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芝麻街》在 1969 年面世真是一個明智之舉，策劃者們深信這個節目將受到孩子、父母及教育者的喜愛。孩子們喜歡這個節目，因為他們是在電視廣告中長大的，他們知道廣告是電視上最精心製作的娛樂節目。對於那些還沒有上學或者剛剛開始上學的孩子來說，通過一系列廣告進行學習的念頭並不奇怪。他們認為電視理所應當起到娛樂的作用。
父母們喜歡《芝麻街》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節目減少了他們因為不能或不願限制孩子看電視而產生的負罪感。《芝麻街》的出現讓四五歲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電視機前入迷地坐上很長時間。父母們熱切地希望電視除了告訴孩子哪種早餐麥片最好外，還能夠多教他們一些東西。同時，《芝麻街》還減輕了他們教學齡前兒童閱讀的責任——這在一個把孩子視為累贅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父母們清楚地認識到，儘管《芝麻街》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和流行在美國社會的那種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在《芝麻街》裡，可愛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調和快速的編輯，無疑都能帶給孩子們很多樂趣，並為他們將來融入一個熱愛娛樂的文化作好充分的準備。
在教育者這方面，他們也普遍對《芝麻街》持贊同態度。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們往往喜歡嘗試新的方法，特別是如果有人告訴他們教育可以通過運用新的技術更有效地完成的話。(這就是為什麼「不受教師影響的」課本、標準測試和電腦在課堂上大受歡迎的原因。)《芝麻街》在幫助解決怎樣教美國人閱讀這個問題上顯然很有想像力，同時它還起到了鼓勵孩子熱愛學校的作用。
我們現在知道，只有當學校像「芝麻街」的時候，《芝麻街》才能起到鼓勵孩子熱愛學校的作用，也就是說，《芝麻街》改變了傳統的學校概念。教室是一個社交場所，而電視機前的那點空間卻是私人領地；在教室裡，老師可以解答你提出的問題，而電視機屏幕無法回答任何問題；學校注重語言的發展，而電視提供的只有圖像；上學是一種法律規定的行為，而看電視是一種自由選擇；在學校裡不聽老師講課可能受到懲罰，而不看電視卻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在學校裡你必須遵守各些行為規範，而看電視的時候你不必顧忌任何規章制度或行為規範；在教室裡，娛樂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在電視上，娛樂本身就是一種目的。
傳統的教室在電視機前的一片笑聲中黯然退出了我們的生活，這並不能怪《芝麻街》以及後來隨之出現的《電子夥伴》。如果現在的教室開始成為一個枯燥而無趣的學習場所，那麼要怪就怪電視機的發明者，而不是兒童電視工作室。我們不能奢望那些想製作好節目的人時時刻刻掛念著教室的功能，他們掛念的只能是電視的功能。這並不意味著《芝麻街》沒有教育性，事實上，它絕對具有教育性——每一個電視節目都有教育性。就像閱讀能培養人們對於學習的某種傾向一樣(不管是怎樣的書)，看電視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荒原上的小屋》、《喝彩》和《今夜秀》在促進所謂「電視式學習」方面和《芝麻街》一樣有效。這種學習，從本質上來說，同書本學習或學校學習是水火不容的。如果我們確實要怪罪《芝麻街》，我們也只能怪它不該裝扮成教室的同類物，說到底這是它大膽利用基金和民眾鈔票的主要理由。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作為一個好的電視節目，《芝麻街》沒有鼓勵孩子熱愛學校或任何和學校有關的內容，它鼓勵孩子熱愛的是電視。
