個下午，比起前些天消息既沒有變好，也沒有變壞——越南的戰局依然糟糕：蘇聯造的坦克騷擾著北越溪山西部附近的區域，越共的武裝正向西貢滲透；約翰遜總統的班子仍無法讓朝鮮交出被逮捕的普韋布洛號及其82名船員俘虜；西奧多·索倫森在新罕布什爾作為肯尼迪的發言人，反覆唱衰任何企圖慫恿肯尼迪與約翰遜總統作對並加入初選的政治行動；明尼蘇達參議員、民主黨首席發言人尤金·麥卡錫反對越戰，加入了新罕布什爾的初選，這一行動得到了《紐約時報》社論的支持，該社論同時譴責了羅伯特·肯尼迪一周前既不支持麥卡錫也不反對約翰遜的態度……
會議照常進行到大約20分鐘時，突然一位秘書進來告訴卡特利奇一個口信，卡特利奇出了房間。把卡特利奇叫出去接來自業主辦公室或外面重要人物的電話並無什麼異常，但過了五分鐘卡特利奇回到座位上後，索爾茲伯裡從卡特利奇的表情中揣測出有一種輕微的變化。並不是說卡特利奇失去了平靜，而是他似乎太平靜，太隨意了，這是一個人想竭力掩飾內心世界的那種表情。散會後，編輯們一個個起身走出來，而卡特利奇則一動不動，並請羅森塔爾留下，卡特利奇說有事情要同羅森塔爾和丹尼爾討論。索爾茲伯裡走出房間時，他非常肯定，詹姆斯·格林菲爾德不會去華盛頓了。
等其他編輯都走後，卡特利奇說：「先生們，我有個壞消息，業主改變主意了……」
丹尼爾的白臉更顯煞白，如鯁在喉，羅森塔爾則氣得臉色發紅，兩人當時都十分震驚。然後，羅森塔爾氣憤地嚷道：「我要給龐奇打電話！」
「不要打。」卡特利奇說道，語調很輕，他認為那是徒勞無益的。
「我很遺憾，特納，但我必須打個電話！」羅森塔爾失控地答道，急匆匆走出房間，一進編輯部就抓起了自己桌上的電話。但不是業主接的電話，秘書說，他在開會，不能受打擾。羅森塔爾掛斷電話，又回去找卡特利奇和丹尼爾。這兩個人正站在這個大辦公室中間一動不動，也不說話，像掛在牆上的照片，或是博物館的兩個蠟像，蘇茲貝格的決定給他們以很大的衝擊。它是侮辱性的，也是不可原諒的，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們被業主出賣了，此刻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想要他們辭職嗎？他們應該辭職嗎？如果他們留下來，他們還有什麼權力？為《紐約時報》忠心耿耿幹了幾十年，在報社管理階梯上奮鬥了多少年，好不容易爬上頂峰，有什麼意義？要是連華盛頓分社社長的職位都不能找人替換掉，那麼當總編輯或主編又有什麼意思？
此時此刻，在丹尼爾的辦公室裡，一切都亂成了一鍋粥，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賴斯頓贏了。他贏得了什麼還不敢肯定，但不可否認的是「他贏了」，而紐約總部想控制華盛頓分社的努力又失敗了。蘇茲貝格先讓卡特利奇、丹尼爾和羅森塔爾公開發表不同意見，而後他又把它們砍掉。這究竟是為什麼？甚至卡特利奇也不解其詳。顯而易見的猜測是，賴斯頓多少警告過業主，並提醒他注意這樣一個事實：特別是現在——大選將至——《紐約時報》需要一個最強有力的華盛頓分社，它的高級記者都應該精神飽滿。在過去幾年裡《紐約時報》社的爭執太多了，蘇茲貝格也許認為此時最好讓賴斯頓自己說了算。不過卡特利奇不明白，蘇茲貝格改變主意對丹尼爾和羅森塔爾預示著什麼。卡特利奇已接近終點——他已告訴蘇茲貝格他在考慮退休的事——但現在以至將來，丹尼爾和羅森塔爾不得不應付賴斯頓，這人對業主的影響明顯是很大的。蘇茲貝格的默許僅僅意味著他一個人觀點變了，還是家族的女人們起了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伊菲吉妮喜歡賴斯頓，這是另外值得思考的問題，現在重要的是賴斯頓贏了，威克留了下來，格林菲爾德去不成華盛頓了。格林菲爾德還不知道這件事。當這個辦公室裡的這三個人想到這個問題後，克利夫頓·丹尼爾主動提出把格林菲爾德叫來告訴他這個消息，但羅森塔爾堅持由他去告訴格林菲爾德，而且是在別處。格林菲爾德是羅森塔爾的朋友，當初他就是因為羅森塔爾才來到報社的。卡特利奇同意了，於是羅森塔爾就去了新聞編輯部，看到格林菲爾德正笑容可掬地接受同事們的祝賀。
