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有哪個帝國垮得如此之快。靠英國的財政援助和海上武力，將拿破侖打得一敗塗地的強大的奧地利帝國，一八六六年卻敗於普奧戰爭。在遭實力劣於自己的德國徹底擊潰前夕，奧地利還讓外界覺得幾乎是所向無敵。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是統治歐洲的第二大帝國（僅次於俄羅斯），轄有出身、民族身份各異的多種族群。多年來，哈布斯堡王朝還主宰德意志邦聯（German Federation）。這是由三十六個獨立邦國組成的聯盟，版圖從北邊的新教普魯士延伸到南邊的天主教巴伐利亞，且靠共同的文化和語言結合在一塊。在這些奉哈布斯堡王朝為共主的邦國中，普魯士王國的工業化程度最高，野心最大。當普魯士意圖除掉邦聯的盟主，在覬覦奧地利位於阿爾卑斯山以南的最後據點的意大利支持下，奪取邦聯的領導權時，奧地利即集結效忠於它的跟班（大部分德意志邦國），對普魯士宣戰。
沒人認為奧地利會敗。專家，例如在轉攻經濟之前靠寫軍事評論為生的恩格斯，都預料奧地利會勝。奧地利軍隊的不禁打，讓戰場記者瞠目結舌。奧地利人看著他們一度壯盛的軍隊七月敗於柯尼希格雷茨（Koniggratz），八月遭逐出意大利，看著普魯士政治家俾斯麥和參謀總長老毛奇解散奧地利所領導的德意志邦聯，將邦聯的大部分邦國併入普魯士名下，準備圍攻維也納，奧軍不得不在多瑙河河岸投降。
一八六六年之敗所帶來的心理創傷之大，不容一筆帶過。「奧地利構想」——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不管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蘭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各民族得其所哉，就和在其他任何體制的安排（包括民族國家）下得其所哉一樣——就此整個灰飛煙滅。自一七九年代法國大革命以來，維也納一直在對大勢所趨的民族國家走向做無望取勝的頑抗。法國大革命把意大利、波蘭之類原本遭外來大國（包括奧地利）瓜分、佔領的民族，組合為由自己民族當家做主的新國家。為拿破侖戰爭畫下句點的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將這些新民族國家，包括意大利王國和華沙公國，交回給奧地利、普魯士或俄羅斯統治。此後，維也納把轄下任何民族脫離其帝國的舉動——德意志人投入德國懷抱、意大利人投入意大利懷抱或匈牙利人投入匈牙利懷抱——都視為危及奧地利存亡和統治正當性的叛國行徑。
就是這一解體之虞，使一八六六年的戰敗變得凶險。哈布斯堡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皇帝的威信，大部分來自其控制意大利大港威尼斯和其腹地以及其身為德意志邦聯盟主的身份。位於意大利的這個異國據點和勤奮的德意志民族屬地，為奧地利的多民族性格提供了保證。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能在這裡守住，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守住。威尼西亞（Venetia）一落入意大利王國之手（一八六六），德意志諸邦一落入普魯士（一八七一年改名德意志）之手，這位奧地利皇帝即不得不退而倚賴帝國轄下以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為居民主體的諸州（crown lands），而在日益標榜民族主體性的「民族主義時代」，這些州未來絕對會出亂子。