這裡有必要補充一點，《芝麻街》能否教給孩子們字母和數字完全不重要。約翰·杜威[1]曾經說過，課程的內容是學習過程中最不重要的東西。我們這裡也許可以借用他的觀點作為指導。他在《經驗和教育》中寫道：「也許人們對於教育最大的錯誤認識是，一個人學會的只有他當時正在學習的東西。其實，伴隨學習的過程形成持久的態度……也許比拚寫課或地理歷史課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態度才是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的東西。」[2]換句話說，一個人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學習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書裡寫到的，我們學習我們要做的事情。而電視教育的方法是讓孩子們去做電視要求他們做的事情，當然這和教室對他們提出的要求相去甚遠，就像讀書和看演出風馬牛不相及一樣。
雖然我們無法從各種各樣的建議中找出改善教育制度的方法，但大家都清楚地認識到讀書和看電視對於學習的定義是完全不同的，這已經成為當今美國關於教育的重要話題。事實上，美國可以被當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機中的一個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機出現在公元前 5 世紀，那時雅典人經歷了從口頭文化到字母書寫文化的變更，如果要瞭解其中的意義，我們應該讀一讀柏拉圖。第二次危機出現在 16 世紀，印刷機的出現使歐洲發生了巨變，要瞭解這個階段，我們應該讀一讀約翰·洛克[3]。第三個階段正發生在美國，這是電子革命，特別是電視機發明後產生的後果，要想瞭解其中的奧妙，我們應該讀一讀馬歇力·麥克盧漢。
人們不再認為教育應該建立在緩慢發展的鉛字上，一種建立在快速變化的電子圖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經出現在我們面前。目前的教室還在利用鉛字，但它們之間的聯繫已經日漸削弱了。而電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發展著，為「什麼是知識」和「怎樣獲得知識」重新進行了定義。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美國目前最大的教育產業不是在教室裡，而是在家裡，在電視機前，這個產業的管理者不是學校裡的行政人員和教師，而是電視網絡公司的董事會和節目製作人。我並不是說這樣的局面是某些人蓄意而為，也不是說那些控制電視的人應承擔這個責任。我只是想說，像字母和印刷機一樣，電視通過控制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和認知習慣獲得了控制人們教育的權力。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覺得把電視稱作「課程」是很確切的。在我看來，課程是一種特別的信息系統，其目的是要影響、教育、訓練或培養年輕人的思想和性格。電視正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而且可以做到持之以恆。通過發揮這樣的作用，電視成功地戰勝了學校裡的課程，甚至幾乎消滅了學校裡的課程。
我曾寫過一本書，名字叫《教學是一種保護活動》，在那本書裡，我詳細地分析了電視和學校這兩種課程的對立性，這裡我不想重複。但是我想重提兩點，因為我覺得我在那本書裡闡述得還不夠，而且這兩點對現在這本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想指出的第一點是，電視對教育哲學的主要貢獻是它提出了教學和娛樂不可分的理念。從孔子到柏拉圖到洛克到杜威，沒有人在他們對教育的論述中提出過這樣的觀點。如果你博覽教育文獻，你會發現有人說過，孩子在學習自己有興趣的東西時掌握得最好；你還會發現有人說過——柏拉圖和杜威對此也十分強調——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裡才能得到最好的培養；你甚至會發現有人說，一個慈愛的老師會使學習成為一件輕鬆的事情。但是從來沒有人說過或暗示過，只有當教育成為娛樂時，學習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實。教育哲學家們認為獲得知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其中必然有各種約束的介入。他們認為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個人的興趣要讓位於集體的利益。在他們看來，要想獲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對於年輕人來說絕非易事，而是一場艱苦卓絕的鬥爭。西塞羅說過，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們擺脫現實的奴役，而現在的年輕人正竭力作著相反的努力——為了適應現實而改變自己。