羅森塔爾示意格林菲爾德過來，然後帶他出了新聞編輯部，進了三層的走廊，之後進了接待室旁邊那兩間小屋的一間。房間沒有窗戶，只比懺悔室寬一點，天花板很高，裡面有幾把小椅子和一張小得像棋桌那樣的桌子。這兩間房有時歸下屬編輯使用，往往是在他們會見那些準備不充分的求職者時使用的；有時記者們採訪那些怒氣沖沖的不期而至的來訪者時也會用到，來訪者反映的事實是令人懷疑的，不適於發表；或者職員中沒有個人辦公室的，想談機密事時也使用這個房間。羅森塔爾等格林菲爾德進來後關上門，兩個人坐下來後，羅森塔爾便把情況如實地告訴格林菲爾德，格林菲爾德聽了後幾乎要哭起來。
格林菲爾德回想起他的預感，他原來就擔心這事可能不會實現。即使有預感，他還是很震驚。他想，要是事先賴斯頓更清楚、更明確地反對威克辭職，那該多好，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辦公室大錯就可以避免了。格林菲爾德自言自語，「如果賴斯頓暗示一下喬治·鮑爾」，他格林菲爾德得到提醒，就會拒絕去華盛頓了。格林菲爾德並沒有主動要求分社社長這個職位，在加入《紐約時報》時就給他許諾過一個重要的職位，但沒有明確說明，他也並不多麼渴望回華盛頓，要是他知道賴斯頓堅決反對，他肯定是不會去的。但賴斯頓並不明確，紐約總部也許不想真正瞭解賴斯頓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想法，想繞過去——但現在遭到了迎頭撞擊後，難以迴避了，而且在紐約總部也沒面子可挽回了。從羅森塔爾臉上的表情，格林菲爾德看得出，他沮喪到了極點，格林菲爾德本人也窘迫不已。
「阿貝，」最後格林菲爾德說，「幫幫我吧。」
羅森塔爾點點頭。
「阿貝，再不要讓我留在這個地方了。」
羅森塔爾很理解。於是，格林菲爾德當場就辭職了。
格林菲爾德回辦公室取東西。當時接近下午5點，是工作日中最忙的時候——屋裡擠滿了記者、編輯、辦事員，另外一些職員剛在咖啡廳喝了杯咖啡休息了片刻，此時正走回辦公桌，或在外面執行任務剛剛急匆匆地趕回來。
一個記者看到格林菲爾德穿上外套，就喊道：「嗨，吉姆，你真的要去華盛頓嗎？」
格林菲爾德轉過身想笑一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
「是真的，」他答道，聲音很輕，「直到幾分鐘之前。但華盛頓有阻力，我也得離開了。我不會回來了……」
這位記者感覺到格林菲爾德的焦慮，沒有再用更多的問題留他，他和格林菲爾德握握手，目送他離去。此後消息馬上傳遍了新聞編輯部。一個記者想打電話給華盛頓分社的同事瞭解更多情況，但兩地之間的線路太忙了。隨後，一個文字編輯帶來了確鑿的報告——是的，他說，千真萬確，格林菲爾德剛剛辭職，賴斯頓讓蘇茲貝格改了主意，賴斯頓、威克和弗蘭克爾此前都在大樓裡露過面，大概都把辭呈準備好了。
幾個小時之內，這事就上了傍晚的電台和電視新聞：
據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發自華盛頓的報道：今天在政界有傳聞，負責公共信息的前副國務卿詹姆斯·格林菲爾德將被任命為《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但是據《紐約時報》主編克利夫頓·丹尼爾，今天，格林菲爾德已辭去他擔任的《紐約時報》城市版主編助理一職。丹尼爾否認這一變動在《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被醞釀過……目前無法採訪到格林菲爾德……
