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上帝奉獻多少都不能讓我變成他的債主」
科西莫掌權的最初幾年，讓他賺足美名的事莫過於說服他的朋友教皇歐金尼烏斯四世於1439年將希臘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大會（General Concil）改在佛羅倫薩召開。
由於教義上的明顯分歧，基督教兩大派別已經對立了六個世紀，而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特別是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士兵在他們威尼斯僱主的煽動下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自此兩大教派之間的爭論日益激烈，不過與此同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已經連續幾代都在蠶食東羅馬帝國的領土，此刻幾乎已經逼近君士坦丁堡城門之外。教皇歐金尼烏斯四世認為這是與東正教和解的最佳時機。東羅馬帝國的皇帝約翰·帕萊奧洛古斯（John Paleologus）已經以基督的名義向他請求幫助，甚至做好了只要西方基督教世界願意派士兵和水手拯救東羅馬帝國免於即將來臨的災難，他們就願意從此服從羅馬天主教領導的準備。於是教皇決定立即在意大利召開大會商討此事，不能再有半分耽擱。
然而，教皇心中想的可不只是教派統一這一件事。當時在巴塞爾（Bale）還有另一個會議正在進行。這一會議是由德國君主召集的，會上提出了一系列教皇尚不能接受的教會改革措施和教義學說。教皇想要解散這個會議，可是那些固執的參會團體並不願意就此作罷，反而宣稱他們不但會對教廷財務進行激進改革，還打算與東羅馬帝國教會達成協議。教皇根本沒有耐心聽取那些致力於減少他收入的改革計劃，至於與東羅馬帝國的和解，他更不允許任何其他人插手。於是，為了防止東羅馬帝國與巴塞爾會議之間再有什麼來往，教皇直接向東羅馬帝國皇帝發出邀請，讓他到費拉拉來與自己會面。
1437年底，約翰·帕萊奧洛古斯乘船來到威尼斯，隨行的是一個700多人的龐大代表團，包括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他的隨從主教們，還有神學家、學者、譯員和官員等。1438年1月8日，大會在費拉拉召開。當時天寒地凍，城裡人滿為患，雙方在爭取優先地位和舉行宗教儀式的問題上又存在諸多爭議。天主教的主教們還禁止東正教人員在天主教教堂裡按照東正教的方式做彌撒；東正教牧首則對這一禁令表達了強烈不滿。教皇此時也焦躁不安，有消息說他的敵人正在鄰近的博洛尼亞謀劃推翻他。博洛尼亞本來是教廷國，後來宣告獨立，現在處於本蒂沃利奧（Bentivoglio）家族的統治之下。更令教皇擔心的是他此時囊中羞澀，不得不把自己在阿西西（Assisi）的中世紀高塔古堡抵押出去以借到巨額款項。即便如此，他還是被迫停止繼續為他的大批希臘客人承擔開銷。
科西莫幸災樂禍地觀望著在費拉拉發生的這些麻煩事。本來他就因為教皇選擇費拉拉而不是佛羅倫薩作為會議舉辦地而感到不快。如果一個城市能被選為這麼重要的會議的舉辦地，那麼它無論在財政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必將受益匪淺。如果兩大教派真能達成共識，那麼作為基督教重新統一見證地的城市也必將獲得無上的榮耀。更何況，能與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加強聯繫，也會給佛羅倫薩的銀行家、貿易者和商人帶來更多的商業機會，而與君主周圍的希臘學者交流探討也一定是一段輕鬆愉悅的經歷。當年年底，費拉拉又暴發了疫情，科西莫的願望終於有機會實現了。他派弟弟洛倫佐到費拉拉向教皇保證佛羅倫薩絕對是個健康的城市，而且願意免費提供食宿，同時還許諾在會議期間每月提供1500弗羅林幣的貸款供會議代表使用。教皇立刻接受了洛倫佐的提議並著手安排離開費拉拉。
遺憾的是，東羅馬帝國皇帝和他龐大的代表團進入佛羅倫薩城的儀式並不如佛羅倫薩官員們期望的那樣令人印象深刻。冬日的一場狂風暴雨把成千上萬翹首以盼的市民逼回了家中，他們本應該聚集到大街上、房頂上觀看壯觀的行進隊伍。窗台下懸掛的各種旗幟標語都被雨水打濕了；慶祝的喇叭聲也被狂風淹沒了。為了主持這次盛事而特意讓自己當選為首席執政官的科西莫也承認，直到客人們全都安全到達住處之後，他才算鬆了一口氣。