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後，奧地利轄下諸民族（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羅地亞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波蘭人及其他六個民族），更強烈質疑「奧地利構想」。奧地利詩人弗朗？？？？茨·格裡爾帕策（Franz Grillparzer）自忖道，「我出生時是德意志人，但現在還是嗎？」在國界另一頭已出現一個德意志大國時，一小群德意志人還有必要留在多民族的奧地利嗎？德奧合併之說——將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大力推動、最終受到唾棄的目標——這時已開始發酵。在中歐東部、其他非德意志的諸民族裡，對自我身份的省思同樣深刻。奧地利要這些民族放棄獨立和民族發展，換取在德裔奧地利人的指導下，合併於某奧地利官員所謂的「民族的平底鍋」裡。但平底鍋在柯尼希格雷茨付之一炬，鑒於奧地利戰敗和國力衰退，各個小民族開始重新思考未來要走的路。
其中，匈牙利人在重新思考未來之路時，想法最為大膽。匈牙利的最大族群馬扎爾人是突厥語族，九世紀時與匈奴人一起騎馬離開烏拉爾山脈，定居於多瑙河中游平原。身處於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居多的土地上，馬扎爾人始終沒有安全感。這時，眼見奧地利衰弱，他們開始趁機擴大勢力。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後，匈牙利的政界領袖出現於維也納，強烈要求三十六歲的哈布斯堡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皇帝接受一樁浮士德似的交易：只要他承認匈牙利王國的存在，晚至一八四八年仍起事反抗維也納統治的匈牙利，將會盡釋前嫌，傾其龐大人力（匈牙利王國除了有馬扎爾人，還有人數較少的克羅地亞人、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為哈布斯堡君主國效力。
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生性拘謹審慎，不愛睡他皇宮中的羽毛褥墊，反倒睡在鐵製行軍床上，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前去（短暫）探望跟了他二十年的情婦，然後埋頭處理他德語官員呈上來的大量文件。他那漂亮（且可望而不可即）的妻子伊麗莎白，極為同情匈牙利人，而她的這份同情可能和匈牙利人一樣，都想擺脫她丈夫的掌控。在伊麗莎白的推動下，弗朗茨·約瑟夫同意匈牙利人的所有政治要求。他的新外長弗裡德裡希·馮·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也勸他這麼做。博伊斯特是薩克森僑民，對奧地利歷史或文化所知甚少。同時兼任奧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極力促使皇帝接受匈牙利的所有要求，認為速速解決匈牙利問題，將使其他問題跟著一併解決：一八六七年博伊斯特向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assy）使眼色，「你管好你的人，我們會管好我們的人。」
當時人驚訝於哈布斯堡如此積極地討好匈牙利人，因為匈牙利人雖然聲稱人數眾多，但只佔哈布斯堡君主國人口的七分之一，所以對他們的要求盡可以一笑置之。但一八六六年戰敗後，弗朗茨·約瑟夫想盡快解決問題，且認為同意帝國治理的二元化——兩個首都（維也納與布達佩斯）、兩種「國民」（德意志人與匈牙利人）、兩個君主（由他兼任奧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國王）——可確保君主國的長治久安。
至少從理論上看，從奧地利創造出奧匈帝國，有其道理存在。匈牙利人將不再尋求脫離哈布斯堡君主國，而是將他們的心力用於壓制想脫離君主國者。將帝國分割為由德意志人治理的內萊塔尼亞（Cisleithania）和匈牙利人治理的外萊塔尼亞（Transleithania）——兩者以蜿蜒流經維也納與匈牙利肖普朗城（Sopron）之間的渾濁的萊塔河（Leitha River）為界——是把東邊的民族問題轉包給匈牙利人處理，這在表面上簡化了君主國的民族問題，以讓德裔奧地利人可在「二元」制度下專心治理西邊的民族問題。