電視提供了一個誘人而富有創意的不同選擇，我們也許可以說，電視提出了三條戒律並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學。這些戒律的影響在每一種電視節目中都能夠體現出來——從《芝麻街》到《諾瓦》和《國家地理雜誌》這樣的紀錄片到《幻想島》到音樂電視。下面就是我所說的三條戒律：
你不能有前提條件
每一個電視節目都應該是完整獨立的，觀眾在觀看節目的時候不需要具備其他知識。我們不能說學習是循序漸進的，也不能強調知識的積累需要一定的基礎。電視學習者應該可以自由地選擇何時開始學習而不會受到歧視。因此，你從來沒有看見或聽見哪個電視節目開頭的時候會警告觀眾：如果你沒有看過前面的節目，你就無法看懂眼前這個節目。電視是不分等級的課程，它不會在任何時候因為任何原因拒絕觀眾。換句話說，電視通過摒棄教育中的順序和連貫性而徹底否定了它們和思想之間存在任何關係。
你不能令人困惑
在電視教學中，讓觀眾心生困惑就意味著低收視率。遇到難題的學習者必然要轉向其他頻道。這就要求電視節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記憶、學習、運用甚至忍受的東西，也就是說，任何信息、故事或觀點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現，因為對於電視來說，最重要的是學習者的滿意程度，而不是學習者的成長。
你應像躲避瘟神一樣避開闡述
在電視教學的所有敵人中，包括連續性和讓人困惑的難題，沒有哪一個比闡述更可怕。爭論、假設、討論、說理、辯駁或其他任何用於演說的傳統方法，都會讓電視變成廣播，或者更糟糕，變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電視教學常常採用講故事的形式，通過動感的圖像伴以音樂來進行。這也是《星際旅行》、《宇宙》、《芝麻街》和各種電視廣告的特點，如果沒有可視性和戲劇背景，任何電視教學都不可能實現。
如果要給這樣一種沒有前提條件、沒有難題、沒有闡述的教育取一個合適的名字，那麼這個名字只能是「娛樂」。在美國青年的生活中，除了睡覺，沒有其他活動比看電視佔據更多的時間，所以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大眾對於學習的態度正在重新定位。這就引出了我想強調的第二點：這種重新定位的後果不僅體現在教室的傳統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還體現在教室被改造成一個教和學都以娛樂為目的的地方。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費城學校進行的一個實驗，在那裡，教室被改造成搖滾音樂會。但這只是試圖把教育定義為一種娛樂方式的眾多例子中最愚蠢的一個。老師們，從小學到大學，都在增強他們教學內容的視覺刺激，減少學生們必須應對的闡述比重。他們佈置的讀寫任務越來越少，他們得出一個結論(雖然是萬般無奈的)：吸引學生興趣的主要途徑是娛樂。我可以毫不費力地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填滿各種關於教師怎樣把教室變成二流電視節目的例子，當然，在有些情況下，他們可能是無意識的。但這裡，我想重點討論一下《咪咪的旅途》，這個節目如果不能算是新型教育的典範，至少也應該算是一個綜合體現了。《咪咪的旅途》是一個開支龐大的科學項目的名字，它涉及了教育界最負盛名的一些機構：美國教育部、銀行街教育學院、美國公共廣播系統和霍特—瑞恩哈特—溫斯頓出版公司。這個項目獲得了教育部 365 萬美元的資助，因為教育部總是慎重地把錢用在有價值的項目上，而《咪咪的旅途》正是一個有價值的項目。為了簡要地介紹一下這個項目，我從 1984 年 8 月 7 日的《紐約時報》上引用了四段話：
該項目由 26 集系列片組成，描寫了一個流動鯨魚研究實驗室的驚險歷程。為了配合這個電視節目的播出，他們還製作了配有精美插圖的書籍以及模仿科學家扣航海家工作的電腦遊戲……