教皇和他的隨從們被安排到聖瑪麗亞諾韋拉修道院；牧首被安排到博爾戈·平蒂（Borgo Pinti）的費蘭蒂宮（Palazzo Ferranti）；東羅馬帝國皇帝和隨從則被安排住到已被流放的佩魯齊家族的宮殿和房屋中。這些住所還向客人提供葡萄酒、蠟燭、蜜餞、杏仁軟糖和其他糖果。小型委員會議就在聖瑪麗亞諾韋拉修道院裡進行，而全體人員出席的大會則在聖十字教堂舉行。
作為觀察員旁聽了這些會議的韋斯帕夏諾·達·比斯蒂奇對譯員進行希臘語和拉丁語互譯時博學的論述和嫻熟的技巧印象深刻。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討論沒有帶來任何成果，而且與會雙方的耐心也都要被磨盡了。爭論焦點是三位一體中第三位格的根源和性質。希臘方面的觀點遭到了教皇發言人兼首席顧問安布羅焦·特拉韋爾薩裡的強烈質疑。古典經文被搬出來考證，希臘方面的辯詞混亂不清，其中一個代表團成員突然發現經文中有一段對本方觀點不利的論述，就決定把那段文字劃掉，可是情急之下緊張過度反而劃掉了另外一段。東羅馬皇帝為了緩和因己方的欺詐行為而引發的騷亂，提議派人去君士坦丁堡取來更多其他的權威經文。不過他的提議遭到了羅馬樞機主教盛氣凌人地反駁：「陛下，一個人去打仗的時候應當帶好武器，而不是到了戰場上再派人回去取。」
對於佛羅倫薩的市民來說，這場會議無疑是一次盛事。留著鬍子的君士坦丁堡男人們衣著艷麗、頭飾奇特，再加上跟隨著他們的摩爾或蒙古僕人，更別說那些一同到來的奇怪動物，無不讓佛羅倫薩人感到新奇有趣。這些場景更為佛羅倫薩的畫家們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創作素材，從真蒂萊·達·法布裡亞諾（Gentile da Fabriano）到貝諾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許多人都受到了影響。
最終，在特拉韋爾薩裡和耐心、智慧的尼西亞（Nicaea）大主教約翰內斯·貝薩裡翁（Johannes Bessarion）單獨商議之後，雙方終於在聖靈這一敏感問題上妥協，也打開了解決其他問題的通路，諸如教皇對東羅馬帝國教會的部分權威。涉及全基督教和解條款的關鍵文件最終於1439年7月5日莊嚴簽署；次日在教堂舉行的慶祝活動上，這個戲劇性的聲明被正式公佈：「願上天喜樂、眾生歡欣，為這阻隔東西方教會的高牆已經倒塌，平靜與和諧重降人間。」
樞機主教切薩裡尼（Cesarini）先用拉丁文宣讀了聲明，接著大主教貝薩裡翁又用希臘文宣讀，之後意大利樞機主教與希臘大主教擁抱慶賀，其餘高階神職人員及東羅馬帝國皇帝也同他們二人一起在教皇面前下跪致敬。後來為慶祝理智的勝利，他們向整個基督教世界傳達的信息還被刻在了支撐教堂穹頂的石柱上。
然而，人們慶賀的和諧統一併沒能維持多久。代表團一回到君士坦丁堡，佛羅倫薩就收到了協議因強烈抗議而不得不被廢止的消息。東羅馬帝國皇帝還發現，他在意大利獲得的聲援和協助抵抗土耳其人的承諾都不過是一紙空文。14年之後，蘇丹的禁衛軍就翻過了君士坦丁堡硝煙瀰漫的城牆，而東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的人頭則被征服者嘲諷地懸掛在斑岩石柱的頂端。
對佛羅倫薩而言，正如科西莫預見的那樣，會議帶來了更樂觀的結果。它不但讓城市貿易因此獲利，更給此時人們已經開始談論的文藝復興（Rinascimento）帶來了重要的影響。如此之多的希臘學者出現在佛羅倫薩，迅速激發了人們對古典文本、古典歷史、古典藝術和哲學的興趣，尤其促進了對柏拉圖的研究。這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英雄，長期以來一直被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光輝掩蓋。貝薩裡翁的住處每天晚上都聚集著許多希臘和意大利學者，他本人也被說服留在意大利，並被封為樞機主教和西旁托（Siponto）的大主教。陪同貝薩裡翁一起從君士坦丁堡來到意大利的格彌斯托士·卜列東（Gemistos Plethon）是研究柏拉圖的權威，他也同意留在佛羅倫薩，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才落葉歸根回到祖國。