但處理問題的手段較溫和的德裔奧地利人，因為優柔寡斷而比較不會蠻幹，但匈牙利人則是強硬、堅決、蠻幹到底。一八六七年達成折中方案，創造出奧匈帝國後，匈牙利人大力推動強硬的「馬扎爾化」運動。他們的民族平底鍋只有一道口味：紅燈籠辣椒。德意志人把「國民」標籤視為只是讓他們得以順理成章要求內萊塔尼亞的斯拉夫人用德語與哈布斯堡官員打交道，進而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對待他們的許可證；匈牙利人則把他們的「國民」身份，視為可放手消滅外萊塔尼亞其他民族的通行證：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亞人將被禁止上他們的教堂、受他們的學校教育、講他們的語言、維持他們的文化，借此「剝奪掉這些人的民族身份」。在匈牙利王國境內將弗朗茨·約瑟夫稱作「皇帝」，等於犯了叛國罪，最好是稱之為「國王」；不然，「君主」、「最高統治者」，也可以。
有個一九二年來過奧匈帝國的法國人論道，在這帝國裡，樣樣東西，包括鈔票，都是「二元並立」。奧匈帝國的克朗紙鈔的正反兩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奧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內萊塔尼亞其他八種語言（波蘭語、意大利語、捷克語、塞爾維亞語、克羅地亞語、斯洛文尼亞語、羅馬尼亞語、烏克蘭語）的文字標出幣值；匈牙利那一面，則只以馬扎爾語標出幣值。這位法國人論道：「真是令人吃驚，因為對匈牙利官方來說，在匈牙利，其他民族連存在都談不上。」這樣的民族傲慢自然只得到敢怒不敢言的順服。「面對這一內部的民族消滅運動，這裡的非匈牙利人只能噤聲，一動不動，儘管他們佔人口多數！」這位法國人如此說道。[1]
弗朗茨·約瑟夫亟欲為其衰老的帝國找到振奮人心的新使命，不久就開始為一八六七年的大讓步懊悔。[2]由於匈牙利的自由黨黨員把東奧地利境內抗拒馬扎爾化的神父、領袖、作家或政治人物全部逮捕入獄，導致折中方案不但未緩和，反倒激化哈布斯堡君主國裡的民族對立。自一八六七年宣佈「斯拉夫人做不好治理工作，得受統治」之後，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和此後直至一九一八年為止的歷任首相，都以鐵腕手段貫徹對斯拉夫人的統治。[3]到了一八八年代，已有數百萬奧匈帝國人民要移民美國，而留下未走的人，則把生路寄托在奧匈帝國境外——斯拉夫人寄望俄羅斯或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人寄望羅馬尼亞。
折中方案的初衷乃是為了解決奧地利的問題，結果反倒使一八六六年惡劣的戰略處境更為惡化，因為已遭外敵環伺的奧地利，這時多了個難以根除的內敵。到了一九年，已有哈布斯堡官員把匈牙利稱作「內敵」。一九五年，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和其侄子暨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已在秘密計劃入侵匈牙利，關閉匈國議會，將匈牙利人重新納入維也納掌控。
入侵匈牙利不是易事。直至一八六七年為止，奧地利帝國都依照歷來軍人不駐在本籍的方式，將匈牙利團部署於帝國各地，借此淡化民族情感，防止布達佩斯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但折中方案賦予匈牙利人自建軍隊——地方防衛軍——的權力。嚴格來講，匈牙利的地方防衛軍只是和奧地利地方防衛軍差不多的國民警衛隊，而且匈牙利人仍得向奧匈帝國以德語為指揮語言、德意志文化掛帥的「皇帝與國王」聯軍，提供數個團的強徵入伍兵。但由於弗朗茨·約瑟夫從未明確規定撥予帝國正規軍和匈牙利地方防衛軍的強徵入伍兵比例，於是，一八六七年後的幾十年裡，匈牙利議會趁機壯大說匈牙利語的地方防衛軍兵力，讓說德語的軍隊逐漸萎縮。
奧匈帝國陸軍部想把匈牙利地方防衛軍的新兵調入帝國正規軍，且提出完全合理的理由——每一年從萊塔河以東招募的兵員，不到四成五是匈牙利人——但遭到匈牙利議會不斷阻撓。[4]奧匈帝國預算得經奧地利、匈牙利兩國議會批准，因此匈牙利人常常削減或否決會壯大或使正規軍現代化的軍費，因為他們把正規軍——受德意志人訓練、可能入侵匈牙利、撕毀折中方案的「馬木留克人」（Mamelukes，「奴隸兵」）——視為威脅。匈牙利人不以讓聯軍經費斷炊為滿足，還打算摧毀其士氣；布達佩斯的政治人物要求展開一次有計劃且持續不斷的行動，以「將正規軍中的匈牙利裔成員民族化」，也就是使他們脫離德意志指揮體系和德意志文化，使他們講匈牙利語。[5]
