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一篇1966年夏季發表在《時尚先生》上的一篇有關克利夫頓·丹尼爾的文章發展而來。撰寫那篇文章的構思來自《時尚先生》的編輯哈羅德·海耶斯。完成這篇文章之後，儘管我已經為《紐約時報》從事了十年記者工作，我第一次開始以歷史的視角來看待這家報紙，去感受丹尼爾與在這個等級制度當中其他人的關係。漸漸地我就開始意識到，一個有關《紐約時報》的故事，無疑會像《時報》所報道的任何新聞一樣有根有據且充滿戲劇性。
於是我開始了這本書的撰寫，在接下來的兩年半時間內，我採訪了幾百名時報員工和前員工。一些採訪內容「不宜公開」，但是很少有人會拒絕見我，報紙的管理層和擁有者——蘇茲貝格家族——也接受了我的採訪。
儘管本書出版前沒有接受《紐約時報》的認可或編輯，但我卻得到了許多編輯和職員的許可，使用他們的個人檔案，引用他們的信件和備忘錄。從阿道夫·奧克斯的後代那裡我借來了家族的相冊、歷史資料和私下發表的回憶錄，它們顯示了奧克斯家族的哲學。被《紐約時報》委託寫作的權威的書籍——埃爾默·戴維斯1921年的書，邁耶·伯格1951年的書，就這家報紙的歷史而言，都非常有價值。但要對奧克斯家族獲得更生動的感覺，也許應到1963年由朱利安·梅斯納公司發行的多麗絲·費伯的書《從印刷學徒到社長》（Printer\'s Devil to Publisher）中尋找。但對我來說，對阿道夫·奧克斯本人最有趣的見解應到《紐約時報》的一個叫作加雷特·加勒特的記者的私人文件中去尋找。在20世紀初加勒特就認識了奧克斯，並且寫了一種關於奧克斯和編輯們的日記。
加勒特1954年在70歲時去世，他擁有一個農莊，在離新澤西州大洋城的海島勝地很近的一個河邊，他是在那裡出生長大的。我記得自己還是一個孩子時，就見過加勒特經常到我父親的商店中來。他是一個傑出的紳士，總是戴著一頂深藍色的帽子，穿深色的套裝，有長長的松垂的白頭髮。他有時坐幾個小時同我父親談論世界形勢或關於《紐約時報》的往事，這個話題吸引了我父親。我父親是這個城鎮裡三位讀《紐約時報》的人之一，他每天早晨通過郵件收到兩天前的《紐約時報》。
在我開始為《紐約時報》工作後，我父親不止一次地問起那裡是否還提起加勒特的名字。我不得不告訴他沒有，從來沒有。我懷疑加勒特作為一個記者和故事大王在我家裡受到的高度評價是否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被感覺到。後來在我開始寫《紐約時報》的書時，我從採訪中和閱讀我當時所有的東西中不能充分理解奧克斯的風格和性格，我看到了一本由理查德·C.科恩尤勒寫的《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科恩尤勒是紐約的一位作家和經營顧問，曾是加勒特的朋友和崇拜者。正是通過理查德·科恩尤勒，我能夠閱讀加勒特的日記了，並且獲益匪淺。
另一個有價值的消息來源是《紐約時報》人關於他們為報社執行任務時的經驗的論述——如湯姆·威克對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被刺殺的那一天的回憶，麥坎德利什·菲利普對他採訪的一個猶太裔三K黨人的描述——這個人在《紐約時報》菲利普的文章發表後自殺了。這些和其他幾個私人報道的例子，刊登在《時報閒談》上，這是由拉什·阿德勒編輯的該報的優秀內刊。
然而，本書的材料絕大多數都來自我對《紐約時報》相關人士的親自採訪，或來自我在新聞編輯部工作多年的觀察（我1953年起在那裡當送稿生），或來自我和其他記者聚集在一起聽《紐約時報》的老人回憶過去的事，或來自《紐約時報》人士對我的提問所做的長長的答覆信，因為我曾詢問過作為報社傳說一部分的某些軼事或事件。報人寫的信件很漂亮，通常都充滿了有趣的細節，還有鮮明的觀點，不僅顯示了他們就某些形勢所看到的和聽到的東西，而且還顯示他們切身感覺和思考的東西。後兩者對我想寫的書而言，在我看來是特別重要的——這是一部關於一個過渡性機構中人的歷史，一部想更多地談報道新聞的人而不是他們報道的新聞的書，一篇關於《紐約時報》幾代人及其內幕的實際報道，關於內部的場面、衝突和調節的實際報道。所有這些都是任何持久的機構的生命力和成長的一部分。
在形成這種報道的過程中，我請我採訪的那些人不僅要描述他們看到的或他們在其中起作用的狀況——如在第20章報道的事件——而且還要給我談談他們自己的情感反應，他們感覺到和想些什麼。我之所以能像我經常做的那樣在這本書裡寫20世紀60年代《紐約時報》內部發生的緊張事件時期某某人的特殊感覺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紐約時報》這些人的合作，他們談到自己時是直率和誠實的。