科西莫也對卜列東關於柏拉圖的演講十分感興趣，從中受益匪淺，他甚至決定要在佛羅倫薩建立柏拉圖研究院，並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時間都用來研究柏拉圖。卜列東的回國和科西莫的事務纏身一度使這一計劃被迫推遲，直到幾年之後，科西莫領養了他的一個私人醫生的兒子——名叫馬爾西利奧·菲奇諾（Marsilio Ficino）的年輕醫學院學生，這些計劃才重被提起。菲奇諾對柏拉圖的強烈興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資助他繼續深造，後來還安排他在位於寧靜鄉村的蒙特維奇歐（Montevecchio）別墅裡學習希臘語，並將柏拉圖的全部著作翻譯成拉丁文。[1]菲奇諾熱切地接受了這個工作，隨著其年齡和學識的增長，科西莫還會邀請他到鄰近的卡雷吉別墅裡，要麼兩人，要麼與其他朋友——包括聽從科西莫的勸說，於1456年來到佛羅倫薩的希臘學者約翰·阿基羅保羅斯（John Argyropoulos）——暢談哲學問題直至深夜。柏拉圖研究院就在這些積澱上慢慢成長起來，並對以後歐洲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這次會議不僅點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圖研究院的希望之火，還使得他有機會為自己的藏書室增添不少珍貴的作品。他的藏書室已經被視為當時世界上最寶貴的藏書室之一。在過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歐洲各地乃至近東地區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珍稀手稿，特別是在德國的修道院——因為那兒的修道士們似乎對這些作品的價值一無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時，把自己的800多冊藏書都送給了科西莫，作為對他長久情誼的回報。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書籍都送給了聖馬可修道院，其餘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書室對於所有想要閱讀的朋友都是開放的，這也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開放性藏書室，後來在羅馬的梵蒂岡藏書室也承襲了這樣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繼承人的不斷擴充下，藏書室最終收藏了超過一萬冊（codices）拉丁及希臘作者創作的書籍，還有數以千計的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時期的珍貴手稿及佛羅倫薩更早時期的作品。[2]
除了為藏書一擲千金外，科西莫和他的父親一樣，在裝飾佛羅倫薩的建築上也慷慨大方得很。喬瓦尼·迪·比奇從來不是什麼愛書之人，事實上，從1418年的一次財產盤點來看，他總共只有三本書：一本拉丁語的《聖瑪格麗特的一生》，一本教士喬瓦尼的拉丁語布道詞和一本意大利語《福音書》。但是喬瓦尼·迪·比奇一直認定，一座城市的榮耀，以及城市中在乎榮耀的富有市民的個人聲譽，都需要通過對公共建築的資助和修繕來實現。
喬瓦尼參與的第一個重要項目是為聖喬瓦尼巴蒂斯塔洗禮堂建造新大門。這個洗禮堂被但丁稱為「我尊敬的喬瓦尼堂」（il mio bel Giovanni），在當時已有250多年的歷史了。[3]洗禮堂的南門裝飾是1330年由安德烈亞·皮薩諾（Andrea Pisano）設計的，描繪該教堂所致敬的聖人喬瓦尼的生活景象。1402年瘟疫暴發，人們決定重修教堂北門作為對上帝的獻祭，以祈求1348年那場從那不勒斯向北席捲整個歐洲、千萬人喪生的可怕災難不要重降人間。新大門由青銅製成，並請技藝最精湛的工匠操刀，共有七名當時頂尖的藝術家被邀請提交設計方案參加競選，喬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可能也是評委之一。