羅森塔爾坐在桌旁，兩眼盯著報紙卻根本沒看。他很清楚新聞編輯部裡記者們圍坐在桌前在談論什麼。這時一個記者走進來，大聲說：「嗨，知不知道最新消息？華盛頓那幫小傢伙接管了WQXR電台！」眾人一聽大笑起來。羅森塔爾聽不見這些笑話和評論，但從那幾個幾年前他一來當編輯就開始反對他的記者口中，他預料到了他們最壞的評論。現在毫無疑問他們會重複他們過去的指責——他沖得太凶、太急，現在他遭報應了。羅森塔爾坐在那裡，他感到心如刀絞，也感到受嘲弄的心頭之火要爆發了——與卡特利奇和丹尼爾不同，他們現在躲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羅森塔爾無處可去，只好回編輯部坐在辦公桌旁，面對幾百個工作人員。他感到自己好像置身於一個寬大的灰色法庭上，同時被幾個陪審員審判，交叉詢問，質疑，推測和指責。他有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感覺，好像潮水突然倒流，一切失去了平衡，地盤不保，《紐約時報》編輯部也瓦解了，自己的目標破滅了，羅森塔爾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如果卡特利奇已失去對蘇茲貝格的影響力，如果賴斯頓現在是這位業主最值得依賴的顧問，那麼丹尼爾和羅森塔爾會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接班的梯隊將會由紐約轉向華盛頓，從丹尼爾、羅森塔爾轉向威克、弗蘭克爾或賴斯頓的其他追隨者們。丹尼爾將不會接替卡特利奇，羅森塔爾將可能永遠不會成為主編。由於羅森塔爾不能跟蘇茲貝格說起這些，他不知道該走還是該留。毫無疑問，卡特利奇和丹尼爾也是同樣地困惑。羅森塔爾不想起身去他的衣櫃取大衣，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要經過記者們的辦公桌前且很可能要面對他們的目光，說不上其中有誰問他一個問題，讓他顯示出自己的實際感受。羅森塔爾不像丹尼爾和卡特利奇會掩飾自己的想法，他是外露的、異乎尋常地誠實的人——他高興時，滿面紅光；難過時，臉部會失望地表現出猶豫不決或發洩自己的情緒。現在他感到失望、內疚——他的朋友格林菲爾德成了這個亂攤子的替罪羊，他不知道怎麼做才能有所補償。他想晚上找格林菲爾德談談。羅森塔爾最親密的朋友阿瑟·蓋爾布正在加勒比海度假，新聞編輯部裡便沒有人是能幫助他的或他想去求助的。其他編輯走的走，沒走的正準備走，只有牛欄編輯們似乎心事重重地忙於編那份報紙——1968年2月9日星期五，共96版，刊載所有適於刊載的新聞，第117期，總第40193期……售價10美分……《56名海軍陸戰隊隊員喪命越南北方激戰戰場》……《結束戰爭是敵軍自我激勵的目標》……《肯尼迪斷言美國必輸無疑》……羅森塔爾翻閱著辦公桌上關於地方報道的電訊稿，他無法集中注意力，他能想像出卡特利奇和丹尼爾也是這樣的。《紐約時報》的大型印刷機正在印出另一版，沒有他們，也一直在滾動，好像輪船在夜間航行時，即便高級船員在睡覺時照樣走一樣——「我們三個坐在辦公桌後面的人處於同樣惶惑之中，」羅森塔爾想，「我們處於一種可悲的狀況，就像過去的希伯來人。我們正在服喪。」
羅森塔爾桌上的電話響了，是賴斯頓從樓上打來的。按照威克的建議，賴斯頓想和羅森塔爾、威克聚一下，羅森塔爾建議他們傍晚到他位於中央公園西大道80多號的公寓見面。這個公寓非常寬敞，牆壁很厚，他們可以密談，羅森塔爾的妻子正不舒服，但他可以點一些中餐外賣。在他們都變得無情之前，盡快把他們的分歧攤開，或許是有益的。
賴斯頓和威克到來後，喝了點飲料，顯然這次會面充滿了激烈情感和火氣，難於達到有益的成果。賴斯頓希望羅森塔爾說說自己的想法，羅森塔爾便如實道來。他指責賴斯頓，大概本想維護報社的形象，現在反而玷污了它的形象，並且說，儘管賴斯頓本人不想放棄為報紙編輯撰稿，但他又忍不住要干擾那些把精力全部獻給編輯事業的人。羅森塔爾接著說，威克不能既寫專欄又管理分社。接著羅森塔爾提高聲音，希望知道威克為什麼不放棄分社社長職務。威克對羅森塔爾的語氣和猜測表示反對，他懷疑羅森塔爾有過分的野心。威克沒有打算在主編辦公室謀職，甚至一年前他還給羅森塔爾寫過一張條子，暗示他將盡力幫助羅森塔爾實現他的抱負，但現在羅森塔爾太過分了，威克也不想再像政治足球一樣在紐約和華盛頓之間被踢來踢去。幾番更激烈的交鋒之後，威克起身離開了公寓。
