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在雄才大略方面的確遠遜其父，他接手的雖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攤子，開局也不錯，但後來這幾腳越踢越不怎麼樣了，在對孫吳方面反而讓對方佔了上風。
天下已成三分，一大兩小，但大也有大的難處。仗打得實在太久了，官渡之戰那時候出生的人，到黃初年間都早已娶妻生子了，戰爭對一切都產生了嚴重的破壞力，人口銳減，經濟狀況更是一塌糊塗，小戶人家消耗不起，大戶人家過起日子更難，曹魏占的地盤大，包袱也更重。
早在稱帝后的第二年，曹丕下令改許縣為許昌，立長安、譙縣、許昌、鄴縣、洛陽為五都。對一個國家來說，同時有兩個首都尚且諸多不便，五個首都同時存在，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見的。有人認為曹魏真正的首都是洛陽，其他四個地方類似於「陪都」。的確，曹丕稱帝后多次臨幸譙縣、許昌等地，但都是短暫居住或停留，大部分時間其實還在洛陽。
那麼，洛陽之外設行宮即可，為什麼特別明確「五都」呢？這在另一項詔令裡或許可以找到答案。曹丕在明確「五都」的同時，還在另外五個地方立下了石表，分別是：西邊的宜陽，北邊的太行，東北邊的陽平，南面的魯陽，東面的郯縣。這五個地方如果連接起來，剛好在曹魏的控制區裡構成了一個核心區。
宜陽在弘農郡，位於洛陽以西今豫陝交界一帶；太行即今太行山，古人認為此山居天下之中，秦漢時常以此山為地理坐標，有山南、山北、山東、山西之說；陽平不是漢中的陽平關，而是不久前剛剛設立的陽平郡，曹丕大概覺得鄴縣所在的魏郡太大了，就把該郡的東部分出設為陽平郡，治所在館陶，即今河北省館陶縣，把西部分出設為廣平郡，治所在曲梁，即今河北省邯鄲市的東北；魯陽是南陽郡的魯陽縣，袁術在南陽時長期以此為大本營；郯縣在徐州刺史部，當年在此發生過著名的郯城保衛戰。
曹丕下詔，該核心區稱為「中都之地」，是朝廷建設和防衛的重點地區，核心區以外的人如果想內遷給予鼓勵，各郡縣都不得阻攔，該項政策為期五年，五年期滿後又有增加。
這是一項收縮戰略，原因是各地人口都在銳減，人力資源已經出現了嚴重短缺，攤子鋪得太大不如集中起來。不過按照這個戰略，宛縣、襄陽、合肥等戰略要點都不在核心區域內，曹魏的攻勢有向守勢轉化的趨向。
洛陽是曹丕建設的重點，曹丕調新成立的陽平郡太守司馬芝為河南尹，專門負責洛陽重建工作。
司馬芝字子華，他也是河內郡溫縣人，但不在「司馬八達」之列，跟司馬懿雖同族，論起來卻比司馬懿長一輩。在曹魏官場上司馬芝的資歷也比司馬懿老得多，他早年曾攜母親避難荊州，曹操平定荊州後發現他是個人才，就讓他當了縣令，他為人正直、難於碰硬、不畏強勢，曹操在世時就擔任了魏國大理正，負責司法方面的工作。
司馬芝就任首都地區的行政長官，繼續發揚他愛民、務實、耿直、廉潔的作風，抑制豪強、扶持貧弱，地方治理有一定起色。司馬芝還不徇私情，他娶的是名臣董昭的侄女，宮裡有人想找司馬芝辦事，聽說他不好說話就托董昭幫忙，但董昭也不敢向司馬芝開口。
然而，重建洛陽的困難遠比想像的要大，最大的問題是人口，當時洛陽周邊十室九空，堂堂曹魏的京城不能建在「無人區」吧？曹丕決定從冀州富庶之地先遷10萬戶到洛陽周圍地區。
之前鼓勵大家向核心區遷移，前提是自願，強制遷移的政策一般很少使用，離鄉背井、前途充滿未知，即使白給首都戶口也沒有什麼吸引力，政策頒布後果然沒多少人願意來。