青銅板的設計主題是以撒的獻祭。所有作品提交後，三位年輕藝術家的作品獲得了評委們的青睞。這三個人當時都只有二十多歲，雅各布·德拉·奎爾查（Jacopo della Quercia）來自錫耶納，洛倫佐·吉貝爾蒂（Lorenzo Ghiberti）和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都來自佛羅倫薩。經過漫長的討論後，吉貝爾蒂和布魯內萊斯基最終勝出。但是當評委告訴兩人希望他們合作完成這個項目的時候，脾氣火爆的布魯內萊斯基無法接受，一氣之下離開佛羅倫薩去羅馬學習建築了。臨走之前他把自己的青銅板留給了科西莫，後來科西莫把它擺到了聖洛倫佐教堂的聖器收藏室中，展示在聖壇之後。
最終建造大門的任務落在了吉貝爾蒂一個人身上。他多才多藝，這是文藝復興時期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具備的素質之一。他本來是學習做金匠的，但同時也是一名畫家、建築家和雕塑家。他設計過聖母百花大教堂的窗戶以及馬丁五世和歐金尼烏斯四世的三重冕。他為喬瓦尼·德·美第奇設計了一個紅瑪瑙鑲金浮雕，描繪的是阿波羅（Apollo）和瑪爾敘阿斯（Marsyas）；還為科西莫設計了一個聖物箱，用來存放三位已不為人知的殉道者的遺骨。接受建造洗禮堂大門的工作時，吉貝爾蒂只有23歲，待他完成所有工作時，已經快73歲了。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他總是不斷地修改重做，直到浮雕的成品達到他能實現的最完美程度為止。他對「最大限度地還原自然本來樣貌」的極致追求讓助手感到疲憊不堪。大門經過了22年的打磨才終於完工。為了慶祝此等大事，執政官們列隊從市政廳前往教堂，向藝術家和偉大的作品致敬。[4]要知道，只有為了最莊嚴神聖的事件，執政團官員才會被允許集體離開市政廳。然而，慶祝儀式剛結束，吉貝爾蒂就馬上回到布法利尼街（Via Bufalini）上與聖瑪麗亞諾瓦醫院（Santa Maria Nuova）[5]相對的鑄造廠，著手設計洗禮堂的東門了。抱著建造出無法超越的傑作的決心，又經過了28年的精心雕琢，已經垂垂老矣的吉貝爾蒂才不得不承認他不可能再對作品做出什麼改進了。於是描述《舊約》中故事情節的鍍金銅板最終於1456年被安裝到了洗禮堂的東門上。後來，米開朗琪羅就是被這扇門上的雕刻深深打動，並驚歎它們「配得上作天堂之門」。[6]
喬瓦尼·德·美第奇在吉貝爾蒂的第一扇門完工之前就已經是一位老人了，那時他還和科西莫一同安排了洗禮堂中另一件建築傑作的建造，也就是為他的朋友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修建紀念碑。[7]喬瓦尼還非常關心育嬰堂（Ospedale degli Innocenti）的籌款和修建。育嬰堂是絲綢業行會為佛羅倫薩的棄嬰們修建的醫院。[8]除此之外還有聖洛倫佐教堂的擴建，這個教堂是公元393年由聖安布羅斯（St Ambrose）為神建造的，如今幾乎成了一片廢墟。聖洛倫佐教區的8位代表人物都同意出資在此建造家族小教堂；喬瓦尼更是承諾不但要建造家族教堂，還會承擔聖器收藏室的建造費用。聖洛倫佐教堂和育嬰堂的工程都被委派給了從羅馬學成歸來的布魯內萊斯基。他迫切地想要展示學到的新技法，以此向吉貝爾蒂證明藝術可不只是鑄造銅雕版而已。布魯內萊斯基建造的聖洛倫佐教堂也不愧為文藝復興早期的傑出建築作品之一，它後來成了美第奇家族的家族教堂，美第奇家族成員的墓也大都設在這裡。[9]
然而，布魯內萊斯基最傑出的作品還要數大教堂的巨型穹頂。當時人們幾乎認定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穹頂跨域的直徑達到了138英尺。布魯內萊斯基通過對萬神殿和羅馬其他一些建築的仔細研究，堅稱自己可以建造出不需要任何支架支撐的完美結構。泥瓦匠行會指定的委員會認為他的說法不可信，而布魯內萊斯基則還和以前一樣暴躁易怒，不願向委員會就他的建造計劃做出任何說明。他強調整個項目必須由他全權決定，不允許任何沒受過專業培訓的官老爺干涉他的設計。甚至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布魯內萊斯基帶著一個雞蛋去參加了委員們毫無建設意義的討論會，他聲稱只有自己知道如何讓雞蛋立住。當所有委員都承認他們做不到之後，布魯內萊斯基把雞蛋的一頭在桌上磕破，於是雞蛋就立在了桌子上。委員們抗議說：「早知道這樣，我們也能讓雞蛋立住。」而布魯內萊斯基則回答道：「是的，就好比如果我告訴你們我將怎樣建造教堂的穹頂，你們也會說出同樣的話。」在隨後的一次會議中，布魯內萊斯基表現得更加囂張狂傲，以至於委員們下令把他趕出會議現場。侍衛們把布魯內萊斯基帶出宮殿，直接扔到廣場之上。布魯內萊斯基仰面倒地。從那以後人們在街上看到他都會指指點點地大喊：「瘋子來了。」