賴斯頓留下來一直待到早上。在這期間，他和羅森塔爾開始有了更多的互相瞭解，但這並不是說這些體驗是令人滿意或和諧的。每個人都從自己的立場發表觀點，都認為這是符合《紐約時報》最高利益的。賴斯頓對羅森塔爾對待威克的態度很反感，他也認為在整個格林菲爾德事件中羅森塔爾過於衝動了。羅森塔爾此時感到是在受賴斯頓審訊，他討厭對方把自己置於完全防禦性的地位。到子夜賴斯頓起身要走時，這種局面仍然沒有緩解。賴斯頓走後，羅森塔爾在公寓裡踱著步，一個人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黎明時分，他實在忍不住便打電話到賴斯頓住的旅館，把他叫醒，繼續和他進行激烈的爭論。這麼做很蠻橫，羅森塔爾後悔了，但它某種程度上與那些過去幾個小時內決定著《紐約時報》上層梯隊安排的稀奇古怪的事件是一致的——對羅森塔爾來說，這純粹是一場噩夢，一場荒謬的管理鬧劇。
上午晚些時候，羅森塔爾來到《紐約時報》社，他在過去24小時中雖被搞得筋疲力盡，但也激起了活力，他徑直上了14層如約去見蘇茲貝格，業主正在等他。羅森塔爾從電梯中出來時，就看見蘇茲貝格沿走廊向他走來，他當時就伸展著雙臂。然後，在共悲傷的精神之中，他們擁抱著一起走進蘇茲貝格的辦公室。
如果說羅森塔爾曾對自己在報社的地位有什麼擔心的話，那麼蘇茲貝格很快就將它消除了。蘇茲貝格個人要依賴他，幫助挽回損失並重新恢復《紐約時報》曾經盛行的和諧。有了這次經歷，他們對《紐約時報》和自己都有了更多的瞭解。蘇茲貝格認為也許好運就要到了，這種不和至少已經被釋放差不多了，其影響很深刻，使報社陷入低谷，而今除了崛起已無路可走了。蘇茲貝格請羅森塔爾週末到他郊區的家裡以便進一步商討，羅森塔爾感到心裡好受多了。回到新聞編輯部後，羅森塔爾把自己的週末安排告訴了丹尼爾和卡特利奇，他希望他們也盡量理解蘇茲貝格。
第二天《華盛頓郵報》第三版刊登了一篇報道，標題是：「《紐約時報》一場適於刊載的政變」。它報道了詹姆斯·格林菲爾德離職的細節，也提及該消息發佈後華盛頓分社方面的喜悅，有一個分社職員竟高呼：「我們贏了！」
像《紐約時報》包括威克和賴斯頓在內的大多數編輯一樣，羅森塔爾對這篇報道很反感。大多數負責任的報紙之間有一種默契，就是不互相揭短——畢竟《紐約時報》在過去的幾年從未去關注《華盛頓郵報》的管理層政治陰謀——但在這個問題上，《郵報》顯然違反了規則，甚至賴斯頓在頭天下午和他的朋友、《華盛頓郵報》的總裁凱瑟琳·格雷厄姆，還有她的編輯本傑明·布拉德利通電話時還說到過這一點。但《華盛頓郵報》沒有壓下這篇報道，現在2月9日上午，已經開印了——《紐約時報》的編輯突然間對新聞自由的意義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他們也許也是第一次明白，承受負面報道是什麼感覺。
儘管羅森塔爾和業主恢復了和平氣氛，但年老的編輯們仍感到被出賣了，他們幾天沒理睬蘇茲貝格。最終卡特利奇答應了蘇茲貝格最誠摯的懇求：千萬不要讓這一件事破壞他們多年的交情。但丹尼爾在此後近兩周時間裡繼續冷落蘇茲貝格。後來有一天開完新聞會議後，當他最終又和蘇茲貝格在他辦公室旁邊的小房間裡隨便交談時，丹尼爾不再保持平靜了，大聲衝他叫嚷，簡直把他當成小學生來教訓。此後，好像丹尼爾和龐奇·蘇茲貝格再無可能修好了。
