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我們無需別人提醒就能認識到，我們的世界已經深受各種監獄文化的殘害，奧威爾在他的寓言中已經對這些監獄文化的結構進行了準確的描寫。如果你讀一讀他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以及亞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會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數十個國家幾百萬人民身上發揮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機器是個什麼樣子。當然，奧威爾不是第一個警告我們專制會帶來精神毀滅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貴的一點就是，他一再強調，不管我們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還是右翼思想，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差別，監獄的大門一樣是堅不可摧的，管制一樣是森嚴的，偶像崇拜一樣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裡，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並沒有成心監視著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地一直注視著他，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看守人、大門或「真理部」。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週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在美國，奧威爾的預言似乎和我們無關，而赫胥黎的預言卻正在實現。美國正進行一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實驗，其目的是讓人們投身於電源插頭帶來的各種娛樂消遣中。這個實驗在 19 世紀中期進行得緩慢而謹慎，到了現在，20 世紀的後半葉，已經通過美國和電視之間產生的親密關係進入了成熟階段。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國人已經明確地為緩慢發展的鉛字時代畫上了句號，並且賦予電視在各個領域的統治權力。通過引入「電視時代」，美國讓世界看見了赫胥黎預見的那個未來。
那些談論這個問題的人必須常常提高他們的嗓門才能引起注意，甚至達到聲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們被人斥為「懦夫」、「社會公害」或「悲觀主義者」。他們之所以遭人誤解，是因為他們想要別人關注的東西看上去是絲毫無害的。奧威爾預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預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認，也更有理由去反對。我們的生活經歷已經能夠讓我們認識監獄，並且知道在監獄大門即將關上的時候要奮力反抗。在彌爾頓、培根、伏爾泰、歌德和傑弗遜這些前輩的精神的激勵下，我們一定會拿起武器保衛和平。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聽到痛苦的哭聲呢？誰會拿起武器去反對娛樂？當嚴肅的話語變成了玩笑，我們該向誰抱怨，該用什麼樣的語氣抱怨？對於一個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的文化，我們能有什麼救命良方？
我擔心我們的哲學家在這方面沒有給過我們任何指導。他們往往針對眾人皆知的人性惡習提出一些明確的思想，而目前出現在美國的問題卻無法歸入任何思想體系。《我的奮鬥》或《共產黨宣言》都沒有宣告過它的到來，它的產生源自我們的大眾會話模式發生的巨變。但它確實是一種思想體系，因為它帶給我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關係和觀點。對於這一切我們沒有表示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我們沒有進行任何討論，我們只能順從。雖然在過去的 80 年裡，我們已經親眼目睹技術改變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眾的意識中，技術還沒有被看作是一種思想體系。1905 年的人們不能預見汽車將會帶來怎樣的文化變更，這無可厚非。那時的人們誰會料到汽車將決定他們怎樣安排社會生活和性生活，將改變人們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將創造出表達我們個人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新方式？