後來，無數建築家為穹頂的建造獻計獻策，比如用浮巖建造穹頂之類，但是都被否決了。直到1420年，委員會最終做出了讓步，這項艱巨的任務還是落到了布魯內萊斯基肩上。但讓他非常惱怒的是，他還是被要求與吉貝爾蒂合作。事實上，吉貝爾蒂在穹頂建設初期給布魯內萊斯基提供的幫助有多重要，可能是布魯內萊斯基永遠不願承認，後世也永遠無法估量的。
16年後，穹頂建成了。它不僅僅是一個建築傑作，也是工程學上的壯舉。1436年3月25日，在聖母領報日慶典當天——依據古怪的佛羅倫薩曆法，這天也是新年的第一天——穹頂正式建成，盛大的敬神儀式持續了五個小時之久。[10]人們特別修建了一條架高的木質通道，將教皇在聖瑪麗亞諾韋拉修道院的房間和大教堂門口連接起來，通道上面不但掛滿了旗幟和花環，還裝上了深紅色的頂棚。到了指定的時間，身著白衣的教皇戴著嵌有珠寶的三重冕走出住處，緩慢地走過鋪著地毯的木質通道。他的後面跟著7位樞機主教、37位主教和大主教，以及由首席執政官和執政官們帶領的城市主要官員們。伴隨著唱詩班吟唱的讚美詩，不少圍觀者都激動得熱淚盈眶。
在父親去世以後，科西莫繼續為修建、改造和裝飾佛羅倫薩及其周邊鄉村裡的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機構而慷慨解囊，彷彿是要在整個托斯卡納地區都留下自己的標記。「我知道這座城市可以有多諷刺」，他有一次對朋友韋斯帕夏諾·達·比斯蒂奇說，「也許過不了五十年，我的家族就會被驅逐，但是我修建的建築卻能屹立不倒。」作為銀行業行會指定的四人委員會成員之一，科西莫也為僱傭吉貝爾蒂製作聖馬太雕像出了資。聖馬太被視為銀行家的保護神，他的雕像要被供奉在奧爾聖米凱萊教堂牆外側的壁龕裡，這裡全部14個壁龕已分別被各個行會認領。[11]在出資比例上，科西莫比別人出得都多，以與自己的財富相稱；但是只比別人略多一點，這是他慣有的謹慎態度，以免引起他人的不滿。除了奧爾聖米凱萊教堂，還有聖十字教堂的見習教士宿舍和小教堂[12]，聖母領報大殿（Santissima Annunziata）的唱詩班席位[13]，現已被毀的聖巴爾托羅梅奧（San Bartolommeo）教堂的藏書室，位於菲耶索萊的被稱作拉巴迪亞（La Badia）的聖多明我會修道院（科西莫在此還有一個專屬房間）[14]，以及菲耶索萊的聖吉羅拉莫內蒙蒂教堂（San Girolamo nei Monti）都得到了科西莫的慷慨捐助。而且他豐富的建築知識甚至讓領頭的工匠和設計者們都心服口服。此外，為在巴黎的佛羅倫薩學子重建學院、翻新耶路撒冷的聖神教堂（Santo Spirito）及擴建阿西西的方濟會修道院，科西莫也都重任在肩。在大教堂穹頂建成一年之後，科西莫無疑又為米開羅佐重建聖馬可修道院提供了資金。據韋斯帕夏諾·達·比斯蒂奇的說法，這項慈善事業是科西莫受教皇歐金尼烏斯四世勸誘而接手的。有一次在科西莫良心受到困擾的時候，他向教皇徵求意見，最終決定花費四萬達克特的巨資重建這座多明我會修道院。這座修道院的院長名叫安東尼奧·皮耶羅齊（Antonio Pierozzi），因為他實在太瘦小而被戲稱為安東尼諾（Antonino）。此人嚴苛、禁慾且令人生畏，後來在1445年成為佛羅倫薩的大主教，到1523年被追封為聖徒。安東尼諾是科西莫的密友，經常有人看到他倆單獨或與別人一起在科西莫寬敞的專屬房間內暢談。每當科西莫感覺需要安靜地反思時，他都會一個人來到這裡尋找平靜。據說他們總是在一起談論高利貸以及時刻困擾著銀行家的如何贖罪的問題。教會的說法是放高利貸者要想獲得寬恕，必須在有生之年或去世之時償還所有經非正當渠道賺取的不義之財。懺悔的銀行家去世時在遺囑中做出讓繼承者驚恐不已的規定，即對他們資產收取的第一筆費用就是悉數歸還全部財產，這種案例廣為人知。按理說，僅為慈善事業捐款是不夠的；但是現實的教會人士很快改口稱，這也是非常有效的辦法，科西莫無疑也更願意相信這樣的說法。他為慈善一擲千金，他的孫子後來發現科西莫在1434～1471年這三十八年間，「僅建築、慈善和稅款上的開銷就達到了驚人的663755弗羅林幣」。事實上，科西莫在修建聖馬可修道院的時候太過慷慨，以至於修道士們「本著謙虛的心」不得不提出反對。但是科西莫完全沒把他們的抱怨當回事，他曾說過：「為上帝奉獻多少都不能讓我變成他的債主。」重建工程完工之後，科西莫又給修道院捐獻了善款，給修道士們購買了法衣、聖盃和配有插圖的彌撒書，還把尼科洛·尼科利的大部分藏書贈送給修道院，又僱用了無數的抄寫員抄寫更多副本以豐富修道院的藏書。[15]