《紐約時報》在此後幾周裡一如既往地繼續出版，不過有幾天裡卡特利奇和丹尼爾好像無精打采，情緒極度低落。格林菲爾德事件令人窘迫之處已經通過《時代週刊》和《新聞週刊》在全國曝光了，新聞編輯部裡還有傳聞說丹尼爾正在尋找另一份工作，卡特利奇純粹是在消磨時光等待退休。報社內部管理層雖然支離破碎了，但外部世界的事件更糟糕，這起初就給編輯們造成積極的影響——他們不得不掩蓋互相間的分歧，以便多少把注意力集中於國家一時的混亂局面。在美國國內有一種駭人聽聞的分裂形勢，以致林登·B.約翰遜在3月31日不得不承認他不能使國家團結起來，因此他不想尋求作為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越南戰爭仍然是一場沒有希望的戰爭，消耗了國家的財力，也使全體國民失去了耐心，造成了以仇恨和暴力為一般特徵的派系鬥爭。4月，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一名狙擊手槍殺，引起芝加哥和華盛頓的騷亂。6月，羅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磯遇刺身亡，而三個月前，他在那裡開始爭取民主黨提名，現在剛剛在加州預選中達到勝利的頂峰。在這兩起死亡事件之間，全國和平示威者和警方發生了衝突，白人種族主義者高呼「法律與秩序」的口號，而黑人種族主義者則呼籲「黑人權利」。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園裡，在當年最激烈的學生抗議活動中，五座大樓被佔領，課程停止了，720名示威者被傳訊，該大學校長也在暑假期間要辭職。這次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抗議活動是從4月開始的，當時學生們想迫使校方中止與國防研究院（該研究院是12個大學聯合體，為政府進行軍事研究）的協議，並且停建在哈勒姆和哥倫比亞社區間的莫寧賽德公園裡的一座九層體操館——「體操館烏鴉」是這次抗議活動的專用語。
但這些問題和學生同政府的關係嚴重破裂有關係，它們是普遍所說的世界性的「代溝」的一部分。現在波蘭也有學生們的集體抗議，捷克斯洛伐克學生也組織抗議活動。歐洲、亞洲形成了年輕人的理想主義潮流，而老人們則爭著購買黃金保值，在60年代不穩定的標準下尋求安全感、穩定感。在美國，大公司實行計算機化，利慾熏心，為一個有最好的也有最壞的東西的國家製造劣質汽車和不值錢的奢侈品。在這些公司繼續日進百萬的時候，年輕人卻在越南送命，像龐奇·蘇茲貝格這樣的中年人好像也被搞得模稜兩可，既不屬較老的一代，也不屬下面年輕的一代。42歲的蘇茲貝格同其他機構的頭頭們感受相同——就好像他們被調到同一個頻道，正在被相同的靜電干擾一樣。每一層的權威都正在受到求變壓力和公眾抗議的挑戰。年輕人，雖然他們自己沒有實力，卻能在一個人造時代通過電子技術和戲劇表演的神秘結合獲得一種短暫的影響——馬克·拉德，紅色丹尼，拉普·布朗，伴有迪斯克舞步的激進分子和演奏吉他的修女們是使約翰遜和戴高樂、國際銀行家、社區學校教師和巡邏中的警察頭腦發熱的氣氛的創造物。甚至連羅馬天主教會這樣一個原教旨主義機構也被迫做出讓步，碰到了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問題。
這些騷亂造成哥倫比亞大學癱瘓後不久，示威者們把注意力轉向了他們認為的敵人的另一個堡壘——《紐約時報》。蘇茲貝格家族，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的產物，長期以來一直影響著該大學的活動——龐奇·蘇茲貝格像他父親一樣，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理事，曾支持過哥倫比亞大學那些後來被學生認為應受道德譴責的政策（包括它與政府間的軍事研究方面的聯繫）。5月2日，82名年輕人圍在第五大道1010號龐奇·蘇茲貝格家外面，示威達45分鐘，並且高呼：「《紐約時報》！講真話！」他們指責《紐約時報》對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的報道偏向了當局一方，沒有理解學生的處境，他們還對充當哥倫比亞大學理事的《紐約時報》老闆經常出現在報頭上的倫理觀念表示懷疑。