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憂患成疾，人們多願如孫文後來總結的「畢其功於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戌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裡歎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孫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樣曲折艱難。他在當時的中國，雖位卑人輕，然而算得上是對中國積貧積弱現狀最有認識的人之一。他意識到，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國內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復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僕僕地趕到倫敦，勸說嚴復支持革命。嚴復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1894年6月，孫文跟陸皓東到天津，投書給號稱「識時務」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希望李能變法自強。李鴻章對孫的改良主張沒有理睬。
梁啟超一度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聯合韓文舉、歐矩甲、唐才常等聞人，致書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以便使康黨同仁及康門弟子們走出一條新路來。康有為大為光火，命梁啟超赴美洲辦理保皇事宜，梁氏拘於師威，最終打點行裝赴命。清帝遜位前夕，梁啟超審時度勢，認為康師所堅執的「虛君共和」這一政治理想，是沒有前途的，就勸康道「借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否則「趨捨異路，愴悢何言」。
1902年5月，陳范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捨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彭家珍絕命書：「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等回國運動起義。黃興與劉揆一商量辦法，劉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採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足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梁啟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孫中山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礡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志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麼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麼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
1905年《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作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將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啟迪民智、除舊布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革命黨痛斥滿人對漢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無可救藥的腐敗，其言辭激烈甚至到了「詞近詬誶」的地步。保皇黨雖然言辭沉穩，卻找不出足夠的理由為清廷辯解。梁啟超找到四點理由，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梁啟超盛稱光緒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覆文告》中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吳稚暉為中心的一批巴黎中國留學生創辦了《新世紀》雜誌，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狂罵西太后的同時，也恨透了母語，認為正是漢語和漢字使四萬萬同胞陷入困頓，主張「改用萬國新語（世界語）」，即或不能立即推廣，也可以考慮先用英語、法語或德語來代替漢語。這種想法影響較大，吳的論敵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完全接受了這個設想，並推波助瀾，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革命的口號：「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在當時是一個大案，由肅親王審理。肅親王看到了汪精衛的三篇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深惡痛絕，故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精衛等人，以安撫天下人心。
1911年10月，張文光在騰越發動起義。起義勝利後，騰越秩序穩定，但張文光對怎樣發展勝利心中無數，他感慨說：「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正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武昌起義後，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舉袁世凱自代，未獲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凱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問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說：「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闓附和革命，他從立憲派的立場出發，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張，說：「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焦達峰卻很快被立憲派人殺害。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做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十月革命後，廖仲愷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礙」。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民主制度，並不那麼完美，他對十月革命抱有極大希望，他說：「俄國革命以後，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事，掌諸國家機關與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於黑暗。」
林濤說，孫中山的一生最恰當地證明，一個人執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麼強有力改變國家的歷史和人民的命運。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16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週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衛到武漢。在各界盛大歡迎下，汪精衛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說：「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1927年4月16日，蔣介石在南昌說：「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歷得太多了，只是被稱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適對革命懷有同情，他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
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至於大失望。」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他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1932年3月，汪精衛跟「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王造時說：「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麼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來比喻我們是客人，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週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戌的改變、庚子的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並和割劇。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並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顧准在反思「革命」時認為：「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他把革命當做一個前提對待，他考慮革命之後的問題，即「娜拉走後怎樣」，他的結論是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