待聖馬可修道院完工之後，科西莫決定要為自己修建一座新宮殿。幾年前他就已經從巴爾迪宮搬出，住進了他父親在主教堂廣場的房子。儘管他已經對這處家族老宅做了一些改進和擴建，能夠滿足一家人的生活需要，但是對於他的生意來說，這裡顯然已經太小了，他急需更多的儲藏室和賬房。於是，他選定在城裡最寬闊的拉爾加街（Via Larga）和聖喬瓦尼諾德利斯科洛皮教堂（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北牆外的戈裡街（Via de Gori）交叉口，修建新房子。[16]他選中的建築師是才華橫溢但脾氣暴躁的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此時他為附近的聖洛倫佐教堂修建中殿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可是當看到布魯內萊斯基的修建計劃和木質模型時，科西莫覺得他的設計太過奢華絢麗，於是委婉地否決了布魯內萊斯基的設計方案。科西莫會像建築師一樣把訂製的建築視為自己的作品，而他訂製的所有建築一直以來都保持著低調、內斂、沉靜而不刻意的風格，他當然希望自己的住處也能如此。將布魯內萊斯基的設計擱置一旁，科西莫轉而選中了年輕的建築師米開羅佐·米凱洛齊。這個決定讓布魯內萊斯基怒不可遏，甚至將自己的模型「打了個粉碎」。
米開羅佐生於佛羅倫薩。他的父親是個裁縫，老家在勃艮第（Burgundy）。米開羅佐在還是多納泰洛（Donatello）的學生的時候，就因為優秀的雕塑天賦而小有名氣，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為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在洗禮堂中建造的墓碑。米開羅佐的設計沒有布魯內萊斯基那樣富麗堂皇，但他簡約大方和用色內斂的風格更符合科西莫的品位。科西莫常說嫉妒就像野草，千萬不能提供水分和養料供其生長，所以科西莫一直謹慎避免讓修建美第奇宮這件事冒犯到批評者們。然而，這座宮殿既要給美第奇家族事業提供辦公室和賬房，又要滿足私人生活之用，所以必定面積可觀，科西莫的敵人自然要抓住機會大肆渲染科西莫修建豪宅的用意，譴責這座宮殿就是其貪慾的象徵。「他要建造的這座宮殿要宏偉到讓羅馬圓形競技場都黯然失色，」有人寫道，「用別人的錢蓋房，誰都會想蓋多豪華就蓋多豪華。」事實上，和之後二十年間建造的其他宮殿——比如魯切拉伊宮和令人敬畏的皮蒂宮（Palazzo Pitti）——相比，美第奇宮絕對稱不上富麗堂皇。這座宮殿在十五世紀中期的估價是五千弗羅林幣。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是科西莫的後代還是最終購得這座宮殿的裡卡爾迪家族（Riccardi）都對這裡進行了改造和擴建，讓它變得更加宏偉壯觀；但是在它建成之初，這座宮殿最顯著的特點是新穎獨特，而絕非富麗堂皇。雖說把房子修建成碉堡一樣四角帶高塔、牆上開堞眼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直到米開羅佐開始修建美第奇宮殿為止，佛羅倫薩才算有了第一座融合了意大利早期哥特風格的精妙和古典品位的沉穩的精美建築。[17]
宮殿一層外牆使用的是巨大的粗鑿石料，為了獲得一種粗放、簡約（rustica）的效果。米開羅佐認為這種設計能「在意大利艷陽的照耀下獲得光和影所帶來的美感，表現出堅固和強悍」。起初，宮殿一層面向拉爾加街的一面是類似碉堡的完整牆體，沒有窗戶，只有一個巨大的拱形通道。但是在用於居住、位於通道之上的樓層，這種嚴肅的氣氛因為加裝了成排的拱窗而變得柔和不少，二層兩側還有多利克式圓柱（Doric），三層兩側則是科林斯式圓柱（Corinthian）。整座宮殿之上延伸出一圈常見於古典羅馬建築的飛簷，飛簷的高度達到了8英尺，線條簡潔有力、高聳威嚴。而面向戈裡街的一側則是一條開放式的敞廊。敞廊的拱門上後來又加裝了彎曲的有鐵柵欄的窗子，這種窗子也是米開羅佐設計的，被稱為「跪窗」（Kneeling Windows）。在敞廊的一角還有一盞美麗的鐵質壁燈，是由尼科洛·格羅索（Niccolo Grosso）製作的，這位製作者有個外號叫「收押金的人」（il Caparra）。[18]在壁燈之上，有石刻的美第奇家族盾徽，同時還有科西莫的私人紋飾——盾牌上伸出三根孔雀羽毛，分別代表著節制、審慎和堅韌這三種科西莫最看重的美德。