《咪咪的旅途》通過一系列 15 分鐘的電視片描寫了 4 個年輕人的冒險經歷，他們陪伴兩個科學家和一個脾氣暴躁的船長踏上了監控緬因州海岸座頭鯨的旅途。他們憑借一艘改造過的拖網漁船跟蹤鯨魚，在船隻被風暴毀壞之後想方設法在荒無人煙的孤島上生存下來……
在每一集節目之後都有一個 15 分鐘的涉及相關主題的紀錄片。在其中的一集紀錄片中，一個少年演員拜訪了特德·泰勒，他是格林波特的一個核物理學家，他發明了一種通過冷凝海水來對海水進行淨化的方法。
教師們可以隨時從電視上錄下這些節目用於教學，他們還可以選用配套的書籍扣電腦練習。根據情節，這些練習中自然貫穿了四個學術主題：地圖和航海技術、鯨魚和它們的生活環境、生態系統和電腦運用能力。
美國公共廣播系統播出了這個電視節目，霍特—瑞恩哈特—溫斯頓出版公司出版了配套的書籍和電腦軟件，銀行街教育學院的教師們提供了教學方面的專門技術。由此可見，對《咪咪的旅途》我們絕不能等閒視之。正如教育部弗蘭克·威斯羅所說的：「我們把這個項目當作一個王牌項目，我們相信很快就會有其他人效仿的。」每個參與這個項目的人都充滿了熱情，他們說起它的好處時總是如數家珍。霍特—瑞恩哈特—溫斯頓出版公司的賈尼絲·特裡比·理查茲強調說：「研究表明，當信息通過戲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時，學習的效果最明顯，電視在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教育部的官員認為，把電視、鉛字和電腦這三種媒介結合在一起，能夠培養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威斯羅先生還說，像《咪咪的旅途》這樣的節目可以節約很多財力，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它比我們做的任何其他項目都要便宜」。威斯羅先生還就怎樣為這類項目集資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說：「拍攝一部《芝麻街》，我們需要 5 年或 6 年時間來集資，但最終我們可以通過廣告衫和餅乾罐頭來賺錢。」
在思考《咪咪的旅途》所產生的意義時，我們應該記住，這個創意絕不新奇。所謂的「把三種媒介結合在一起」或「多媒體形式」，曾經有一個名字叫「視聽教具」，這是教師們為了提高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已經運用了多年的方法。幾年前，教育部為了一個類似的節目向 WNET 電視台提供了一筆資金。這個節日叫《別說錯》，在這個電視系列劇中，那些濫用英語的年輕人遇到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們為教師們準備了與節目配套的課程。這個節目很有吸引力，但似乎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通過觀看這個節目，學生們運用英語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說實話，每天的電視廣告中不乏濫用英語的例子，我們不明白美國政府為什麼還要花這個冤枉錢來編造如此多的例子用作課堂教學的內容。大衛·薩斯坎德的任何一個節目錄像中出現的錯誤用法都足以讓英語老師分析一個學期。
但是，教育部仍然一如既往，因為他們相信——再次引用一下理查茲女士的話——「研究表明，當信息通過戲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時，學習的效果最明顯，電視在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對於這樣的觀點，我們最厚道的反應是說它誤導人心。喬治·科姆斯托克和他的助手們認真分析了 2800 項有關電視對行為的影響的研究，包括對認知過程的影響，沒有找到讓人信服的證據可以證明：「當信息通過戲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時，學習的效果最明顯。」而且，在科恩和薩洛蒙、麥林高夫、雅各比、霍耶和捨路卡、斯托弗、弗羅斯特和賴博爾特、斯特恩、威爾森、紐曼、卡茨、阿道尼和帕尼斯以及岡特的研究中，他們得出了相反的結論。雅各比和其他一些人發現，在觀看了兩個 30 秒長的商業電視節目和廣告之後，只有 3.5%的觀眾可以正確回答和節目有關的12 個判斷對錯的問題。斯托弗和其他一些人在研究了學生對電視、廣播和報紙上的新聞做出的不同反應後得出結論：學生對於報紙新聞中出現的人名和數字做出的回答正確率最高。