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華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討論時質問：「神州長夜之獄，誰人之過？」
康有為反問王照：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條路如何來得及？
慈禧問：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來找我？
孫中山問嚴復：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魯迅在日本留學初期時問：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林覺民問：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
魯迅在五四期間問：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1919年初，王光祈問：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
劉半農在詩中寫出了文明轉型時代的國家意識：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達夫在《沉淪》中問：「祖國啊，你什麼時候才能強大？」
陳獨秀在愛國聲中問：此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問：從來如此，便對嗎？
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問：在完成了現代工業化之後，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鷹犬，還是做東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佈舉行善後會議，邵飄萍持批評態度，他說：「所謂善後會議者，不過一班寒酸措大，聚訟之庭，嚼字咬文，與人民之實際生活有何關係？」
徐志摩在詩中自承：我不知道風向哪個地方吹？
毛澤東在思考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時問：「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陳獨秀問：（現代中國）「究竟是城市支配農村呢，還是農村支配城市？」
陳濟棠問胡適：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1928年，林彪在井岡山上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蔣介石問：「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張伯苓問李濟：人類學有什麼好處？
梁實秋問：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誰家的走狗？
艾青寫詩時問：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20世紀30年代，陳獨秀被捕，章士釗為之辯護，章問：「黨即國家乎？」
1933年，王造時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1935年，吳景超的猜想。後來是李約瑟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的發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晏陽初問：為什麼不能團結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愚昧、貧困、疾病和腐敗政府呢？
瞿秋白贈給獄醫陳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寫著兩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
胡適問葉公超：「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問金岳霖：「什麼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大肆搜捕共產黨，在發現了陳佈雷的女兒陳璉是共產黨後，蔣介石曾大為驚訝、震怒。毛人鳳在大抓特抓之餘，感慨說：「我們這樣抓、這樣殺，還是有這樣多的人敢提著腦袋闖進來，真不知是為什麼？」
魏巍在朝鮮訪問後問：誰是最可愛的人？
梁思成問：「是這樣的北京城門，是這樣的北京城牆，為什麼要拆？」
殷海光窮困之際，向學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許冠三的信中說：「我自己只有一個念頭，五四以來，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已經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別像我這樣的人。難道這個時代讓我活活挨餓？」
顧准借用魯迅的名言問：「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王賡武問：「『文革』究竟埋沒了多少天才？」
龍應台在台灣跟「對手」較量時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20世紀80年代初，潘曉問：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
余傑在世紀末問：余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