在美第奇宮完全建成之前，米開羅佐就著手設計科西莫在穆傑洛的鄉村別墅了。科西莫從來不會對田園生活感到厭倦。只要有機會，他就會離開佛羅倫薩到特雷比奧或他鍾愛的卡雷吉別墅裡，住上盡可能長的時間。在這裡他可以安靜地讀書，甚至到花園裡修剪一下葡萄籐，打理打理橄欖樹，或是栽種桑樹、杏樹。哪怕只是和在田間勞作的村民閒聊幾句，也能給他帶來莫大的安慰。有時他還會從和村民的聊天中學到一些諺語和寓言，回到城裡之後再將它們用到自己跟別人的談話中，給語言增加不少趣味。在卡雷吉，他可以盡情地和朋友暢談而不必擔心被打斷；還可以召喚門徒馬爾西利奧·菲奇諾來做伴。馬爾西利奧·菲奇諾是個矮小、醜陋，但聰明絕頂的年輕人，就住在蒙特維奇歐的鄉村別墅裡。兩人會一起吃飯、下棋。下棋也是科西莫唯一會參與的遊戲。他在一封於1462年寫給菲奇諾的書信中說：
我昨天來到了卡雷吉，主要是為了讓自己放鬆一下。我想盡快見到你，馬爾西利奧。來的時候帶上我們最喜歡的柏拉圖的作品，我相信你已經如你承諾的那樣，將它翻譯為拉丁文了。沒有什麼是比發現通往幸福的道路更讓我投入的事業了。所以快點來吧，別忘了帶著你的俄耳甫斯七絃琴。
科西莫當然沒有廢棄卡雷吉的意思，不過他還想再要一個位置更加偏遠的鄉村別墅。在遇到變故或瘟疫之類的情況時，那裡就可以充當避難所，還可以拉近美第奇家庭與穆傑洛地區村民的關係，可謂一舉多得。他最終選定了卡法焦洛的一片土地，這裡世代都是他家族的財產。經米開羅佐設計，一棟新的鄉村別墅在1451年就初具雛形了。[19]
幾年之後，米開羅佐又開始為美第奇建造另一座別墅。這次是在菲耶索萊，科西莫的兒子喬瓦尼想要重建一座像城堡一樣的別墅，並稱之為貝爾坎托（Belcanto）。[20]別墅四周陡峭而多岩石，根本不可能進行耕種。儘管科西莫不贊成兒子的選擇，批評他花費巨資只為欣賞窗外的風景，但是喬瓦尼辯稱這獨特的景色就是菲耶索萊的精髓所在：在夏日的傍晚，可以與家人及朋友們坐在陰涼的陽台上俯瞰整個佛羅倫薩。
不過兒子描述的美景並不合科西莫的口味。如他告訴喬瓦尼的那樣，他更偏愛從卡法焦洛的窗口向外望，滿眼都是屬於他的土地。再說，此時的科西莫年事已高，對新房子已經提不起興趣。當1463年菲耶索萊的美第奇別墅建成時，科西莫已經74歲了。三十年來掌控整個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巨大壓力已經令他身心俱疲。
[1] 菲奇諾所在的別墅就是現在人們所知的勒方坦那酒店（Le Fontanelle）。
[2] 科西莫的藏書室一開始設在卡雷吉，後來移到了美第奇宮。1494年藏書室被執政團沒收的時候，不立即歸還所借圖書的人會被處以50弗羅林幣的罰金。在薩沃納羅拉的建議下，藏書都被轉移到了聖馬可修道院。到1508年，藏書室被教皇萊奧十世重新買回並帶到了羅馬。後來又由克萊門特七世帶回佛羅倫薩，並於1532年安置在聖洛倫佐教堂修道院裡的一棟建築中，直至今日。
[3] 長久以來人們一直懷疑聖約翰洗禮堂曾經是一座羅馬神殿，大概建於十二世紀。裝有皮薩諾設計的南側青銅大門是由洛倫佐·吉貝爾蒂的兒子維托裡奧（Vittorio Ghiberti）建造的。
[4] 洛倫佐·吉貝爾蒂設計的北側青銅大門上刻畫的是基督和四個福音傳道者以及四個教堂神父在一起。
[5] 聖瑪麗亞諾瓦醫院是1286年由福爾科·波爾蒂納裡（Folco Portinari）建造的，他就是但丁筆下的貝亞特麗切（Beatrice）的父親。
[6] 洛倫佐·吉貝爾蒂的東側鍍金銅門上有藝術家自己的肖像。人們可以看到他光禿禿的腦袋從一個圓孔中探出。
[7] 洗禮堂中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之墓是由多納泰羅設計的，但銅製雕像是米開羅佐的作品。
[8] 育嬰堂正對著聖母領報大殿廣場。布魯內萊斯基在助手弗朗切斯科·德拉·盧納（Francesco della Luna）的幫助下建造了中間的九個拱門，其他的是在十六、十七世紀修建的。襁褓中的嬰兒的圓形浮雕是安德裡亞·德拉·博比亞（Andrea della Bobbia）的作品。
[9] 聖洛倫佐的四世紀大殿在十一世紀重建。布魯內萊斯基的文藝復興早期代表作——聖洛倫佐教堂——1421年開始動工。其中安葬喬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老聖器收藏室是在1429年建成的。布魯內萊斯基於1446年去世時工程還沒有徹底完成。他的死引發了佛羅洛薩多個工匠之間的激烈紛爭，誰都想接手布魯內萊斯基的設計思路。他們到科西莫面前表達各種衝突的訴求。依照科西莫的思路，最後由喬瓦尼·迪·多梅尼科（Givovanni di Domenico）和安東尼奧·馬內蒂（Antonio Manetti）負責完成了這一工程。