在這一內鬥下，奧匈帝國陸軍軍力大衰。一九年，聯軍只拿到四億三千九百萬克朗的經費，只及英國國防支出的三成五，俄國的四成，德國的四成一，法國的四成五。英國把過半資源投注於皇家海軍，但其花在陸軍六個師的錢，仍比奧匈帝國花在其四十八個師的錢還要多。[6]一個如此看重其大國地位的帝國，軍費支出竟少到這種程度，著實令人震驚。
或許有人會以為，德國人出於軍事、政治考慮應該會反對奧匈軍力如此衰退，其實不然。畢竟匈牙利人是他們在維也納的盟友，自一八六六年就受柏林指導，以力促維也納採取親德政策。這是一八六七年後奧地利面臨的另一個顯著難題：匈牙利人得到二元制安排，大部分得歸功於德國的支持。德國首相俾斯麥擔心普魯士打贏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和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奧法組成「復仇聯盟」，於是在一八七年加大其對奧地利境內匈牙利人的支持。柏林和布達佩斯同意，哈布斯堡王朝若想推翻一八六六年的裁定，想以「天主教聯盟」盟主身份重新進入德意志民族政治圈，決意削弱（新教）俾斯麥對德國轄下天主教地區的掌控，該王朝將反受其害。[7]匈牙利人需要德國支持折中方案（沒有德國的支持，維也納說不定早已動手教訓布達佩斯），而俾斯麥給予該支持，是因為奧匈折中方案似乎有一石兩鳥之效。它將該帝國一分為二，借此從內部牽制奧地利再起，但又確保奧匈帝國，至少帝國西半部，仍保有其德意志的特性和文化，從而使維也納仍是德國盟邦。俾斯麥擔心一八六六年戰敗而國力衰弱的奧地利走上反普魯士路線，或受到奧地利境內捷克人、波蘭人、克羅地亞人等斯拉夫民族泛斯拉夫激情的傷害而徹底支持布達佩斯，從而創造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二元政治。對奧地利不利，就是對德國有利（短期來說），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後情勢緊張的那些年，那是俾斯麥的最高準則。[8]
匈牙利人始終借由反對奧地利來表達其對德國的忠誠：匈牙利人有計劃地反對奧匈外交部重拾「舊奧地利」政策（即獨立政策），對奧、俄修好之事扯後腿。匈牙利人也竭力阻止奧地利人脫離一八八二年所創立的奧德意三國同盟。意大利人毫不掩飾其對奧地利南蒂羅爾（South Tyrol）、的裡雅斯特（Trieste）、達爾馬提亞（Dalmatia）的覬覦，但凡是軍事預算裡含有為奧地利受威脅的土地構築防禦工事或派駐部隊的經費，該預算都會遭匈牙利人否決。有位法國官員推斷道，奧地利人被二元制困住，被外交部裡為德國利益服務而非為奧地利利益服務的「普魯士-馬扎爾小集團」困住，動彈不得。[9]
一度大受吹捧的奧地利陸軍，一九年後漸漸衰敗。一八六六年時它是世上最龐大的陸軍之一，一九一四年時已落入末段班，只有三十五萬五千兵力，野戰炮、炮彈、機槍（現代戰爭的新寵兒）少得可憐。這些令人洩氣的數據，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期間，取得超乎統計學上的意義。一八六六年遭逐出德意志區域和意大利後，奧匈帝國轉而擁抱巴爾幹強權（Balkanmacht）這個新角色，冀望借此重振聲威。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後，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把目光轉向南邊，打算開闢一條穿越塞爾維亞與馬其頓直抵薩洛尼卡（Salonika）與愛琴海的奧地利走廊。重振雄風的奧匈帝國將承繼奧斯曼帝國的歐洲諸省，從地中海的新港口發散支配力和勢力。為此，維也納於一八七八年佔領了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一九八年將其吞併，冒著與俄國、塞爾維亞開戰的危險強行畫出其勢力範圍。