但現在這個遊戲已經進行了很久，如果還不能意識到遊戲的結果，就不可原諒了。到了這個時候，如果你還不能意識到技術必然會帶來社會變遷，還在堅持技術是中性的，仍然認為技術始終是文化的朋友，那麼你實在是太愚蠢了。從很多例子我們已經看出，通訊模式中的技術變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術變化更能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把字母帶入一種文化，會改變這種文化的認知習慣、社會關係、社會概念、歷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機帶入一種文化，你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圖像傳送引入文化，你就會發動一場文化革命。沒有投票，沒有辯證法，沒有游擊隊的反抗，就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這是一種沒有文字的意識形態，而且它因為沒有文字而顯得更加強大。只要人們虔誠地相信社會發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長久地存在下去。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美國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我們都相信歷史正把我們推向某個理想中的天堂，而技術正是推動我們的動力。
所以，對於任何像我這樣著書討論這個問題並且想在書的最後提出解決方法的人來說，眼前的困難簡直無法逾越。首先，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需要什麼解決方法；其次，也許就根本不存在什麼解決方法。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難就會有解決方法，所以我想以下面的幾個建議結束本書。
我想指出的第一點是，我們不能用諸如傑裡·曼德在《消滅電視的四個論點》提出的盧德分子[2]立場來欺騙自己，這是完全荒謬的觀點。美國人不會停止使用任何技術設備，讓他們這樣做等於什麼也沒說。同樣不現實的是干涉人們對於媒介的使用。很多文明國家通過立法限制電視播出的時間，以此來弱化電視在大眾生活中發揮的作用。但我相信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一旦電視這種快樂媒介進入我們的生活，我們絕不會同意讓它離開片刻。當然，還是有些美國人作過嘗試，在我寫作這本書的期間，《紐約時報》(1984 年 9 月 27 日)上出現了一篇關於康涅狄格州一個圖書館倡導「關掉電視」的文章。這次活動發生在去年，主題是讓人們在一個月裡不看電視。據《紐約時報》報道，這次活動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文章引用了埃倫·巴布科剋夫人的話，她的一家參加了這個活動。她說：「去年電視對這個活動進行過很多精彩的報道，我很想知道今年這個活動是否會產生和去年一樣的影響力。」簡單地說，巴布科剋夫人希望人們通過看電視認識到他們應該停止看電視。我們很難想像巴布科剋夫人沒有看出自己立場中表現出來的諷刺性。有很多次，有人讓我到電視上去宣傳我寫的關於反對電視的書，這也是同樣的諷刺。這些就是電視文化的矛盾。
一個月不看電視到底有什麼意義？充其量這是一種苦行。當這個地方的人們結束這種苦行回到他們日常的消遣時，他們會感到多麼舒暢啊！但是，我們應該為他們的努力鼓掌，就像我們為那些限制電視中某些內容——例如，過多的暴力、兒童節目中播放的商業廣告——的努力鼓掌一樣。我特別欣賞約翰·林賽關於禁止在電視上播放政治廣告的建議，就像我們現在禁止煙酒廣告一樣。我會很樂意在聯邦通訊委員會面前證明這個建議的眾多好處。如果有人認為這個建議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我願意提出一個兩全之策：在播放所有政治廣告之前應該先播一條小小的聲明，即，根據常識，觀看政治廣告有礙思想健康。
我對是否有人會認真考慮這個建議不持樂觀態度，我也不相信那些旨在提高電視節目質量的提議能有什麼成效。我前面提到過，為我們提供純粹的娛樂是電視最大的好處，它最糟糕的用處是它企圖涉足嚴肅的話語模式——新聞、政治、科學、教育、商業和宗教——然後給它們換上娛樂的包裝。如果電視節目變得糟糕起來，我們倒是應該慶幸了。《喝彩》之類的節目不會威脅大眾思想健康，但《新聞 60 分》、《目擊新聞》和《芝麻街》之類無疑是一種威脅。
問題不在於我們看什麼電視，問題在於我們在看電視。要想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找到我們怎樣看電視的方法。我相信我們有理由說，我們對於什麼是電視還不甚瞭解，因為我們對於「什麼是信息」和「信息怎樣影響文化」這兩個問題還沒有進行過充分的討論，更不要說達成共識了。想到人們如此頻繁而熱切地使用「信息時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會」之類的詞語，我們不難感覺其中的一絲可笑。我們顯然已經意識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發生的變化意味著某種東西，但除此之外，我們沒有想得更多。
什麼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會給我們帶來什麼不同的知識、智慧和學習方法？每一種形式會產生怎樣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什麼樣的信息最有利於思維？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傾向？信息過剩是什麼意思？我們怎麼知道存在信息過剩？嶄新的信息來源、傳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樣重新定義重要的文化意義？例如，電視會不會賦予「虔誠」、「愛國主義」和「隱私」一個新的意義？報紙所指的「大眾」和電視所指的「大眾」有什麼區別？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決定它要表達的內容？