他們視此為一種利益的衝突，但蘇茲貝格在次日上午的《紐約時報》發表的聲明中否認了這一指責。他說：「我們認為，一家報紙的管理者不應脫離對社區的服務。」儘管他承認那些社論——在「哥倫比亞的暴徒行徑」的標題下譴責了該大學校園裡的混亂現象——反映了他的意見，但他也堅持認為這些報道是客觀的。蘇茲貝格說《紐約時報》「根據自己的渠道來提供全面、準確、公正的報道」。但學生們及其支持者們卻不這麼認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報道既不公平又不公正。他們尤其惱怒的是5月1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登的一篇報道，這是一篇對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格雷森·柯克表示同情的文章。它描述了他站在被示威者控制的自己的大辦公室裡——傢俱被砸爛了，地板上堆滿了空罐頭盒、沒吃完的三明治和髒乎乎的毛毯。柯克博士，一隻手捂著臉說：「天啊！人怎麼能幹出這樣的事？」這篇報道是A.M.羅森塔爾寫的。
羅森塔爾給自己安排了這項任務。他按捺不住內心衝動想再體驗當記者的滿足感，在一天晚上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校園。他把發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事情看成一個可悲卻意義重大的事情：一個古老光榮的教育機構正被那些靠捐款入學的學生們所蹂躪，他想知道什麼出錯了，為什麼。但當他告訴克利夫頓·丹尼爾他要計劃寫一篇關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文章時，這位主編沒有同意。可以理解，羅森塔爾當了編輯後就退出報道工作，要遵守卡特利奇和丹尼爾的政策和慣例。在此之前，羅森塔爾一直是守規矩的；但現在，權威的力量在新聞編輯部就像在別處一樣被削弱了，羅森塔爾更獨立的態度很可能也是受到了賴斯頓前不久的勝利所影響。賴斯頓成為編輯後從未發表過隱退的誓言，他還被證明是職員中最可敬畏的人。當羅森塔爾堅持他要寫關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文章時，丹尼爾不再反對了。丹尼爾83歲的父親在久病之後剛剛去世，他馬上要去澤比倫陪伴老母親。羅森塔爾被安排負責編輯部，這樣一來，他認為合適的事，就可隨意去做了。也就在這段時間，他寫了那篇描述備受折磨的校長格雷森·柯克的文章。柯克當時走進自己那間被搞得不像樣子的辦公室，長達幾個小時聽著警笛刺耳的聲音、杯子被摔碎的聲音和學生的反覆叫喊聲——「柯克滾蛋」！
他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這裡幾乎沒有什麼傢俱了……他身上依舊整潔，但面色蒼白，腳步顯得恍惚。辦公室裡的其他人也一樣。一名警察撿起了地上的一本書，說道：「書裡裝著整個世界，他們怎麼能這麼對它？」……
副校長戴維·杜魯門博士也在，臉上疲態盡顯。他也在這間被毀壞殆盡的房子裡一步步地徘徊，終於他幾乎是自言自語地開口說道：「他們會明白我們為什麼非得叫警察，你們說是吧？他們會知道我們在決定之前考慮過很多因素吧？」
一名警員挪到了柯克旁，靜靜地把他剛在地上撿到的鐵煙斗拿給柯克看，煙斗上繫著繩子，是一個學生落下的……