曹丕下令強制執行，各有關部門都認為不可，因為這樣容易引起民變。曹丕不聽，仍然強令推行，侍中辛毗覺得此事很嚴重，跑過來勸諫。曹丕知道他的來意，故意拉個臉，想讓他張不開嘴。
辛毗不管，問曹丕：「只說陛下要大批遷移人口，不知道是怎麼考慮的？」曹丕反問道：「先生認為此事不妥嗎？」辛毗說：「確實不妥。」曹丕不想跟這個老官僚糾纏：「這個嘛，我不想跟你說。」辛毗不干：「陛下如果認為臣無能，可以把這件事交給有關部門，讓大家都來議議。臣所言非私事，是為社稷考慮，怎能遷怒於我？」
曹丕說不過他，站起來就走。想溜？那不行，辛毗跟著就過去了，一把拽住了曹丕的衣服，曹丕氣樂了：「佐治，你把我抓得也太緊了吧？」佐治是辛毗的字，辛毗說：「怕你跑了，強制遷移人口有失民心，望陛下收回成命！」爭來爭去，最後君臣各讓一步，遷10萬戶改為5萬戶。
除了人口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也有重大舉措，曹丕稱帝不久即下詔在曹魏統治區內實行實物貨幣制。
之前說過，漢代通行的貨幣五銖錢曾被董卓廢除，其後天下大亂，分裂割據，貨幣體系也難以統一，劉備到成都後馬上發行了「直百五銖」這樣的「大面額」貨幣，一枚銅錢相當於原來的100枚五銖錢，孫權更有甚之，後來發行了「大泉當千」「大泉五千」，一枚銅錢相當於1000枚和5000枚五銖錢。
曹魏沒有參與這場「貨幣戰爭」，曹丕稱帝之初曾下令恢復五銖錢，但後來發現國家的經濟、金融想回到漢末大亂前的水平實在太困難，尤其蜀、吳兩國競相推出「大錢」，以五銖錢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越來越難以支撐，於是又廢除了五銖錢，用谷和帛兩種生活必需物資作為臨時貨幣。
實物貨幣是貨幣發展的倒退，選用谷和帛作貨幣還有明顯的弊端，有不法商人把谷子浸上水增加重量，把絹帛裡的絲抽出一些讓它更薄，通過這種手段牟取暴利，朝廷發現後雖立即嚴厲打擊，但仍無法禁絕。
曹丕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洛陽處理朝政，在他稱帝前洛陽的名字其實不叫洛陽，而叫雒陽，是他下令改回來的。
劉秀建立的東漢王朝定都洛陽，在五行中漢屬火德，忌水，所以劉秀把「洛」字去「水」而加「佳」，改稱雒陽。曹魏定五德，認為自己是土德，尚黃色，在水與土的關係上，水有土的依托才能流動，土因為有水才會更加柔和，所以曹丕又把「雒陽」改回為「洛陽」。
曹丕稱帝當年即開始營造洛陽宮，漢代的洛陽南、北二宮破壞殆盡，恢復重建是一項特別浩大的工程，這項工作只能慢慢來，曹丕平時居住在北宮，漢朝南宮的崇德殿早已廢棄，曹丕就在父親生前修建的建始殿裡接見群臣，人們所熟知的曹魏太極、昭陽諸殿，都是後來魏明帝修的。
建始殿除了處理軍國大事還有一項重要職能，就是在此祭祀已故的武皇帝。天子與百姓家祀不同，天子祭祀先祖在郊廟，普通百姓無廟，祭祀就在家裡。像曹丕這樣的情況，父親生前不是天子，自己是天子，祭祀父親也用天子的禮儀，曹丕在建始殿祭祀父親，實屬無奈。
被恢復的還有推舉孝廉的制度，這是漢代實行的一項最重要的選官制度，由於戰亂這項制度也變得支離破碎，曹魏承漢制，仍實行這項制度，曹丕詔令人口滿10萬的郡國每年都可以推舉1名孝廉，對於特別優秀的人才也可不限制於名額。
除了孝廉，曹丕還很重視各地上計吏的選拔，特別下詔：「現在的上計吏、孝廉，等於是古代各地方向朝廷進獻的人才，一個只有10戶人家的小城也會有忠貞誠實的人，如果限定年齡來選拔他們，年老如呂尚、年幼如周太子晉這樣的人才都沒有出頭之日，所以特令各郡國推薦人才時不要受年齡大小的限制，儒生只要精通經學、辦事人員只要熟悉文書法令都可以試用。」