這時，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弗朗茨·約瑟夫一臉驚駭地看著自認比奧地利更名正言順繼承土耳其在歐洲之領土的塞爾維亞，把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亞人先後趕出曾是奧斯曼帝國的省份，且橫亙在通往薩洛尼卡之路上的科索沃、馬其頓。外界認為維也納會大舉干預這些戰爭，以免貝爾格萊德利用土耳其人的潰敗大幅擴張其勢力；維也納的確這麼做了，但未成功。塞爾維亞人在馬其頓恣意搜掠，肆無忌憚地穿過奧地利所治理的新帕扎爾區（Sanjak of Novipazar），以奪取阿爾巴尼亞的斯庫塔裡（Scutari，阿爾巴尼亞語稱斯庫台/Shkoder）和都拉佐（Durazzo，阿爾巴尼亞語稱都拉斯/Durres）兩港，其狂妄行徑令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怒不可遏，於是下令動員五個軍，以讓塞爾維亞人心生恐懼，自行撤退。結果什麼事都沒發生：匈牙利議會不肯為這一冒險行動提供資金，而充斥著親塞爾維亞之斯拉夫人的奧地利議會，以長達一個月的冗長辯論癱瘓議事，也拒絕為此行動的撥款放行。
無計可施的皇帝轉而找上華爾街的庫恩勒布公司（Kuhn Loeb and Co.），借到兩千五百萬美元支應軍隊動員所需資金，結果許多新兵向所屬的奧匈帝國團報到時，唱著塞爾維亞國歌，嘴裡罵著自己的君主。在奧地利的捷克諸省，後備軍人的妻子、母親臥軌，以阻止火車將他們的丈夫、兒子載往前線。擁有高度發展之文化的捷克人，已成為這個君主國最薄弱的一環。十七世紀時遭撤除的政治特權從未被恢復，加上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兩省境內屈居於德意志人之下，捷克人對此怨恨甚深。在二十萬塞爾維亞部隊迅速佔領巴爾幹半島西部時，一萬兩千名士氣蕩然的奧地利人滲入波斯尼亞，根本談不上嚇阻效果。維也納一地的麻煩，使這一行動的效果更打了折扣。在危機最嚴重的關頭，參謀總長被迫（因不夠強勢積極）辭職，不久，奧匈帝國陸軍部長跟進辭職——他被指控拿他打算賞予軍事合同的商行的股票做投機買賣。接任者才剛出爐，即發生舉國震驚的雷德爾醜聞（Redl Affair）——有消息傳出四十七歲的阿爾弗雷德·雷德爾（Alfred Redl）上校，自一九五年起一直將德、奧的軍事機密賣給俄國人。
奧地利出兵阻止塞爾維亞擴張的行動失敗，帝國似乎危如累卵。奧匈帝國參謀部研究塞爾維亞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的吞併行動，推斷塞爾維亞靠著新取得的領土、人力和資源將迅即大增貝爾格萊德的實力，以使塞爾維亞陸軍兵力隨之增長一倍，由二十萬增加為四十萬，換言之，將比承平時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建制兵力還多。即將離職的參謀總長布拉修斯·捨穆瓦（Blasius Schemua）慘然推斷道，奧匈帝國連考慮和俄國、塞爾維亞一戰都沒資格——「我們的軍力不再頂得住這兩國」，這肯定是對一九一三年情勢最輕描淡寫的描述。[10]
一九一四年前夕維也納一地的激昂言詞，讓人想起一八五九年和一八六六年哈布斯堡王朝對來自皮埃蒙特（Piedmont）、普魯士之威脅的痛斥。這時塞爾維亞被說成南斯拉夫的「普魯士」或「皮埃蒙特」，一個矢志於巴爾幹半島實現其天定命運的新興地區性強權，一如皮埃蒙特統一意大利、普魯士統合德意志民族。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的領土野心很大，想把奧匈帝國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斯洛文尼亞、南匈牙利，也就是所有講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的地方，都納入其版圖。雪上加霜的是，奧匈帝國內部人民普遍同情塞爾維亞人。奧匈帝國的斯拉夫人被德意志人、匈牙利人當成二等公民，把塞爾維亞的民族統一視為他們自身民族統一的先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怒沖沖說道：「我們君主國得從昏睡中醒來，以強勢昂揚之姿前進，不如此，會完蛋。」