自本書1969年第一次出版以來的歲月裡，我同《紐約時報》的大多數高層編輯和家族控股人保持著接觸。我注意到在最後幾章指出的許多趨勢已經充分實現了。例如，A.H.羅森塔爾，本書清晰地描述了他的上升過程，他和業主阿瑟·奧克斯（龐奇）·蘇茲貝格的私人關係，在第20章描述的倒霉的格林菲爾德事件期間實際上加深了這種關係，他在70年代成了總編輯，最終剝奪了華盛頓分社在賴斯頓和他的前任阿瑟·克羅克的有力領導下形成的自主權。
隨著羅森塔爾的上升，他最親密的同事和朋友也在紐約的等級機構裡得到了提拔：阿瑟·蓋爾布，一度是羅森塔爾在紐約組的助手，現在被任命為副主編；另一個頗受羅森塔爾稱讚的人，以前的記者和國際新聞主任西摩·托平，在羅森塔爾手下擔任主編。湯姆·威克和馬克斯·弗蘭克爾，賴斯頓的兩個60年代的門生和他的華盛頓分社社長職位的接班人，70年代都在紐約總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威克是主編助理和政治專欄作家，弗蘭克爾在約翰·奧凱斯退休後成了社論版主任），在新聞部或星期天版部沒有人能向羅森塔爾的權威挑戰了，賴斯頓本人也不能。1969年後他的主編職權並沒有在職業的意義上得到很大的實現。在70年代後期接近退休年齡，他在華盛頓更幸福地把他在《紐約時報》的大部分精力用於寫作他的頗受讀者歡迎的專欄文章。
羅森塔爾對龐奇·蘇茲貝格影響越來越大的標誌，是他能夠使1968年由於賴斯頓的反對而辭職的詹姆斯·L.格林菲爾德重新回到報社。在使格林菲爾德陷入1968年的華盛頓慘敗之後，蘇茲貝格和羅森塔爾都覺得對他有一種責任感。正如本書的最後一章注意到的，格林菲爾德在辭職後仍然同蘇茲貝格和羅森塔爾保持著私人關係。在重新加入《紐約時報》後不久，格林菲爾德成了國際新聞主任，後來又成了主編助理。
克利夫頓·丹尼爾，我在《王國與權力》的開頭幾章對他做了突出的描寫，但他是很難和龐奇·蘇茲貝格相容的，不得不把他在三層的大辦公室騰給了羅森塔爾，最終搬到華盛頓當了分社社長。而在紐約看來，丹尼爾從馬克斯·弗蘭克爾手裡接過的分社，比威克負責時更協調，更勤奮（分社的一個成員尼爾·希恩把五角大樓秘密的文件帶給紐約，寫出了關於美國對越南的軍事介入的曝光性文章，1972年為《紐約時報》獲得了一枚普利策獎），這一業績很快就因《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博·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驚人的水門事件獨家報道而黯然失色，那一系列報道導致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
在有效地指導分社經過福特總統的平淡的幾年進入卡特總統的溫和說教的時代後，丹尼爾在70年代末退休了。羅森塔爾為這個位置任命了一個傑出的記者叫作赫德裡克·史密斯。1974年，史密斯因其發自莫斯科的報道而獲得了普利策獎。
但管理者的更替和變化著的編輯頭銜，經過70年代繼續到了80年代，只具有轉瞬即逝的重要性。到80年代末，「羅森塔爾」、「托平」、「蓋爾布」和「格林菲爾德」等人的名字也列到了退休名單上，開始在刊頭上被更年輕的《紐約時報》人所取代，這些人又帶著這家報紙過了又一代——這些人有約瑟夫·萊利維爾德，一個獲得過普利策獎的記者，他在1990年升任主編，標誌著他最終成為總編輯馬克斯·弗蘭克爾的繼承者；弗蘭克爾在80年代末從十層的社論部下到三層的新聞編輯部，接替了65歲的羅森塔爾；羅森塔爾自賴斯頓在70年代回到華盛頓以來一直管理著這家報紙。在90年代的刊頭上還有新任命的主編助理如沃倫·霍格和卡羅琳·李、戴維·R.瓊斯、約翰·M.李和阿倫·M.西加爾，但報社真正的持久的權力像以前一樣，仍然掌握在擁有它的家族手裡。
正如我在本書的作者的話中所表明的，1992年1月上升到高層的最後一個家族成員是龐奇·蘇茲貝格的兒子，40歲的小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他結了婚，有兩個孩子。這名業主將貢獻他的時間，維護家族財富，最終還會被奧克斯的其他後裔所取代……為了在21世紀盡最大力量在一個機構裡繼續保持新聞的至上性和經濟上的贏利，正如我以前所考察的那樣，就要像一棵根深蒂固然而又靈活的大樹，每天從左到右、從右到左搖擺，在搖掉了它的衰老的舊葉子後進行調整，保持四季茂盛。
蓋伊·特立斯
1992年於紐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