[10] 布魯內萊斯基一直嚴密保守的秘密就是為聖母百花大教堂建造兩個穹頂，也是全歐洲最大的穹頂，一個穹頂裡面再建一個穹頂。每個穹頂都由一個鼓座支撐，同時又捆綁在一起。每塊石頭都以燕尾榫的方式小心地串聯起來，所以整個屋頂幾乎是自己支撐起來的。
[11] 吉貝爾蒂在奧爾聖米凱萊教堂的聖馬太雕像是1419～1422年完成的，佔據了西牆最北邊的一個壁龕。銅製的施洗者聖約翰和聖史蒂芬也都是吉貝爾蒂的作品。
[12] 見習教士堂由米開羅佐於1445年左右建造。光滑的陶制祭壇裝飾品出自安德烈亞·德拉博比亞的工作室。在大公費爾迪南多二世的安排下，1642年伽利略被安葬於此。
[13] 聖母領報大殿的唱詩班席位，也被稱為圓形大廳（Rotonda），是由米開羅佐在1445年開始修建的，直到十五世紀七十年代才由阿爾貝蒂建造完成。
[14] 直到1018年，菲耶索萊的巴迪亞修道院就是菲耶索萊的大教堂。1456～1469年一直由美第奇家族出資重建。
[15] 米開羅佐於1437～1444年一直在聖馬可為科西莫工作直到他的藏書室修建完成。藏書室走廊盡頭的兩個房間由科西莫使用，薩沃納羅拉的房間在西邊走廊盡頭。
[16] 拉爾加街現在被稱為卡武爾街（Via Cavour）。聖喬瓦尼諾德利斯科洛皮教堂在十六、十七世紀分別由巴爾托洛梅奧·阿曼納蒂及朱利奧·帕裡吉、阿方索·帕裡吉兄弟重建。
[17] 美第奇宮是在1444～1460年建造的。德戈裡街一面的跪窗後來被單調的方形欄杆取代，這是一種毫無裝飾性的設計。窗子兩邊都可見的鐵質橫檔是用來支撐旗桿、燭台或者拴馬用的。窗戶下面的石凳不僅供僕人和訪客使用，任何路過的人只要願意都可以小坐休息，算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份微薄的好客之禮。根據喬瓦尼·阿弗拉多（Giovanni Avogrado）不太可靠的證據，宮殿本來有一個艷麗的正面，包含紅色、白色和綠色。1527年羅馬陷落，美第奇家族被迫逃出佛羅倫薩的時候，這座宮殿也差點被毀掉。狂熱的共和主義者米開朗琪羅提議將宮殿夷為平地，在這裡建一個廣場並取名為騾子廣場，豎立克萊門特七世的肖像，以此暗示教皇作為美第奇家族私生子的身份。宮殿最終得以保留下來，但是由政府托管，直到1550年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羅倫薩時，這座宮殿才又回到美第奇的名下並一直傳到大公費爾迪南多二世，他把宮殿出售給了馬爾凱塞·加布裡埃萊·裡卡爾迪（Marchese Gabrielle Riccardi）。（裡卡爾迪擴建了這個宮殿，上層在本來10個窗戶的基礎上又增加了7個。）1814年宮殿由大公國政府買下，現在被稱為美第奇-裡卡爾迪宮，並成為一個轄區。
[18] 如果想在宮殿的牆壁上加裝這些巨大的帶尖的燈，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尼科洛·格羅索的外號「收押金的人」得自他總是堅持要收預付款。
[19] 卡法焦洛更像個堡壘而非別墅。瓦薩裡稱其「擁有成為一座出眾的鄉村豪宅的全部必要條件」。這裡有漂亮的花園、果林和噴泉，也有高塔和城垛拱，四周還圍繞著壕溝和吊橋。後來這裡和特雷比奧一起被博爾蓋賽王子買下。他推倒了中心的高塔，填平了四周的壕溝。現在這裡呈現一幅蕭條景象，連花園裡也只剩下蒲公英和野雞。
[20] 美第奇別墅，之前叫貝爾坎托，本來是屬於巴爾迪家族的。為喬瓦尼·德·美第奇進行的重建是在1461年完工的。1671年大公科西莫三世將其出售。到十八世紀七十年代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的嫂子奧福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Orford）進行了翻新。到十九世紀又被英國畫家和收藏家威廉·布倫德爾·斯彭斯（William Blundell Spence）買走，並改名為斯彭斯別墅。現在它屬於西比爾·卡廷夫人（Lady Sybil Cutting），她的女兒馬爾凱薩·艾麗斯·奧裡戈（Marchesa Iris Origo）就是在這裡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