到了一九一三年，沒有哪個國家比德國更希望一個強勢的奧匈帝國。英、法、俄已於一九七年達成反德的三國協約，德國人夾在這三國的現代化海陸軍之間，只剩奧匈帝國這個真正的盟友。沒有奧地利，德國的處境將不堪設想，因此柏林開始規劃一場歐洲大戰，以擊潰塞爾維亞和俄國，扶助維也納。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於波茨坦召開的作戰會議中，德國皇帝建議以塞爾維亞在巴爾幹半島攻城略地為借口，立即向塞爾維亞、俄羅斯、法國開戰。德皇於波茨坦會議前向奧匈帝國武官保證，「德國隨時可出劍，包在我們身上。」
但一如以往，奧地利人無法指望匈牙利人相助。一九一三年維也納竭力要求匈牙利投票贊成擴編海陸軍、擴建通往俄國的戰略性鐵路、增建野戰炮兵連，但匈牙利人再度拒絕。凡是有利於聯軍的事，或就新建鐵路來說，凡是可能讓奧地利經濟受惠，而非讓匈牙利經濟受惠的新鐵路，匈牙利人都不會投票贊成。
雖然匈牙利固執己見——或可能因為這樣——但到一九一四年時柏林已準備好豁出去大幹一場。法、俄兩國排定的強軍計劃，要到一九一六年後才會完成。德國的強軍計劃則已快完成。奧匈帝國於一九五和一九一一年兩次摩洛哥危機期間都不願參戰，此刻德國得想辦法逼它代德國出手。巴爾幹半島無疑就是理想地點。奧地利的報界哀歎奧國於巴爾幹戰爭期間的無能，正是德國所樂見。一九一四年六月中期，《奧地利評論報》（Osterreichische Rundschau）把塞爾維亞的擴張說成是「第二場柯尼希格雷茨之役」，憂心忡忡地指出：「一八六六年，我們被趕出德意志邦聯和意大利；這一次我們被趕出巴爾幹半島。」[11]
這一趨勢必須止住，而當兩星期後薩拉熱窩響起致命的槍響，殺害哈布斯堡王儲和其妻子時，德國領袖心中竊喜。他們覺得哈布斯堡王儲遇害和一名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刺客被捕，必然會使膽怯的奧地利人不得不開戰。
[1]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e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7N 1128，Autriche，June 2，1902，2eme Bureau，「Magyarisme et pangermanisme.」
[2] 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140.
[3] 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142.
[4] SHAT，AAT，7N 1129，Vienna，March 29，1905，「La langue de commandement dans les troupes hongroises.」
[5] SHAT，AAT，7N 1129，Vienna，Feb. 8，1905，「La politique hongroise et l』Armee.」
[6] Norman Stone，World War One：A Short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9），50.
[7] James Stone，The War Scare of 1875（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0），184-185.
[8] Taylor，Habsburg Monarchy，140-141.
[9] SHAT，AAT，EMA，7N 1128，Vienna，April 22，1902，「Le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Austro-Hongrois」；Taylor，Habsburg Monarchy，137.
[10] David G. Herrmann，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178.
[11] Osterreichische Rundschau，June 15，1914，Politicus，「Imperialis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