通過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類似問題，美國人才可能和他們的電視機進行對話。如果某種媒介的使用者已經瞭解了它的危險性，那麼這種媒介就不會過於危險。那些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樣的答案還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一樣的答案並不重要(順便提一句，我們的答案差別很大)，能夠提出問題就夠了。提出了問題就是破除了禁忌。我想補充一句，這些有關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會作用的問題對於電腦和電視機一樣適用。雖然我相信人們對於電腦的重要性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但是我這裡還是要提一下，因為很明顯，美國人對於電腦的態度也是盲目的，別人告訴他們怎樣就是怎樣，沒有一句異議。對於電腦技術的中心命題——我們解決問題遇到的主要困難是數據不足——沒有人表示過懷疑。直到多年以後，我們發現大量收集和快速檢索的數據對於大規模的組織和機構確實很有價值，但沒有為大多數普通人解決什麼重要問題，它們帶來的問題至少和它們能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總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但我們應該怎樣培養這種媒介意識呢？我腦子裡只有兩個答案：一個純屬無稽之談，我們馬上可以否決掉；另一個成功的希望渺茫，但這是我們僅有的辦法。
那個已遭否決的答案是要創作一種新型的電視節目，其目的是告訴人們應該怎樣看電視，向人們展示電視怎樣重新定義和改變我們對新聞、政治辯論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讓人們停止看電視。我想，這樣的展示應該模仿《星期六夜生活》這樣的形式，其結果是讓全國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認識到電視對公眾話語的控制。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後的還是電視。為了爭取到足夠的觀眾，這些模仿節目也必須具有很強的娛樂性，也就是說，對於電視的批評最後還是要依賴電視自身的力量。那些節目中的模仿者可能會成為名人，會出現在電影裡，最後再回到電視上效力於商業廣告。
那個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從理論上來說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大眾傳媒：我們的學校。這是美國人解決一切危險社會問題時採用的傳統方法，當然這要取決於人們對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種天真而神化的信仰。這種方法很少起作用。對於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我們更沒有理由指望學校能幫助我們解決。畢竟，對於鉛字在塑造文化中起過的作用，我們的學校還沒來得及思考。確實，哪怕你允許有 500 年的誤差，你也不可能在 100 個高中生中找到兩個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麼時候發明的」。我懷疑，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發明出來的。我發現，很多人聽到這個問題後會一臉茫然，就好像他們聽到的問題是「樹是什麼時候發明的」或「雲是什麼時候發明的」一樣。這正是神話的原則，正如羅蘭·巴特指出的，神話把歷史轉變成自然。讓學校去解決這個問題，顯然是勉為其難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們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電視對學生們產生的影響。由於電腦的到來，他們開始產生了某種「媒介意識」。但是，他們的這種意識往往集中在「我們怎樣利用電視(或電腦，或文字處理機)來控制教育」這個問題上，而不是「我們怎樣利用教育來控制電視(或電腦，或文字處理機)」上。但是，我們提出解決措施應該具有超前的意識，否則還要什麼夢想呢？而且，幫助年輕人學習解讀文化中的象徵是學校不可推卸的責任，要做到這一點，學生應該學會怎樣疏遠某些信息形式。我們希望學校應該把這樣的任務納入課程之中，甚至成為教育的中心。
我這裡建議的解決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無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2]一樣相信，我們正處於教育和災難的競賽之中，他不懈地著書強調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認識論的必要性。最後，他試圖在《美麗新世界》中告訴我們，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1] 盧德分子(Luddite)：1811 年至 1816 年英國手工業工人中參加搗毀機器運動的人，該運動據說由工人盧德(Ned Ludd)發動。
[2]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英國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學幻想小說《時間機器》、《隱身人》、《星際戰爭》，社會問題小說《基普斯》、《托諾—班格》及歷史著作《世界史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