羅森塔爾的文章一發表，就惹惱了幾十個讀者。這些人把柯克博士看作是造成這次起義的一個反派，一個反動的當權者——他的愚蠢挑起了此次不和，他容忍大學參與政府的軍事研究計劃，這一行為是對哥倫比亞大學正直性的蓄意侵犯。《紐約時報》收到了幾封字裡行間充滿怒氣的來信，《村聲》報上也登了幾篇納特·亨托夫和傑克·紐菲爾德的文章，既批評羅森塔爾的文章，又指責報紙管得太寬。《紐約時報》被他們描繪成當局的一個畸形器官，企圖美化莫寧賽德高地[註：莫寧賽德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又作「晨邊高地」，是紐約市曼哈頓西北部的一個社區，區內有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曼哈頓音樂學校、聖約翰神明大教堂、聖路加—羅斯福醫院等機構。]上它的同類機構，在報道上安排了那些只會中傷學生示威者的材料和腔調，沒有對引起學生不滿情緒的原因或警察的暴行給予同等程度的重視（據報道，有近百人在與警察的混戰中受傷，其中包括一名《紐約時報》記者，他頭部被打傷——是拿手銬當指節銅環打的——共縫了12針）。
羅森塔爾被自己的文章引起的不利反應搞得心煩意亂。儘管他把主要原因歸於那些為給《紐約時報》找茬兒而極盡能事的新左派評論家，但他仍然弄不懂突然之間自己的生活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經歷了長時期的成功、被賞識、受獎之後，好像現在他接觸的一切事情都會給他招致不幸：他與蓋爾布合寫的書受到評論家的譴責；他編輯的晚報版被蘇茲貝格捨棄了；把格林菲爾德安排到華盛頓的努力成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現在，多年來自己寫的第一篇新聞報道又成了眾矢之的。他不知道是自己做錯了什麼，還是沒做錯什麼，該受到這樣的報應。但有一點他非常清楚——1968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對於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夫人來說，這同樣是使她不快的一段時期。再過不久，她就76歲了。近來，她對《紐約時報》的未來一直表示深刻關注。在最近幾年裡，在各種斯刊和雜誌上有大量文章批評《紐約時報》，如《評論》與《遭遇》（Encounter）、《星期六晚郵報》、《時尚先生》、《公眾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其中大多數把目標集中在《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上，還有一些則把矛頭指向管理《紐約時報》管理者的人品。這些批評文章發表後，克利夫頓·丹尼爾和他的主編助理們要認真重讀一下，看是否能找到事實方面的錯誤或遺漏，如果卡特利奇或蘇茲貝格家族的某個成員提出質詢，丹尼爾便也好準備一份備忘錄來答覆。這個備忘錄可以使對方的批評站不住腳，也可以在此基礎上給找茬兒的雜誌寫封信，糾正其錯誤。直到1968年，蘇茲貝格夫人像所有編輯一樣，一直都相信這種公開的批評沒有什麼價值。這些文章在指責《紐約時報》出現事實錯誤的時候自己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要麼是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紐約時報》編輯們有很大的個性差異並且內部也爭鬥。蘇茲貝格夫人認為這是誇張的說法，她在給寫這種雜誌文章的一個作者寫信時也這樣說過。
但現在，1968年，繼格林菲爾德事件之後，她不再那麼肯定了。最近，她也被登在自家報紙上的一些文章所困擾。這些文章過分談論性問題並建議年輕一代徹底放棄過去的道德束縛。一篇令她特別生氣的文章登在女性版上：它描述了紐約大學裡的女生如何在一種性解放的氛圍中與男生一起生活。文章不具名地提到一個女生，她是巴納德學院二年級學生，而巴納德學院是蘇茲貝格夫人的母校。這位巴納德學院的女生與一個哥倫比亞大學三年級男生合住一間公寓，每月租金100美元，從那裡可以步行去上課，這對大學生已合住兩年了。文章繼續寫道，他們曾經飛往波多黎各做流產手術。但現在，他們不再服用避孕藥了，想要生孩子但又不一定結婚，他們認為結婚是「太嚴肅的一步」。