斯特恩的研究結果表明，51%的觀眾在看完一個電視新聞節目幾分鐘之後無法回憶起其中的任何一則新聞。威爾森發現，普通的電視觀眾只能記住電視劇中 20%的信息。卡茨和其他一些人發現，21%的電視觀眾無法回憶起一個小時之內播放的任何新聞。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研究的基礎上，薩洛蒙得出一個結論：「從電視上獲得的意義往往是一些具體的片斷，不具備推論性，而從閱讀中獲得的意義往往和我們原來儲存的知識相關，所以具有較強的推論性。」換句話說，通過這一系列的研究，我們沒有發現觀看電視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習效果，電視在培養深層次的、具有推論性的思維方面明顯不如鉛字。
我們不能為了獲得捐款就不顧事實。當某個項目岌岌可危的時候，我們似乎都會為了獲得支持而吹噓它的好處。當然，我不懷疑理查茲女士也可以找出幾個研究結果來支持她的觀點。問題是，如果你集資的目的是為了讓已經看了太多電視的孩子們再多看一些電視，那麼你誇大其詞的程度就令人擔憂了。
《咪咪的旅途》最重要的特點是它的內容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因為所有內容必須能夠通過電視來表現。學生們為什麼要學習座頭鯨的習性？所謂「學術主題」的識圖能力和航海技術到底有多重要？航海技術從來就沒有被看作是「學術主題」，對於大城市裡的學生來說根本就沒有意義。為什麼「鯨魚和它們的生活環境」會成為一個如此有趣的話題，值得人們花上一整年的時間來製作這個節目？我認為，《咪咪的旅途》的創意很可能來自有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電視的好處是什麼？」而不是「教育的好處是什麼？」電視的好處在於它可以展示遇險的船隻、航海歷險、脾氣暴躁的老船長以及接受電影明星採訪的物理學家，這就是我們在《咪咪的旅途》中看到的。為這個情景喜劇量身定做的配有圖片的書籍和電腦遊戲，證明了電視節目可以控制學校課程。學生瀏覽的圖片和他們玩的電腦遊戲，都是由電視節目的內容決定的。書籍似乎已經成為一種視聽教具，教學內容的主要載體是電視節目，電視節目之所以能在學校課程中佔據重要地位，是因為它具有娛樂性。當然，電視節目確實可以用於提高學生對所學內容的興趣，甚至成為學習的重心。但現在出現的情況是，學校課程的內容完全受制於電視節目，人們甚至開始認為教室是學生們瞭解各種各樣的媒介——包括電視——怎樣影響人們態度和認知的地方。既然我們的學生在中學結束之前已經觀看了大約 1.6 萬個小時的電視，我們理應提出這樣的問題，教育部的官員們也應該想到這樣的問題：誰應該來教我們的孩子怎樣看電視？什麼時候不該看電視？《咪咪的旅途》避開了這些問題，他們希望學生們以觀看《西爾街藍調》的相同心態沉浸於節目之中。(我們可以推斷，所謂培養「電腦運用能力」也沒有涉及電腦的認知傾向和社會效應之類的問題，而這些在我看來，正是我們關於新技術應該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
《咪咪的旅途》按照媒體商人的旨意，盲目而無形地花掉了 365 萬美元，結果學生們學到了什麼呢？可以肯定，他們對鯨魚有了一些瞭解，也許也獲得了有關航海和識別地圖的知識，但這些他們也完全可以通過其他途徑獲得。最重要的是，他們知道了學習是一種娛樂方式，或者更準確地說，任何值得學習的東西都可以採用娛樂的方式出現，而且必須這樣。如果他們的英語老師讓他們通過搖滾音樂學習演講稿的八大部分，或者，如果他們的社會學老師用唱歌的方式教給他們有關 1812 年戰爭的史實，再或者，如果他們的物理課內容出現在餅乾和廣告衫上，他們絕不會有任何異議。這正是他們希望的，而且他們已經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要以同樣輕鬆愉快的方式來接受他們的政治、宗教、新聞和商業。
[1] 約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家。
[2] 杜威，《經驗和教育》，倫敦：考裡爾出版社，1963 年。
[3] 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l704)，英國哲學家。知識面相當廣，對認識論、政治、教育和醫學卓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