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這個就足夠了：地球隱藏的一半已經被揭示出來，葡萄牙人在赤道以南越走越遠。因此，之前我們不瞭解的海岸將很快可以通行，因為人們互相效仿，去勞作和冒險。
——安傑拉的彼得·馬特[1]（1493）[2]
1520年10月19日夜，一支小小的葡萄牙探險隊被帶到埃塞俄比亞高原的一座裝飾華麗的營帳內。在一座石鐘的鳴響中，他們跪在地上等候並觀察四周。一面帳幕被緩緩拉開，一個人端坐在高高的奢華寶座上，用看不見的細線懸掛的藍布遮擋著他的面容。鐘聲奏響，最後一層屏障被短暫地降下，允許葡萄牙人一睹這位神秘人物，正是他給葡萄牙人的航海冒險提供了那麼大的動力：埃塞俄比亞的基督教國王達維特二世，葡萄牙人稱之為祭司王約翰，他們相信他會幫助葡萄牙實現曼努埃爾一世的聖戰夢想。葡萄牙人期盼這次會面，已經有差不多一個世紀了，而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渴望的時間則更久：
我們看到祭司王約翰坐在六級台階的華麗高台上。他頭戴一頂金銀的高高冠冕……手裡拿著一個銀十字架……祭司王約翰身穿精美的錦緞長袍、寬袖的絲綢襯衣……他的膝蓋以下穿著一件華麗的織物，鋪得很開，就像主教的裙裾，他端坐的姿態就像他們在牆上畫的聖父……從年齡、面貌和身材看，他還很年輕，皮膚不是很黑……身高中等，頗為優雅，他們說他年紀為二十三歲。他看上去的確像是這個年紀，圓臉龐，大眼睛，鼻子中段很高，開始蓄須。他威風凜凜，儀表堂堂，的確符合他的崇高身份。我們與他的距離大約有兩支長槍那麼遠。[3]
16世紀葡萄牙地圖上的祭司王約翰的國度
找到祭司王約翰的消息於次年春季傳到曼努埃爾一世耳邊，他立刻給教皇發去一封賀喜信。1521年6月，國王公開宣佈，摧毀麥加和收復耶路撒冷已經指日可待。但真相並非如此。曼努埃爾一世目前還不知道，達維特二世個人的儀表雖然令人肅然起敬，卻不是中世紀地圖上描繪的戰無不勝的強大君王。只要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埃塞俄比亞人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沒有能力進攻伊斯蘭世界；恰恰相反，他們被穆斯林敵人團團圍住。達維特二世於1540年戰死，四百名葡萄牙志願者發動了一次英雄主義的遠征，拚死奮戰，才挽救了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亞。正如祭司王約翰的真實面目被逐漸揭示，葡萄牙地理大發現的第一個世紀裡，通過對地理、氣候、自然史和文化的經驗主義的觀察，中世紀關於世界的許多其他神話，以及古代權威的智慧（如關於狗頭人和能吞得下大象的鳥）也被相繼揭穿和破除。正是這種觀察拉開了現代早期的大幕。
曼努埃爾一世於1521年12月駕崩。儘管當時沒有人意識到，但他的聖戰計劃其實早在多年前，阿爾布開克未能攻克亞丁城牆時（梯子破裂的聲響如同致命的手槍聲）就開始破滅了。總督後來被解職並去世，聖戰夢想就更加難以為繼了。接替他的先後有三個笨拙而怯懦的人，沒有一個擁有他那樣的戰略天賦。洛波·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裡亞擁有一支龐大的艦隊，然而當亞丁的謝赫主動提議讓葡萄牙人在亞丁建造一座要塞時，他竟拒絕了，因為他沒有接到這樣的命令。後來，他進攻吉達又遭遇了慘敗。若昂·德·巴羅斯對這次失敗的評價是：「史上最悲慘、最淒涼的悲劇，在這之前和之後都沒有這樣的事情，一支龐大艦隊未經一戰就逃之夭夭。」[4]阿爾貝加裡亞還做了更糟糕的事情。他開了歷史的倒車，廢除了訓練有素的職業化方陣步兵，而選擇葡萄牙貴族的蠻勇戰術；他放鬆了對私人貿易的禁令（這道禁令是阿爾布開克與他在印度的政敵的矛盾核心），而偏袒海盜一般的船長們的派系私利。腐敗和濫用職權現象於是越來越猖獗。
曼努埃爾一世的宏偉計劃還遭到了其他打擊。1515年，他在摩洛哥的軍隊，即攻打伊斯蘭世界的鉗形攻勢的第二支力量，遭到慘敗。他的王后瑪麗亞是他的聖戰夢想的最狂熱支持者，於1517年去世。同一年，馬穆魯克王朝滅亡了。奧斯曼蘇丹「恐怖的」塞利姆一世擊潰了馬穆魯克王朝的軍隊，將馬穆魯克王朝末代蘇丹吊死在開羅城門上。從此以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將面對一個更強悍的穆斯林對手。