曹丕還下詔繼續尊崇孔子，下令在魯郡重修孔子舊廟，設100戶士家負責守衛，在孔廟附近還修建了許多屋舍供學者使用，朝廷封孔子的第21世孫孔羨為宗聖侯，食邑100戶。
漢末以來時局動盪，朝廷傾危，許多禮制要麼有名無實，要麼連最基本的名都沒有了，曹丕稱帝后實行的一系列恢復禮法的措施，使朝廷秩序重新規範起來，這些制度大多是對前代制度的繼承或照搬，包括之前講到的官位設置，都大體與漢代相仿。
也有重大創新的地方，九品中正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這項制度主要由陳群提出的，主要內容是設立中正官品評人物，用以完善以察舉為核心的選官制度。察舉制選官靠推舉，推薦權很容易被人為把控，即使須參考鄉閭輿論，但這些又容易被門閥士族所操縱，最後被推薦上來的未必是品行才學最好的人了。
為克服這些弊端陳群提出了設置中正官的方案，所謂中正官，指的是掌管某一地區人物品評的負責人，也就是各地的推薦人，州設大中正官，郡國設小中正官，其人選一般由司徒舉薦的現任中央官員兼任，他們直接向朝廷負責，旁人不得干預，為便於開展工作，他們手下還設有名為「訪問」的助手。
也就是說中正官都是兼任的，而且在中央辦公，擔任哪一個州郡的中正官，一般由他們原籍所在地來決定。中正官的主要職責是品評人物，也就是向上面推薦人，推薦的對象是同籍士人，包括散居在其他州郡的本地人，推薦的程序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查家世，確定候選人後，中正官首先要看他們的「戶口本」，看看他們父、祖甚至再往上幾輩人都是做什麼的，有沒有仕宦情況或封爵；第二步是看品行，審查一下這個人孝不孝、賢不賢，大家的評論怎麼樣；第三步是定品級，這是九品中正制最有創意的地方，也是它具備可操作性的原因，把人考查完了還要打分，通過量化進行比較，得的分不是百分制，而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等級，稱為九品。
完成了這幾步，中正官把評議結果上報司徒府進行覆核，司徒府通過後轉到尚書檯，由尚書檯負責人事工作的吏部尚書用來作為選官用官的依據。中正官報來的評議情況稱「鄉品」，「鄉品」高者不僅當官的概率更大，而且更受人尊敬，稱「起家官」；「鄉品」差的也不是完全不能當官，但往往被視為「濁官」，被人看不起，日後陞遷也慢。
這種品評也是動態的，一般三年重評一次，所以一個人的評價定品可能會升也可能會降，被品評者如果認為定品不公，也可以提出申訴，查證為中正官違法的，朝廷會追究中正官的責任。這項制度很厲害，不僅在於它確定了家世、品德、才能並重的選人用人標準，更在於它把「後備幹部」的推薦權由州郡長官收歸到了中央，而且還讓各州郡無話可說，加強了朝廷的集權。
但這種方式也存在弊端，無論過去的州郡長官還是現在的中正官，手握大權總有尋租的可能，一開始評議人物還堅持家世、品德、才能三者並重，後來慢慢就有了私心，私相授受、互相推薦現象逐漸多了起來，擔任中正官的通常都是世家大族，推薦的範圍也就在世家大族的小圈子裡，家世成為推薦的最重要標準，品才越來越被忽視，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魏晉門閥制度較前朝更為強化，與這項制度的推行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