就在該文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後不久，巴納德學院領導按地址找到這位女生並要開除她，理由是她違犯了宿舍紀律，還在被調查過程中撒謊。但這位女生要求舉行公開的聽證會，這引起了相鄰的巴納德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校園的學生聲援：他們在巴納德學院圖書館前揮舞著標語和請願書，要求更改學生住宿管理規定。這些示威和隨之而來的爭論使這個事件在此後幾個月裡一直是個敏感話題。令蘇茲貝格夫人更加懊惱的是，《紐約時報》竟然全面報道了此事。她認為，好像編輯們剛剛發現性一樣，大驚小怪。有一天，她責備兒子：「為什麼不正確對待性問題？」並提醒他，「在我的年代，這個問題也受關注。」
但現在最使她煩惱的是一種支配著《紐約時報》的傾向：缺乏方向性。報社規模越來越大，機構越來越臃腫，也越來越有錢，但它好像已失去了它的某些使命感。一想到這一點，她心情就十分沉重。有一天她向兒子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不能輕易地很快找到答案。她問道：「我們在往何處去呢？」
龐奇·蘇茲貝格用這一年的其餘時間來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他的答案在自己編的文件庫中，他把它們當成他的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他不會向外界公開的。1968年冬，他給母親送了第一份文件，後來直到進入1969年他仍繼續整理其他文件。但在格林菲爾德辭職後的幾個月裡，蘇茲貝格決心必須立刻做出一個令人痛心的決定。新聞部的管理領導權在最近的華盛頓與紐約的對抗中被瓦解了，蘇茲貝格感到不得不替換他的老朋友和顧問特納·卡特利奇。卡特利奇是《紐約時報》社的大人物，在1951年他接管了這個經營不善、亂七八糟的部門並對其進行了調整，但現在他67歲了，他的精力已非當年可比。2月紛爭留下的傷疤還沒癒合，如果這個機構這樣繼續下去，全體人員的士氣會進一步低落。似乎新聞編輯部裡沒人知道誰是老闆，甚至連高級編輯也不知道用什麼方式來做決定。伊菲吉妮告訴兒子，奧克斯50年前遇到過類似問題，但奧克斯從來不會讓個人喜好妨礙報社的發展。《紐約時報》是第一位的，現在卡特利奇應該由一個有能力統一報社的人來接替，這樣或許可以恢復以往的奧克斯精神。《紐約時報》只有一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那就是詹姆斯·賴斯頓。
58歲的賴斯頓來《紐約時報》社已近30年了，他的水平之高，以至於沒有人——不論是丹尼爾、索爾茲伯裡、羅森塔爾還是卡特利奇——會懷疑他坐新聞編輯部頭把交椅的資格。再者，把賴斯頓調到紐約，就是把華盛頓方面有實力挑戰總部權威的人物抽走了，這是個巧妙的計劃：可以把所有權力集中到總部，可以清除最後一個過去的公國，對華盛頓方面來說也意味著一種勝利——他們的人控制了新聞編輯部，紐約來的指示從此以後在華盛頓就沒有那麼令人討厭了。龐奇·蘇茲貝格、他的母親、家族其他成員都同意這個計劃，並希望盡快實施。但這位業主，仍然顧及卡特利奇的感情，對在此時公佈計劃猶豫不決。在過去這麼短時間裡發生了這麼多事，儘管他知道不應該這樣做，但他還是想緩一緩，他不想冒險失去卡特利奇，因為他希望卡特利奇留下來，在《紐約時報》公司當董事和副總裁，致力於解決企業政策方面的問題，以他的自然能力充當過渡時期的老政治家和外交家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