曼努埃爾一世非常幸運，曾擁有阿爾梅達和阿爾布開克這兩位清正廉潔、忠心耿耿的指揮官，尤其阿爾布開克更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和極富遠見的帝國建設者之一。阿爾布開克手中的人力始終只有幾千，只有臨時拼湊的資源、蟲蛀的船隻，卻憑借令人瞠目結舌的雄心壯志，贈給曼努埃爾一世一個印度洋帝國，其由一系列要塞的網絡支撐。在這個過程中，葡萄牙人令全世界大感意外。歐洲競技場上沒有人預想到，這個處於歐洲邊緣的蕞爾小國，竟能向東方做一個大跳躍，將東西半球連接起來，並建設起第一個全球性殖民帝國。當達伽馬第一次在卡利卡特登陸的時候，「卡斯蒂利亞國王、法蘭西國王或者威尼斯共和國政府為什麼不派人來？」[5]是一個合理的問題。只有葡萄牙能夠做到：答案在於葡萄牙積累了數十載相關的知識，並且在歐洲的船頭堅忍不拔地努力奮鬥，在這期間，探索發現成了國家政策。
曼努埃爾一世駕崩後，印度不再是消滅伊斯蘭世界的跳板，而重新變成殖民冒險的最終目的。16世紀，葡萄牙人經歷了數十年的血腥戰爭，保衛自己在印度佔據的領地，抵抗奧斯曼帝國領導的持續進攻，這些進攻對阿爾布開克的要塞政策發起了極大的挑戰，將其幾乎逼到了崩潰邊緣。少量葡萄牙士兵經常面對遠遠多於他們的敵人，卻能頑強戰鬥並以少勝多。1570～1571年，印度多國聯合向果阿和朱爾發動了一次大規模進攻，但也在城牆下潰散。印度人無法將法蘭克人逐出。果阿，「東方的羅馬」，證明了阿爾布開克戰略設想的偉大。在隨後的四百年裡，它始終是葡萄牙殖民地，是一種了不起的多種族文化的家園。
漸漸地，奧斯曼帝國施加的壓力使得葡萄牙人再也無力對紅海實施經濟封鎖。從今往後，開羅和里斯本將分享香料貿易。葡萄牙人也有效地擴大了市場：在16世紀，歐洲人的香料消費增加了一倍。對葡萄牙的海外領地來說，在印度洋和更遙遠海域的貿易變得與葡萄牙本土的貿易同樣重要。葡萄牙的擴張越來越被民間商人控制，延伸到馬六甲以東更遠的地方，一直到香料群島、中國和日本。
和所有的帝國主義冒險一樣，歷史對葡萄牙殖民霸業的評判也是褒貶不一。阿爾布開克雖然凶悍，卻始終堅持一種理想主義的正義感。他對葡萄牙人冒險的風險與後果心知肚明。勘察霍爾木茲城牆時，他宣稱：
……只要有正義支撐，不要壓迫人民，這些城牆就足夠了。但如果葡萄牙人在這些地區不再信守諾言和維持人道，那麼驕傲就會掀翻我們最堅實的城牆。葡萄牙是個窮國，窮人貪得無厭的時候，就會變成壓迫者。印度的影響是很大的，我擔心有一天，我們今天作為武士的名望會消逝，那時所有人都只說我們是貪婪的暴君。[6]
當時的扎莫林和後來的許多印度歷史學家都將葡萄牙人的暴力入侵視為海盜行徑。馬來西亞政府仿製了「海洋之花」號，作為歷史教訓。它的入口處有一塊銘牌：「這艘船運載的貨物包括殖民者於1511年征服馬六甲之後從本國擄掠的寶藏。感謝上天，這艘船於1512年1月26日在返回歐洲途中在馬六甲海峽沉沒。」[7]
儘管亞洲人對法蘭克人入侵之前的夢幻時光有著懷舊憧憬，但在法蘭克人到來之前，這個龐大而大體上安寧的貿易區是一片封閉的海域。葡萄牙人用青銅大炮和強大的艦隊既打破了這個自給自足的體系，也將世界連接起來。他們是全球化和科學發現時代的先驅。他們的探險家、傳教士、商人和士兵奔波到世界各地。他們來到長崎[8]和澳門、埃塞俄比亞的高原和不丹的山巒。他們跋涉在青藏高原，還沿著亞馬孫河逆流而上。他們一邊旅行，一邊繪製地圖，學習語言，「一手拿劍，一手拿筆」，[9]記載自己的發現。路易斯·瓦斯·德·卡蒙伊斯的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為探索的英雄主義譜寫了一個神話，而他本人身上也彰顯出葡萄牙冒險家有時非常瘋狂的品質。他是文藝復興時期遊歷最廣的詩人。他在摩洛哥失去了一隻眼睛，因為一次鬥劍而被放逐到東方，在果阿一貧如洗，在湄公河三角洲失事沉船。他的中國情人不幸淹死，而他把自己的史詩手稿舉在頭頂上，游到岸邊。卡蒙伊斯如此描述葡萄牙探險家們：「如果世界更大，他們也會發現它。」[10]
葡萄牙的強盛只維持了一個世紀多一點，但取得了輝煌成就：它締造了一種新型的、形式靈活的帝國，以機動的海權為基礎，並創造了歐洲殖民擴張的模式。荷蘭人和英國人將緊隨其後。
在這個過程中，葡萄牙人啟動了無窮盡的全球交往，既有良性的也有惡性的。他們把火器和麵包帶到日本，把星盤和四季豆[11]引入中國，把非洲奴隸運往美洲，運送茶葉去英格蘭，運送胡椒去新大陸，運送中國絲綢和印度藥品去全歐洲，還把一頭大象送給教皇。世界各地的眾多民族第一次可以互相觀察、互相驚歎和描述。在日本畫家的筆下，陌生的歐洲來客身穿碩大的氣球般鼓脹的長褲，頭戴五彩繽紛的帽子。僧伽羅人對葡萄牙人普遍的充沛精力和飲食習慣大感困惑，描述他們為「非常白皙和美麗的民族，戴鐵帽子，穿鐵靴子，從不在一處停留。他們吃一種白色石頭，喝血」。[12]這樣的形象、印象和貿易交換為全球的文化、食品、植物、藝術、歷史、語言和基因留下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們還開始了西方主宰世界的五百年。這個時期直到今天才開始逆轉。在葡萄牙人之後，多層集裝箱船在各大洋穿梭來往，從東方運回製成品。中國也正在印度洋和非洲的心臟展現新形式的軟實力。
在今天的貝倫，瓦斯科·達伽馬的陵墓和粗暴的阿爾布開克的雕像附近，也就是葡萄牙人起航的那片海岸，坐落著一間廣受尊敬的蛋糕店/咖啡屋：老貝倫糕餅店。它或許是葡萄牙全球冒險的正面影響的紀念碑。人們蜂擁前來品嚐它的風味食品「貝倫糕餅」，即甜蛋奶沙司果餡餅，烤成褐色，撒著肉桂，再配以黑如焦油的咖啡。肉桂、糖、咖啡：全世界的口味最初就是隨著航船，在這裡登陸的。
[1] 安傑拉的彼得·馬特（1457～1526年），出生於意大利的西班牙歷史學家與人文主義學者。他記載了西班牙的地理大發現歷史，其著作是關於新大陸地理和歷史的珍貴資料來源。他還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的兒女們的教師。
[2] Boorstin，Daniel J. The Discoverers. New York，1986，p.145.
[3] Alvares，Francisco. Narrative of the Portuguese Embassy to Abyssinia During the Years 1520-1527.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ord Stanley of Alderley. London，1881，pp.202-203.
[4] Rodrigues，J.N.，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ao，2008，p.284.
[5] Roteiro da Viagem Que em Descobrimento da India pelo Cabo da Boa Esperanca Fez Dom Vasco da Gama em 1497. Porto，1838，p.51.
[6] Sanceau，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1936，p.286.
[7] Rodrigues，J.N.，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ao，2008，p.329.
[8] 1543年，第一批歐洲人，主要是葡萄牙探險家、軍人和傳教士，來到日本長崎。在1543～1614年的所謂「南蠻時代」，長崎成為葡萄牙和西方影響日本的中心。
[9] Camoes，Luis Vaz de. The Lusiads. Translated by Landeg White. Oxford，1997，p.154.
[10] Pyne，Stephen J. 「Seeking Newer Worlds：An Historical Context for Space Exploration.」 www.history.nasa.gov/SP-2006-4702/chapters/chapter1.pdf，pp.18-19.
[11] 根據《中國蔬菜作物圖鑒》（方智遠、張武男主編，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四季豆（或稱菜豆、芸豆、豆角等，英文俗名Green bean或snap bean等，學名Phaseolus vulgaris L.）原產地為中南美洲，16世紀傳入舊大陸，16世紀末傳入中國。
[12] Suckling，Horatio John. Ceylon：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 London，1876，p.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